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避暑山庄东北的普陀宗乘之庙，建成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走进该庙山门，迎面有碑亭一座，亭中有《御制普陀宗乘之庙碑记》、《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3块巨型石碑。乾隆撰写的两篇有关土尔扈特蒙古的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在碑身4面，今犹清晰可读。碑文记述了我国土尔扈特蒙古在远离祖国、流落异乡140多年之后，于乾隆三十六年自伏尔加河下游重返祖国的过程。
　　        西    迁
　　土尔扈（hu4）特是我国西北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厄鲁特蒙古是明代瓦刺之后，分为四大部，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他们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土尔扈特部游牧于雅尔之额什尔努拉（今新疆塔城西北及苏联境内的乌尔扎）地区，16世纪末17世纪初，其西部牧地已达额尔齐斯河上游、伊施姆河一带。
　　当时，厄鲁特蒙古四部已有壮尔本·卫拉特的联盟组织，但各部却是“部自为长”，“各统所部，不相属”。在这种情况下，松散的联盟不可能有效地解决诸如因牧场等等而引起的纠纷，也不可能控制各部因力量发展的不平衡而出现的矛盾。17世纪初，准噶尔势力日益强大，其部长巴图尔浑台吉意图兼并土尔扈特。土尔扈特部长和鄂尔勒克不满于蒙古王公之间的纷争，与巴图尔浑台吉交恶，两部关系紧张，于是率一部分牧民向西游牧到额尔齐斯河上游。在这里，他们又受到沙皇俄国扩张主义者的威胁。沙俄塔拉将军加加林要他们“宣誓效忠沙皇”，签订相应的条约，加入俄国国籍。厄鲁特蒙古各部断然拒绝了俄国的无理要求。俄国塔拉当局也拒绝了土尔扈特希望与俄国和睦相处，允许他们在该地游牧的要求。而这时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间的纷争也日益加剧，和鄂尔勒克迫于形势，大约在1628年（明崇祯元年），率土尔扈特部西走，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来到了当时还是人烟稀少的伏尔加河下游各支流沿岸。
　　          反    抗
　　当时，俄国政府的实际控制力量虽然尚未达到辽阔的伏尔加河草原，可是当土尔扈特在这里建立起新的游牧生活之后，沙俄政府立即对他们施加强大的压力。早就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和鄂尔勒克，“在认识俄国人的初期，就对俄国人的道德品质留下了极坏的印象”，根本就“没有宣誓隶属俄国之意”。于是俄国政府决心用武力征服土尔扈特。我国土尔扈特部众奋起反抗。不幸的是其部长和鄂尔勒克战死于阿斯特拉罕城下，他为土尔扈特部的独立自主献出了生命。18世纪20年代以后，在俄国政府强大压力之下，土尔扈特逐渐为其控制，尽管如此，土尔扈特汗阿玉奇仍然“独立行动，甚至进攻沿伏尔加河诸俄罗斯城市”。土尔扈特人的不断反抗，使俄国政府无法实现对他们的彻底征服。于是俄国当局又采用了另一手。他们强迫土尔扈特放弃自己信仰的佛教，改宗东正教，企图由此驯服?悍善战的土尔扈特。“俄国无所忌惮地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施加洗礼”，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然而，与俄国政府的愿望相反，“所有这些努力的最后结果都是同样的——激起了信奉佛教的游牧民族起来反对改宗正教的活动”。他们思念厄鲁特各部和亲人，怀念祖国。
　　        怀    念
　　由于俄国政府的压迫，土尔扈特还在迁到伏尔加河下游不久，就曾几次想重返祖国，都未能实现。但他们却竭力与厄鲁特蒙古各部加强联系，并不断派使者向清中央政府“奉表入贡”。  1640年（崇祯十三年），和鄂尔勒克和他的儿子不远万里来到台尔巴哈台，参加了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的台尔巴哈台会议，会上制订了有名的《蒙古厄鲁特法典》。为了改善与准噶尔部的关系，两部部长子女相互通婚。清王朝建立后，1646年（顺治三年），书库尔岱青等（均和鄂尔勒克之子）随着海和硕特蒙古的顾实汗所进表贡“附名以达”。此后就不断遣使进贡，与清政府建立直接关系。清政府对于他们请求在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以马匹互市，以及“入藏礼佛”“谒达赖喇嘛”等要求，均予允许。到了康熙的时候，更是“表贡不绝”。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土尔扈特汗阿玉奇遣使萨穆坦假道西伯利亚，到北京“贡方物”。这是在准噶尔汗策妄阿拉布坦分裂叛乱、土尔扈特经由新疆到北京的通路阻断后，被迫寻求的与祖国联系的道路。萨穆坦一行历尽旅途的艰辛，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才到达北京。土尔扈特对祖国的向往，甚至连康熙也十分感动，所谓“上嘉其诚”。于是，清政府决定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为使臣，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望我国土尔扈特蒙古，并了解“所部疆域”。
