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卞校长的死，责任在谁，1967年就调查清楚，改开后被掩盖 由 DDT666 于 2014-01-15 19:29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表示，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王晶尧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她身穿军装，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 
　　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不是被打死的。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半个月之后，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发展，以致打死人不但不必回避，还成了炫耀吹牛的内容。 

　　王晶尧坚决反对解剖尸体。他不愿让妻子这样惨死之后还要遭受无理的切割。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尽管死亡原因是如此明显。最终，王晶尧将卞仲耘的尸体送去了东郊火葬场火化。 

　　农工民主党前主席章伯钧死于文革，他的女儿章诒和在《伶人往事》一书中，隐晦地暗示当日里当场用脚狠踢其母校校长卞仲耘头部的女学生，涉及到邓家“三公主”，其还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栏采访，为自己父亲和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对待鸣冤。这也是“伶人往事”在大陆被禁的原因之一。 

　　据王晶尧接受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记录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访问时明确表示，邓榕有份参与行凶。 

　　邓榕的书回避重要历史史实 篡改邓去师大女附中日期 
　　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工作组”取代原校领导。工作组进校之后，学校停课，用全部时间搞文革：开会、贴大字报、学毛著及中央文件等。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学生对老师，先是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老师都被大字报攻击。 

　　6月6日，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成立，主席为刘进(河南省委书记刘仰峤之女)，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为四名副主席之一。但不久，毛泽东对刘、邓等人派出工作组做法不满，刘邓失势，工作组于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 

　　王友琴在回忆文章中指出，1966年7月5日，邓小平召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听取汇报，并对他们作了指示。 
　　地方文革史交流网文革资料“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 (1966年4月- 1967年5月)也记载(链接：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2627.html) 
　　1966年7月5日，邓小平与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谈话。 
　　1966年6月28日，邓小平对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指示。 
　　1966年6月2日，邓小平就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文化革命运动对三女儿邓榕指示。 
　　而中国百度名片和海外的维基百科对邓榕词条介绍，只有邓榕大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的内容。广西作者李夏首发在《***》文章“‘公主党’害死了卞仲耘?”表示，百度名片当然不会记录邓榕的红卫兵经历，甚至不提她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大陆作者张凤林在博文中披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内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案件，当时该校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叫宋彬彬，一个叫邓榕，及刘少奇的一个女儿。 
　　文革时的“联动”很“牛逼”，所有中共元老的子女们都是“联动”的骨干。北京的大兴县，有325个“黑五类”和家属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被打死，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仅出生38天，其中有22户人家是全家被打死，是“联动”所干。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打死了上千人，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772人。 
　　34年后，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1966年6月4日邓小平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链接： 
　　http://cdlvi.cdpsn.org.cn/DigitalLab/protect.jsp?bookID=3230&previousInfo=BookChapter&pageID=1053550)，而且书中不但没有提到卞仲耘的死亡以及她本人的有关参与，而且根本没有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王友琴的回忆文章中也指出，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到了当年邓接见师大女附中工作组时的讲话，但把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写成1966年6月4日...... 
　　2010年第8期《炎黄春秋》杂志发表冯敬兰、刘进、叶维丽、宋彬彬、于羚的文章《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种陈述》，其中提到，北京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一个点，师大一附中是刘少奇的一个点，他们通过两所中学了解运动情况。 

　　文革初，中共高官子女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最早起来批斗“黑帮”，但当父母被打倒后，有人以批判自己的父母来改变命运，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邓榕就是其一。 1967年4月邓榕写了一篇标题为“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的大字报，猛烈批判和揭发邓小平的“黑手”如何操纵“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内容和后来她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完全不一样。 

　　邓榕在大字报里说，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藉口要了解情况，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的...... 


　　宋彬彬自辩没有参与打死校长 
　　原北师大女附中66届学生宋彬彬，1966年6月3日至7月末工作组驻校期间，为学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其父宋任穷，时任中共东北局书记。 
　　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是宋彬彬等人去北京饭店向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了卞仲耘的死亡。 
　　宋彬彬在“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文章中称，她被认为是“66.8.5”对卞仲耘施行暴力的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其自辩没有参与打死卞仲耘，但“不能原谅自己那天的阻止不力和反应迟缓”。 
　　宋彬彬还称，卞仲耘被打死后，她和几个人与学校的李松文老师一起用手推车把卞校长推到邮电医院。李老师带头签名，写下了宋彬彬等6个学生的名字，医院才敢开始“抢救”。 
李夏指，宋彬彬没有说出更多的真相;王友琴、宋彬彬等人在回忆卞仲耘被打死的文章里均不曾公开指控邓榕，可以理解，谁不知邓家权倾一时。

卞仲耘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该事件由于其发生的时间、地点，施暴者的性别、年龄，特别是施暴者与被害人的(师生)关系，在当年就震惊京城。关于卞仲耘的死，没有任何报导和记载。在文革时代留下的关于革命的种种报告和“大事记”中，从来没有一个字提到她的死亡。

　　迄今那些当年参与打死卞仲耘的女红卫兵们，没有一个人受到刑事与民事责任的追诉，她们当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表示过忏悔和道歉。 

　　究竟是谁在文革中搞打砸抢?以上资料也许可以让我们品味出问题的答案。 

　　制造打砸抢、动乱的，就是一小撮企图蒙混过关的走资派，以及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