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國人的印象中，持續了一年零七個月的甲午戰爭，恐怕不過只是清政府近代史上遭受到的連串淩辱之一。這種印象一方面說明瞭日本明治維新以後採取的“脫亞入歐”政策的成功，另一方面也說明在意識形態的影響下，甲午戰爭的歷史敘事所擁有的局限性。所以，對於甲午戰爭的認識，我們需要從文獻當中，用數據和檔案重新梳理那段歷史。
    宗澤亞先生撰寫的《清日戰爭》正是這樣一本著作，憑藉日本國內收藏的歷史文獻，作者為我們還原了那場戰爭的全貌。
    甲午戰爭前夕中日軍力對比
    甲午戰爭是清政府按照干支紀年的方法對這場戰爭的命名，而日本則稱其為“明治二十七年戰役”，歐美則普遍稱為“FirstSino-JapaneseWar”，依照國際慣例，這場戰爭還被稱為“清日戰爭”。儘管命名不同，但戰爭背後的意味在各國眼中恐怕大致相同---甲午戰爭就是新興的日本為挑戰東亞舊秩序而發起的一場戰爭。所以，甲午戰爭的勝利是日本在近代史上崛起的一個“地標”，而明治日本軍事實力的快速提升正是這種崛起最直觀的表現。
    宗亞澤先生在《清日戰爭》中用數據來呈現這種變化。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開始改造舊藩閥的體制而建設“國家軍隊”，同時按照近代國家的理念打造陸海軍。根據統計，甲午戰爭爆發前，日本陸軍已發展到6個師團和一個近衛師團的規模，總人數超過12萬人；在海軍方面，明治20年後的5年內，日本全國各要塞裝備了212門海防火炮，並花鉅資購置了“吉野”號等數只大型戰艦，使聯合艦隊的艦艇數量達到52艘，總噸位達到近6萬噸。
    軍力的快速提升，令日本花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就在軍備上迅速取得了對清國的優勢。《清日戰爭》對甲午戰爭前的兩國軍力做了詳細對比：在陸軍方面，清軍參戰軍隊的槍械裝備率為85%，而日本裝備率達到100%；海軍方面，儘管清軍進口戰艦的噸位數在亞洲位居第一，但日本聯合艦隊在艦船動力、巡航速度和火力等其他多個指標上佔優。
    如果說，在軍事裝備的各項數據上，明治日本還沒有明顯優勢的話，那麼在軍事後勤方面，日本則是佔據了壓倒性的優勢。在交通運輸上，開戰前日本國內的鐵路線已達3200公里，陸海兩軍徵用汽船近2.8萬噸，而清國全國保有鐵路才300公里，在海上還需要租賃洋船運兵。在兵站、野戰通信、軍隊醫療、情報收集和媒體宣傳等方面，日本也都建立了一整套近代化的系統，最大程度地調動了國內國際各類資源，這些資源為戰爭的勝利提供了巨大的保障。而在清國國內，後勤體系卻仍處散亂無序的狀態中，這些系統要麼仍在沿襲舊有的八旗和團練系統，要麼乾脆就付之闕如。
    一個封建王朝對一個近代國家之間的戰爭
    事實上，無論是軍隊裝備的差距，還是後勤體系的落後，其背後更深層的是對近代國家觀念的認識差異。甲午戰爭，或者說清日戰爭，從本質上來說，是一場完全意義的近代戰爭。儘管從鴉片戰爭開始，清國與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已經進行過頻繁交手，但清國的國防觀念仍屬於“中世紀式”。曾為清國建立開國功勳的八旗制度早就腐朽敗壞，而道鹹年間在鎮壓國內叛亂中壯大起來的地方兵勇，則只能算是官僚政府的雇傭軍。
    這樣的軍事體系，遑論進行近代化的系統建設，連最基本的“國家忠誠”都很難實現。在戰爭爆發以後，清國軍隊中頻頻出現“葉志超狂奔500里”這樣的詭異事件，號稱“遠東第一要塞”的旅順口更是只在一日之內便告陷落。“戰場上各路清軍部隊存在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從將軍到兵勇普遍膽小怯戰。炮聲一響，官兵驚慌失措，皆如驚弓之鳥，戰之魂飛魄散、退之蜂擁而去，逃跑速度之快，丟棄武器之多，堪稱近代戰爭史上一大奇觀。”
    《清日戰爭》指出，僅平壤一戰，清軍就遺棄米糧2900石、雜谷2500石，相當於1.5萬名清軍一個月的用量。同時，戰後北洋水師的主力戰艦有9艘被編入日本海軍艦隊，而大連灣、旅順口、威海衛等海防陣地被佔領時，炮臺完好率高達80%。清軍的“兵敗如山倒”可見一斑。
