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江青全傳》，[美]R·特裏爾著，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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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騷動的監獄生涯（1981--1990）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十名罪犯並排站在特別法庭上，像你籠中的困獸一般，聆聽對他們的公開判決，張春橋和江青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對其他人的判刑則較輕。
    一週以後，彭真來到秦城監獄看望江青，她提出兩個請求：一是要寫回憶錄；二是要面見鄧小平和華國鋒。彭真回答說：國務院會考慮的。他並告訴江青，必須幹一些體力勞動。而江青則希望逃避通常意義上的體力勞動，說自己很喜歡做布娃娃。彭真回答說：國務院不反對。據監獄方面的人說：“她三天就能做一個布娃娃，樣子很好看。她一邊縫布娃娃，一邊哼曲子。她喜歡聽收音機裏的新聞廣播，吃飯時還很有興致地與女看守聊天。”
    一九八一年底到一九八二年初，江青變得不太馴服。她拒絕寫每月一次必須完成的檢查（王洪文在另一座監獄，他的檢查總寫的比要求的多），她開始在監獄的墻壁上寫抗議的標語。有一天，她寫的是：“不怕殺頭。”看守們洗去標語，並警告她再不要這樣做。第二天，她開始在自己製作的布娃娃上繡上她的名字，這樣，她製作的布娃娃也就不能再出售，而是被一個一個堆在倉庫裏。
    一九八三年一月，江青的兩年緩刑期已滿。儘管胡耀邦和彭真都曾在一九八二年對外界提過江青的強硬態度，中共還是宣佈說（依據法律要求），對她認罪態度作了調查。“她不再公然反對改革”。於是，北京沒有處死毛的夫人。
    事實上，江青一直是拒不服從，她對一名看守說：“我沒有什麼遺憾的，我認為我已經完成了要做的事。”
    如果說江青沒有什麼遺憾的話，她同樣也沒多少可以期待的東西。她時常對看守發出抗議性批評，或者寫信給她以前在政治局中的同僚。
    一九八四年春，四十五歲的、離婚很長時間的李訥，來到秦城監獄看望她的母親，並和她談了自己準備再次結婚的打算。江青問：“這個人知道你是誰嗎？”李訥回答說，她的男友王景清在軍隊工作，很清楚她的家庭背景。江青訕訕地：“你現在是雙重身份，既是偉大的革命導師的毛澤東的女兒，同時又是最大的反革命江青的女兒。”
    作為江青的女兒，李訥生活很不易，不過，在鄧小平時期，李訥比她母親的處境要好一些。王景清曾在中央警衛團工作，李訥她們結婚時，收到楊尚昆送來的一盒糖果和一條床單。
   一九八四年，江青講了一些關於鄧小平及其他領導人的好話。自她被捕八年來，這還是第一次。談到她的對手和這些八十年代中期的繼承者，江青說：“鄧小平、胡耀邦是講道理的人，我每次給他們寫信，他們都有答覆。”江青通過女兒李訥對這些“講道理的人”又提出新要求，而這個要求就不易答覆了，她說：“我老了，什麼都不能做了。我想，最好能讓我出去服刑。毛主席也不會把任何人關很長時間的。”這是一個讓人吃驚的請求。同時，她還說：“要是能出獄，我想住在中南海的那一座老房子裏。那裏空氣新鮮。”聽這口氣，似乎她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夫人。結果這一請示遭到拒絕。但是，可能是因為胡耀邦在一九八四年和一九八五年作出的決定，整個八十年代後期，江青在監獄外邊度過了很長一段時間。從一九八四年五月起，江青可能就很少呆在秦城監獄。她總是定期到復興醫院、公安醫院和三零一醫院治療喉癌和其他疾病。還有可能一度被轉移到另一個監獄，並有可能曾在李訥家中住過一段時間。
    在江青的一生中，八十年代後半期，可能是她讀書最多的時期，絕大多數的書都取自她自己擁有一萬冊書的圖書館，由李訥帶給她，現在，這些書都堆在李訥的家中。
    八十年代後期，江青的造反精神似乎有所復活。
    母親和女兒經常爭吵，當兩個女人因互不滿意而吵個不休時，李訥的丈夫王景清總是尷尬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訥給領導人寫個便條，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當李訥說她不能這樣做時，江青異常憤怒，咆哮著把李訥夫婦帶給她的西瓜摔了一地：“連你都不管我了，沒有良心。”江青似乎更喜歡李訥的丈夫王景清，特別讓江青高興的是，王與她一樣，也是書法愛好者。她常常興致勃勃地懷王景清談論書法，而李訥則僵直地坐在旁邊的椅子上，一言不發。
    江青的健康每況愈下，被捕已經十二個年頭過去了。從前的支援者依然沒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沒有任何可能重登寶座的跡象。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毛澤東誕辰九十五週年之際，江青提出請求，希望能夠得到允許，組織全家聚會來紀念紀這個日子。但是，這一要求遭到了拒絕，聽到要求被拒的消息，江青一口吞下五十多粒安眠藥片。在毛澤東九十五週年誕辰這一天，他仍在世的親屬作了一次為數極少的公開露面，李訥、李敏和毛岸青（三人同父異母）分別攜帶自己的配偶和孩子，一起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紀念堂裏--唯獨沒有江青。
    一九八九年三月底，江青結束了軟禁生活，重又回到監獄。因為咽喉癌需要接受治療，江青時常乘坐一輛灰色的小貨車往來于監獄和醫院之間。醫生建議她切除部分咽喉，遭到江青的斷然拒絕。她害怕自己因此再也不說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以後，這一年絕大部分時間，江青都呆在監獄裏。她織毛衣、讀書、看報、看電視。一篇帶敵意的報道說：“監獄的看守發現她笑得很怪，便問她感覺怎麼樣，她一臉莫名其妙地說：“這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央領導層決定，允許江青恢復軟禁生活。聽到這一消息，江青提出，要麼回到中南海毛的故居，要麼回到她七十年代的住處釣魚臺十七號樓。當兩項要求均遭拒絕時，江青絕望地用手在脖子上抹了一下，說明她有自殺的想法，中共中央辦公廳為她在酒仙橋附近找了一棟兩層小樓，並有陪同護士一起居住。這一安排，是為了江青每週一次到公安醫院接受治療。一九九零年初夏，《華亞》雜誌報道了江青的言論，說明她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並不感到後悔。《華亞》雜誌還報道說，江青寫東西的熱情很高，當有人問她寫作主題時，她會“狡黠地一笑”，然後嘲諷地說：“等著瞧吧！”
    一九九零年，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出現了，江青母女之間的關係更加趨於冷淡，李訥夫婦去看望江青的次數和同她呆在一起的時間比以前少。
    江青在根本的問題上仍無悔改跡象。一九九零年七月，一份限于《人民日報》記者內部傳達的秘密文件說，江青依然密切地注視著政治的動向和人物的更替。文件說：“她野心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