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的统一大业既定，但是，只是名义上的统一。没有经历大规模杀伤的战役，固然可以使战争的成本大大降低，但是，商朝军队的实力并未受到根本的打击。“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对纣王之子没有杀戮，而是封地治殷。其实，这时的周内部，关于是否杀武庚存在极大的意见分歧。姜尚坚决要求斩尽杀绝，而武王坚持不杀。杀与不杀都各有道理。如果杀了武庚，国民或可击掌相庆，但是，商朝的嫡系，或者说散落于各地的殷商后裔，他们作为先朝的贵族，其实力不可小觑，而作为殷商的苗裔，基于武庚被杀，其后自己被灭族是显而易见的推论，基于对武王的恐惧，必然誓死相抗，不对抗是死，对抗获有一线生机，所以，对于武王其后的一统天下，平添许多障碍，而且，这障碍是否能够逾越，尚未可知。如果不杀，固然要承担叛乱的风险，但是，这一表态却可以是商朝的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地方贵族望风而降，而且，派了自己的两个弟弟负责监护，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权衡利弊，武王最终选择了留下武庚。

　　周公旦走上历史舞台，因为他的特殊才能，“事鬼神”，他在周族内部掌管宗教事宜。在上古，王权与神权拥有近乎相似的强大统治力，而我们纵观商朝历史，王权开始不断向神权发起冲击，但此时的周，神权依旧凌驾于王权之上。借助于神权的力量，在武王死后，周公开始摄政，对于周公摄政，所有的高层，都心存不忿。那又如何？关于各派系对于自己的反对，周公心知肚明，周公摄政后，周族权力集团被明显地分为三派：一是以周公为中心，主要由行政官员及诸侯国组成的权力集团；二是以成王为中心，由召公、姜太公所领导的周王室及外戚的势力集团；三是由管叔、蔡叔、霍叔等武王众兄弟、成王众叔组成的军事集团。姜尚受封齐国，看到周朝内部的纷争，采取远离政治漩涡，静观其变的策略。而管叔、蔡叔成为周公的第一批政治祭品。周公的策略是诬陷武庚谋反，而且找了一个看来很合理的时机，“武王崩”。周朝初建，殷商的残余贵族势力，主要是已经征服东夷的商朝十万远征军，开始展开对周王朝的反击，对外征伐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武王之所以想要修建洛邑，目的也在于此。构筑起对商军的第一道防线。周公负责征讨，对于管叔、蔡叔的阴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实现。谎称抓获商军俘虏，然后编造武庚作乱，以为内应的故事，然后把作为监督的管叔、蔡叔巧妙的纳入这个故事。这种故事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上演多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我不知道武庚有什么理由造反，而且，武庚造反如何劝说武王的两个弟弟加入？两个人已经拥有自己的封地，自己的二哥打下来江山，造反，脑子进水了吧！反正说你造反你就造反，为了江山，哪管是不是亲兄弟。于是，周公奉了成王的命令，将三人拿下。这里还有一个逻辑错误，你周公不是认为成王年幼才摄政的吗？既然年幼在这么大的问题上能下令吗？如果能下令，还需要你周公摄政吗？真正想篡权的不是管叔、蔡叔，真正想要天下的也不是武庚，恰恰是周公自己。谁说天道轮回，好人好报？难道这不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世界吗？

　　这三人中，周公的主要目标是掌管军权的管叔，所以，管叔结局最惨。而武庚，因为他，所有的理由才成立，所以他也必须死。蔡叔的投降加上他的不足为虑的实力，算是保住一条命。因为政治需要，把微子开作为殷商的后裔，安置于宋。把殷的残余的军事实力交给对自己很温顺的卫康叔。这一支政治集团被彻底摧毁。因为周公的欲望，也因为成王的坐山观虎斗。

　　收拾完自己的两个兄弟，下面就是成王。但是，有召公、姜尚辅助的成王却远不是那么容易搞定。

　　在对于东夷作战的过程中，周公的策略不是攻城拔寨，而是攻心为上，城池攻破以后，城内主将不杀，依旧复其原职，如果拒不投降，则下令屠城，东夷是商军刚拿下不久的地方，民心未稳，所以周公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商军的根据地被不断压缩。对于这支物质供给不断枯竭的商军，周公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以稳为主，终于完成了统一这一超难的课题。

