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沿海历史上曾有过连绵漫长的“倭患”，被认为是“明朝时日本海盗对中国沿海的一场侵略”。然而，在数百年正统史观的笼罩之下，诸多史实却也透漏出无法掩盖的微光——所谓“倭寇”，实际上是被误读的一群中国海商，而在他们被掩盖的身份和命运背后，则是中国曾经强劲的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的对峙、抗争和落败……

 

 

浙江的舟山群岛由于岛屿和良港众多，扼多条中外航线之要冲，遂成为中国民间海洋力量与农耕王朝之冲突最为剧烈的地区之一，在双屿、普陀、沥港和岑港等地留下了众多所谓的“抗倭”遗址。直到今天，那些曾经为海上贸易自由而奋战过的中国海商，依然被视作“倭寇”，而他们曾与官兵之间所展开的“硝烟弥漫，海水为赤”的战斗，在当地的博物馆中依然被阐述为被“民族英雄”最终击败的一场外族入侵。

 

嘉靖大倭寇的真相——反海禁的中国海商与海盗 

 

上世纪末出版的权威著作《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有“倭寇”词条，将其明确定义为“明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在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印象里，倭寇是日本强盗，戚继光则是扫荡倭寇的民族英雄。然而，如果以严谨的态度来钩沉史实，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嘉靖倭患的起因似乎与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双屿港的主角其实是中葡商人，而谢氏血案的肇事者则主要是葡萄牙人。最早闹出争贡事件的虽是日本商人，乘坐的却是中国船：嘉靖时期，日本根本没有能力造出横渡东海的海舶，抵达中国的那两艘朝贡船也是早年永乐皇帝赠送给日本将军足利义满的礼物。况且，明朝时蒸汽机尚未发明，海船越洋需要依靠季风，一年间往返次数受到极大局限，再加上当时日本正处在战国时期，各地领主混战不止，在这重重阻碍下，连基本的交通工具都没有的日本人想要大举侵扰中国沿海，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张古画浓墨重彩地展示了舟山双屿港极盛时期的场景——岛上常住居民3000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葡萄牙人，被历史学家称为“16世纪的上海”，中西建筑鳞次栉比，世界各地的商品和数不清的白银在这里交换、中转和集散。曾有历史学者称：“双屿港邻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借助浙东运河可与明朝的经济神经中枢京杭大运河连接，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双屿的价值远胜澳门。”

 

那么，在嘉靖大倭寇风起云涌之后，其参与者究竟又是谁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所谓的“倭患”中领导者的身份。嘉靖年间，御倭官员王忬曾上奏朝廷，历数了最著名的倭寇头目：“臣询访在海贼首约有百人，其雄狡著名者，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宁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华山，泉州洪朝坚。”全是安徽、浙江和福建人。随后的《筹海图编》详列了危害最大的14股海盗首领名字及籍贯等，也是清一色的中国人。明朝官员，福建长乐人谢杰则在《虔台倭纂》中明明白白指出了倭寇首领的真实身份：“皆潮（州）人、漳（州）人、宁（波）绍（兴）人主之也”；可以说，翻遍嘉靖年间的抗倭史料，倭寇首领中的日本人极为罕见，即使有，也是无足轻重的低等小头目。

 

再者，中下层的“倭寇”中，到底有多少日本人呢？据《嘉靖实录》称：“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这已经是史籍中对真倭的最高估计了，其他文献的估计更低。如明代兵部侍郎郑晓称：“大抵贼中皆我华人，倭奴直十之一二。”而根据一位被倭寇掳去50多天的昆山人的回忆：“大抵艘凡二百人，所谓倭而锥髻者，特十数人焉而已。”——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且根据历史记录，梳着倭人发型的，也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日本浪人。

 

而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这帮被朝廷定性为侵略者的“倭寇”，却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民间支持和水土融合——地方百姓“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倭寇深入陆地时“若熟路然”，甚至“与农民杂耕于舟山山阜处”，“或披蓑顶笠，沮溺于田亩，或云中履，荡游于都市”；连本地官兵也与倭寇里应外合，通报军情，“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种种异状，让负责“剿倭”的官员惊呼“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若真乃外藩入侵，那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画面。

