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8-21 11:50

观点小结
　　
　　本章的观点，概括起来如下：
　　1、历史分期方法五花八门，标准不一，还是应该遵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就是用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为主要划分标准，再结合上层建筑，主要是政治结构来考虑。
　　2、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教条、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来考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古代历史并没有深入研究过，所知不多。他所提供的只是思辨方法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对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还要靠我们自己。
　　3、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法，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来考虑。
　　第一个层次：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级社会——消灭了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前期是社会主义社会）。
　　有人对共产主义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人类应该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最高理想，只是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也许一万年也不算太久。
　　第二个层次：阶级社会分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以上两个层次是没有问题的。
　　4、第三个层次：前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是有问题的。
　　第一，除了马克思称为“古代的”、“古典古代”的希腊、罗马外，世界上其它地方，起码是绝大多数地方不曾出现过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
　 　第二，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世界上很多国家，主要是东方国家进入了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其特点是：农村公社遗留、土地公有、既有奴隶制， 也有农奴制，租税合一，专制政体等等。这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呢？它不是原始社会，因为有了阶级分化，有了广大的被奴役人群，有了专制政体。它不是奴隶社会， 因为奴隶制并不占主导地位。它不是封建社会，因为农奴制也不是社会的基础。说是“亚细亚社会”或“东方社会”吧，这仅仅是马克思的一种习惯用语，只能表明 地域性，而没有表明生产方式的性质。有人称之为“村社社会”，“宗法会”等等，似乎都不确切。有人提出了“早期国家”的概念，笔者认为是可。因为既璠然标 明了“国家”，就说明已经有了阶级分化，进入了文明时期，不再是原始社会。没有表示生产方式，是因为生产方式是个大杂烩，说不上哪个是主导。我国的夏商两 代，就属于“早期国家”的范畴。
　　5、封建社会可以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概念。从狭义来说，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进入过西方日耳曼人那样的封 建社会；而从广义来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都进入过封建社会。也就是说：大多数国家都有过以土地私有，地主以地租形式剥削农民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发展阶 段。我国的西周时期，属于狭义封建社会的范畴。
　　6、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进行了80多年，改革开放以前的五十年，基本上是走了一条教条化、公式化的错误道路。本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概念就有问题，以此作为前提来讨论，乃是一个伪命题。用这种思维方法讨论下去，再讨论500年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7、笔者对中国古代史分期的意见是：
　　夏、商：早期国家，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西周、春秋：领主制封建社会。西周是全盛期，春秋时代开始瓦解；
　　战国，秦汉以后：地主制封建社会。
　　在下面两章里，将要对中国的“井田制”和夏、商、周的社会性质作具体的论述。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高祖本纪》论赞。
　　2、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资本主义以前诸社会形态》，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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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2页。
　　④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649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0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40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265-266页。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284页。
　　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70页。
　　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第35卷，131页。
　　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9页。
二七 拨开迷雾看井田
　　
　　三代的生产力水平
　　
　　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的《夏商周年表》，夏、商、西周三代，历经公元前2070-公元前771年，这1300年的漫长时期，社会发展极为缓慢。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性质是由该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其中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生产力包括劳动者、劳动资世界 、料（其中生产工具最重要）和劳动对象（土地、矿山等等）。要研究三代的社会性质，主要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我们先谈一谈三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夏代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处于青铜器发展的初期。
　　春秋时期，有夏代铸造九鼎的传说。周大夫王孙满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宣公三年》）
　　（从前夏朝正在有德的时候，把远方的事物画成图像，让九州的州牧进贡青铜，铸造九鼎，各种事物都铸在鼎上，让百姓能分辨神圣和邪恶的事物。）
