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转]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 由 老土 于 2013-08-06 22:08

　　站在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王陵那片废墟上，环顾四野，映入眼帘的是高低错落的塔式陵台和历经风雨的残垣断壁。夕阳的余辉静静地铺洒过来，历史的沧桑和民族的悲怆仿佛一缕缕凄凉的秋风扑面而来。

　　西夏陵区内分布着9座帝陵和200多座陪葬墓。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对陵园内的10座碑亭进行了清理和发掘，共出土西夏文和汉文残碑4600余块。如此大量的残碑出土，为何不曾发现一块完整的石碑？据史料分析，蒙古铁骑先后6次攻打西夏，历时20余年，第六次才战胜西夏。据传，成吉思汗在最后一次攻打西夏的战争中中箭而亡，临终前留下遗嘱要报复性地对西夏都城和陵园予以彻底破坏。700多年后，考古学家面对几千块残碑唏嘘不已，试图像拼图一样还原石碑的庐山真面目，但遗憾的是，虽然最多拼出了一块多达380字的石碑，依然未能拼凑出完整的一块原碑。数千块残碑中，字数少则一二字，多则百余字，文字有西夏文和汉文，书体有篆书和楷书，笔画工整有力，结构劲健挺拔，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这些残碑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印证了史料的记载：一是确定了7号陵的陵主。从这座陵的碑亭中出土了一块刻有西夏文“大白高国，护城盛德，至懿皇帝，寿陵志文”的残碑，与史料中记载的西夏仁宗皇帝嵬名仁孝的陵号为 “寿陵”的内容相吻合。二是确定了182号陪葬墓的主人是“尚父、太师、尚书令、知枢密院事、梁国正献王嵬名讳安惠”。这位崇宗乾顺时期的名臣，其生平却未能在有关西夏的重要史料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残碑却弥补了这一记载不详的缺憾。在该墓的残碑中还记载了乾顺即位后曾命安惠修葺都城中兴府一事，乾顺即位是在1087年，说明此时都城已经由兴庆府改为中兴府。而在清代学者吴广成撰写的《西夏书事》中记载是西夏桓宗纯佑于1205年下令将都城兴庆府改名为中兴府的，残碑的记载比史书的记载提前了118年。《西夏书事》有许多错讹之处，而残碑是当时人所立，可以作为信史，从而纠正了前者记述的错误。三是记载了《灵芝颂》的部分内容。《灵芝颂》是崇宗乾顺为惊喜发现灵瑞之物灵芝而作的四言诗，史料记载了这一重要的所谓“灵瑞气象”，但没有留下诗歌的内容。而令人惊喜的是，残碑却记述了这首诗的部分诗句：俟时效祉，择地腾芳……德施率土，赉及多方……弥补了史料的不足，同时对研究西夏文学艺术有重要的价值。四是修正或弥补了史书关于西夏年号、陵号、人物、职官、地名等方面的内容。

　　从残碑所刻的篆书和楷书两种书体的西夏文字来看，这种所谓的“番书”已经相当成熟，同时根据出土的西夏文的文书、地契、佛经、字典等，证明西夏文字也在国内普遍推行，而非有些学者推测的说法：西夏文字是一种专门用于传递军事情报的密码。史书记载，西夏开国皇帝元昊在立国之后命大臣野利仁荣演绎编纂西夏文字十二卷，这是可信的。其他种种关于西夏文字创制的推测都难以令人信服。文字是一个民族的书面语言，其创制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创制西夏文字是元昊建立割据政权和谋求文化独立的渴望。其实还有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性：党项民族迁居到内地以后，社会经济得到极大的发展，由单一的游牧经济过渡到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并存的阶段，定居美丽的塞上江南之后，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在语言基础上创制本民族的文字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废墟中再生的西夏残碑，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犹如凤凰涅磐之后重生一样，放射出熠熠闪光的文化光芒。研究西夏文字的学者将残碑的文字收集梳理，结合其他西夏文献，通过艰苦细致的努力编成了煌煌巨著《夏汉字典》。研究西夏历史的学者将残碑的内容翻译整理，对照有关史料的记载，将西夏190年的历史勾勒出一个近乎完整的轮廓，从《西夏简史》到《西夏通史》，学者们皓首穷经，力图描绘出西夏社会历史的丰富画卷。

　　西夏王陵这片废墟留给我们的是一笔珍贵财富。废墟就是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辉煌与悲壮、光荣与耻辱、成功与失败都留存在废墟之中。一个王朝渐渐远去，它步履蹒跚的背影似乎使我看到了初唐盛世时向往中原文明的党项民族向东迁徙跋涉的艰难步伐，看到了北宋初建时在塞上江南割据一方的西夏王国辉煌的梦想，看到了历经190年的大白高国终于在历经与北宋、辽及金、南宋的先后鼎立之后，被蒙古的铁骑踏成了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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