　　康熙51年4月，图理琛等假道西伯利亚出使伏尔加河。清政府由理藩院行文俄国当局，要求允许使团过境。但由于俄方的阻挠，图理琛等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于康熙53年（1714年）6月，才到达土尔扈特汗阿玉奇的驻地，受到盛大的欢迎。图理琛等交付了康熙的“谕旨”，转达了康熙的问候。阿玉奇对祖国极为关心，一一询问，并着重向清使说明：“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起初必系同源,”明确表示自己是祖国的成员。他又说：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十分清楚的表明了他们的文化习俗与中国息息相关，而与俄国则格格不入。图理琛等住了14天，每日盛宴，观看射箭、摔khuq等表演，彼此都“喜之不尽”。临行，阿玉奇的小儿子策楞敦多布送给康熙鸟枪一杆，并请代为转达他对康熙的祷祝。这些欢快、融洽和祝福，表达了土尔扈特对祖国的深厚情意。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这时俄国对土尔扈特的控制已经加强，但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仍遣使吹札布到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乾隆，向乾隆呈献了方物、贡品、弓箭袋（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乾隆多次面见吹札布，详细询问了他们的处境及与俄国的关系。吹札布说明了早年西迁的原因，申诉了土尔扈特部众遭受俄国压迫的痛苦。他说：“俄罗斯尝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科（土耳其）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厥后稍弱，俄罗斯因谓其属,然附之也，非降之也。”“非大皇帝（乾隆）有命，安肯自为人臣仆！”
　　        重    返
　　然而，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部蒙古，他们的处境是极为艰难的。沙俄的控制和压力与日俱增。俄国政府策划改变土尔扈特汗位的继承方式，以加强其统治，准备以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代替渥巴锡，“重建土尔扈特部政权”，成为俄国“一个新的行政区”。土尔扈特部面临着完全丧失独立的危险。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1768—1769年，沙俄与土耳其再次开战，俄国政府大量征调土尔扈特人当兵，“死者亦七八万”，而且还进一步“令十六岁以上尽赴敌，是欲歼灭土尔扈特之人”。可怕的灭族之灾使土尔扈特各部落“众皆汹惧”。渥巴锡忧心如焚，决计武装起义，携全族返回祖国。
　　1770年10月11日，“渥巴锡乃集大小宰桑谕以逃往伊犁之利，众皆喜，为远行之计”。他们原计划等到伏尔加河结冰之后，携同北岸的1万多户土尔扈特人同返祖国。非常不幸的是，“是岁（乾隆三十五年，即1770年）冬温，河冰不冻”。同时，土尔扈特将要东归的风声也已走漏，俄国政府有所觉察。形势的发展迫使“渥巴锡不能久待河北人口，遂杀俄罗斯匠役千人及贸易人等”，以示与俄罗斯彻底决裂。伏尔加河下游反抗的战旗高举，一位西方历史学家写道：“整个部落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1771年1月16日，土尔扈特部落的人民反抗俄国压迫，举行起义回归祖国时，由于伏尔加河一直没有封冻，无法把回归祖国的消息及时传给西岸的卡尔梅克人，这些卡尔梅克人就留居在俄国。“当时在西岸没有东归祖国的卡尔梅克人(苏联科学院编《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史纲》第221页，莫斯科，1967年版。)”有4700帐，其中有杜尔伯特部落10000多人，土尔扈特部落8000多人，和硕特部落3000多人。为了防止他们东归中国，沙皇军队一直包围了他们十几年，不准他们离开伏尔加河沿岸。自1771年至1775年有2000多人小规模的、分散的，巧妙利用游牧的方式回到祖国，清朝政府都很好地给予了安置。1775年以后，俄国政府对留居的人严禁四处游牧，使这批卫拉特人一直留居俄国始终未能回到祖国。
