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到北京西城区沙滩的老北大红楼，久久地伫立在毛泽东当年作为打工青年在这里当图书光管理员时，遥想被当年的美国留学生“海归”胡适奚落，被那些所谓的北大正规学生的高材生张国焘、陈公博冷眼相看的情景，谁能想到，整整三十年后，毛泽东却作为这座城市——不，而是整个国家的主人被盛大欢迎迎进了北京？而胡适跑到了台湾，张国焘成了共党叛徒最后饿死在加拿大，陈公博投降日本人，被国民政府枪毙！

正如毛泽东在自己的自传里所言——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认识了一些同学，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做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

“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还遇见张国焘、康白情和段锡朋（现在在南京当教育部次长）。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经常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条件很差，可是在另一方面，都城的景色是鲜艳而又生动的，这对我是一个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间小屋子里。当我们大家都挤在炕上睡觉时，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每逢我要翻身，往往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和古老的故宫广场上，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我第二次到北京时，我读了许多关于苏联的事情，同时热烈地寻找当时中国所能见到的一点共产主义书籍。三本书特别深印在我的脑子里，并且建立了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它是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此后丝毫没有动摇过，这几本书是：《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以中文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夏，我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自此以后，我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在《毛泽东自传》里的以上这几段自白，我几乎都能背下来。也正是按照毛泽东自己的传记的核心内容和根据北大采访实地考察，创作创作了另一部电影剧本《毛泽东在北大》。

想那时，多少心高气傲的北京大学高材生，没有谁把这位默默无闻的临时工放在眼里。然而，谁能想到，三十年之后，恰恰正是这位当年那些正规的北大高材生们瞧不起的临时工，带领人民打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真正有远见的老师能看得起这位临时工，李大钊和陈独秀、杨昌济、邵飘萍，这些杰出的北大老师，特别是李大钊，给了毛泽东在工作和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引导，引导着毛泽东从最初的一个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最终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确定了自己的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可以说，正是在北大的短暂的岁月，真正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志向。如果说，在湖南一师，毛泽东遇到杨昌济徐特立等好老师，奠定了他的知识文化基础，那么，我可以说，毛泽东在北大遇到李大钊和陈独秀、邵飘萍等好老师，则真正确定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

从此，毛泽东一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永远都有没有改变。相反，当时与毛泽东交往的北大正规注册高材生的张国焘、陈公博等，虽然也都参加了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却是随着机会的变化，而自己也想变色龙一样，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方向，投机钻营，八面玲珑，自以为很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最终，却是一个人沦为汉奸被处决，另一个人叛变冻死在加拿大。可悲哉!可悲呼！

关于第一次进北京对改变自己人生的重大影响，30年后的1949年3月25日，在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前夕，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转乘火车到达北平。看到北京城墙，毛泽东对前来迎接他的叶剑英等感慨地说出自己的肺腑之言：“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点苦头，遇到了一个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可惜呀，李大钊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那是在1918年夏，毛泽东自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为了解决继续求学的问题，他与蔡和森等人在湖南组织了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实行勤工俭学。同年8月19日，毛泽东和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到达北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系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所发起组织，其最初的对外联络机构，即设在北京大学。毛泽东第一次到京，也就是到达了北京大学。自此时起到1919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约有近半年的时间。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新文化、新思想孕育、传播的中心，也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激烈交锋的场所，尤其是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正以震聋发聩的时代强音，向人们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使胸怀救国志向的热血青年看见了一条寻求真理的道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空谷足音，吸引了青年的毛泽东，以致使他作出了不想去法国留学的抉择。

他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当时跟李石曾学习法文，我没有这样做。我另有计划。”这就是说，毛泽东此时已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以便汲取思想营养，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

毛泽东既然决定留在北京大学一段时间，首先要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生计问题。他说：“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

李大钊为毛泽东安排了图书馆的工作职位，这就使毛泽东解决了生计的问题，可以留在北大，因而也就创造了毛李两人经常接触，一起共事的机缘。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很受李大钊的器重，他曾接触过多方面的图书馆工作，不仅使他有了了解当时新书新刊信息的便利，而且也使他有了直接接触李大钊的机遇。

