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战争后30多年的时间里，德国武装力量的智囊--总参谋部一直在寻找一个答案：如何在强敌四顾的环境中找到一条取胜之路。俾斯麦采取了一种短期结盟的方式，使德国一直只有一个敌人站在它的面前，避免树敌太多。然而在1879年与哈布斯堡家族签订的军事互助同盟却蒙骗了他的继任者。这个协定出于俾斯麦的这样一个目的：拉拢奥地利人，进而控制他们，威吓俄国。这个协定显然是一个短期的，防御性的。事实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然而原本只是为了拉拢维也纳以吓退圣彼得堡的一个短期同盟却在1885年成为德国总参谋部制定作战计划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性格孤僻的阿尔佛莱德。冯。施里芬——一个汉尼拔的崇拜者就对此深信不移。在他制定的对法、俄两国的战争计划中，施里芬指望奥地利人能够帮助德国阻击俄国的进攻，使他能够抽调足够的兵力于西线，取道比利时进入法国，诱使高卢人进攻阿尔萨斯和洛林，迅速歼灭他们。在完成对法国的打击后回师东线击溃俄国。这就象一道旋转的大门，当你推开大门后，坚硬的大门将在背后打破你的脑袋。由于政治的原因，俾斯麦和毛奇都反对这种坎尼式的冒险计划。倔强的施里芬并未打消他的念头，在他出任总参谋长的日子里一直在完善着他的计划。出于对迦太基那位统帅的迷恋，施里芬抛弃了政治上的种种禁忌，他深信：这将是德国战胜敌人唯一的方法。

　　另一个让施里芬做出这样打算的原因来自于俄国。罗曼诺夫家族显然将他们的兴趣放在了复活节彩旦的收集上，对于俄国的战争动员计划和战略铁路的有效性却漠不关心。在1914年，俄国的军官们发现从步枪到军服，从骡马到火车都越来越少，糟糕的铁路系统难以承担运输任务，1/3的铁路人员是文盲或半文盲……1905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也让沙皇的在欧洲强国的眼中不那么高大了。俄国总参谋部里充斥着无能与猜疑，流淌着日尔曼血统的俄国皇后也让她的外交家们头痛不已。这一切坚定了施里芬的决心。如果说俄国现在只是一个二流大国的话，它的债主盟友法国好像也有麻烦：无休止的内阁争吵，缓慢的工业发展，平庸的参谋人员，落后的征兵制度……凡此种种更是让施里芬欣喜不已，先西后东的战略似乎完全可行。1913年，离开人世的施里芬留给他的后继者一份周密详细的进攻计划。德国的战略由此确立。

　　没有人想到这场由刺杀事件所引起的战争会长达4年之久。1914年6-7月间，各国的总参谋部都认识到速度的重要性：抢在敌人之前动员自己的部队并将之部署到边界的前后。德国对此的理解更为深刻，他们也这么做了，如潮水般的德军涌入了可怜的比利时，再从比利时进入法兰西。如同瑞士钟表般精密的作战计划指导着他们前进。但是1914的欧洲毕竟不同于1870年的欧洲，速射火炮和机枪的运用阻止了德国人机动作战的能力，轮番炮击后升起的尘土为敌人指明了进攻的方向，大量躲入战壕的敌人也很难清除，尽管法国损失惨重，德国的进攻还是被制止了。11月，施里芬的后继者们沮丧的发现速战速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现代化的技术在武装强化了德国人的同时，也加强了他的敌人的战斗能力。集团式的冲锋与自杀划上了等号。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同盟体系的建立。如果允许德国单独进攻法国，而其他强国置身事外的话，德国将重演1870年的辉煌，然而军事同盟的建立则意味着这样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了：当一个同盟内的国家在某次战役里遭到重创或者发现自己的资源不足以维持所需时，由于有希望获得或已被承诺能够得到盟友的帮助，从而促使它继续战斗下去。例如1914年奥匈帝国虽然在加里西亚和塞尔维亚遭到严重损失，仍然能艰难的继续战斗，同盟体系的建立实际上已经决定了速战速决是不可能的。换而言之，这种同盟体系的战争，最后的胜利者将属于陆海军、工业、技术资源、金融占优的一方，或者说是属于同盟综合实力强的一方。

　　很多的历史学家或战史学家将施里芬计划的失败归咎于小毛奇，认为是他的优柔寡断葬送了德国唯一可以取胜的机会。通过对联盟体系的分析或许可以减少对他的指责。事实上，即使德国不去打搅布鲁塞尔，英国依然会出兵帮助遭到重创的法国盟友。无论是从道义上还是从现实的利益层面分析都是如此。在东线，俄国的两个精锐的集团军正在进攻东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无法想像他们异国的同行居然未曾完成总动员就发起进攻。法国的贷款最终让俄国人行动起来。这是一次糟糕透顶的愚蠢军事行动，对德俄两国来说都是如此。俄国将为它的鲁莽付出代价，德国则丧失了绝佳的机会。

