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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屠小七[布衣] 于 2012-09-02 11:28 已读 4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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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8-21 11:50

《春秋》是孔子作的吗?
  
  相传《春秋》为孔子所作,在古籍记载中,以《孟子》为最早。《孟子。滕文公下》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风道德衰微、荒谬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又起来了,有臣子杀死君主的,有儿子杀死父亲的。孔子很忧虑,便著作了《春秋》。著作《春秋》本来是天子应该做的事;所以孔子说:‘理解我的,恐怕只因为《春秋》吧!责备我的,恐怕只因为《春秋》吧!’)
  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作《春秋》,基本上成为学者的共识。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和《太史公自序》中都肯定了《春秋》为孔子所作。在《孔子世家》中写道:
  “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敢赞一词。”
  (孔子出任司寇审理诉讼案件时,文辞有可以和别人商量的地方,他并不武断。至于写《春秋》,却是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就连子夏那样有文才的弟子,也不能改动一句话。)
  但尽管孟子言之凿凿,汉代人又表示相信,而孔子作《春秋》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从宋代以来,直到近现代,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综合各家之说,并附加愚意,可以提出以下的一些反证:
  第一,这么重大的事情,在记录孔子言行的比较原始的著作——《论语》中,却不见一字记载。在儒家六经中,《论语》提到过《诗》、《书》、《易》、《礼》、《乐》等五经,唯独没有提到过《春秋》。
   第二,孟子提到作《春秋》是“天子之事”,起码也应该是诸侯之事。孔子既不是鲁侯,也不是鲁国的史官,怎么可以修国史?孔子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 政”,你不是史官,跟着瞎搀和什么?他当过司寇,算是公安部长,公安部长也不能管历史研究所的事啊。再者说,修国史的档案资料都在宫中,由史官掌管。那时 候,既没有复印,也没有印刷,那一捆一捆的竹简,除了史官,别人是很难利用的。
  第三,《左传。昭公二年》记晋大夫韩宣子访问鲁国,在太史那里参观鲁国的藏书,见到了《易》(《易经》)、《象》(政治档案)和《鲁春秋》,惊叹地说:
  “周礼尽在鲁矣!”(周礼都保存在鲁国了。)
  时在前540年,孔子才12岁。说明在孔子以前,鲁国就有《春秋》一书,此书不可能是孔子所作。《春秋》的作者是谁?答案很简单,是鲁国的史官写的。后世因为孔子的名声大,就附会为孔子了。
   有许多学者不同意孔子作《春秋》之说,却认为《春秋》经过孔子的整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的史实应该是鲁国的史官所记,书中的观点应该体现了孔 子的政治理想吧?但事情并非如此。《春秋》的编写和整理都是史官之事,和孔子都没有关系。对于《春秋》,孔子既没有著作权,也没有修改权。还是那番话:公 安部长跑到历史研究所去改专家的著作,专家能答应吗?
  从《论语》的记载中,可以反映孔子整理过《诗经》。《论语。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才把《诗经》的音乐整理出来,《雅》归《雅》,《颂》归《颂》,使它们各得其所。)
  原来古代的《诗经》是和音乐相结合的,每个篇章各有其曲谱,所以《诗经》的各篇章不仅可以吟诵,还可以歌唱。而在流传的过程中,各篇章的次序被搞乱,曲谱也不正确了,孔子把它们更正过来了,所以称为“乐正”。 《史记。孔子世家》说:
  “古者诗三午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按:《韶》为舜乐,《武》为武王音乐,《雅》、《颂》是贵族音乐。《诗经》中分《风》、《雅》、《颂》三部分,《风》是民歌,通俗唱法,《雅》、《颂》是高雅唱法,相当于现在的美声唱法。
  《诗经》原来是不是三千余篇,是不是孔子整理后剩下305篇,我们还难以肯定,但因为孔子“正乐”之说见于《论语》,应该是可信的。但在《论语》中,连《春秋》的书名也没有出现过
   也许有人会说:孔子既能整理《诗经》,为什么不能整理《春秋》?我们在《左传》中可以看到:那时的贵族在聘问(外交访问)、宴会等场合,常常吟咏《诗 经》上的诗歌,表明《诗经》在贵族社会中是通行的,而《春秋》作为国史则束之高阁,除了史官,一般人是接触不到的。上面谈到:韩宣子到鲁国访问,在太史那 里看到了《鲁春秋》,表明在别处是看不到的。
《春秋》的书法
  