1918年年底至1919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n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以饱满的热情把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介绍于中国思想界。是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并与李大钊一起研究、讨论问题，他们所研究、讨论的问题，自然主要的是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前就有马克思主义了，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怎么会有共产党呢?事实上，那时候李大钊他们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的报纸、刊物、书籍都在。……实实在在，有书为证。”这段话，正是毛泽东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当时的北大图书馆和李大钊的实际工作情况的回忆和说明。

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包括了为解决生计问题在内，但是更重要的在于可以留在北大，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他曾说：“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足见其进北大图书馆任职，也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为了“能够在北大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才是根本的原因。他在北大最先加入的学术团体，应是“新闻研究会”。“新闻研究会”(后改名新闻学研究会)是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教授徐宝璜和著名记者邵飘萍等发起组织，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其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材”。

毛泽东参与了新闻学研究会第1期的各项活动，听取过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以及李大钊、徐宝璜等人的有关讲演。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研究会举行第1期结业式，会长蔡元培到会致词并对学习期满结业者颁发证书，毛泽东、高君宇、罗章龙等32人分别取得“听讲半年的证书”。

半年的新闻研究会的学习与研究活动，使毛泽东增长了新闻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并与邵飘萍等人建立了友谊，他曾说过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的话，可见交往很深。1921年1月16日新民学会在长沙举行“十年一月常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进行计划”时，毛泽东说：“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看来，北大新闻研究会，也曾一度对毛泽东发生过影响作用。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于1919年1月25日成立，由胡适、马叙伦、杨昌济、梁漱溟等所发起组织。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瀹启新知”。一些北大著名教授，曾在该会授课。如胡适讲过“中国哲学”、张颐讲过“康德哲学”、徐炳昶讲过“法国哲学”等等。毛泽东在该会的活动中，学习研究了包括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内的东西诸家哲学著作，进一步拓宽了知识视野，提高了研究哲学的兴趣。1921年初他谈到个人研究计划时曾明确地说：“文学虽不能创作，但也有兴趣，喜欢研究哲学。”

于毛泽东在北大的旁听情况，因为现在未见更多的记载，尚难作更多的了解。但是，他当年曾千方百计地利用北大的条件，积极参加旁听或各种学术研究活动，是毫无疑问的。1936年9月22日，他自延安致信蔡元培，在信的开头写有“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等语，说明他当年不仅在北大校内旁听，而且遇有名人在校外讲演，也是往听必不放过的，他当年在北大学习、旁听的勤奋精神，不难想见。

除了参加包括旁听课程在内的各种学术活动之外，毛泽东还广泛地结识活跃于北大的各方面著名人物，通过与他们的座谈、讨论，了解、比较各种思想、主张，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其中尤以李大钊的思想、观点，对他发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使他“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得到了沿着汲取新知与抛弃旧识的两个方面的同时演进，逐步清理着不良思潮的影响，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日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正如他后来所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一个人的成功与许多因素有关，毛泽东也不例外。除了毛泽东的天赋、刻苦、坚毅等因素有关，毛泽东到北大前后半年多时间里，确实收获多多，对他未来成功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毛泽东在北大半工半读期间没有坚定地信念，历史上就不可能会产生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了。

北大成就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让北大生色了不少，包括人见人爱的毛泽东题书的“北京大学” 四个遒劲的毛体大字，成为北大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

为什么要创作电影《毛泽东在北大》，可以说是我上大学时就萌发而冲动。那时，喜好文学创作的我，在读多种《毛泽东传记》，和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感助理员和旁听生的各种资料时，就对当时毛泽东的处境深有体会。因为，我上大学时候，也在学校的图书馆兼职打工，同时也是为了阅读更多的书籍。

当时的图书馆馆长说，“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在图书馆打过工，利用在图书馆的有利机会多读书。你们也要向毛泽东学习！”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因为，我小时候最敬仰的人便是毛泽东。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年谱》时，对于毛泽东在北大的足迹，我都一一抄写在笔记本上。在多年之后，我也步毛泽东之后尘，曾来到北大求学提高。