 

以上这些记录，皆出自倭寇同时代人的直接观察，拥有很高的可信度。

 

双屿港覆灭后，王直收集余部占领了舟山沥港，继续开展海上走私贸易。1553年俞大猷率官军攻克沥港，并放火焚烧，王直败走日本。事后，朝廷在此地竖立了“平倭碑”以示纪念，沥港自此亦称“平倭港”。从此，明清时的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可见，从首领到从属的身份，从其对地方的熟悉程度以及与百姓的水乳交融都可以看出，所谓的“嘉靖大倭寇”其实就是中国人。

 

　　解释这一沿海动乱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并不困难——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所以，在双屿港繁荣的二十多年间，舟山海域风平浪静，鲜有“倭乱”记载。而双屿港覆灭后，丧失生机的众多“海商”及其从属只好转以劫掠为生，商变成盗。

 

　　谢杰便曾在《虔台倭纂》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抗倭官员谭纶则用“老鼠洞”的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海禁乃倭患大起的根本原因：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更多的地方便会被老鼠穿破。嘉靖时边防政论家唐枢更是洞若观火地指出：“非倭夷敢自犯中华，乃中国自为寇也。”

 

　　这也合理解释了朱纨的悲剧——他颠覆双屿港，断了普通民众生路和豪门势族的财路，很快遭遇到闽浙权贵之朝中势力的围攻和弹劾。他不肯接受即将到来的审讯和侮辱，留下了“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杀我”的遗言，服毒自杀。（撰文/郭又惊 摄影/袁蓉荪 等 节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12年第2期）

 

　　……



明中叶以后，沿海地区人口过剩，加之土地兼并严重，赋税繁多，很多农民破产，无以谋生，遂入海经商。可以说，利润丰厚，“一倍而博十倍、百倍之息”的海上贸易乃是东南沿海的重要经济支柱，不仅平民以此为生，连许多豪门巨室也踊跃投资。

 

　　海禁无法停止海上走私

 

　　出身农民，对蓝色文明无知且反感的皇帝朱元璋于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了一道海禁令——“片板不许入海”，仅剩下一种扭曲的官方朝贡贸易，因其能带来“君临天下、万邦来朝”的感觉而存活下来。

 

　　然而，繁盛的海上贸易却无法停止。时值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海路为连接的世界贸易圈蓬勃发展，中国所在的东方贸易圈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和商机。很快，如生命力极强的藤蔓般，浙江沿海走私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双屿港扎下根来。鼎盛时期，双屿港还聚集了日本、马来、琉球、暹罗等国海商，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国际贸易中心。欧洲的自鸣钟、火器，南洋群岛的胡椒、香料，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和数不清的白银于此汇聚交易。

 

　　谢氏血案转商为寇

 

　　双屿港私商的贸易繁盛，令朝廷日益无法容忍。一桩血案成为了双屿港之战的导火线——余姚大族谢氏赖了走私海商的账不还，并威胁要报官，海商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便洗劫了谢氏庄园并掠杀了谢氏宗族。

 

　　嘉靖皇帝派遣干将朱纨前来镇压。他颠覆双屿港，并挥师入闽，继续追杀逃跑的海商，攻陷福建浯屿后又赢得走马溪大捷，擒杀中葡海商百余人。

 

　　从此，浙海再无海商的容身之地。大量曾经的海商及其跟随者为了生存，不得不转商为寇，酿成了巨大的沿海动乱。

 

　　想做红顶商人的寇首

 

　　王直，徽州人，本姓汪。双屿港之战后，王直收集余党，转移到舟山烈港（沥港）重振势力。他读过书，深谋勇略，思想超前，明白海洋可以富国裕民，其最大的梦想便是朝廷能改变国策，通商互市。

 

　　开始时，在地方官默许“私市”的暗示下，王直主动配合官府，平定了多股烧杀掠夺的海盗，维持沿海秩序，确立了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并试图在沥港重建双屿港的繁华。然而，官府却背信弃义——1553年闰三月的一个深夜，俞大猷率官军偷袭沥港，王直败走日本。双屿港和沥港的相继覆灭，让浙江的国际海上贸易网络遭受重创。