  《春秋》有个书法问题。孟子说: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
  (圣王时代采诗的制度废止了,《诗经》就不能编辑下去了,然后就有《春秋》的创作。……它所记载的事情不过是像齐桓公、晋文公之类;它的文辞是写史书的笔法,它的观点,我把《诗经》的观点借用了。)
  在这里,孟子提出了修史的事、文、义三个概念。事,就是客观的史实;文,就是写作的文辞、风格;义,就是修史的观点,修史的政治、伦理原则。也就是《三字经》所说的“寓褒贬,别善恶”。
  《春秋》的义,是通过文,就是文辞表现出来的。若是在今天,作者的历史观点可以通过长篇大论的叙述表达出来,但那时书写条件很差,记事非常简炼,是不能用字太多的,只能用极少的字词表达事物的性质和作者的观点,也就是所谓“微言大义”,“一字褒贬”。例如:
  天子死曰崩(好像大山崩裂)。
  诸侯死曰薨(好像大厦倾倒)。
  卿大夫死曰卒(生命完结)
  士死曰不禄(不享受俸禄了)。
  庶民死才叫死。
  杀有罪曰诛
  杀君父曰弑。
  杀无罪曰杀。
  潜师掠境曰侵。
  进其都城曰入。
  声罪致讨曰伐。
  两军相接曰战。
  毁其宗庙社稷曰灭。
  以上所举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春秋》的书法,还表现在:用一些委婉之辞,来表现敏感的,难写的内容。目的是为权贵避讳,或者维护礼制的尊严。例如:
  “隐公十一年(前712):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原来隐公是被其弟桓公杀死的,不记死在什么地方,表示是非正常死亡。
  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在温(今河南温县)与诸侯会盟,召唤周襄王前来与诸侯会面。《春秋》对这件事的写法是:
  “天王狩于河阳。”
  温地在黄河之北,故称河阳。因为诸侯召唤天子是非礼的,所以《春秋》要为他避讳,不说周襄王是被诸侯召唤来的,而是说他到这里来巡狩。古代天子巡狩,既有打猎的意思,也有到地方视察的意思。
  自孟子和汉儒以来,都说《春秋》的书法出于孔子的手笔,寄托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但既然孔子与《春秋》的写作、整理都没有关系,它自然不会是孔子的手笔了。其实它是古老的编年体史书的通常写法,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春秋》的这种书法,除了因为书写条件不便之外,也在于树立以周礼为准绳的政治、道德规范,对贵族统治集团起到警戒作用,对人民群众起到宣传和教化作用。
  古代的这种“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书法,在今天还有些孑遗。如“伪满”、“伪政权”、“汪逆”、“X贼”之类。在法律文书中,如果有一个“竟”字,下面所连接的一定不是好事,如“该犯竟杀人灭口”、“竟不听劝阻”、“竟顽抗到底”等等。
   另外,现代的“打官腔”,巧妙地运用某些词语,以起到掩盖真相或淡化事物性质的作用。例如:失业称为“待业”,黑社会组织称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团 伙”,拦截甚至打击上访称为“维稳”,非法强拆称为“执法”,警察打人称为“发生肢体冲突”,被强拆户自焚称为“发生意外伤亡事件”等等。
  以上这些,是《春秋》笔法的现代版。
  政治公正透明之日,就是现代版《春秋》笔法彻底消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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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贰)所谓“《春秋》三传”
  
   《春秋》没有可读性
  
  现代讲究书籍、文章的可读性,《春秋》一书是最没有可读性的。
  《春秋》记事的方式,根据年、月、日的顺序,一条记一件事,一般互相之间不相联属。很像流水帐簿,文句极其简短。最长的一条47字:
  定公四年:“三月。公会刘子、晋侯、宋公、蔡侯、卫侯、陈子、郑伯、许男、曹伯、莒子、邾子、顿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齐国夏于召陵,侵楚。”
  看了这条记载,我们只知道鲁定公在召陵和十八个国家的诸侯、大夫会盟,然后侵入了楚国。至于会盟和战争的经过,则没有交待,读者读了真是满头雾水,不知究竟。
  最短的一条只有一个字:
  隐公八年:“螟“。(农业发生病虫害。)
   这种记事方式,不仅使读者无法知道历史事件的具体内容,也很难理解它的书法,不知道短短的几个字究竟包含着什么“微言大义“。宋人王安石讥之为“断烂朝 报”,不能说没有道理。朝服,就是国家的政府公报。朝报是有内容的,但断了、烂了,只剩下只言片语,就使人莫名其妙。因为《春秋》记事笼统,模糊。于是就 出现了几种解释《春秋》的著作,称为“传”。
  
