回答: 匈奴究竟输在了哪---------汉武帝伐大宛探析（一）（zt天涯） 由 开水送服 于 2014-05-08 15:05

早在出征前，鉴于丝路国家负担能力有限，李广利特意将6万大军分成几路，主力走北道，其他的或走南道，或做为后继分队出关。其中校尉王申生和前鸿胪壶充国被分在一路，取道“别至郁成”。壶充国曾以副使身份出使西南夷，正使就是大名鼎鼎的司马相如。因此沾了光，后来升任外交部长---大鸿胪。又不知何因丢了官，这在汉武帝时代很正常，但凡做高官的没几个善终。好在此番远征大宛，他又有了升迁机会，和王申生分在了同一组。

　　所谓“别至郁成”，应是指他们出葱岭的路线与李广利大军相异，很可能走的是李广利第一次出征的那条山路，即直抵郁成的那条道，当他们拖拖拉拉的赶到郁成时，大部队已在如火如荼的围攻贵山城，王申生仗着相距不远，一行人仍在郁成城外扎营。



　　王申生知道李广利行踪，李广利不可能不知道王申生在哪，此时王部经过长途跋涉早已大伤元气，仅剩千余人，而郁成却是个虎视眈眈的小老虎。王部疲惫不堪，郁成却以逸待劳。何况有了上次的教训，李广利理应查觉到这支孤军的危险处境，然而却不知为何麻痹大意，可能以为大宛都要投降了，小小郁成何敢造次？既不派兵援救，也不让王部靠拢，任他们在虎口歇下脚。

　　关于接下来的悲剧，《史记》与《汉书》又有不同记载。

　　《史记》言：“郁成城守，不肯给食其军”，王申生“责郁成”而郁成却“窥知申生军日少”，于是“晨用三千人攻，戮杀申生等”

　　《汉书》则说，郁成拒绝供食后，王申生“攻郁成急”，而“郁成窥知申生军少”，才进破申生军。

　　二者说法存在出入，也许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回忆。但个人认为《史记》可能说得更准确些。毕竟李广利率兵几千人都被郁成打得一头包，他王申生何德何能敢用一千人攻城？何况这点人数，郁成很容易摸清，迫于李广利大军很近，他们没有盲目轻动，而是耐心的等待时机。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疲惫不堪的王部因饥饿或逃亡而致“申生军日少”。才动了一逞之心。



　　从战役角度上讲，郁成人在进攻时机的选择、战斗组织过程、达成的效果上都堪称完美，仅用一个早上就打垮了汉军。为了抢在汉军发觉之前，一群群尖顶帽子的，长得鹰鼻碧眼、窄额高颧的塞人骑手，借助未散的晨雾风驰电掣似的冲了出来，飞一般席卷了小小的汉军营盘，虚弱的汉兵措手不及，许多还沉睡未起，弩箭来不及上匣，剽悍凶猛的塞人战斧就招呼到头上了，汉军霎时“军破”。郁成人把这场胜利当成了他们的末日狂欢，为了报复贵山城的惨剧，塞人武士对身陷囹圄的这支孤军斩尽杀绝，连失去抵抗力的伤病员也不放过。王申生、壶充国逃跑不及皆死于乱军之中，幸存汉兵像羊群一样遭到老练的塞人骑士围猎般的狩杀，塞人的复合弓大显身手，这种用马的鬃毛或肌腱做弦的强力弓虽不如汉人的弩箭威力大，但四百步远的射程远远胜过匈奴弓箭的威力，只要被猎手们瞄准的猎物，没有谁能逃脱。。。。。。很快，整支远征队被干净的歼灭，汉兵仅“数人脱亡，走贰师”，败得非常惨。这已是郁成欠下汉朝的第三笔血债了。




