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萍　

    
    他曾经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从事地下活动，他是当年中央清查潘汉年历史问题的执行者，他是周总理临终前召见的最后一人。他就是被誉为“秘密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

                                 在秘密战线上

    1938年11月，作为中央社会部的秘密干部，罗青长被派往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他的公开身份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的机要秘书，暗中，他在西安地下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德峥的领导下，从事情报搜集、整理和传递工作。
    当时，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驻地七贤庄1号，是我党在国统区的窗口，也是国民党特务的心头大患。监视与反监视的斗争在七贤庄激烈展开。特务在七贤庄旁边的小学里堆土成山，上面设立哨亭，随时掌控院内的情况；七贤庄对面的一所中学也设立了隐蔽的监视点，敌人在墙上挖了小洞偷窥。为了严密监视我方行踪，西安警备司令部甚至以登记为名，闯进七贤庄检查。按照国共双方约定，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员、枪支、弹药都要上报。特务一直期望能找到漏洞借机下手。由于罗青长的精心布置，每次检查都是无懈可击，甚至连子弹都一粒不多一粒不少。
    为了保持与中央的联系，七贤庄配有大功率电台。特务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异常电波后，几次进门搜查，结果总是无果而返。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长派侦缉队长带队突击检查，仍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如今，这个经罗青长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成了革命旧址七贤庄的一个参观点，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国的参观者。
     1939年4月，罗青长根据组织安排转入地下活动，以中尉书记官身份作掩护，打入胡宗南部。一次，他得到消息，负责同自己联系的人“动摇了”。他不由一惊：大量秘密文件还放在联系人那里！当时西安全城戒严，顾不上考虑个人安危，他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层层警戒线，从联系人处取回文件，安全转移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1941年罗青长被调回延安，担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进入我党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协助李克农等中社部领导负责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他博闻强记、勤于思考，由他撰写的关于三青团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赏。同时，他还是有名的活档案，中央前委转战陕北，时任中社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随行，每天向毛泽东、周恩来提供国民党部队的调动情报，对国民党师以上军官了如指掌，对我党各系统情报部门如数家珍，毛泽东称赞说，“我们每天都有有用的情报”。
    建国以后，罗青长参与了侦破蒋帮特务刺杀刘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参加破获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徐向前元帅曾经评价，罗青长“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澄清潘汉年案始末

     1955年潘汉年案件发生。按照周总理的要求，由李克农同志牵头，时任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担任组长，与总理办公室秘书许明、公安部12局局长狄飞，组成三人调查小组。
    三人小组花了三个月时间，按年月排列，认真调查了潘汉年当时与中央的有关文电，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审查材料。4月29日，李克农根据审查材料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列出7个疑点，建议中央进一步审查核实，同时也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是中央一再有关于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是潘汉年进行的情报工作都有正式报告；
    三是潘汉年提供了很多决策性情报，得到中央的好评；
    四是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是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
    然而，当时“左”的风气越来越盛，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没有得到中央的重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建议重新复查潘汉年案，这份报告才成为为潘汉年平反昭雪。
  
                               总理嘱托系半生

    从三十年代起，罗青长就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1952年起即担任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长期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分管对台工作。
     1975年9月4日，周总理病情恶化，仍不顾疾病的折磨坚持批阅文件。当他看到《参考消息》3日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一篇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时，当即批示，要罗青长和他的秘书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件的最后，总理用颤抖的笔连写下四个“托”字。
    由于病魔的折磨，总理连续几天都处于半昏迷状态。12月20日，他的神智稍微清醒，清晨一醒来就呼唤罗青长的名字，催促身边的工作人员把罗青长找来。等罗青长一进病房，总理就急切地询问台湾的近况以及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嘱咐罗青长不要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由于身体的极度虚弱，总理两次昏迷过去，最终不得不终止谈话。
    罗青长依依不舍地向总理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诀，这也是总理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总理留给他的最后遗墨和最后遗言都与台湾问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