  “三传”比较
  
  我国现存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春秋》的“传”有五种:
  《左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卷。
  《夹氏传》,11卷
  《邹氏传》,11卷。
  其中《公羊》、《谷梁》二传是今文经,在汉代立于学官,就是成为官学的课本,甚为风行。《邹氏传》没有师传,《夹氏传》仅仅在口头传授,没有写成书;所以《邹》、《夹》二传都在汉代失传了。只有《左传》和《公》、《谷》二传流传至今,称为“《春秋》三传”
  《公羊传》:公羊是复姓,据说这书是战国齐人公羊高所传,公羊高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弟子。《公羊传》原为口述传授,到了汉景帝时,五传到公羊寿,才着录成书。
   《谷梁传》:谷梁,也是复姓,据说作者是战国鲁人,他的名字有谷梁喜、谷梁嘉、谷梁寘、谷梁赤、谷梁俶等不同说法。清末学者皮锡瑞(1850—— 1908)认为:这书本是家传,不同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是不同世代的传人。这种说法是对的。可惜他们的世系次序,我们已经搞不清了。
  《公羊》、 《谷梁》二传,都是空言说经,只讲《春秋》的义例,就是只讲每个字为什么要这样用,每句话为什么要这样写,其中包含着什么“微言大义”、却很少阐明史实。 他们所阐发的“微言大义”,很多地方不过只凭主观臆断,未必符合《春秋》的原义,而且二传的解释也很不一致。《春秋》言词简略,只列事情的纲目,没有具体 史实,我们本来就读不懂;《公羊》、《谷梁》以虚说虚,只说官话、套话、原则话,忽悠了一气,我们对《春秋》还是读不懂。在所谓“《春秋》三传”之中,只 有《左传》以讲史实为主,而不以空洞的评论为主,所讲的史实详细、系统、生动、引人入胜。《春秋》不过16000余字,《左传》18万字左右,多出10倍 还有余。如果没有《左传》,后人对春秋史会陷入迷茫无知的状态中,不仅司马迁《史记》中的春秋史部分,绝不会写得如此丰满,就是明人冯梦龙的《东周列国 志》也无从着笔了。
  《三国演义》描写关羽挑灯看《春秋》,而《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
  “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
  《三国演义》有关关公读《春秋》的记载,出处就在这里。可见他读的是《左传》而不是《春秋》。看来关羽是一个《左传》迷,不但熟读,而且有些段落还能“讽诵”,也就是能背诵下来。如果读的是《春秋》,背诵那“大葱一斤,茄子5斤”式的流水账有什么意思?
(叁)聚讼纷纭说《左传》
  
  《左传》一书太重要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春秋史,百分之八十以上出于《左传》。作为古代编年体史书的代 表作,既或它在史学史上的地位我们可以不提,它的思想、文化价值我们可以不提;单从史料价值来说,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样一部有份量的史书,却存在着许 多难解之谜,从古至今,聚讼纷纭,似乎至今在学术界也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左传》之谜主要有来历、作者、成书年代、与《国语》、《春秋》的关系等 等。
  