　　这边李广利已与大宛正式休战，双方正忙着兑现履约事宜。大宛“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对此，汉武帝早就专门派了“习马者”随军而来，他们熟练的从马群中“取其善马数十匹”。这些珍贵的马种无疑就是传说中神秘的汗血天马，它们在归途中受到了重点保护与照料，尽管汉军蒙受了三分这二的减员率，但据汉人刘向的透露，最后活着送到长安的汗血马仍有三十匹，没受什么损失。-------当然，这不过是一个昂贵的、体现帝王意志不可违背的像征物，做给别人看的。武帝付出如此代价，岂是真的为这几头牲口？



　　另外，习马者又领走“中马以下牡牝三千馀匹”------这些马虽不入帝王法眼，但对底层士兵却至关重要。万里东归，驮畜的多少直接关系着他们生命的长短，因此宛城的马匹只要不是瘸腿的、老病的，基本上照单全收了。


　　按约定，大宛还得交出大量食物“多出食食给汉军”------这是最有诱惑力的休战条件，否则汉军就是回去也得饿死在路上。仅大宛中城和内城的食物就可供三万汉军所需，大宛确实是够富的。但这仅是最基本的停战条件，汉军士兵特别是李广利等一行高官们个人并没得到实际好处，好歹来回奔波四年，也不能白跑一趟吧。因此，大宛交出来的东西，远比司马迁记载的多，他们被迫拿出大量的珍宝器物作赔款，“效其器物”，史称“珍怪之物毕陈于阙”。以贿赂汉军的贪欲，不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怎么打消汉兵们“终不得入中城”的遗憾？李广利自然是宝货的最大受益者，以致汉武帝后来并未给他额外的物质赏赐。


　　但李广利并未私而忘公，他又附加了一个要求：谁来做大宛国王必须由汉军来决定。于是他替汉朝“立宛贵人之故待遇汉使善者名昧蔡，以为宛王”，尽管昧蔡在大宛没有一点政治基础，纯粹坐直升飞机上来的，但大宛贵族们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侮辱性的要求-----大汉的天威已不容他们再讨价还价了。一年后，借着清算战祸责任的由头，宛贵人发动政变，杀了昧蔡，改立原国王毋寡之弟曰蝉封为宛王。因此又少不了跑到汉廷哭哭啼啼赔一番小心，诚惶诚恐的将新王的亲儿子送来做人质，并每年贡献天马二匹。


　　从此一直到唐代，大宛始终是一个对中原非常驯顺的中亚国家，双方的友好关系保持了近千年。但大宛从此也一蹶不振，国势滑落得非常快，一个几十万人口的中亚大国，被只有1万多人口的小小莎车欺负得不行，交税纳贡不说，后来干脆沦为人家的属国。最后还是仰仗汉朝出面，才免于受欺凌的命运。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次征宛之战，汉军虽未入贵山中城，但从战争目的而言，都已圆满达到。从伐交的角度上审视，分寸也把握得相当好，于是李广利“与盟而罢兵”。当王申生的几个残兵九死一生的跑到大营时，一些汉军可能已在骆驼上捆载行李，急切的准备回国了。

　也许是鉴于乱哄哄的移交工作还未结束，李广利没有亲自出马，而“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史书没说这支汉军有多少人，但鉴于上官桀的后台是汉武帝本人，他带去的必是远征军的精锐。

　　上官桀，上邽人（甘肃天水），少为羽林期门郎，年纪轻轻就是皇帝的亲近卫士。他的飞黄腾达缘于汉武帝一次去甘泉宫的路上，当时遇到大风，天子的马车走不动，武帝命令将沉重的外车盖卸下来，却让上官桀一人扛着，上官桀力大无比，一路走来居然没事人似的，颇出了一番风头。因此升为未央厩令。但急功近利的上官桀看不上这个弼马温差事，玩忽职守，连食也懒得喂，让汉武帝撞见了。当时武帝又恰好久病初愈，看到马匹瘦得不成样子，勃然大怒：“你以为我再也见不到这些马了吗？”。吓得上官桀赶紧跪下，一脸悲伤的说“听说您病了，所以我实在无心养马”，说完还挤出几滴泪来。大概是演技高超，居然真的骗过了精明的汉武帝，从此引为亲信。



