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8-21 11:50

封赐和转让
　　
　　第四，郭沫若等学者认为西周的农民是奴隶，最重要的依据是这些人可以随土地封赐和转让，说明他们的人身已被完全占有了，连自己也属于奴隶主（包括国王和贵族）所有了。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如：
　 　《左传。定公四年》谈到成王时封伯禽于鲁（都城在今山东曲阜市），同时分给他“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 氏。封康叔于殷虚（都城在今河南淇县东北），建立卫国，同时分给他“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饿氏、终葵氏。”分唐叔于夏虚（都城在今山 西太原市，或谓在今山西翼城），同时分给他“怀姓九宗”（姓怀的九个宗族）。这都是把土地连同百姓共同分封的。
　　康王时的青铜器《麦尊》铭文记载周王对邢侯“锡诸臣二百家”，表明赐“臣”是以家计的。
　　另一康王时的青铜器《大盂鼎》铭文记载说：
　　“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邦司，应为部落首领，四伯，是四个首领；人鬲，就是人隶，是周王俘获或控制下的百姓；驭，小首领，管事的；庶人，一般百姓，农民；夫，一个劳动力称一夫，非劳动力家属未计。夷司王臣，非华夏族的大首领。
　　这段铭文可以这样诠释：
　　“赐给你由邦司统领的四个部落，其成员由驭（小头目）到一般百姓六百五十九个劳动力。赐给你异族首领夷司王臣统领的十三个部落，百姓一千零五十个劳动力。”
　　这是以部落为单位的赏赐。其中既有华夏族，也有非华夏族。
　 　这些被封赐的百姓是不是奴隶呢？在我看来并不是。古代的分封是连同土地和土地上的百姓共同分封的，从古代专制主义的政治理念来看，全国的土地和臣民，不 管是贵族还是平民，都属于君主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于土地和人民，君主都有处置的权利，而分封就是“受（授）民受 （授）疆土。”（《大盂鼎》），应该是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共同分封的。其实在通常的情况下，土地上的人民并没有动，土地还是那块土地，人还是那些人，不过是 改变了统治者而已。在公社农民们看来，被谁统治都是一样，除非有战乱，村社的生活始终像一潭死水那样波澜不惊的。
　　金文中还有“锡臣”、“锡仆”的记载，如《麦尊》记载周王对邢侯“锡诸臣二百家”。除此之外还有：
　　“锡伯克仆三十夫。”（《伯克壶》）
　　“锡臣十家。”（《耳尊》）
　　“王锡叔德臣十人。”（《叔德簋》）
　　“锡几父……仆四家。”（《几父壶》）
　 　在金文和古籍中，这个“臣”字涵义甚广，可以是君臣的“臣”，指官员；可以是贵族家中管事的人员；可以是农奴；也可以是奴隶；这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把“臣”都理解为奴隶。“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臣”并不是奴隶，而是“臣民”的意思。《麦尊》的“臣二百家”，是成批成片封赐的 “臣”，应该是农奴。而“臣十家”、“臣十人”、“仆三十夫、仆四家”的“臣”和“仆”，究竟是农奴还是奴隶，我们就难以断定了。与其强为之说，还不如阙 疑为好。其实，无论这些“臣”、“仆”，如何定性，都不能否定一个基本事实：周代的奴隶数量不多，构成生产关系的主流的，是农奴身分的井田农民。
失去的自由
　　
　　第五，从古书的记载来看，周代井田农民的身分并不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要受到很多束缚。《汉书。食货志上》：
　 　“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 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百姓所居住的地方，在田野的叫做庐，在城邑里叫做里。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春耕季节命令百姓全部住在田野的庐里，冬天才可以完全回到邑里来 住。……春天，百姓要下田干活的时候，每天清晨里长坐在右塾（里门右侧的房屋），邻长坐在左塾（里门左侧的房屋，两个塾相当于今之门房，警卫室之类），检 查出工的情况，百姓完全出来了，他们才回去，傍晚收工的时候也是这样。百姓回来时一定要拿着柴禾，拿多拿少根据体力来区别，头发花白的老人可以不拿。冬 天，百姓搬回邑里的住处，同住一条巷子里的妇女，夜里聚集在一起纺纱织布，这样一个月就能做四十五天的工（晚上算半个工）。必须聚在一起干活的原因，是不 仅节省了点灯照明的费用，而且能使技术低的通过学习得到提高，并能促进和谐的风俗习惯。）
　　这个由东汉人追忆的资料，反映了周代的井田农民过着 半军事化的生活，经常处于基层官员的监管之下。离开住处去干活时，大门两侧的门房里，坐着里长、邻长哼哈二将监视他们的行动，收工回来时也是如此。到了冬 天，妇女还要日以继夜，点灯熬油地做女红，估计每天的劳动时间应在12小时以上。另据《周礼。地官。比长》记载 说：
　　“比长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亲，有罪奇袤，则相及。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若徙于他，则为之旌节而行之。若无授无节，则唯圜土内之。”
　　先解释两个名词：
　　比长：五家为比，比长是管理这五家的最基层的官员。
　　旌节：也称为符节，古代的一种信物。以竹子制作，上边有牦牛尾的缨。其作用相当于今之证件，介绍信。古人朴实，很少做假，这东西比现在的假证容易做。若是换上现在，非到处都有制作旌节的不可。
　　现在把这段文字译成白话文：
　 　“比长各自掌管本比的治理。五家互相照顾，和睦相处，有犯罪作恶的，五家要连带受处罚。如果比内的居民要迁徙到城邑中或近郊，比长要跟随前去，亲手交付 给当地的官吏。如果要迁徙到城邑和近郊以外的其他地方，就把旌节交给他做证明，让他上路。如果不是比长亲自交付或是没有旌节，就要投进监狱。”
　　《周礼。地官。邻长》也说：
　　“徙于他邑，则从而受之。”
　　上面所说的五家为比，指的是国人；这里所说的五家为邻，指的是野人。野人迁徙也要由五家的小头目邻长亲自送去。
　　这表明：井田农民无论是国人还是野人，迁徙要受到限制，需要得到官方的许可，有一定的手续，提供一定的证明，否则便要坐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包括野人在内，毕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迁徙，说明他们的身分不是奴隶。奴隶怎么可以脱离主人搬家呢？