工作以后，有机会到湖南韶山毛泽东故里去参观，看到毛泽东家同样是住在闭塞贫困的山沟里，为什么这里却能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伟人?在韶山的山山岭岭上观看，外表上看不出这里与其他江南善存有更大的区别。

至于说，这里有龙气，有龙脉。对于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一种封建迷信，或者是一种附会的说法罢了。我们只能从他的成长经历上来分析，来探究为什么穷山沟农民的儿子，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

特别是在北京，我更是多少次探索着伟人毛泽东从图书馆管理员，到共和国主席的足迹，希望能体验毛泽东当年作为乡下青年第一次进京时的感受。

毛泽东租住的一个地方，如今的吉安所8号院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杂院，现存仪门3间，西有顺山房。院外的墙上有毛泽东故居的字样，一些游客还慕名而来，成了胡同游的一个景点。我在这里睹物思人，感慨万千，久久徘徊，不愿离去。

我来到北京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的喇嘛庙考察，为这里的简陋阴暗而惊叹。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就住在这里。因为毛泽东非常重视新闻舆论力量，他在这里成立了“平民通讯社”，亲自担任社长，并撰写了大量的稿件、呈文、宣言。

我还找到了到北京旧鼓楼大街的豆腐池胡同9号考察，这里是当年杨昌济的家。初到北京的毛泽东，人地生疏，他只好先在老师家临时住下。杨昌济的家是一座有两进院落的小型民居，院子南北长不足三十米，东西宽仅十二米。院子坐北朝南，大门开在东南角，前院有南北房各三间，杨昌济先生和女儿杨开慧就住在北房。后院有北房四间，住家属。前院有三间南房，两明一暗，两明间为会客室，靠门道的一间作为临时来客人住宿用。当年，毛泽东就和看门老人暂住在南房靠院门的单间里。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与杨开慧相识并相爱。现在的豆腐池胡同9号，已经成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后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找到了吉安所左巷8号，这里是毛泽东和他的湖南来京的同学们租住的地方。当年，来京的新民学会的会员们居住分散，不便展开活动，毛泽东和同学们便在当时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吉安所东夹道7号(现改为吉安所左巷8号)租了3间房子，会员们才得以居住在一处。

这所房子原来是清代宫眷死后停灵的处所。在明代，此处为司礼监。司礼监是明代内宫中最有权势的衙门，设有提督、掌印、秉笔、随堂。后来因陋就简，这里被翻盖出租。

当时，毛泽东等8人住在一间小屋里，由于人多炕窄，每个人的铺位只有一砖半宽，谁要翻身，得跟旁边的两个人打招呼。毛泽东曾回忆这段生活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如今的吉安所8号院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杂院，现存仪门3间，西有顺山房。院外的墙上有毛泽东故居的字样，一些游客还慕名而来，成了胡同游的一个景点。

寻找毛泽东足迹最令人留恋往返的地方，当然就是北大红楼。这里是毛泽东接触当时中国做最秀的文化精英的地方。

北大红楼，是北京大学文学院旧址，原京师大学堂的建筑遗存。因这座四层的“工”字型砖木结构建筑是由红砖建成，故名为“红楼”。

那时，刚刚从日本回国的李大钊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毛泽东则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并被安排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他每天到位于沙滩红楼一层西头31号的第二个阅览室，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并管理15种中外报纸。

由于工作的原因，毛泽东很快就认识和拜访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邵飘萍等一大批他神交已久的文化界名流，并时常参加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

现在，北大红楼已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向社会开放，并正式改名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馆中复原了当年的李大钊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阅览室以及学生教室等，期刊陈列室还展出多种由中国革命馆馆藏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期刊和杂志。