    反觀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發佈徵兵法令實施兵役制，在1877年西南戰爭後，日本政府更是完成了對國內軍事力量的統和，打造了真正的“國家軍隊”。同時，在君主立憲的原則下，日本改造了軍隊的組織機構和體系，並對軍人實施國家意識的精神教育，運用“武士道精神”對軍人展開全面洗腦。
    《清日戰爭》記載道，“明治初年，新兵教育就導入了‘為國盡忠'的思想，強調個人必須服從國家大義，為國而死是士兵的職責和榮光”。近代國家體系的打造和洗腦教育的開展，從根本上改變了日本軍隊的素質，特別是洗腦教育儘管最後淪為滋生軍國主義的土壤，但在當時的確幫助日本軍隊在國際社會中留下了英勇好戰的印象。
 所以，無論是制度建設，還是觀念教育，日本軍隊都全面領先於清國，這才是日本最終能以“摧枯拉朽”的氣勢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戰爭爆發後，隨著兩國軍人的直接接觸，日本人對於“天朝上國”的最後一點心理恐懼也完全失去。他們恐怕沒有想到，在戰場上遇到的是這樣一群毫無鬥志、一潰即散的散兵遊勇。在這樣孱弱的國防力量下，日本對於征服清國的信心也得到大大增強。清國軍隊成為日本軍隊和國民的笑柄，清國也就被日本人看作是一個腐朽敗壞而即將傾圮的國家。
    歷史從“大陸觀念”到今天的“中國崛起”
    儘管書名是《清日戰爭》，但宗亞澤先生並沒有將視角僅囿于戰爭本身，而是衍生到了與戰爭有關的社會、民生等各方面。戰爭的爆發，對統治者來說是勝敗兩者間的利益重新分配，但對普通民眾來講則只有失敗而沒有勝利。
    在清國和北韓，大部分民眾都對戰爭態度漠然，即使像天津水師學堂這樣的“國家軍事院校”中的學生，也同樣對戰爭毫無興趣。而普通民眾則是承受了來自戰爭雙方的雙重傷害，清朝的人民不僅要面對來自敵國侵略者的入侵，還要面對本應為“保護者”的本國軍隊的騷擾，大量百姓在戰爭中無家可歸乃至於被屠殺，這讓本就生計艱難的百姓進一步墜入到戰爭深淵中。而對於戰勝國日本來說，國內的底層民眾事實上也未明顯獲益，戰爭之前就蔓延的經濟矛盾已使日本國內民眾的生活窘迫不已，而戰爭的爆發更是加劇了日本勞動者遭受剝削的程度。
    根據宗亞澤先生的統計，以紡織工人為例，當時織物工廠每天的勞動時間達到12至16小時，而勞動所得卻極為低廉。1892年日本紡織女工的薪資水準僅為每月1.7日元。另外，戰爭的爆發還激發了日本國內娼妓業的繁榮，戰前東京藝妓不滿2000人，到戰後則增加到2600人，1899年更是突破了3000人。除去國內平民的生計困難，娼妓業繁榮帶來的私生兒數量激增等社會問題外，戰爭還給日本社會帶來了物價動蕩、戰爭遺族撫恤等現實矛盾。
    儘管甲午戰爭後，日本從清國獲得了大量賠款，國內部分社會問題隨之得到緩和，但在戰爭中嘗到的甜頭，讓軍國主義思想在日本國內順利地生根發芽，並開始從上層統治集團向下層普通民眾蔓延，最終導致了戰爭的陰雲在此後半個世紀內都籠罩在東亞的上空。
    作為一本嚴肅的歷史著作，《清日戰爭》並未停留在對資料和數據的堆砌上，它擁有著多重的敘事視角。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清日戰爭》的視角從戰爭本身，還衍生到了戰場之外的民生、社會、科技等多個方面；另一方面，《清日戰爭》在對甲午戰爭進行系統呈現的同時，對於發生與戰爭相關的“高升號事件”、“旅順虐殺事件”、“李鴻章馬關行”、“金玉均之死”等重大歷史事件用專章給予了詳細的描述，這種宏觀與微觀結合的視角，賦予這部作品的歷史敘事以豐富的“景深”。於是，全書讀來令人意趣盎然，毫無學術著作的枯燥感。
    120年前，甲午戰爭的慘敗，讓國內知識分子開始泣血自問“寸寸河山寸寸金，侉離分裂力誰任”(黃遵憲語)，也讓日本人的“大陸觀念”發生了實質顛覆。120年後，我們早已遠離忍受列強欺淩的時代，而日本人在“中國崛起”已成事實的狀況下，“大陸觀念”開始經歷又一次的轉變。
    然而，對於維繫東亞的穩定來說，那段歷史中依舊蘊藏著不可忽視的豐富遺產，這也正是這本《清日戰爭》的價值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