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革命经历了从前期的叛乱到后期归顺新中国的过程，这是一个历史过程，有着历史的原因，评价三区革命，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作为背景才可以得出符合实事求是的结论。


新疆地区发生的“三区革命”其实与苏联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

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甚至成立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统治新疆的军阀也深深明白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奥妙。从杨增新开始，金树仁、盛世才等新疆统治者基本执行两大政策。对内：承认中央政府，以取得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并尽量排斥中央势力进入新疆，保持新疆的半独立状态，维持其独裁统治。对外，实行对苏联的亲善友好的政策，取得苏联在政治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甚至是军事上的直接扶植，维持新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这样，新疆地方当局就与苏联政府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互相依存关系，苏联为了中亚地区的稳定就需要新疆局势稳定，并进而需要一个对苏友好的战略缓冲带，新疆当局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需要稳定新疆局势，而为了稳定新疆局势，就必须执行对苏友好政策。

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而早在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对新疆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万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在新疆省政权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了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曾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就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但共产国际的建议并未改变苏联政府的决定。仅1935年8月，苏联就向新疆贷款500万卢布。1937年1月又贷款250万卢布。在人员方面，苏联先后派遣了政治、军事、财政方面的专家和顾问300余人。1938年初，为了确保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不会进入新疆，苏联又派遣了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空军支队进驻哈密。为了掩人耳目，对外号称归化军骑兵第八团。简称“红八团”。这个团实际人数有一个旅之多，是一支配备飞机、坦克的机械化部队。这些都充分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但是，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认为战争结果难以预测，不如投靠蒋介石。1942年6月27日，斯大林派副外交人民委员德卡诺佐夫对盛世才说：“你是联共党员，要永远信仰马克思主义。”（盛世才在1938年8月，经斯大林亲自批准，加入苏联共产党）盛世才则回答说“至于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拥护者，我要在新疆建立民主统治。”1942年10月5日，盛世才要求苏联政府在三个月内从新疆撤走除外交人员的之外的全部人员。（1938年1月，苏联红军一个机械化加强团进驻哈密，以确保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军队不敢进入新疆）鉴于此种情况，斯大林下令撤军，盛世才与苏联的关系彻底完结。

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从而导致苏联政府全面反思对新疆的政策。

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

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 

苏联积极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建立各种秘密团体，以便积极推动新疆地方自治。主要措施包括：
(一) 制造分裂中国的舆论
曾任盛世才顾问的满素.肉孜耶夫(苏共党员,维吾尔族) 炮制宣传品,称中国的边界是长城,新疆是清朝新夺取的疆土,鼓吹“东土耳其斯坦独立”。在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用维、哈文印刷,走私入境。
　　
(二) 拉拢艾力汗.吐烈
艾力汗.吐烈,乌孜别克族,原为苏联安集延大阿訇,因鼓吹泛伊斯兰主义,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1929年定居伊宁,1937年被盛世才逮捕,1941年出狱,任伊宁白都拉清真寺大阿訇。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馆的鼓动下,他放肆地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号召反汉排汉,反对“异教徒”,进行“圣战”,歪曲新疆历史,煽动分裂、独立。
　　
(三) 设立军事基地,培训骨干
在阿拉木图、安集延、塔什干等地设训练基地,对新疆在苏学习和逃苏人员,进行军事训练,作为武装斗争的骨干。
　　
(四) 建立秘密组织,准备武装暴动
在伊犁、塔城、阿山、南疆分别进行。 1944年4月,在苏驻伊宁领事馆的支持帮助下“, 伊宁解放组织”成立,主席艾力汗.吐烈,成员大多数是宗教上层人士、富商、大地主、牧主,有个别进步青年。他们把白都拉清真寺作为活动据点,在封建上层、宗教人士中进行秘密串连。 1943年12月,在外蒙古的支持下,乌斯满在布尔根河成立“阿尔泰哈族复兴委员会”,自任“帕夏”(王) ,提出禁止汉人居住阿山,禁止汉族军队驻扎阿山等项主张。1944 年4 月上旬,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潜入青河会见乌斯满,派来一批军事顾问,供应武器、弹药。 1944年5月,在苏驻塔城领事馆的帮助下,塔城成立了几个秘密组织(“战斗小组”) 。6 月,肉孜耶夫在苏联境内的巴克图村,建立了依密勒指挥部,负责塔城一带秘密活动。在他安排下,塔城各“战斗小组”合并组成“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组织。1944年9月,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柯尔克孜族,在苏境内筹建“蒲犁解放组织”和蒲犁游击队。命努尔阿吉等率蒲犁游击队,从苏联越境攻打蒲犁县。 
　　
当时的新疆,由于盛世才一再制造“阴谋暴动案”,关押并杀害了许多政敌,也关押并杀害了各民族的一些上层分子、富商,因而激化了民族矛盾;为了偿还苏联贷款和满足来新苏方人员待遇,又必然加重新疆各族人民的负担。盛世才投靠国民党中央政府后,为了表示他的忠诚,决定新疆捐献军马一万匹,这更激化了同伊、塔、阿三区牧民的矛盾。1944 年9 月,盛世才被免职,调离新疆,朱绍良、吴忠信主政新疆,出现了磨合期的“有效权力空隙”:朱、吴刚入新疆,对新疆局势的严重性、复杂性估计不足而应对失当;原属盛世才控制的新疆军队,分驻各地,群龙无首,人心浮动,士气低落;刚入新疆的国民党军队,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这种状况,正好被苏联所利用。 