　　在大功告成的时候，成王基于对周公的忌惮，派唐叔送给周公一颗异株同穗的稀奇禾苗，意思很明白。这种禾苗，特点是“异母同颖”，即下面有二个主杆而上面却合为一体，暗示周公，要权！周朝的这个天下不能由周公一人说了算，至少应该由成王和周公共同主持。“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也含有，你周公不必回来了，这个天下，我成王和你周公分而治之，我西你东。“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周公。”

　　鸱鸮！鸱鸮！即取我子，无毁我室。

　　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

　　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翛翛，予室翘翘。

　　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读这首诗的感觉好像很凄凉，其实诗中充满了杀机。让我们抛开字面的解释，用逻辑推演一下这段话的真实含义：王权我可以不要，但你们不能阻止我回家。为了取得周族现在的这个王权，我辛勤努力，付出了很多，不容易啊！乘着你们还没有攻击我，我还握有兵权的时候，我要在你们所占据的我的故乡找地方修好我的王城。但你的手下人啊！可能要欺负我，不让我完成。我这么做是不得己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我给你们解释得嘴都病了，你们还是不相信我，还是不让我回家。我可怜啊！人到晚年却还没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

　　周公为什么要写这首诗给成王呢？当时的周公已经平息了东面的叛乱，想回到京城去又被拒绝。所以想另立山头，筑一个新的王城，写这首诗就是在告知成王﹕既然你们不让我回京城坐王位，我就不要这个王位好了，我另起炉灶。周公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在给成王出难题。政治家的手段。通俗一点说就是：政治家要学会搞两面派。周公想篡权，但又怕天下不服，所以就说我只是代成王摄政。召公想为成王要回权力，就送周公双杆禾，也没有公开王室的矛盾。周公现在作这首诗告知成王，他将要筑王城，无疑是威胁成王将向天下公开王室的这个矛盾。而一旦公开，成王肯定很难堪，那有一国两都的道理。所以，成王对周公的这首诗及诗中的威胁很不满，但又不好发作，因为是成王赠“命禾”任命的“二王”。因此才有了“王亦未敢诮公”，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的话。

　　政治家们的这些戏都是在桌下演的，不能拿到桌上来。这就像两个调皮的孩子与父母同桌吃饭时的情形，两人在桌下一人踢对方一脚来，踢输的一方最后的招数就是告状。在此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首诗本身也是周公篡权的主要证据，因为，周公本来是鲁国的封君，鲁国才应该是他的家，所以不存在没有归宿的问题。他非要回王城不可，甚至新筑一个王城，目的无非是看中其所象征的王权。周公说得到也做得到，这就是洛邑的产生。

　　成王收到周公的《鸱鸮》诗后，虽然不高兴，但也不敢责备周公，所以只能同意周公按王城的标准建洛邑。当然，为了挽回面子，又不发生双方均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一定动了不少脑子，作了很多“外交上”的努力，而达成了一些协议。从以上记载及《尚书·洛诰》所述来看，表面上还政于成王以换取对周公主东的公开承认，应是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个协议要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说的：“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种政治格局是完全违背周族的封土建国制的，所以，所谓“召公主西”的说法不过是为成王捡面子的说法，又是“堵嘴”的伎俩，实际上是成王和周公东西分治。在《洛诰》中，成王也说得很清楚，他对“还政”后的周公说：“我二人共贞。”这句话一般译为：让我们二人共同承当这一吉祥。这样译法未能理解“贞”字的含义。贞的本义应为主持、判断等义，而不是占卜（参乾卦注释）。这句话正确的译法应为：让我们二人共同主持朝政。

　　成王与周公达成的这个交换协议，在当时看来应该算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对周公而言，能够掌握由天子公开承认的大半个江山的实权，并同意筑王城规模的洛邑作为居住地，他己经心满意足，总算没有白“摄政”（篡权）一场。而且如果与成王公开叫板，他并没有十分胜算的把握，他深知王权本身的重量，他打的仍然是成王的旗号，他也清楚召公和姜太公的份量，他的精力也已经有限。对于成王而言，能从已经被周公夺去的政权中要回一半，而且得到了周公不夺王城丰的承诺和表面上对成王王权的承认，即“还政于成王”，无疑是一个较大的胜利。当然，对成王而言，这仍然不过是要回旗帜的权益之计。旗帜一到手，周公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了。

