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彻底暴露了先秦儒家的“落后性”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说是孔丘到卫国五年，卫灵公荒于政务，却向仲尼请教军旅之事。孔避而不谈。孔丘认为自己只曾学习过祭祀礼仪方面的知识，军旅之事没有学习之，自然了无所知。从这件事来看，孔丘的确是真诚的。但也充分暴露了儒家学说对战乱纷飞的东周时代指导意义是有限的。不过，从殷周交替之际的历史情况看，周的天命论有激进的意义。它反对天命在一个民族身上的旧的天命观，提倡天命靡常，而以道德性为天命的标准。具有普遍性和人文性。同时也为武王伐纣提供了合法依据。但到了战国中叶，以儒家的天伦为代表的天命观已经落后，不适合时代需要。于是再出现从自然的普遍秩序与规律来说明天命的转移的新的理论，乃因当时中国对天文、历法知识的成熟。战国时代背景特点是：社会变迁，乱象横生，政治陷入纷扰不堪的历史十字路口。面对当时的历史图景，何去何从？虽说，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存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但却有共同的时代课题和历史使命，亦即关心民生疾苦，重视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共谋国富民安，拨乱返正的人类共同幸福之荣景。战国时代的知识精英们，以忧国济世之动机出入诸子，取长补短，在实用价值的取向上，通过理解、吸收、改造、甚至创新的过程以集大成的面貌出现，并以《黄老帛书》此文献为标志。这部文献的作者显然是君子不器，不自我局限于一家之言，而能出入各家，针对安邦定国之宏旨，兼采众家之长，铸造了这门“哲学”。 

 　　不仅如此，黄老之道在考量太平盛世的标准不在于金银财宝的多寡，而是在地上生命物种的多寡。生命的种类越多，意味着越富庶，相反的，物种减少，则为贫。黄老道从自然主义出发来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在礼义文明上采取了与儒家相反的价值评判。黄老道思想家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这种分析和批判，已经触及到文明的异化和人的异化的深层问题，表明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冷静深入的理性精神。他们认为在社会政治治理上，仁义礼法者不是本，而是末，仁义礼法应该以自然为宗、以道德为本，理想的社会应该重新回复到本有淳朴天真的状态中去。黄老道并不笼统地反对仁义礼，他们只是提请人们注意，仁义礼并不是根本性的东西，要注意预防其中可能产生的不良的副作用，强调仁义礼法都必须以淳朴的道德为归依。黄老道以“自然”之道为基础，以“无为”为原则，试图寻求人与自然之间相和谐、人与人之间公正平等以及保持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的治道，以达到“太平”理想的实现，使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都能按照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存和发展，从而实现其内在的价值。从黄老道的“致太平”的政治理想的内涵来看，它比儒家的政治理想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略更彻底。由此可见，黄老道思想也与今日世界的主流思想、思维范式与生态经济所需要的科技范式具有高度契合性。 

 　　实际上，在黄老道家看来，在文化快速累进的战国时期，观察客观时势的重要性已不言可喻。任何一套既定的礼法规则，都不再适用于瞬息万变的战国社会。因此，客观的观察取代了主观的判断，看似柔性的因循取代了强势的操控；能够应物才能穷，顺应时势、因循物性，才能建功立业。孔子周游列国，为了是将其主张推行于世。然而，礼法制度要能切合世用，就不能不考虑当代的环境与需求。就道家立场而言，儒家试图推古法于当代的作法恐有僵滞泥古、箝制人心的危险。“礼”应该要因时制宜、因地不同，不可拘泥形式。此种“应时而变”的主张，正是黄老道家的特色。 

 　　每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有责任用他当时的话把传统文化说清楚，用当时的行为来加以配合，也就是经典与经验的结合，否则那个传统文化马上就会变成教条。人类已经跨进21世纪10余年，也是公历纪元的第三个千年伊始。中国的“人以气生、以和为贵”思想，与西方“以物为本，以斗为贵”思想，人们经过近百年的社会实践的考核和检验，认识到两种思想的互补价值和对比含义。无疑将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原动力”。 我记得一位院士曾说过：一个民族，若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一打就垮。没有优秀的人文文化，不打自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