　　据《汉书》记载，上官桀与李陵居然也有不错的私交，武帝逝后，他还特地写信给身陷匈奴的老朋友，好言好语劝李陵归汉,看来上官桀也个是弓马娴熟的高手，因此二人深交。今个上官桀出现在大宛，表面上是派来熬资历的，其实无疑是替武帝充当眼线，监督李广利------高度信任的背后，永远是高度警惕，历代雄主概莫能外。尽管史料没有明说，但上官桀与李广利不对付的可能性很大。一来上官桀这个人向来胆大妄为，目中无人。二来李广利不可能喜欢身边总有个盯睄的。大军归国后，上官桀被调离军队，从此再未随李广利出征，本来因功被授予“少府”的肥缺，还莫名其妙“以年老，免”了。这肯定与二人此次不愉快的合作有关。个中奥妙，从李广利败落之后，上官桀才重受武帝重用也可见一斑。


　　郁成这个山芋有多烫手，李广利心知肚明，正好顺水推舟给了上官桀。上官桀没有推辞，历史证明，尽管他是个人品毫无底线的坏胚，却是个狠角色，有胆量、有手段。战斗过程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场复仇之战在他指挥下打得酣畅淋漓，以至司马迁仅用了三个字就算带过：“破郁成”。《汉书》则说“破郁成，郁成降”。也不知道上官桀用了什么手段，干净利落的铲除了这个硬钉子。“郁成，汉所毒也”，尽管战败投降了，但深谙皇上心理的上官桀绝不会手软，可能报复得太过彻底，以至历代史书几乎就没再提过郁成的名字。美中不足的是，汉军血洗得太嗨，却漏了郁成王这个首恶，让他跑康居去了。


　　这是个大漏子。

　　郁成王一屠汉使，两败汉军，是挑起此次战争的元凶之一，他逃脱惩罚，不仅使征宛胜利大为减色，还为汉朝的西域经略埋下深重隐患。但康居的兵力比大宛强得多，又是亲匈派，还是郁成的靠山。真恼了康居，呼啦啦几万骑兵打过来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情况就更复杂了，不仅已经走在凯旋路上的李广利很难收场，他上官桀首先得吃不了兜着走。


　　可上官桀是何等人？武帝逝后，他就敢串通燕王谋废武帝指定的继承人汉昭帝，并打算事成后连燕王也一并干掉，由他上官桀自已当天子坐天下。其胆大包天简直就是一朵奇葩，小小康居算个什么？上官桀一不做二不休，竟一马当先的率军杀入康居，打上门去要人，一副不斩尽杀绝不罢休的派头。


　　康居地域辽阔，王城卑阗远在锡尔河上游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属下还有五部，每部一个小王，这些小王都有自己的王城，都在今天乌兹别克境内，居大宛之西。郁成王究竟逃到康居哪块区域，史无明载，只说他逃得相当远，以至上官桀不得不冒险深入。从地理上分析，他极可能直奔康居王城，一来那是康居力量最强之处，二来投奔五部得绕过大宛，费时费力。但康居王却被气势汹汹的上官桀给震住了，犯强汉者，怎么着来着？-------大宛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啊。为免引火烧身，只好悻悻交出郁成王。然而，对于上官桀而言，绝非万事大吉，汉军悬师深入，后无援兵，难保康居王不是缓兵之计，万一集结各部兵马，从后面干汉军一下子，也许今生就回不到长安了。上官桀确实是个人才，初次带兵，却尤如老将，他选出四个骑士先押着郁成王去追赶千里之外的李广利大部队，自己留下来断后，最终有条不紊的将部队带出险境，为这场远征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一个人不管有多坏，功是功过是过，至少这件事上，上官桀用机智与勇敢维护了中国的尊严，那时的他是位值得赞颂的英雄。

