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同舟共进》杂志2013年第4期发表赵勇署名文章《红卫兵的打人与道歉》，对发生在1966年红卫兵打死无辜教师和民众的事件，以及40多年后，有当初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公开向受害者道歉的行为，作了一定深度的心理分析。据陆媒《北京日报》1980年12月20日报导，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在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

红卫兵打人的斗争哲学

据大陆杂志《同舟共进》2013年第4期发表署名赵勇的文章分析，在“文革”期间，打人意味着“政治正确”，被中共赋予某种合法性，所以“红卫兵”面对批斗对像时，往往会诉诸武力。这与中共长期灌输的仇恨教育、斗争哲学有关。众所周知，中共奉行斗争哲学，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这种哲学从小学开始就进入到中共的教育机制当中，成为一些课文的内容（如斗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等），从而让“阶级仇，民族恨”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这种斗争哲学和仇恨教育，反映在现实中，就是“红卫兵”打人。

1966年北京红卫兵的暴力行动

据作家王友琴在《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记载，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自己发起“打黑帮”，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学校对门就是医院，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己死了。其他四位也被打成重伤。过后，北京第八中学的学生又来这个学校打了更多的老师，有老师被打得昏了过去。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50岁，在这所中学工作了17年。

对于“文革”期间“红卫兵”的暴行，1980年12月20日《北京日报》报导说，1966年8月至9月40天内，仅仅北京一地“红卫兵”就打死1772人。

道歉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2010年6月，申小珂等8名“红卫兵”学生写道歉信，向当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程璧老师“请罪”， 《南方周末》2010年11月10日曾经给予报导。

然而，赵勇通过细读那两封道歉信，还是看出问题。赵勇分析，申小珂虽然当年是看管“黑帮”的“典狱长”，但他没有动手打人，没有在肉体上折磨过受害者，只是言语“教训”。申小珂的另一封来信，说出了他率先道歉的原委，他自称犯错不大，压力没有那么重，才敢站出来道歉。

申小珂信中说：“一个在宁夏的同学给我来电话，说起当年在打姚淑禧教导主任的时候，他在旁边踹了她一脚。这个同学在电话里嚎啕大哭，十分后悔”。但若是真的站出来道歉，还是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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