　　“昔日夏后开（启）使飞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
　　（过去夏后启命令飞廉在山上采掘铜，在昆吾（今河南许昌东，一说濮阳东）制作陶范铸鼎……。九鼎铸成，流传在夏、商、周三国。）
　　另外，东汉成书的《越绝书》还记载：
　　“禹穴之时，以铜为兵。”
　 　但这些毕竟都是传说。从可能是夏文化遗址的河南偃师二里头的考古发掘来看，虽然发现了青铜器，还发现了冶铜铸铜遗址，但出土的青铜器只有凿、锛、锥、 刀、鱼钩、箭头、铃、戈等小型的生产生活用具和兵器，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水平还很低，还不能铸造九鼎那样大型的、工艺复杂的青铜器。夏代的生产工具的材 质，基本上还是木、石、骨、蚌。
　　到了商朝，青铜器的制作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说夏朝还是青铜器萌芽的时代，那么商代——主要是盘庚以后的 晚商，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了。商代的青铜器作坊遗址，在今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市有多处发现。至今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仅容器就有数千件。晚商铸造的司毋戊 大方鼎，重875公斤，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但商代生产工具很少用铜制造，仍以木、石、骨、蚌为主。
　　农业是商代生产的主要部门。商人非常嗜酒，反映粮食有了剩余。商代畜牧业较发达。从卜辞（甲骨文）来看，商人在祭祀时用牲甚多，有的一次就用数百头。
　　商代的手工业有铜器冶炼、制陶、工具制造（包括铜、石、骨、牙、角、贝等工具），制玉、皮革、纺织、制车、造船、建筑等。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的天然贝和少量的铜贝，可能都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反映了商代已有一定的商品交易活动。
　　西周的青铜器制造比商朝又有进步，从地下出土的情况来看，西周青铜器的分布之广，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及铭文之长，都是商代不能比拟的。
　　周人以擅长农业著称，但在出土的农具中，铜制的很少，也是以木、石、骨蚌为主。西周的农作物品种繁多，据文献记载有稻、黍（黄米）、麦（大麦）、来（小麦）、菽（豆类）、稷（粟，即小米），梁（优质小米）和桑、麻、瓜、果之类，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大体上已经具备了。
　　西周的手工业，除青铜冶铸外，主要有制玉、制车、造船、制陶、纺织、染色等，还出现了制瓦业。
　　西周的商业，除进行以物易物外，也使用贝、布帛、金（黄金、铜）、玉等作货币。但总的看来，西周的商品经济是很不发达的，而且重要的手工作生产和商业活动，是由官府控制和垄断的，这就是所谓“工商食官”。
　 　总的看来，从夏、商、西周三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看，商比夏进步，西周比商进步，但三代还没有走出青铜器时期，还没有脱离封闭性的自然经济的范畴。从世 界历史的普遍规律来看，只有到了铁器时代，生产力水平才会有飞跃的进步，手工业和商业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土地和其它财产才会进一步私有化，贫富分化和阶级 对立才会更加显著。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春秋末年才出现了铁器，战国时期才是普遍使用铁器的铁器时代。生产工具以木、石、骨、蚌为主的夏、商、西周三 代，只能适应从原始公社末期沿袭下来的农村公社生产方式。 www.6park.com
中国有井田制吗？
　　
　　谈到农村公社，就不得不谈一谈中国古代的井田制。这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它不仅是一种土地制度，还与赋税制度，剥削方式息息相关。可以说，它是了解三代社会性质的一把钥匙。
　　什么是井田制？如果从其表面的特征来看，简单地说就是：
　　第一，土地公有，不许买卖。
　　第二，把土地划分为整齐的小块，中间用沟洫，道路隔开，纵横作井字形。
　　第三，土地划分为公田、私田，私田是农民的份地，由个体家庭耕种，收获归已；公田则由农民集体耕种，其收获作为对贵族或国家贡献的租税。
　　这是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遗留。
　 　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第一次系统地谈论井田制的人是战国时期的孟子，他是对滕国（今山东滕州市西南）的国君滕文公讲的，语见《孟子。 滕文公上》。但孟子的这段话，有的学者并不相信。“五四”以后，胡适写过一篇《井田辨》，极力否定井田制的存在，认为井田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① 郭沫若原来也否定井田制的存在，但他后来又承认有井田制，却否认它是农村公社的土地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多数承认有井田制存在，但对它的内容和性质的解释却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有过井田制呢？我们的根据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公社土地所有制的遗留，在世界史上是普遍存在的。马克思认为印度最典型，所以把它称为“亚细亚的”或“东方的”。但马克思也认为：欧洲的克勒特 人、罗马尼亚人、日耳曼人、波兰人、伊达拉亚人、斯拉夫人、非洲的埃及人、美洲的墨西哥人，秘鲁人等等，都存在过这种所有制。②马克思说：
　　“如果你在某一地方看到垄沟痕迹的小块土地组成的棋盘状耕地，那你就不必怀疑，这就是已经消失的农业公社的地产。”③
　 　另据朝鲜韩百谦（约当我国清朝乾隆时期）所著的《箕田考》说：在平壤附近大同江畔有“箕田”，由方形的小块田地连接而成，每小块70亩，相传是箕子传下 来的井田。④箕子是殷末周初人，箕田的70亩正合乎孟子所说的“殷人七十而助”。这一历史遗物，除了是井田制存在的一个证据，也是箕子曾在朝鲜建国的一个 证据。
　　第二，这种农村公社的土地所有制，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也大量存在过。傣学专家李拂一（1901年生，现年109岁，定居台湾）在《车里》一书中记载车里（今云南景洪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土地制度说：
　　“田土公有，不能买卖。凡属人民，非自耕自食不可。而耕者即有其田，盖一自由共产社会也。……其宣慰使土司（地方首领）又有宣慰土司之专田，而由民众于大众农事完毕时随带耕植，有若我国古时之井田制焉。”⑤
　　藏学专家任乃强（1894-1989）在《西康图经》中说：
　　“井田之制，汉以后儒生穿凿附会，迄未得解。今日西康⑥土民，其庄房土地均系受之土司，并非私有，不得买卖，不能分析，此真井田制焉。其土司头人有打役田，有乌拉田，皆由百姓当差耕田，此即公田。又有土司赏与头人之私田，亦为汤沐邑之旧制云。”⑦
　　第三，在我国先秦的文献中，除《孟子》以外，虽不见有关井田制的系统的记载，但零星的记载，是屡见不鲜的，整理起来，内容非常丰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也有所反映。
　　第四，其它的间接证据。
　　《周易。井卦》：
　　“改邑不改井。”
　　这个“井”字，多解作水井，其实指的是井田。意思是：村落的规划可以改变，井田的规划却不能改变。古人离开家乡称为“背井离乡”，这个典故虽然出于元人的杂剧，但那来源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八家为井”，乡与井是同义反复，都代表乡土，不能解作水井的井。
　　另外秦国商鞅变法，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废井田，开阡陌”，就是废除井田制度，打破井田的土地规划，见《汉书。地理志》和《食货志》、《董仲舒传》等篇章记载，可谓言之凿凿。如果原来没有井田，还废的什么井田，开的什么阡陌？难道商鞅是吃饱了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