　　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四个骑士押着重犯孤身走在茫茫翰海，不免害怕，“欲杀”郁成王省得夜长梦多，却“莫敢先击”。最后还是年龄最小的赵弟“拔剑击之，斩郁成王”，持头交给了李广利。赵弟没想到，他这年少气盛的一剑，砍出了多大富贵。事后回朝，竟受封“新畤侯”，成为军中李广利之外仅有的封侯功臣。连他的上司上官桀都没享受到这份荣耀。

　　巧的是，赵弟也是上邽人，莫非上邽人都天生的大胆？



　　李广利的汗血远征，从政治、外交角度上讲，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此行屠轮台、诛大宛、灭郁成，扬大汉天威于葱岭内外。史称“西域震惧”，各国把汉朝当成新的主人，纷纷大开城门，带着粮食牛羊迎接汉军，印欧人种的王室贵族们纷纷将自己的孩子交给汉军做人质，让他们去长安见大世面去。



　　出人意料的是，此次李广利却没有从传统的北道这条老路归国，而是意外的选择了南道。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李广利还军走南道这事儿，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在其大宛、李广利的传记中皆无载。倒是《汉书。西域传》在扯汉宣帝时代的事时，提到一句“李广利击大宛,还军过扜弥”。前边说过，扜弥处在南道偏北的位置、横穿塔克拉马干大沙漠的克里雅河边。李广利打扜弥过身，说明汉军东归路线有两种可能。


　　1，先走北道，抵龟兹后，沿克里雅河南下经扜弥底达南道，再从南道的于阗、且末、若羌入阳关归国。

　　2，先走南道，然后自于阗沿克里雅河北上经扜弥到达北道的龟兹，再从北道归国。（《汉书》说龟兹“西南与杅弥”接，证实了两地可通）




　　两相比较，选择是2。


　　汉军不可能走南道后段，即于阗---且末---若羌，这一线环境恶劣，“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绝邑，乏食者多”，且长达3000多汉里，沿路国少民稀，像且末，人口才一千余人。600年后北魏名僧宋云曾路过此地，仍见这里“城中居民可有百家，土地无雨，决水种麦，不知用牛，耒耜而田。”，比北道的龟兹、车师条件差得不止天上地下。



　　所以，汉军回去路线是：南道西段----克里雅河-----北道东段-----玉门关。这条路线虽比一直走北道多费周折，路程长出不少，但可以最大限度避开荒凉的无人区，基本将人烟稠密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很可能部队上次吃了大亏，所以吸取教训。而且，也与回军时的气候有关，冬季的北道比南道要寒冷十度以上。恰是这次从扜弥过身，使汉军意外发现扜弥竟然“遣太子赖丹为质于龟兹”，这从侧面佐证了扜弥以前是轮台的属国。



　　1，李广利远征四次经过龟兹，为何到最后一次才发现扜弥从属于龟兹？这只能说明是轮台被屠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2，汉朝后来为何选派赖丹去轮台故地屯田？这不正好说明扜弥以前一直寄田于轮台，赖丹熟悉当地情况吗。


　　然而，征服大宛的胜利，使汉朝几乎一夜间成了西域世界的唯一共主，正所谓“日月所照，皆是汉土” ，岂容他人作威作福？因而李广利立即严责龟兹“曰：‘外国皆臣属于汉，龟兹何以得受扜弥质？！’”。吓得龟兹赶紧放人，赖丹则随李广利到了长安。有了这次教训，龟兹后来长期服从汉的权威，并迅速被汉文化征服，发展到王家的衣服制度、宫殿式样、宫廷礼仪全部山寨汉朝的，以至被西域之人讥笑，弄出个“非驴非马”的成语来。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史载，征宛之后，汉在轮台、渠犁各派数百汉兵屯田，以“给使外国者”。可能早在李广利屠轮台之时，就安置下一批部队驻守看守战利品，和高昌一样，久而久之，成了汉朝在西域的常驻基地。