　　郭沫若等学者因为周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比较严格的控制，所以认为他们都是农业奴隶。殊不知，封建社会的农奴也不是那么自由的。至于迁徙和户口的限制，直到现在不是仍然存在吗？不仅居民组把农村人口亲自送到大城市去人家不收，就是县委书记亲自送去也是白搭的。 www.6park.com
从斯大林的定义谈起
　　
　　都是那些资料，都是那些制度和那些人，有人就认为他们是奴隶，有人就认为他们是农奴，这是怎么回事？归根结底，是因为学者们对奴隶和农奴的区别，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关于奴隶和农奴的区别，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结束将近30年的时间里，学术界基本上是以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的论述作为经典定义的。
　　“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这些生产工作者就是奴隶主可以把他们当作牲畜来买卖屠杀的奴隶。”
　　“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地占有生产工作者——农奴，封建主已经不能屠杀农奴，但是可以买卖农奴的。”④
　　归纳起来，这个定义的要点是：
　　第一，奴隶和农奴都不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完全由奴隶主和封建主占有。
　　第二，奴隶的人身被奴隶主完全占有，农奴的人身被封建主不完全占有。
　　第三，奴隶主可以屠杀奴隶，封建主不能屠杀农奴。
　　第四，奴隶和农奴都可以被买卖。
　 　在新中国成立后，这个定义曾被奉为经典，很少有人怀疑过，甚至也很少有人敢于怀疑。上个世界60年代以后，斯大林的错误甚至罪恶已广为人知，人们开始认 识到：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也不算是学者，只是一个残暴的政客。他的理论体系在人们心目中动摇了，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不再把他的话作为经典 来引用了。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斯大林有关奴隶和农奴的这个定义，发现它是不周密的，不完全科学的，其中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框架，也有斯大林主观附加的成 分。特别糟糕的是：他把自己附加的东西绝对化，教条化了。结合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的实际，我们就再来检查一下。
　　第一，斯大林说奴隶和农奴都不占有生产资料，这个提法是不周密的，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说奴隶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当然是对的；但说农奴完全不占有生产资料便错了。在农奴制度下，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由封建主占有，但生产工具、种子、牲畜等，却为农奴所私有。
　　第二，奴隶的人身被奴隶主完全占有，农奴的人身被封建主不完全占有，斯大林的这个说法是对的。
　　第三，封建主不能屠杀农奴，奴隶主可以屠杀奴隶的说法，太绝对化了。和事实并不完全符合。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说：
　　“主人一时高兴，就可以把农民投入监牢，……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⑤
　　而奴隶主屠杀奴隶，有时也要受到限制，并不是想杀就杀。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的学者指出：雅典的法律禁止屠杀奴隶，甚至还禁止鞭打奴隶。巴比伦的汉谟比法典也没有屠杀奴隶的明文。⑥
　　可见是否能屠杀，并不是区别奴隶和农奴的绝对标准。尽管由于奴隶是被奴隶主完全占有，被屠杀的情况一般会多一些。
　　第四，奴隶和农奴都可以被买卖，在近代俄国，仍然有出卖农奴的情形。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在位）时代，出卖农奴的广告就和出卖骡马，狗的广告一起登在官方的报纸《莫斯科新闻》和《圣彼德堡新闻》上。
　　当然，由于奴隶的人身是被奴隶主完全占有，农奴的人身是被封建主不完全占有，奴隶被出卖的情形相对多一些。像俄国那样大规模出卖农奴的情形，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那么，既然斯大林的定义不那么周密严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奴隶和农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⑦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区分奴隶和农奴，主要应该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来着眼。那就是说：
　　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奴隶主手里，他的人身被奴隶主完全占有。
　　农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由封建领主占有，而其它生产资料：工具、种子、牲畜、车辆、粪肥等等，则为农奴所私有。农奴的人身，被奴隶主不完全占有。
　 　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西周的井田农民，就是被称作民，人民，氓，庶民，庶人，农夫的广大群众，应该是农奴，而不是奴隶。他们有自己的家庭经济，有除土地 以外的生产资料，人身比奴隶相对自由一些，可以有条件地迁徙。至于他们也可能被买卖和屠杀，那并不是普遍现象。在大多数的、常态的情况下，他们被束缚在土 地上，要为封建领主提供贡赋（以劳役代租税或实物租税）和各种封建义务（兵役、土木工程劳役等）。
　　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郭沫若等学者认为西周农民人身不自由，生活和生产受到束缚和管制，可以随同土地封赐，西周中斯后有买卖、转让的现象，因而他们是奴隶的说法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