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之所以“恐怖”，至少有三个原因：1、政治受难者比例甚高；2、人人皆可因只言片语被构陷入罪；3、许多案件，即便在今天，也未必能够还原真相。

所谓台湾“白色恐怖”，是指自1949年国民政府自大陆撤到台湾颁布戒严令，至1991年台湾当局废除惩治叛乱条例为止，台湾当局实施特务高压统治期间，所发生的政治整肃案件。

这段时期，涉及“匪谍”、“叛乱”、“台独”等罪名的政治案件，首先由情治机构——包括“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保安处，以及调查局等单位——负责逮捕与侦讯；接着由军方——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军法处——负责起诉与审判。绝大部分案件都是秘密审判。轻者判三年感训监禁，次者判五至十五年徒刑，重者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情治部门以“防患未然”为宗旨，人人皆可因只言片语乃至“钓鱼”被构陷入罪

情治系统的办案手段，也是令民众觉得“恐怖”的重要因素。当年，在蒋经国麾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遍布全岛各处；情治人员占台湾总人口比例之高、网点之密，令人咂舌。

刘宜良说：当年的情治人员，“以抓人破案为升官发财的阶梯，持着经国的尚方宝剑，只达目的，不择手段；因而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

如此多的情治人员，为求晋升之阶互相竞争，冤假错案自不会少。另据谷正文披露，承办案件的情治人员可以获得没收“匪谍”财产的30%作为奖金及破案费用；林树枝也讲：“特务每罗织一个人入罪就会得到巨额奖金及升迁的机会，因此造成特务人员不择手段要把嫌犯屈打成招。只要嫌犯招供他就是大功一件，非但奖金到手，他的地位也更加巩固”；情治系统中人高明辉也说：“政府以前过度重视政治侦防工作，各（情治）单位为了凸显自己机关的重要性，……大家就拼命写报告，拼命的弄，就搞出很多扰民、无事生非的事情，也造成了不少的冤假错案。”

台湾50年代所面临的巨大危机，是情治系统肆无忌惮制造冤假错案、敢于喊出“宁可错杀三千，决不留情一个”口号的根源。

1949年后，美国曾一度决定放弃台湾，大陆武力攻台迹象明显，蒋介石也认为1950年5、6月间大陆攻台“是不可避免的”，台湾内部人心惶惶，“私蓄较多而意志较薄弱者，纷纷避地海外，或预作最后打算”，情治部门的报告则认为“匪谍”活动频繁，“前途殊堪忧虑”。虽然之后的朝鲜战争使台湾得到美国的协防而转危为安，但直到1960年，情治部门仍在担心大陆“利用先期渗透腐蚀的成效，阴谋发动内部颠覆的政变”。

故此，警备总司令部黄杰在呈给蒋氏父子批阅的机密文件中明确写道：

“本部对治案工作之执行，以‘防患未然，弭祸无形’为方针。……其有重大影响，足以星火燎原者，则由本部当机立断，直接负责处理”；“我们不怕敌人有火种与信管，我们只怕警备地区之内，都是森林和火药。”——所谓“防患未然，弭祸无形”，意味着情治部门不必核实被审查者的实际“罪行”，只需依据文字或思想，就可以罗织文字狱，以诸如“思想左倾”、“思想有问题”这类“罪名”，陷人以罪。

譬如，1949-1952年间，有不少海军官校学生被“莫名其妙”的原因囚禁或处死，其中14名学生仅仅因为一封信里写有“要好好念书，要务正业，任何人都会是有用的人”这般字句，即被情治人员解读成该信是在鼓励他们毕业后为共产党做事。

此种无视法律，随意解读乃至构陷的办案模式背后，有蒋氏父子的默许，蒋经国即曾在给救国团高级干部的一封签名密函中说道：“关于情报治案工作的法律问题，我（蒋经国）曾经和戴笠同志谈过，他说：革命就是法律，我们身负革命重任，不能处处遵守法律。国家危机存亡之秋，以此与大家共勉。”

一方面是情治部门可以随意陷人以罪而不必有真凭实据；另一方面，情治部门又有种种手段，可以捏造出完美的“铁案”。“山东流亡学校烟台联合中学匪谍组织”冤案可算其中的一个典型。内战爆发，一万余名山东学生先是避往广州，后又被交给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收容，“双方约定，让十六岁以下的孩子继续读书，十七岁以上的孩子受文武合一的教育，天下有事投入战场，天下无事升班升学。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在台湾澎湖当家做主的陈诚都批准这样安排。”李振清却违反约定，强行把年满十六岁的学生连同年龄未满十六岁但身高合乎“标准”的学生，一律编入步兵团。因学生不愿入伍，遂与军方发生流血冲突。事情惊动教育部，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于是着手“做案”，硬把此事弄成“铁板钉钉”的匪谍案。

澎湖军方办案人员花了四十天工夫，使用九种酷刑，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最后全案移送台北保安司令部，判定两位校长五名学生共同意图以非法方式颠覆政府，各处死刑及褫夺公权终身。

王鼎钧感慨道：“国民政府能在台湾立定脚跟，靠两件大案杀开一条血路，一件‘二二八’事件慑服了本省人，另一件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了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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