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明信片上的八国联军

    早在西摩尔联军之前，天津便已经出现义和拳的活动，拳民们甚至公然持刀游行街上，铁匠铺打刀的声音也日夜不绝，地方官稍有禁止，拳民们便闯进衙门，拔刀强迫官府收回禁令。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城内谣言四起，传教士们(天津当时主要是新教，与北京主要是天主教不同)纷纷放弃教堂，前往紫竹林租界避难。在西摩尔联军强行前往北京后，天津义和拳的怒火立刻爆发了出来，他们在 6月14日开始烧毁教堂；次日，拳民们又攻击了城内的电报局，并砍倒了路边的电线杆；当天晚上，天津城内再次火光冲天，望海楼等教堂被大火焚烧，连总督衙门的“东洋楼”等日式建筑也被烧毁，而官员们只能在一边观看。此时，“津城内外拳匪满街，公然来往，毫无忌惮。官兵遇之，反避道而行”。

    事实上，天津和北京基本上是同时失控，混乱局面也很类似。唯独不同的是，北京洋人聚集的使馆区被清军以“围攻”的形势加以保护，而天津的租界则是义和拳直接加以攻击。不过，拳民们对租界的进攻手段大都以放火为主，非但难以成功，反被洋兵打死打伤不少。对于义和拳的行为，裕禄也是无可奈何。

    6月17日大沽口炮台的战斗打响后，义和拳涌到总督衙门要求发放马匹和武器，不知道是病急乱投医还是因为局面失控，义和拳似乎得到了裕禄的允可并前往军械所领取武器。但令人浩叹的是，拳民们并不具备现代武器最基本的常识，他们或者一个人拿几条枪而不拿子弹，或者相反。由于不知道枪械如何使用，拳民们仅仅是把它们当成是长刺刀来使用。

    6月17日下午，在得知大沽口炮台失陷后，裕禄调集军队进攻紫竹林租界，拳民们也参与了这次进攻。当时守卫紫竹林租界的洋兵大概2500人，他们在听到炮击后很快意识到这是清朝正规军的进攻。当时对租界威胁最大的是紫竹林对岸河边的一排3英寸克虏伯大炮，这些炮都设置在天津武备学堂中，由于离租界距离很近，因此构成了强大的杀伤力。当天傍晚，一支由英军和德军组成的突击队向学堂发动偷袭。黑暗中，武备学堂学员们与洋兵展开激战，尽管他们让洋兵们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大炮群最终被摧毁，学员们也大都战死。

    紫竹林开战的同时，聂士成奉命前往塘沽一带阻击联军，最后他率军在距离天津约20里的军粮城将乘火车前往天津的联军截住，双方在此展开了激战。作为天津之战的最高指挥官，裕禄当时认为紫竹林租界被攻克指日可待，当他得知西摩尔联军已经撤到天津附近的时候，于是他又下令让聂士成分兵一部分前去歼灭这支“残军”。

    接到命令后，聂士成抽调了一部分防守军粮城的兵力，由他亲自率领前去寻找西摩尔联军，最终双方在北仓附近交上了火。但西摩尔联军虽然狼狈而回，疲惫不堪，但战斗力仍旧不可轻视。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西摩尔联军竟然误打误撞的发现了一座名叫西沽的中方弹药库，里面不但储藏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而且弹药库还有坚固的城墙，因此聂士成的军队想要攻克这个堡垒并非易事。

    与此同时，裕禄仍旧指挥清军猛攻紫竹林租界，但是收效甚微。当时双方在租界北面的老龙头火车站展开激战，尽管另有几万名义和拳前来助战，但拳民们的冒死冲击并不能构成对洋兵的实质性威胁。可笑的是裕禄，他还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声称紫竹林租界“敌势日渐不支”、“巢穴难保”。事实上，天津同时开战的三个点，租界、军粮城和西沽炮台，清军都没有取得绝对优势，而增援的联军则是源源不断从来自大沽口外登陆而来。因此，时间越往后，就对清军越不利。

    在后续联军的增援下，清军在军粮城一带的防线被攻克，塘沽线在6月22日被打通。随后，联军探知了西摩尔联军的位置，随后便前往增援。聂士成见在短时间内无法歼灭西摩尔联军，加上从大沽口外来的联军逼近，只得解围而回到天津。

    随后，联军开始了解救紫竹林租界的战役，最终裕禄所指挥的马玉昆部不敌败退，紫竹林租界之围随即结束。6月26日，被困西沽炮台的西摩尔联军被前去救援的俄军解困，最终在结束了长达两周多的恶梦之旅，狼狈返回了天津。在这次失败的行动里，西摩尔联总共伤亡了300多人，早没了当时出发时的锐气。

    在紫竹林租界之围被解后，联军随后便开始了第二次天津战役——反攻天津城。6月27日，联军分成三路纵队向天津城外制造火药、炮弹、枪子的东机器局发动猛攻，因为这里有上千名清军士兵守卫，对天津租界构成了很大危害。激战中，不知道是联军炮弹击中了“东局子”内的弹药库还是清军怕失守后弹药库会资敌，最终弹药库被炸毁，清军也随后撤出。“东局子”被联军占领后，租界洋人额手称庆。

    随后几天里，双方都稍作休整，而联军这边每天都有新的援兵、武器等运到天津，形势对清军越来越不利。7月1日早上，枪炮声重新响起，清军向租界发动进攻而联军则用大炮猛烈轰击天津城，战斗持续到深夜都没有停歇的迹象。在随后的几天里，双方互有攻守，战局陷入僵持阶段。