 

　　此后数年，王直居留于日本平户，他带来了中外商船，使平户成为繁荣的国际贸易港，深受当地领主欢迎。史料描写烘托出了王直的赫赫威仪——“绯袍玉带，金顶五檐黄伞侍卫五十人，皆金甲银盔，出鞘明刀”，其建造的巨舰可容纳两千人，甲板上可以驰马往来，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海上帝王般的王直，在大海的这边，在他的故土和祖国，却被视为“东南祸本”，名列通缉令榜首。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东南沿海的抗倭统帅职位落到了王直的同乡，徽州人胡宗宪的身上。为了招降这位关键人物，对徽商心理极为了解的胡宗宪先将王直的老母妻儿放出监狱，优裕供养，并让其儿子写下血书，劝王直早降。又派了两位使者去日本，封官许愿，并答应通商互市。

 

　　当其得知亲人无恙，王直喜极而泣。为了表示诚意，他先派义子毛海峰领军回国助官军剿贼，随后率精锐千余人，乘“异样巨舰”回到舟山岑港，大兴土木，预备开市。胡宗宪要他来接受官职，他坦然前去，没想到，一去便被扣留了。

 

　　胡宗宪最初的确是主张招抚的。然而残酷的现实是，明王朝根本无法容忍这位“海上帝王”，早先为擒斩王直，便曾开出“封伯爵赏万金授高官”的惊人厚赏。入骨的忌恨很快兴风作浪，胡为求自保，不得不改变了态度。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直在杭州被斩首。临刑时他不胜怨愤地说：“不意典刑兹土！”伸颈受刃，至死不求饶。

 

　　倘若王直真的没有主使海盗劫掠沿海的话，那么他最大的罪状也不过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而终其一生卑微而终极的梦想，也不过是成为一名海上的“红顶商人”。

 

　　万千中国“倭寇”人头落地

 

　　诱杀王直，让朝廷在海商和海盗中信义尽失，他们由绝望、怨恨而至彻底堕落，很快“新倭复大至”。在俞大猷、戚继光等全力攻打下，毛海峰先据岑港坚守，后突围南下占据福建浯屿，进行了疯狂的报复，闽广遂成倭患的重灾区，沿海县城纷纷沦陷，天下震惊。古来杀降不祥，就在王直死后不久，胡宗宪也被反复弹劾并下狱，最终含恨自杀。

 

　　可以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万千中国“倭寇”人头落地，而连绵的动乱和镇压也极大地消耗了明王朝，亦使东南沿海富庶之区遭到严重的破坏。朝廷逐渐意识到这一点，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后，新即位的隆庆皇帝立即批准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铁幕低垂的大明海疆终于从内部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依稀透进一线曙光。而诸多找到生机的中国“倭寇”亦很快由寇转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缓解和平息。

 

　　共谋一场虚构的异族入侵

 

　　倭寇历史可大致归纳为前后两期。前期倭寇指的是14、15世纪进犯朝鲜半岛，以掠夺粮食等生活必需品为目的的倭寇，以及元末明初时与方国珍、张士诚余部勾结犯山东的倭寇，这个时期的倭寇基本为来自日本的“真倭”。而后期倭寇，即16世纪的“嘉靖大倭寇”则为“假倭”，确切地说是“中国之寇”。

 

在嘉靖朝残暴严厉的海禁法令下，入海者一旦事发，便可能株连九族，从沿海民众的角度考虑，冒充“倭”可以保护家人。至于那些沿海官军，遭遇动乱时，不管是不是倭，只要上报为“倭乱”，就可以把问题“政治化”，失败了容易推卸责任，赢了则奖赏更高。而对于庙堂之上的统治者来说，将沿海民乱定义为外族入侵，将其极端仇视的海商力量与叛国者画上等号，镇压起来也更为便利与合理。于是，一场因海禁而导致的海滨民众的抗争和叛乱，便被各怀目的的几方，共同虚构、共谋为了一场异族的入侵。