　　鲁周公世家》载: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

　　这段记载我们从“及成王用事”开始说，前面的那段故事我们在下一段再分析。“成王用事”当然是指周公居洛，还政成王之后。“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有人说周公的坏话，所以周公就逃到楚国避难。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人说他的坏话一样，而其实从周公摄政以来，就没有人说他的好话。所以，周公的逃亡与有没有人说他坏话没有关系，问题应该出在周公不该还政于成王。

　　成王用事后，都做了那些工作来削弱周公的权力？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但有一件事却有记录，这就是《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到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成王赐太公征伐权，肯定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因为周公摄政期间，成王没有这种权力。

　　为什么成王要给姜太公这个权力？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安宁淮夷，而实际上这是在削弱周公的权力，在挤兑周公。因为齐国可征伐的地域属于“周公主东”的权力范围。而且齐国与周公的封地鲁国为近邻，给齐国征战的权利，显然是与周公过不去，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在向周公下战书。周公正是在成王、召公及姜太公等人的逼迫下，深感自身难保不得不选择了逃亡之路而奔楚。至此，周公篡权的这条不平坦的路才算是走到了尽头。

　　周公奔楚后，成王看到了周公曾经求神代成王受过的祝册而接回了周公。周公流亡后，成王又派人将周公接回是没有问题的，但接回的理由却有问题。原因有三：一是成王年少时由周公摄政，成王不可能在执政上犯错误，也就不可能犯“天惩”的病，当然也就用不着周公来替罪；二是从武王伐纣遇凶兆而仍然按计划执行的史实中可知，吕尚、武王、周公等这一代领导人是不信鬼神的，即使过去信，通过武王伐纣一事也不应当再信；三是这个故事与前面所说的周公曾为武王求神代过的故事完全一样，而这两个故事都是在周公篡权失败流亡后才被发现出来，而不是故事发生时的流传，其真实性不可靠，有杜撰之嫌。由此，我认为这是二个虚假的故事。至于是谁编造的？有多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成王接周公回来的理由有关。

　　成王为什么要接周公回来，准确的原因已经很难知晓。可能是他接受了周公编造的摄政理由；可能是他被周公及支持者编造的“真诚”故事所感动；也可能是同情心使然；但更可能的还是政治的需要，是权谋的需要。

　　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内讧的七年，通过这七年的争斗，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周公摄政之初，周朝的权力集团分为三块：一是周公的官僚集团；二是管叔、霍叔、蔡叔的军事集团；三是以成王为中心的召公、姜太公的王权集团。这三个集团都是周王室的势力。但经过七年的内争后，到周公还政于成王前后，周朝的实际权力分别由召公、姜太公和周公三股势力主宰，属于周王室的只剩下不到一半。可见周王室的内争时期，真正从中获利的是召公和姜太公，而王室的权力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周公被迫流亡后，摆在成王面前的是一个难于收拾的局面：召公和姜太公的势力因为没有了周王室的势力约束，有抛弃成王的可能，而周公的势力集团又处于受牵连的境地，不可能听命成王，树倒猴狲散，有的可能会投靠召公、姜太公，有些忠于周公的势力甚至于可能在各地反叛。至此，成王大概看出了自己的危险境地，并反思了自己所真正需要的不过是权力，而劝降周公比消灭周公的利益更大，所以，成王做出了接回周公的选择。当然，这又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又是一个新的协议。从周公回来后所发生的事件看，协议的主要内容可能为：周公放弃王权，并辅助成王统一周朝的政令。而成王不再追究周公篡权的责任，保障他的安全并让其享受王者的待遇。这又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对周公而言，可以在保护自己名声及封地的前提下安度晚年而善终。对成王而言，可以顺利地接管周公的势力集团，而且因为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使得召公和姜太公及其它势力集团不敢有野心存在。从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了最大利益，使自己的力量迅速增强而成为名符其实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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