引发革命爆发的导火线是盛世才、国民党强迫人民的“献马运动”。1943年3月，新疆政府发布命令要求各族人民捐献1万匹军马，交不出马，则按高出市场价格一倍的马价交纳现金。

1944年8月，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牧民首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他们占领了巩哈县城，由此拉开了三区革命的序幕。不久，游击队分兵几路攻占伊宁城。

1944年11月12日，即伊宁起义后的第五天，“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在伊宁成立。 “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成员： 主席艾力汗吐烈，乌孜别克族，宗教家。副主席阿奇木伯克，维吾尔族，原是省政府委员,是清朝伊犁世袭的后裔，在伊犁地区颇有声望。1944年12月12日， “东土耳其坦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会召开，领导成员有：司法部长：买合买提江·合苏木；宗教事务部：艾里木阿洪为、阿不都穆塔里哈立发、阿不都克里木·马合苏木、阿不都拉卡孜阿洪、阿不都沙塔尔·马合苏木、阿不都哈德尔大毛拉，热合曼阿洪等人组成。财政部长：阿尼瓦尔·穆沙巴也夫；畜牧部长：吾普热海日·忙旁、甫尖；农业部长：沙里江巴依；教育部长：艾比甫·尤尼切夫（艾比甫死后由赛福鼎接任）； 

  
1945年1月5日，临时革命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九项宣言：　（一）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上，彻底根除中国的专制统治；（二）在东突厥斯坦境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基础上，建立一个真正解放独立的共和国；（三）为使东突厥斯坦在经济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必须发展工业、农业、畜牧业及私营商业，以提高人民的物质财富； （四）由于东突厥斯坦人民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所以要扶助这个宗教，同时，也给其他宗教以自由，并予保护； （五）发展文化教育及保健卫生事业； （六）同全世界各人民民主国家尤其是东突厥斯坦的邻邦苏联政府建立有好关系， 同时也和中国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建立关系； （七）为了保卫东突厥斯坦和维护和平，吸收东突厥斯坦各族人民， 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 （八）银行、邮政、电话、森林以及一切地下宝藏都收归政府所有； （九）消灭个人主义、官僚主义、民族主义贪污受贿的恶劣作风。
阿巴索夫阿巴索夫

 

艾力汗·吐烈是一个狂热的泛伊斯兰主义者，所以，三区革命初期，临时政府领导权控制在宗教上层封建势力手中。直到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掌握领导权后才作了扭转。至1945年初，革命军打败了国民党增援部队，攻占了伊犁境内几个据点，整个伊犁地区均被游击队占领。同年3月，三区民族军正式成立。6月初，在苏联军事顾问帮助下，民族军制定了向北线解放塔城、阿山两专区；向中线以精河为目标，进而向迪化挺进；南线至南疆开展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在民族军的攻势下，至9月间，塔城、阿山区相继解放，北线、中线取得胜利成果。民族军进抵玛纳斯河两岸，距迪化城仅150公里。在此同时，新疆其它七区相继爆发多次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起义，南线作战的民族军一度攻占拜城、温宿等城，一部分塔吉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组成游击队攻克蒲犁县(今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并成立了革命政府。