在红楼毛泽东当年当助理员的阅览室久久徘徊，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月薪仅仅8 元的南方青年临时工，操着浓厚的湖南乡音，谦恭地向当年已是名声在外的学生运动领袖傅斯年和罗家伦问询问题，被不屑一顾的奚落和冷落的情景。想那时，多少心高气傲的北京大学高材生，都不把这位临时工放在眼里。然而，谁能想到，三十年之后，恰恰正是这位当年那些正规的北大高材生们瞧不起的临时工，带领人民打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真正有远见的老师能看得起这位临时工，李大钊和陈独秀、杨昌济、邵飘萍，这些杰出的北大老师，特别是李大钊，给了毛泽东在工作和学习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引导，引导着毛泽东从最初的一个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最终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确定了自己的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可以说，正是在北大的短暂的岁月，真正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志向。如果说，在湖南一师，毛泽东遇到杨昌济徐特立等好老师，奠定了他的知识文化基础，那么，我可以说，毛泽东在北大遇到李大钊和陈独秀、邵飘萍等好老师，则真正确定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

从此，毛泽东一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永远都有没有改变。相反，当时与毛泽东交往的北大正规注册高材生的张国焘、陈公博等，虽然也都参加了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却是随着机会的变化，而自己也想变色龙一样，不断改变着自己的方向，投机钻营，八面玲珑，自以为很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最终，却是一个人沦为汉奸被处决，另一个人叛变冻死在加拿大。可悲哉!可悲呼！

因此，多少次，我都产生想把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临时工的这段历史写成电影或电视剧，亦能激励带动更多的有志青年。

探究毛泽东的成功之路，对当今青年一代有着极大的激励作用。

毛泽东，是北大边缘人的骄傲。北大西校门“北京大学”四个遒劲有力的校名便是他的手书。他的成功，永远鼓励着在北大旁听的弟兄姊妹。

就我所知，目前在北大附近不少民居的地下室，租住者相当一批外地来京的报考北大研究生的考生，他们多以毛泽东当年在北大当临时工和旁听为榜样。而其中，不少人甚至是断绝了自己所有的退路，一心考北大的博硕研究生。

我所知的几个北大的研究生，都有在北大附近地下室租房的艰难经历，他们目前在事业上都正在蒸蒸日上。回顾当年租住北大附近地下室的经历，他们都是感慨万千。

近年来，反映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电影电视剧作品很多，却多是反映毛泽东领导革命的奋斗艰辛，以及毛泽东与群众等，如《长征》、《解放》、《大决战》《重庆谈判》、《秋收起义》、《毛泽东去安源》、《井冈山》、《毛泽东和他的儿子》、《毛泽东与斯诺》《开国大典》《建国大业》《恰同学少年》等。

但是，反映毛泽东在北大当临时工改变人生志向和命运的影视却没有。

创作并拍摄《毛泽东在北大》，则就能填补了毛泽东题材影视剧在这方面的的空白。

这部电影与以往描写毛泽东的影视剧有所不同，更强调一代伟人的个人情感成分，比如与师长，与父母，与杨开慧，与杨开慧的家人等等。这部电影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说，就是北大成就了毛泽东！

因为我也曾经在北大求学过，与早期毛泽东到北大半工半读有些相仿。刚到北大时，我曾专门研究毛泽东在北大的前前后后。我翻阅过《毛泽东年谱》，也阅读斯诺的《西行漫记》，更看过北大校刊主编的《在巨人和圣地之间——毛泽东与北京大学》等等相关书籍。

我以为，北大给予毛泽东的确实不少，而且这些对于毛泽东今后的革命成功有着至为重要。

首先，毛泽东在北大遇到了人生的最大机遇。他在北大正好遇到共产党建党早期，结识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这对他在今后共产党中的威望与领导地位的确立至关重要。

其次、他在这里博览群书，业余在北大名师课程和讲座，接触新思想，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师友，建立了人脉与学问基础，对他今后的成功也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如他在北大结识了胡适、邵飘萍等。包括他能写气势磅礴的政论与通讯，听说参加邵飘萍在北大的新闻讲座有关。

再次，毛泽东在北大找到了他人生的至爱，毛泽东回忆这段日子说：“我在这里还遇见而且爱上杨开慧。她是我以前伦理教师杨昌济的女儿。在我青年时代杨昌济给我留下了很深印象，后来又在北京成为我一位真挚的朋友。”爱情对于一个人的事业非常重要，杨开慧自然成为毛泽东走向成功的最大支持者。

从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上来分析，来探究为什么穷山沟农民的儿子，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这又该为我们当代青年一多么巨大的启迪和激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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