　　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人启程回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历程。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因为她的大臣们竟漫不经心到让整个部落在她信任的奴仆的鼻尖下举行暴动，逃出了神圣的俄罗斯国境，从而使罗曼诺夫家族和头戴彼得大帝王冠的守护神鹰蒙受了永不磨灭的耻辱”，因而大发雷霆。俄国政府立即派出军队追袭，在回国东进的道路上又有哥萨克等的阻击。土尔扈特经过了多次激烈的战斗，忍受了饥饿疾病的折磨，终于在6月底7月初进入中国境内，追袭的俄国军队“乃引兵还”。渥巴锡在给伊犁将军伊勒图的信中写道：他们“向居俄罗斯地，久愿为大皇帝臣仆，而无机可乘，乃于去冬谋弃故地，挈属内附，因自彼逸出，行程万千有余里”，希望“准令入觐，以伸积诚”。这封信的文词虽然简括，却十分诚挚地表达了土尔扈特蒙古人民向往祖国的心情，他们“积诚”于心，历100余年而不衰，终于冲破艰难险阻回到祖国故土，他们的事迹多么感人！甚至使一些研究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学者也激动不已。一位英国学者写道：“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的无垠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于世和那样激动人心的了。”
　　      安    置
　　土尔扈特起程回国时，有3万多户17万余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竟有一半人死于归途中的战斗以及饥饿和疾病。回到祖国的土尔扈特人，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几乎丧失了所有的牲畜。他们形容枯瘠，衣衫褴褛，靴鞋俱无，“其幼孩有无一丝寸缕者”。为了实现回归祖国的宿愿，他们蒙受了巨大的牺牲。
　　清政府对土尔扈特的来归十分重视。乾隆在得到奏报后，立即发布谕旨：“大皇帝降旨：尔（土尔扈特）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从《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文中，可以看到，当时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等地的各族人民，以大量物资供给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20余万头，米麦4万多石，茶2万余封，羊裘5万多件，棉布6万多匹，以及大量的毛毡庐等。这真是雪里送炭，帮助土尔扈特人民度过了困难，在祖国的故土上“皆安居得所”，“俾得以所至如归。”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渥巴锡等至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觐见乾隆，并随围观猎。乾隆询问了土尔扈特的历史及其回国的情况。回到避暑山庄后，乾隆又多次接见他们，并举行灯宴，观火戏。其时，普陀宗乘之庙落成，渥巴赐筹前往瞻礼，与喀尔喀、内蒙、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起，举行盛大的法会。乾隆在普陀宗乘之庙内立了前面提到的两块有关土尔扈特的石碑。
　　为了褒奖土尔扈特的来归，清政府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其余分别封为亲王、郡王及其他爵位。将其部众划分为新旧土尔扈特，安插在新疆和科布多游牧，由伊犁将军和科布多大臣管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现存有乾隆四十年清政府颁发给土尔扈特的银印8颗，其中有“乌纳恩苏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里克图之汗之印”，“乌纳恩苏珠克图”意为忠诚、忠顺，“卓里克图”意为英勇、勇敢，整个印文译成汉语是：“忠诚的旧土尔扈特英勇之王”。这颗印是给渥巴锡及其继承者策楞纳木扎勒的。
东归的土尔扈特部被安置在中国的博尔塔拉和巴音郭楞地区。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大部分聚居在俄国境内，少部分聚居在美国、法国、蒙古、瑞典等国家，零星居住在西亚、中亚、西亚、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
　　
法国