。。。。。。。。。。。。。。。。。。。。。。。。。。。。。。。。。。。。
抗倭：一场虚构的历史(2012-03-26 14:02:35) 
标签： 中国历史抗倭明朝军事 分类： 推窗揽月  
 

  在苏州参加博联社成立五周年会，与王钦华、余超英聊天，谈到“南京大屠杀”的话题，颇有些感触。

  聊天使我想起一件事。中学时，政治课讲日本历年对中国的侵略。我发现，明朝时的日本列岛还处在分裂状况，那时的倭寇居然可以乘着小帆船，成群结队的跨过东海，跑到我国浙江沿海抢掠，其人数之众，武装之强，可与明朝正规部队作战。而到了清朝，日本经济力量强大了，反而没有开着军舰到浙江，而是先登陆朝鲜，再从朝鲜入侵我国。

  我想了又想，不敢在课堂提问。下课问政治老师。老师沉吟，告诉我，日本鬼子很坏，浙江一带比较富足，倭寇才去抢掠。

  这几年陆续看了一些文章和书，方明白，中国明朝在浙江舟山一带的倭寇，实际子虚乌有，是统治者为海禁虚构出来的。所谓戚继光抗倭，不过是统治者残酷镇压浙江沿海的海商。换句话说，抗倭，实际是杀民。

  明朝虽然从洪武年间就开始海禁，但是，海上走私、货运的利润丰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有不少家族几代人为商。这些海商经年发展，建立了自己的商品囤积、交易地，形成规模巨大的交易市场，也拥有自己的武装，建立了很大的势力。

  延续千年“以农为本”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种以商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海商的经济实力肯定会强化地方割据，实际是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体系（现在叫经济特区），加上经济纠纷引起的地方骚乱，使得“以农为本”的统治者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到了明嘉靖年，朝廷终于下决心，派出正规部队到浙江沿海，对海商实行武装镇压。天朝军队到了地方，大开杀戒，残酷屠杀海商，整村、整族的屠杀百姓。明朝“抗倭“最为惨烈的战斗，都是军队镇压沿海走私商人的大屠杀。

  据学者考证，即使从官方史料记载，既找不到所谓“倭寇”骚扰沿海的痕迹，也找不到军队与倭寇作战的记载。军队上报的材料中，杀死的”贼首“，全都是中国人，既无日本人，亦无日本人姓名。相反，杀死的“贼首”均在历史有其名，记有其实、其事。他们都是中国人，而且都是商人。

  据考证，中国历史上确实有倭寇渡海来抢掠。大致在元朝时，有倭寇在朝鲜半岛登陆，明初也有在山东一带抢掠粮食的倭寇，这是真倭。到了明嘉靖年间，也就是戚继光抗倭期间，所谓“倭寇”，均为假倭。如称其寇，实为“国寇”。

  虽然近年的历史研究已经证实了“抗倭”是虚构的。但是，抗倭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或者说，为中国历史所需要，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这个巨大的谎言延续了几百年，至今仍然混淆不清，迷雾重重。

  据专家分析，明朝“海禁法”严酷，一旦事发，株连九族，但是，海商利润丰厚，走私者便冒充“倭人”，不至于牵连家人、族人；沿海地方官吏，遇到地方动乱，便上报“倭寇”骚乱，既可将事态政治化，又容易推卸责任，一旦押宝赢了，奖赏更高；对于那些高层的统治者，将地方治安问题、民乱定义为外族入侵，将严禁的海商与叛国划等号，更加师出有名，镇压起来得心应手。

于是，一场因海禁引发的官民抗争，被各方的利益者心怀不同目的，共同虚构成一场外族入侵，对百姓、商人的镇压和屠杀成了“抗倭”。

  历史成一种需要而非事实，这是多么可怕的历史！

  到了近代，虽然学者早已指出“倭寇”真相，可是因为日本对华侵略，罪行累累，对倭寇这个概念的厘清，又加入了复杂的民族情绪，更加敏感而困难。随着岁月流逝，政治需要，那些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最先走出国门，走向大海的浙江海商，终于被固定为真正的“倭寇”，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众反海禁的斗争，走向新文化、蓝色文明的希望，最终被扭曲为一场“民族英雄抗击倭寇”的反侵略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