　　太初四年（前101年）春，李广利大军在历经四个寒暑之后，终于带着大宛王的人头和宝马，满载着战利品凯旋抵达玉门关。武帝感念其艰苦卓绝，早早派出一位青年将领率500精骑赶到盐水（罗布泊）前往迎接。这位将领就是以“谦让下士、甚得名誉”的李陵。两年后，他与李广利的一段纠葛引发的著名公案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司马迁。



　　当然，眼下的李陵无法预知未来，当时的他意气风发，和所有青年人一样，对前途充满着憧憬与期待。去年他也曾受命送李广利大军出关，当时的场面何等浩浩荡荡！可是，当返回的汉军进入眼帘时，可能他和所有部下都被深深震撼了。队伍稀稀拉拉，破破烂烂，士兵们形销骨立、干瘪的像幽灵一般，全军只剩下一万多残兵和一千余匹瘦马，哪有一点凯旋之师的影子？只有李广利和他的少数亲信依然保养得油光满面，样子得意洋洋。


　　也许这次所见所闻给了李陵不一般的触动，为后来那段著名的公案埋下了伏笔。


　　据史载，李广利二次出征“军非乏食，战死不能多”，且路上天气还算好，虽历冬天却“山雪不积”。却依然付出如此惨重的生命代价，司马迁认为这主要归咎于“将吏贪，多不爱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众。”



　　今天看来，李广利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如，部队运力不足，他们却仍携带着大量财宝与战利品，仅献给汉武帝的就数不清，“珍怪异物毕陈于阙”。李广利和他的军官团们无疑发了横财，不然后人不会指责他征宛“私恶甚多”。其次，途中还要重点照料几十匹汗血宝马和为数众多的各国王族子弟，光是保障他们的供应就要挤占相当人力物力，在运力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就不顾底层士兵的死活了。



　　但李广利也有他的不易。


　　以后来的征和三年（前90年）汉军征服车师为例，车师距汉朝“不甚远”，仅三千多里，比大宛不知近了多少倍。且汉军在车师所获“食至多”，不存在吃饭问题。即使如此，汉武帝仍从酒泉组织了大量驼队、驮畜“负食，出玉门迎军”，就是这样的周到供应，汉军仍在归途中“道死数千人”。



　　而远征大宛来回四趟，总里程超过2万公里（亚历山大的欧亚远征，总里程也不过34000公里），只算第二次远征，距离也不下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道路艰苦更出其上。红军出发时据说8万人，抵达陕北只剩7千。而李广利以6万人出发，剩1万多人回到家，也算不易了。为了最大限度减少损失，他也颇费心血，从回师路线的曲折选择就可看出。所以，仅一句“不爱士卒”就把罪责全推到李广利头上，未免有失公平。何况这几万的“物故”汉军无疑有相当多的人其实活着，只是离散、逃亡、故意滞留西域不归罢了。站在人道立场上讲，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只要他们还活着，就是胜利，就能让我们后人感到稍许的宽慰。他们没有理由去无谓的饿死、病死，只要他们的生命还在延续，就是我们的民族在另一种意义上的胜利。

无论如何，对五万未归者而言，这一万多凯旋的战士们是真正的胜利者、幸运儿。武帝在长安盛情款待了这些万里归来的勇士们。


　　李广利是当然的首功，荣封海西侯，食邑八千户。骑士赵弟斩了郁成王，不过是打了死老虎，但为国家出了口恶气，受封新畴侯，从此平步轻云，进入政界做了太常，成为身家百万的高富帅。赵始成身为军正，“力战，功最多”，封光禄大夫，听上去光鲜，但不过是国策顾问一类虚职，秩比二千石，比起他原有的官位来，实惠不大。李哆在军中“为谋计”，授上党太守。比起王恢不过随征楼兰、姑师就被封侯来看，这俩人的封赏确实有些看不懂，而且从此再未在史书上露脸。也许跟没能彻底拿下贵山城有关。