生活在法国的土尔扈特人，是俄国十月革命时逃到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又自动联络，聚居到巴黎定居的。1990年有3400多人(其它部落有2000多人)，法国卫拉特蒙古人有5400多人，中产阶级较多，生活优越，文化素质较高，大部分使用法语、法文，不少人会蒙语、蒙文和汉语、汉文。主要从事经商、法律、金融、制造业。基督教民占百分之四十，信仰藏传佛教仍占多数，并在法国巴黎市有自己的喇嘛庙，不时有人到西藏班禅活佛处熬茶礼佛。

瑞典

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法西斯占领了原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部分卫拉特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既没有能力参加苏联红军同法西斯作战，也不想在纳粹德国法西斯统治压迫下生活，只好到西欧各地流浪避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逐渐聚居在斯德哥尔摩，这就是生活在瑞典的土尔扈特人。瑞典对他们持优惠政策，他们陆续将自己的不少亲人从苏联的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接到瑞典一同定居。苏联对卡尔梅克人也予以放行(实际上驱逐出境)，“因1943年12月，苏联政府将全体卡尔梅克人扣上了通敌叛国罪(马汝珩，马大正著《漂落异城的民族》第21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除名，全体卡尔梅克人不分老幼，不予甄别，不分是非，强制迁到西伯利亚劳改，或者驱逐到外国，瑞典有亲戚的万幸放行到了瑞典。瑞典政府同情他们，也乐意接收。1990年人口2000多人(其它部落有1700多人，瑞典的卫拉特蒙古人共计3700多人)，他们在家庭中讲蒙语，在外讲瑞典话，知识分子占了二分之一，许多人除了学官方文字瑞典文以外，还自学蒙古托忒文和汉文，不少人还是研究卫拉特蒙古史的专家。所有的卫拉特人都能背出自己十几代祖先的名字，信仰佛教占多数，建有喇嘛昭(尼玛·道尔森著《瑞典卫拉特人的生活》第3页)，时常去供佛，生活习俗还保持着许多卫拉特的习俗。信仰天主教的占百分之十，瑞典政府给予他们信仰宗教的充分自由，不予干涉，也不强迫他们信仰哪种宗教。

美国

生活在美国的土尔扈特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土尔扈特青壮年被纳粹德国法西斯军队胁迫，参加了法西斯德国组织的反对苏联的伪军，并参加了防御美军和英军的战役，英、美军胜利后被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不敢回到苏联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一是乡亲们因为他们的原因，全民族扣上了通敌叛国罪，怕乡亲们歧视他们，认为他们是奸细和叛徒。二是被苏军俘虏的卡尔梅克人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他们担心回去后要遭到更坏的待遇。他们请求回到中国的伊犁或焉耆，参加波茨坦会议的英、美代表，将这一要求转告了中国政府，竟然遭到拒绝。他们心灰意冷，要求留在德国，而苏、美、英3国代表又不同意，担心增加纳粹的势力。后来美、英代表私自商议，建议他们迁往美国。他们接受了建议，但要求美国政府同意他们的一点要求，全部的人聚居在一个城市生活。美国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全部聚集于旧金山市。他们迁往美国时，都是男性青年，当时有一千多人，多半是土尔扈特部落的。他们后来大部分人和黑人妇女结了婚，少部分人和白人妇女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和后裔知识分子较少，仅占百分之十，他们的后裔中，有不少是汉学家和卫拉特学家。约有3200多人，基督教民占百分之三十，大部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旧金山市有卫拉特蒙古人的喇嘛昭和敖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事铁路和机器制造业，少部分人从事畜养业和种植业，有的开垦了不少美国西部土地，成了种植园主。

蒙古国

生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尔扈特人。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1月30日)，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沙俄政府的怂恿下，乘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帝之机，宣布外蒙古独立，即派人到科布多和阿尔泰游说，均被当地卫拉特蒙古人扭送中国官府查处斩首示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怒，派兵进攻科布多，胁迫卫拉特蒙古人1万多人到了外蒙，“其中土尔扈特人达5000多人(杨增新著《补过斋文牍》戊集四，民国三年一月十三日)。”土尔扈特密什克栋固鲁布，坚决反对哲布尊丹巴分裂祖国的行为，于1913年5月16日毅然举行起义，要求南迁吉木萨尔县，中国政府即予支持慰勉。1913年8月20日，密亲王只带回了土尔扈特部2000多人回来，以后又陆续通过各种渠道逃回2000多人，其余仍被羁留。他们曾多次要求回到中国。由于当时沙俄政府干涉，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至今仍留在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的后裔主要从事畜牧业，少数从事和畜牧业有关的手工业。信仰藏传佛教，至今讲托忒蒙语，使用托忒蒙文，许多风俗习惯至今和中国的土尔扈特人相同。

其它地区

零星居住在土耳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的土尔扈特人，他们有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有的借口回到祖国亲人那儿去，取得签证出苏联。当时中国新疆伊犁正在进行三区革命，抗日战争到了最后最艰苦阶段，以后中国内战又起，他们就没有回到中国，而是怀揣签证，到了德国慕尼黑难民营，这些难民，以后辗转到了各国，成了这些国家的新移民。他们第二代、第三代已经成了所在国的一员，但仍然信仰藏传佛教，一些零星散居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很少有改变宗教信仰的。究其原因，一是怕忘掉了祖宗，二是怕祖国的神忘掉了他们。在这种心理中，他们一般在家供佛念经，有条件的还自建喇嘛昭供佛。零散居住在各国的土尔扈特人一般从事经商。散居的土尔扈特人为3000多人。土尔扈特人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看可以称其为世界性的民族，生活在国外的土尔扈特人总数为80000余人，多数人信仰藏传佛教，并有自己的喇嘛昭，大部分已经不从事畜牧业。
评分完成：已经给 tsgsx 加上25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