    但就在这时，清军和义和拳却发生了内讧。正如前文所叙，聂士成部曾经与义和拳发生过血腥的冲突，因而义和拳视聂士成部如仇敌；而聂士成对义和拳的神话把戏也是深恶痛绝，双方决无合作的可能。在进攻租界时，往往清军将义和拳驱赶上前，如有后退则杀无赦，因此造成拳民们大量的伤亡，其中既有联军消灭的，也有被清军打死的。《直隶提督聂军门死事记》中说，由于聂士成和义和拳的宿怨，后来拳民们在聂士成与联军激战时，将聂士成的老母妻女绑架而去，而同情义和拳的当地练军见聂士成追击义和拳，反枪击聂军，并称聂士成部造反。聂士成在进退失据的情况，“自愤身为提督，拥兵十余载，被数十创而内不见谅于朝，外复见侮于匪，则大愤慨。……每身轻前敌，欲以求死”。

    7月9日，聂士成部在八里台与联军展开决战，战况空前惨烈。八里台前有一小桥，聂士成亲自骑马立于桥边督战，聂军无人敢退。聂士成系安徽合肥人，武童出身，最初随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打捻军，后来进入淮军系统，深得李鸿章的信任。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虽然清军连战连败，但聂士成的表现还算是可圈可点。1899年，聂士成所部三十营改为武卫前军，全部改换德式装备并驻守在天津芦台。相对而言，这支军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唯一的缺憾是按新式操法训练的时间过短。

    在经过多日的激战后，聂士成部伤亡很大，减员严重，而联军方面则不断有生力军补充，因而优势明显。尽管如此，聂士成仍率部坚守不退，战马都连换了四匹，他的双腿也被枪弹击中，无法站立。在血战中，一块弹片飞来，划破聂士成的肚子，连肠子都流了出来，聂士成也的确是一个真正的猛将，他忍着剧痛将肠子塞回，继续鼓舞手下士兵们奋战。直到最后，联军的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爆炸，一块弹片从聂士成的嘴里打进，从后脑穿出；另一块弹片射穿前胸，还有一块弹片直接击中聂士成的太阳穴。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聂士成从马上栽了下来，几乎是体无完肤，全身破裂，“其死状最惨，天下闻而悲之”。阵亡时，聂士成已是65岁的老将，这一幕也可以说是庚子年中真正最有血性的一幕。

    聂士成部失利后，天津城也很快陷入了被攻克的险境。7月10日，英军运来两尊特殊而可怕的大炮，名为“列低炮”(也称“裂地炮”)，“其烈无比，开放时，在一百码地内之人，一闻其气，无不立毙”。这种炮，其实就是毒气炮，当时“为万国公法所不许，只非洲曾用过一次”。7月11日，联军对天津城展开了猛烈的炮击，其中便使用了“列低炮”，“至十六日(12日)，津郡城厢内外，已无华兵踪迹。城内惟死人满地，房屋无存。且因洋兵开放列低炮之故，各尸倒地者身无伤痕居多。盖因列低炮系毒药搀配而成，炮弹落地，即有绿(氯)气冒出，钻入鼻窍内者，即不自知其殒命。甚至城破三点钟后，洋兵犹见有华兵若干，擎枪倚墙，怒目而立，一若将欲开放者，然及逼近视之，始知已中炮气而毙，只以其身倚戤在墙，故未仆地，列低炮之惨毒，有如此者”。

    7月13日，天津陷落，裕禄见势不妙，慌忙率领残兵败将向北退至北仓一带。联军进入天津后大肆抢掠，随意杀人，其状可怖。《天津一月记》中记载，7月14日城破后，“城中既乱，奔走恐后，闻人呼曰：北门已启，可由北门出。于是阖城人皆往北门而去。顷刻间，拥挤不得行。……洋人率教民登楼，见北门拥挤不得出，连放排枪，每一排必倒毙数十人。又连放开花炮，其弹于人丛中冲出城门外，死者益众，而争逃者亦益多。有被弹死者，有失足被践死者……。前者仆，后者继又仆，又践又死，层层堆积，继长增高。”

    据某俄国记着的的记述：“我们的租界被中国人破坏得厉害，但是中国人的地界也为此受到了报复。到处可见欧洲人炮轰的痕迹。中国平民的房屋被圆形炮弹打穿，屋顶、墙壁和围墙上都是榴散弹爆炸打穿的洞眼，一路上，我都遇到被炮弹片、子弹打死的中国平民的尸体，没有人来收尸，只有苍蝇和猪来光顾他们。”

    战后的天津城陷入了空前的灾难，原本是繁华的街市经十多天炮火的洗礼后，“从前皆华屋高堂，今则无一存者”；“只见碎砖破瓦，狼藉满地而已”，“盖以锦绣繁华之地，一旦而变瓦砾纵横之场。”在混乱情况下，各大户、当典、官署都成了联军的重点抢劫对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天。

    7月22日，联军当局成立“都统衙门”，对天津及附近的静海县等地实行殖民统治(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广州被占领的情况类似)，而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天津一带清剿义和拳，特别是之前那些拳民活跃的城镇，往往遭到联军的焚烧和无端杀戮，其惨状亦不可堪言。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群体随时都会反抗软弱可欺者，对强权低声下气。如果强权时断时续，而群体又总是被极端情绪所左右，它便会表现得反复无常，时而无法无天，时而卑躬屈膝。作为这段话的证明，天津城破后，那些在门口写“大日本顺民”字样以求保护的，亦不乏昔日横行街上之义和拳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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