1945年9月，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在军事上达到了鼎盛时期。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山三个区已经连成一片。南部，民族解放军收复了拜城、温宿，并包围了阿克苏，蒲犁民族军正向喀什、英吉沙尔方向发展。中部，已经突破国民党治精河、乌沙防线，推进到玛纳斯河以西，与国民党军队对峙。离省城只有一百四十多公里，大军进逼，二日可到迪化。国民党在迪化的兵力只有九个营，粮食储量只有十天，弹药也十分紧张，如果在打下去，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就有全部垮台的可能。
赛福鼎.艾则孜赛福鼎.艾则孜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结束，同一天《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由于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以此为交换条件，苏联政府承认新疆为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1945年9月15日，苏联驻华大使馆彼得洛夫向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提供了一份备忘录“据苏联伊宁领事转报苏联政府称：由回民数人，自称新疆暴动之人民代表，向该领事声请，并暗示希望俄人出面为中间人，担任调停彼等与中国当局所发生之冲突；并声称；暴动人民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使回民在新疆多数各地如：伊宁、塔尔巴哈台、阿尔泰、喀什各区，达到自治之目的，该代表并列述过去新省当局对彼等之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因关切其与新疆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如中国政府愿意，则准备委派伊宁领事，试对中国政府提供可能之协助，以便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

另一方面，新疆国民党，驻军粮食给养不足，已不是三区民族军的对手，随着抗战结束，国内外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蒋介石不得不改变策略，派遣张治中到新疆同三区革命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所以，国内外局势和新疆形势的变化是导致三区革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的基础。
包尔汉包尔汉

 1945年10月，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政府的代表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在迪化举行和平谈判，经过三个月交锋，双方达成协议。翌年1月，双方代表签订11项和平条款，根据条款规定，改组新疆省政府，成立由三区革命代表、七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代表共同组成的新疆省联合政府，张治中任新疆省联合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包尔汉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取消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名称，改称为新疆伊犁专区政府。

1946年7月1日，新疆联合省政府正式成立，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中的达里力汗任卫生处长；伊斯哈克别克任省保安副司令；阿巴索夫任政府副秘书长；赛福鼎任教育厅长；艾力汗吐烈、阿木都克里木·买合苏木任委员。

新疆省联合政府成立后，双方共同组成几个小组，就原东土突厥斯坦共和国所属地区行政机关的改组；国军进驻；民族军的改编和补给；交通的恢复；全疆政令、币制的统一的问题进行协商。但是，阿哈买提江等领导人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三区，省政府的政令无法行施，军队进不了三区，民族军仍然身穿绿军装，头戴星月帽徽的军帽，升的是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绿底星月旗。

  1947年5月21日，《国民政府公报》发布国民政府政令：任命麦斯武德（维吾尔族，新疆富商沙比尔之子，毕业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医科大学。主张凡是操突厥语的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都应该组成统一的国家。）为新疆省政府主席，艾沙·玉素甫（维吾尔族，泛土耳其主义的代表人物。现任世界维吾尔民族大会主席阿尔肯的父亲。曾组织“东土耳其斯坦学术研究会”、“东土耳其斯坦青年团”。1946年7月，任新疆联合省政府委员。1949年9月流亡海外，继续从事中国土耳其斯坦活动。）为新疆省政府秘书长。

1947年8月12日，阿合买提江离开迪化回伊宁，不久，三区其他委员也陆续回到伊宁，联合省政府破裂。

直至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三区代表撤回伊宁,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才有时间和精力整顿和巩固内部。从政治理论、方针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阐发和总结。伊宁曾是艾力汗·吐烈之流长期进行泛伊斯兰讲义、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想宣传的老窝,苏联策划分裂中国的中心,现在发生了根本变化,变成了同麦斯武德、穆罕默德·伊敏、艾沙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作斗争坚强阵地,反对分裂中国的战斗堡垒。1948年8月1日,集合了新疆一切进步力量的政治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 在伊宁成立,阿合买提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新盟”使用新疆这一传统的合法的地名,是对新疆内部分裂势力的明确否定,是对苏联长期进行的反动宣传的明确否定,是三区斗争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里程碑。
　　
正是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优秀领导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驱散了伊宁上空的乌云,重申了斗争的目标是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争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和社会进步。远处西陲的伊宁,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三区领导人却采用多种形式介绍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译载毛泽东、刘少奇著作,在民族军学习《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千方百计地把三区的斗争融入全国人民革命的大潮之中。

1949 年5 月11 日,阿巴索夫在第一次新盟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时说:“事实证明,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不仅在其特点、方向及其任务方面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一致,而且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或中国民族问题得到彻底和正确解决的角度上来看,也是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我们的民族解放运动唯有在中国人民解放运动获得最后胜利时,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新疆的民族问题,才能够得到彻底和正确的解决,新疆人民的前途,才是光明的。”