　　当双方回到均势对峙时，协约国的优势似乎很明显：庞大的海军遏制了公海舰队的行动，限制了德国获取外部战略资源的通道，同时又保证了本国获取资源道路的畅通；英国强大的工业和财政资源可以在欧洲自由支配，既可以为向法国、比利时、意大利、俄国输送军火，同时又可以为黑格在西线的军队提供补给和支付所需费用。它的盟友总能得到有效援助。

　　确实，这一切使协约国在物质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仍无法解释在这样的优势下，战争为何还是拖延了4年？

　　答案在于：协约国占优势的地区并不能提供迅速或决定性的战胜同盟国的条件。1914年，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在经济上并不是很重要(瑙鲁的磷酸盐矿除外)，丢失了这些地方对德国来说并不致命。德国对外贸易的中断虽然给它造成损失，但远未达到英国“海权主义”信徒们所想像的程度，因为德国出口贸易已经为战争的需要而做了调整，如果德国的运输体系能够维持，它的军事征服能够消除许多的原料短缺(罗马尼亚可以满足帝国的石油需求)，并且能通过中立的邻国得到其他供应，那么，同盟国集团至少在粮食方面是无须操心了，当然这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起到了补足的作用。不列颠海上封锁的影响只有和前线的军事压力集合起来才行，而且即使如此，这种影响的作用是缓慢的。英国在1808-1814年的伊比里亚半岛战争的全线外围作战模式对德国的海岸不起作用，因为德国的海陆基地太坚固了，贸然使用海军力量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德奥的海军也没有兴趣为了“制海权”而主动出击，挑战英法强大的舰队。协约国想要歼灭对方的舰队就必须进入对方的港湾，冒着被要塞巨炮击毁的危险，海军的使用越发的谨慎。在双方近似病态的谨慎下，大规模战列舰间的海战也就屈指可数。同理，德国利用
潜艇袭击对方的运输船只，以打击协约国的贸易也是一种迟缓，难办的事，潜艇同样无法获得迅速战胜对方的可能，也不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

　　另外协约国在适龄人员数量和工业方面的相对弱势在于军事斗争的本身。想要在几百英里的战场上取得一次坎尼会战式的胜利已经不可能了，战壕，铁丝网，机枪，速射炮，毒气弹，通信等因素制约了双方的进攻。对比德俄两国我们发现，1914年德国可供服役的适龄人口为1325万，俄国只有1250万。单独一个欧洲国家都低于德国，直到美国人到来才改变了这一局面。

　　在军事地理上，德国人占有优势。德国军队于1914年8-9月间的战斗中，占领了法国和比利时的一些高地和山脊，从而可以俯视整个西线战场，从那以后，除了凡尔登这样罕见的战役外，它在西线始终处于防御的地位，迫使英法军队在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抵消了协约国人数方面的优势。除此之外，德国在东西两线间有良好的交通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敌人对它的包围。象法金汉和鲁登道夫就曾将一些师从一头调到另一头，甚至有过在一周内将整整一个集团军调至需要的地方。随后在1914年当该集团军的大部分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时候，普鲁士总参谋部又神经质地抽调两个师增援东线。这对西线的攻势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对西线后勤来说确是不妥的。11月在伊普雷进行的血战使法金汉确信在西线无法迅速取得胜利时，又进一步将8个师调往东线以营救被围困在喀尔巴阡山的奥地利友军。

　　法金汉在1916年不明智地改变了德国的战略——将军队调往西线，以便通过对凡尔登地区的反复攻击致法国于死地，但这只能证明以前的战略——在施里芬计划失败以后的防御西线，进攻东线的政策是正确的。当大量德国精锐部队战死在西线时，俄国的伯鲁西洛夫将军在东线将奥地利人逼入绝境。而黑格也在索姆河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凡尔登战役逐渐平息，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接替了法金汉，依靠鲁登道夫的军事才干，德国在一度不利的情况下又站稳了脚跟，此时，双方都已精疲力尽。

　　德国在战争中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在缺乏盟国的大力支援下，它击败了俄国，将法国逼入绝境，在1917年又差点让饥饿的英国投降，这一切部分的原因就是上面提到的优势，另外德国拥有的一批聪明而又果敢的参谋人员也保证了军队能迅速适应新的作战方式。虽然鲁登道夫在参谋部的恶劣态度让人厌恶，但是他的领导才能和军事才能得到了部下的充分尊敬，他的命令也被迅速的传达下去。

　　尽管德国人可以凭着相对较多的适龄人员和庞大的工业基础将战争坚持下去。但是随着凡尔登，索姆河战役的进行，德国人在不断丧失战场的主动权，他们的战略储备也快要消耗殆尽了。1916年，兴登堡提出了他的总体战的计划：极大地增加军火生产，严格控制德国的经济与社会。他将发起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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