　　最看不懂的是上官桀的封赏，他老兄可是灭了郁成的真功臣，又虎口抢人，长了大汉威风。做事还追求完美，一心留下活口给皇上惩治。结果押送的骑士怕担责任斩了郁成王，本属违命，事后反倒封侯，他上官桀却没份，早知如此还不如自已杀了！现在功封少府，少府位例九卿，掌管皇室小金库，倒也风光。但事后又“以年老，免”了官。这就不是功大赏薄的问题了，这是有意压制了。看来武帝已经认定李广利通过考试，决心重用，而上官桀表现得过于锋芒毕露，和李广利又不对付，还是继续留在身边当卫队长罢。这里还是劝上官桀老兄不要太心急了，皇上是不会亏待他这老熟人的，红火还在后头呢。


　　对于基层将士，武帝不吝官爵，出手很是慷慨。一万多幸存将士光是诸侯相、郡守、二千石级的高官就封了一百多人，千石以下的小官竟封了一千多人，这可是大实惠。汉制，600石以上的官员，全家可免去一切税赋与徭役，哪怕只是小吏，本人也可终身免役。那个时代，差科徭役是最令农民谈之色变的事，往往家破人亡。因此，封官赐爵对贫民而言，发不发财还在其次，关键是一家人端上了铁饭碗，性命无忧矣。值得一提的是，武帝尤其重奖“奋行者”，奋行，指的是自告奋勇参加远征的志愿人员。武帝使之“官过其望”，以鼓励更多青年志愿参加对外战争，一刀一枪搏个功名。而囚犯出身的士兵，则不过“以適过行者皆绌其劳”，全部免罪，但抵消了许多应有的官赏。


　　汉武帝封官大方，发奖金却很小气，平日他一次赏给一个方士就是十万金。此番犒军竟只拿出4万金，莫非连武帝也嫌他们抢饱了？汉制，一金相当于一万钱。好在奖金平均发放，不论身份贵贱、战功高低，人人4万钱。这笔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劳动者七八年的打工收入，可以买一百亩好田，或者400石谷子。







　　轰轰烈烈的大宛之征终于在一片皆大欢喜的气氛中落幕，近十万将士埋骨荒漠换来了武帝私欲的满足，但对于国家而言，这场代价巨大的远征，究竟是否值得呢？

　　早在武帝刚刚逝世后，大宛之征就招来一片批评之声，盐铁会议上，汉儒们就指责道“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西汉末学者刘向也认为“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真是得不偿失。后世论者，也是褒者少，贬者多，直到今天，仍不乏批评之声。


　　耐人寻味的是，征宛之后，汉朝的内外局势开始走下坡路，都遭到严重挫败，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与动荡之中：


　　征和二年（前91）巫盅乱起，长安爆发动乱，死者数万人，太子被杀，卫皇后自尽，诛连极广。

　　征和三年（前90）李广利以七万大军击匈奴，出征前，与丞相刘屈氂谋立昌邑王为太子。不久事发，李广利在前线败降匈奴。

　　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发布轮台悔过诏，表示停止对外战争和奢侈浪费。大约就在这一年，对国事倍感绝望的司马迁以李广利投降做为《史记》的绝笔，终篇之时，他怀着深深的忧虑和失望，愤然疾呼“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郁郁而终。


　　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也带着无尽遗憾和悔恨，留下幼子刘弗陵，撒手人寰。国政在霍光主持下，又重新走上了休养生息的老路。
　　也许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不免产生受挫感，认为武帝晚年事业是以失败告终的。





