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周恩来显示对待曾经恋人的态度 “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 

　　婚恋是个复杂的问题。 

　　在昆明，周恩来显示了自己对待曾经的恋人的态度。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和陈毅一道，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也是周恩来早期的战友。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邓颖超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指邓颖超)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 

　　当周秉德自己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想听听周恩来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当然不平静。秉德，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坐过半年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周恩来还告诉周秉德：“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起先在北京，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 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回国时从昆明路过，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都是老朋友了嘛!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20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