1949年5 月25 日,阿合买提江在新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汉文) 上撰文说:“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初期有过把所有汉族都当作敌人的看法。其结果,我们没有分清朋友和敌人,而把全体汉族人一样对待,其中把朋友也打了,却保护了那些比反动的国民党官吏更凶恶的民族败类。结果,把我们民族解放运动的同盟者汉族人民推到敌人那边去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政策。”“目前的任务是急速纠正我们在民族解放运动第一阶段中所产生的错误,建立不分民族的、在没有国民党、没有帝国主义势力影响的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的新民主的新省份”。

在没有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又受苏联严重影响和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反动思想包围的条件下,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领导人,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无畏胆略和求实精神,扭转了三区的斗争方向,并使他们的斗争成为新疆政局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毛泽东给予重要评价:“你们多年的奋斗,是我们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当然,三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仍然是两个天地,是绝对不能混为一谈的。
　　
1946 年6月底,“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解散,三区的斗争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个转折经历了艰难而深刻的过程。1948年8月1日“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成立,标志着这个转折的完成。从这时候起,把三区的斗争称为“三区革命”,才是名副其实的。

1946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破坏和平，新疆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不顾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阻挠和平条款的实施，迫害民主人士，向三区发动进攻，导致新疆省联合政府破裂，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革命代表于1947年7～8月间返回伊宁。

1949年，受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的邀请，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和罗志五人先到阿拉木图，而后经苏联前往北平，准备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飞机在伊尔库茨克附近失事，五人全部死亡。

新疆和平解放时期，三区民族军派遣部队开赴新疆各地迎接西北野战军的到来。 

194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任命列斯肯为军长，马尔果夫为副军长兼任参谋长，顿星云为政委、曹达诺夫为副政委，下辖两个步兵师和两个独立骑兵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序列： 　　
军长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政委顿星云 　　

第13师：师长叶蔑诺夫·买买提明，政委马洪山。驻扎喀什 　　37团驻扎阿克苏，团长巴依扎阔夫·阿曼托尔，政委王刚真 　　38团驻扎喀什，团长马木托夫·库尔班 　　39团驻扎和田，团长艾波德列依木·沙木沙克，政委黄威。 　　

第14师：师长依不拉依木·巴依，政委胡真。 　　40团驻扎乌鲁木齐，团长约瑟夫·马克苏提江，政委董善生。 　　41团驻扎防城，团长艾列克桑克，政委张师峰。 　　42团驻扎伊宁，团长乌斯曼·拉玛桑。 　　第43骑兵团，原民族军承化骑兵团，又称承化骑兵第一团，团长巴达里汗·苏古尔巴耶夫。 　　第44骑兵团，又称果子沟骑兵第二团，团长苏发宏，政委崔宝成。 　　

1950年春，第5军投人大生产运动，并以一部兵力配合第6军清剿土匪。 　　

1950年2月，第五军军部兼伊犁军区。1952年10月，伊犁军区改编为伊犁军分区，第五军改兼伊犁军分区。

1955年1月，第五军改编为伊梨哈萨克自治州军区，该军番号撤销。第5军除13师38团和14师40团保留外，其他部队就地转业。被保留的两个团在1969年时在北疆地区野战部队序列负责北疆防务。

苏联对三区的影响十分深远，用邓力群的话说就是没有苏联的帮助，三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彭国安则说的更为直接：“三区就是苏联打出来的”，三区革命与苏联的联系如此紧密，可以想像三区民族军众多官兵与苏联的关系，有未经证实的资料说在新疆和谈成功之前，三区民族军排以上干部均为苏军派遣来的正规军官。民族军中也有大批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根据锡伯族骑兵连成员在90年代的回忆录中提到，新疆和谈成功后，有正式的命令收回部队中所有带有俄文字符标示的武器，代以缴获的国民党武器。至于三区政府和苏联的关系自不必说，《张治中回忆录》中讲，就在和谈协议签字仪式上，苏联领事馆领事俨然一个太上皇，当着张治中的面直接修改和谈协议条款，从此可见一斑。 　　

大批三区民族军将领在三区革命成功后陆续返回苏联，如原民族军总指挥鲍里若夫在新疆和谈即将成功前返回；曾经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5军军长的列斯肯在第5军番号被取消前返回，到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策动三区边民叛逃，原三区民族军个别将领也随之进入苏联，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少将在给中央军委打完报告后也出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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