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 年，台湾奋力阻止蒙古入联合国大会未果，引发台湾政坛的剧烈震动。其后不久，时任“驻美大使”的叶公超，“骤然”遭贬。
叶公超在国民党政权危机之时，追随蒋介石甚为忠诚。他突然遭贬，外界揣测连连。有云，叶氏被贬，乃因其泄露了台湾在蒙古入会问题上的底牌，导致台湾对美交涉中的被动；有云，叶氏被罢职，实因“祸从口出”，辱骂蒋介石是“一条狗”，被叶氏的僚属曹文彦密参一本，令蒋怒不可遏。然而，这均是局外人的推测。蒋介石是此事的主导者，他对叶公超的不满情绪是怎样累积的，对叶氏强硬处置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曹氏密报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通过梳理1961 年《蒋介石日记》中有关记述，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叶公超被贬之因。
蒋介石1961 年的日记中最早出现对叶公超的不满之语，是在5 月1 日。当日，蒋介石记道：叶某之奸滑言行，当不出于我意想之中。而其对我之污辱，其愚昧狂妄至此，殊出意外。好在发觉尚早，犹有准备之时间。惟其投机成性，如政府势力强固，彼当不敢叛变。但应切实戒备，如我略有弱点予以可乘之隙，则其推波助澜出卖国家，成为吴逆第二，乃意中事。
据说，曹文彦向蒋介石密报叶辱骂他之文写于4 月8 日，那么，此段文字极有可能是蒋介石对曹氏所报叶公超对其“污辱”的反应。因蒋介石声称，虽对叶公超的“奸滑言行”早有所知，但未曾料想，叶氏对其本人的“污辱”竟然“至此”程度。蒋介石由此上纲上线，预测叶公超将会“叛变”，成为第二个吴国桢。值得注意的是，因叶公超的刺激，引出蒋介石内心深处对一般文人的不满，尤其是对“留美之文化买办”的愤恨。看似毫无道理的迁怒，却反映出蒋在与美国交涉的十年中，因不断地“受辱”，积压了对与美国直接交涉的“外交官”疑忌与不满。
8 月下旬，蒋介石决意不为以美国为首的各方压力所屈服，不惜以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以阻止蒙古入会。但叶公超在与美国交涉过程中，发现美国态度强硬，无法更改其政策，便向台北方面力陈，应放弃对蒙古入会案使用否决权。蒋介石叹曰“可痛”，怒斥叶公超是“汉奸卖国之所为”，认为“此奸不除，必为国患”。（《日记》，1961 年8 月23 日），将叶定性为“汉奸”了。8 月26 日，蒋介石复函肯尼迪，坚持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对蒋介石的强硬态度极为不满。9 月1 日，叶公超转达美方的意见。蒋自述，对美方的这一反应早有预料，但对叶公超“又大惊小怪”，不禁“痛愤”。叶公超本只是奉职向蒋传达美国方面的意见，蒋无力改变美国的立场，便迁怒叶氏“对政府表示其惊惶不了之词”，却不敢对美方“正色直言相告”，“徒觉可耻而已”。（《日记》，1961 年9 月1 日）次日，蒋介石因感“叶奸言行可恶，其媚外成性，尤为可虑”，提出召叶公超回台，以免为美国务院利用。但“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却认为叶“可信”，遂暂放弃此意，却又怪陈诚“不明善恶，不分忠奸”。（《日记》，1961 年9月2 日）若非陈诚阻止，或许早于9 月初，叶氏已被蒋召回台湾。
9 月26 日，各方运作使安理会延期审议蒙古入会案，意欲在此期间继续对台湾施压，美国更向蒋介石发出近乎“最后通牒”式的警告。重压之下，蒋介石对叶氏的怒意与日俱增。9 月底，蒋在日记中不惜笔墨，挞伐叶公超：
除外有“鲁丑”（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引者）之压迫以外，尚有内奸叶公超借外力以自重，其对内欺诈恫吓之外，且以其勾通白宫自夸，以压迫政府依照其主张解决外蒙入会问题，而对政府之政策置之不理，更不敢对美提起政府之严正抗议。认为美国所不愿者，提出无益，徒增美国之怒，且对政府不断侮辱。此其卖国汉奸之真相毕露。余认为秦桧、张邦昌不是过也。（《日记》，1961 年9 月29 日）
蒋介石将对美交涉受挫的内因，归之于叶公超不能“据理力争”，反而以压迫己方让步，曲意逢迎美国。蒋将叶公超与秦桧、张邦昌比肩，足见对叶氏的厌恶至极。
10 月初，土耳其等原先允诺在蒙古入会案问题上支持台湾的国家，也相继改变立场，台湾陷入孤立无援之境。蒋介石此时也顶不住压力，酝酿改变原定否决蒙古入会案的立场。10 月6 日，蒋介石得悉肯尼迪准备于11 日对外宣布，美国将继续在联合国“一切机构”维护台湾地位，并继续坚决阻止大陆进入联合国“一切机构”。蒋介石认为这种表态“仍是空调反对共匪入会，而非我所要求者，其间且大有出入”。蒋进而认定，此一交涉结果皆因叶公超未能遵令坚持立场，与美方强硬交涉所致。蒋十分震怒，夜间竟“又失眠”，自述为“年来最苦闷之一次”。（《日记》，1961 年10 月7 日）
这说明，蒋介石对叶氏的容忍已至极限。当时，在美国及联合国为此问题奋斗的一线“外交官”，如蒋廷黻等也因此被波及，遭蒋介石责难：
我在美外交人员如叶、蒋（蒋廷黻——引者）等认为我已改变政策，大施技俩以示好美国政府，而反胁制与压迫政府，使能依照他们所拟定的不否决外蒙之意见实施也，可痛之至！政客总是政客、奸徒总是奸徒，只造成其个人地位，而毫不为国家得失的根本方针一加计较也。（《日记》，1961年10 月7 日，）。
10 月9 日，蒋介石约见“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外交部次长”许绍昌谈对美交涉问题。许转达叶公超来电，蒋闻后又“不胜痛愤”，斥其“欺诈威胁的卖国媚外的心态毕露”，“乃决令辞修（陈诚——引者）电叶回国述职”。值得回味的是，蒋竟担心叶公超抗命不归，发出“未知其果能奉命速回否” 的疑问。（《日记》，1961 年10 月9 日）
两天后，陈诚谒见蒋介石，商讨“对美交涉方针与公超是否回来”。蒋认为，叶公超留在美国“不惟无助于交涉，只有妨碍交涉，以其自定政策压制政府，献媚于外，且必欲由其一手包办而决非执行其政府之政策”。至此，召叶公超回台湾成定局。叶公超接到召令后，立即匆忙返台。蒋却又认为“公超急欲离台回美，且其神经已显露紧张不安之情绪，是贼胆心虚乎？”（《日记》，1961 年10 月14 日）事已至此，蒋对叶公超已全无信任，叶无论如何做都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