　　那么，这果真是一次轻率的，仅仅出于帝王个人意气的穷兵黩武，并未对反匈大局产生作用的无谓之征吗？

诚如司马迁所感叹的那样，表面上，武晚年对匈奴的正面用兵以失败告终。然而，问题摆了出来：武帝之世后，西汉再未出现一位能力、见识堪与武帝相比的领导人，也再未对匈奴发起大规模的、获得巨大战果的正面进攻，何以匈奴却越来越衰弱，直至分裂、瓦解，最终承认失败，举国向汉朝称臣呢？

　　其实，匈奴失败的宿命，正是远征大宛的后果持续发酵所致。





　　首先， “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汉朝的威望坚实的树立起来，从此众国认识到，汉朝是个比匈奴更强大，也更能带来安全保障的新主人。“思汉威德，咸乐内属”。泛西域地区成为汉朝反匈经略的第二引擎。


　　征和二年（前91）汉发西域共击车师，汉兵未发，各国先动，“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汉军到后，各国“又自发兵，凡数万人”，各国王亲自统军，“共围车师，降其王”。


　　地节三年（前67） 西域城郭各国受汉之命共击匈奴，取车师国，得其王及人众而去

　　地节四年（公元前66）莎车杀汉使者奚充国。汉使冯奉世征召西域各国一万五千兵进击莎车，莎车王自杀，传其首诣长安，诸国悉平。



　　武帝之后，子孙们一上位，就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防基础、有效的边防体系、有力的外部联合体，稳定的内外环境，这都是大宛之征留给汉民族的遗产，是现成的。从此汉朝只需用一小队兵力便能号令各国，有效调动、指挥西域世界的军队，以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和对匈包围战略。


　　这就是典型的威慑信用。

　　陈汤诛郅支、班超定西域，基本都是这套“以夷制夷”的方法，所谓“兵可不费中国”。没有大宛之征的带来的长期扩散效应，这样的做为是不可想像的。从此，西域在汉朝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时代，享受了长久的和平，从中国输入先进的文化、技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虽不时有一些小的曲折，但只限于楼兰、车师这两个距匈奴较近的小国，总体上，汉朝在葱岭以东地区的威望俨然不可撼动。






　　真正重要的是：西域的内属，迫使乌孙不得不投入汉的怀抱。


　　此次征宛，武帝“使使告乌孙，大发兵并力击宛”，但乌孙徘徊观望耍滑头。正是这次胜利，深深震动了乌孙，“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汉乌关系的走向从此发生显著变化，与匈奴渐行渐远，汉朝得以通过一系列恩威并施的手段，将乌孙人请到汉匈战场上，甚至发展到汉朝可对乌孙擅行赏罚的地步。



　　汉乌的亲近，使匈奴失去了战略棋盘上最后一个棋子，满盘皆输的匈奴人开始失去耐心。他们正感觉到，随着大宛之征的落幕，一个无形的，却牢固而不可挣脱的包围网已然结成，并在越收越紧。真正恐慌起来的匈奴人，越来越以粗暴的态度对乌孙施压，这其实是一种失控的挣扎，进一步将乌孙推到汉朝的战车上。大宛之征结束后仅二十多年，乌孙开始不及待的请求与汉共击匈奴。汉本始三年(前71)，汉乌对匈奴展开第一次联合进攻。以往，匈奴可以全神贯注的应对汉军的正面进攻，如今，却面临背后一刀，乌孙一举“斩匈奴名王以四万级、获牛羊七十万，匈奴民众死伤而去者不计其数”。这是匈奴自元狩四年（前119）被卫青、霍去病横扫以来遭到的最大的损失。匈奴恼怒，“其冬，单于自将万骑攻乌孙，会大雨雪，还者不能十一。”“于是匈奴遂衰耗，怨乌孙”。


　　连败于乌孙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凡三国所杀数万级，马数万匹，牛羊甚众”。失去威慑信用的匈奴陷入四面受敌的绝境，“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



　　大伤元气的匈奴从此“不能为边寇，于是汉罢外城，以休百姓。”汉朝只需要退居幕后，去主导这场精彩的群殴。兴之所至时，偶尔也出手调戏一把：“汉出三千余骑，为三道，并入匈奴，捕虏得数千人还。匈奴终不敢当，兹欲和亲，而边境少事矣。”

　　匈奴已失去了求亲的资格。它只能无奈的看着丧失还手之力的自己一步步走向瓦解与崩溃：

　　地节二年（前68）“匈奴饥，人民畜产死十六七”


　　“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其众，遂南降汉。”




　　前63---61年，丁零比三岁入盗匈奴，杀略人民数千，驱马畜去。


　　强大一时的游牧民族，一旦被包围孤立起来，失去向外发展的空间，只能走向衰则弱，弱则乱，乱则分的历史宿命。一步跟着一步，无法逆转。

　　神爵三年（前59），匈奴内部争位，日逐王率其众数万骑归汉。


　　前60年，匈奴爆发全面内战，五单于争位，全国分裂成五部。


　　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在汉的支持下统一各部，并入朝称臣，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横行几个世纪的天之骄子，向汉族低下了它那桀傲不驯的头颅，跪拜在中原的脚下。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最后一个对抗汉朝的郅支单于，在流亡到康居境内之后，（其落脚点在今哈萨克斯坦之江布尔）仍被汉兵追杀，指挥此次行动的西域都护骑副都尉陈汤，在事后给汉帝上的疏中，写下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豪言。

　　汉匈战争进行到此时，已经实际奠定了汉朝胜利，匈奴降服的命运。武帝若泉下有知，是否一笑？



　　汉儒和后世学者，往往只着眼于指责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了多少民力。然而，他们却看不到，刘邦和文景之治并没有解决汉民族的安全保障，这一历史任务，需要武帝来解决。汉匈战争的实质，是农耕文明同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的被侵略与侵略的关系，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这一矛盾面前，靠汉儒的舌辩，靠委屈求全、苟且偷生是换不来汉族长久的和平与发展的。汉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能甘心于被局限在一个狭小圈子里，对西方交通为匈奴垄断，和平靠匈奴来主宰的。武帝之前，是汉民族屈辱求和，在强大的异族面前低眉顺眼，俯仰由人的命运，如果甘于这个命运，不敢接受命运的挑战，那么下一步就将是任人宰割。

　　这是我们祖先在世界面前站起来之时，所绕不过去的槛。汉武帝接受了这个挑战，尽管这个挑战是如此艰巨。因为武帝面临的，是一个统一的、蒸蒸日上趋于极盛的草原帝国。他不是分裂了的北匈奴，不是半壁江山的东突厥，不是逃到漠北丧魂落魄的北元，更不是还要遭受草原边患的契丹、金。但汉武帝付出了比后来朝代更轻的代价，奠定了最后的胜利。他交给昭宣的，是一个孤立衰败的对手和一个庞大、完整的周边安全体系，匈奴再也无力对汉民族的命运构成实质威胁了。然而，促成胜利的那个神秘转折点，已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埋没在远征大宛的迢迢征途之中，今人已无法去清晰的抚摸。唯一清楚的是，没有这个转折点，就没有昭宣之世汉朝的重新繁荣，没有国家强大保障下人民的安康富庶，这种安康富庶比文景之治的安康富庶更令人向往，因为它有尊严。尊严，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奢侈品，只有强者才配拥有。带给汉民族尊严的汉武帝虽已撒手而去，但他曾留下一首天马歌供我们后人暇思：“太一贡兮天马下。 沾赤汗兮沫流赭。 骋容与兮跇万里。 今安匹兮龙为友”。好个“今安匹兮龙为友”！这是一个具有主动、进取的精神状态的强者民族才配有的心理资格。汗血天马，向世人宣示了它的高贵，更向我们见证了祖先的智慧与气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