   《左传》的来历
  
  在早期典籍《论语》、《孟子》和战国诸子百家中,都没有提到《左传》。《左传》见于着录,始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为《左氏春秋》。
   据《汉书。刘歆传》说:《左传》原藏于秘府(国家图书档案馆)。刘歆(西汉末成帝、哀帝时人)整理图书时发现,是古文经。刘歆认为 此书非常有价值,请求朝廷立于学官,就是作为太学的课本。但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当时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没有古文经的地位。刘歆没有达到目的,还被排 挤出朝廷,出任五原(今内蒙包头西北)太守。王莽执政,被召回朝中。王莽非常推崇古文经,称帝后任命刘歆为国师,把《毛诗》(《诗经》)、《古文尚书》、 《左传》等立于学官。王莽失败后,古文经(包括《左传》)又被取消。
  有人认为《左传》来历不明。认为既然刘歆在秘府中发现了此书,那么秘府中 的这部书又从何而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是北平侯张苍所献,但缺乏证据。王充《论衡》说是得自孔壁,也缺乏证据。“得自孔壁”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汉 武帝时,鲁恭王刘余在山东曲阜拆除了孔子故宅,进行重修,在夹壁墙中发现了一批古书,是秦始皇焚书时,孔子后人藏在里边的。但《左传》得自孔壁之说,也经 不起推敲,《汉书。艺文志》提到鲁恭王从孔壁中得到古文经的事,只说有《礼》、《尚书》、《孝经》、《论语》,并没有提到《左传》。
  由于《左传》的来历不明,于是有一些人,主要是今文经学家便认为《左传》为刘歆所伪造。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认为:刘歆把《国语》中的资料拿出来解释《春秋》,伪造了《左传》,剩下的资料就是今本《国语》。但这不过是今文经学家的主观臆测,并没有真凭实据可言。
  其实说《左传》来历不明,是个伪命题。《汉书。刘歆传》明明说是刘歆在秘府中发现的,怎么能说来历不明?至于秘府中书又从何而来,那谁知道!秘府中的书多了,每部书的来历,难道都能搞清楚吗?关于《左传》,我们已知的是:
  1、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提过,称《左氏春秋》。时在西汉前期。
  2、《汉书。刘歆传》称刘歆在秘府中发现。时在西汉末期。
  3、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着录。时在东汉初年。
  4、《史记》春秋史部分的史料,大量来自《左传》。
  作为一部古书,这算来历不明吗?说《左传》来历不明,纯粹是今文经学家的无理取闹。
《左传》作者与成书年代之谜
  
  在早期的《论语》、《孟子》和战国诸子之书中,都没有谈到《左传》。《左传》见于着录始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谈到孔子作《春秋》,接下来说: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志,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鲁国的君子左丘明,害怕弟子们对《春秋》有错误的理解,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失去孔子的真意,所以根据孔子的《春秋》,作详细的说明,写成了《左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认为左丘明是鲁国的太史,孔子与左丘明共同查阅了鲁国的历史资料,孔子写成了《春秋》,左丘明为之作传(注释),就是《左传》。
  可见《史记》和《汉书》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
  那么,左丘明究竟是什么人呢?
  《史记》说是“鲁君子”,《汉书》说是“鲁太史”,西汉末至魏晋以来,许多学者认为他是孔子的弟子,受经于孔子。
  在《论语》中,孔子就提到过左丘明: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
  (花言巧语、装模作样,十足的奴才相,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藏着怨恨,表面上却同人家友好,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可见左丘明是孔子所称道的一位贤人,道德高尚,孔子以他为榜样。因而他不可能是孔子弟子,可能生在孔子前,也许与孔子同时,其年岁应该长于孔子。《左 传》一直写到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孔子已经死去十一年,左丘明不可能还活着。因而唐人啖助、赵匡、宋人王安石、朱熹等都认为作《左传》的不可能是孔 子所称道的这位左丘明,近现代的多数学者也这样认为。
  但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都说《左传》(《左氏春秋》)为左丘明作,言之凿凿,总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
   也有人认为《左传》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更有人认为作者是楚国的左史倚相。而清人姚鼐、今人钱穆、童书业、郭沫若却认为作者是战国名将吴起,因为吴起是 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北)人,《左传》所反映的某些历史背景与观点与吴起相合。但说是子夏也好,左史倚相也好,左氏人吴起也好,都没有充分的根据可以令人 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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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书年代
  
  《左传》写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已到战国时期,或春秋战国之 交。(因为战国开始的年代有前475和前403等不同的说法。)《左传》中有许多卜辞和预言,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等都是战国初年的事,后来都应验了。作 者一定是经历过这些历史事件,不然不会这样灵验。
  《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日三百年。”
  (冬天狄人包围卫国,卫国迁移到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占卜的预言说:今后可以立国三百年。)
   这一年是公元前629年,过了300年,就是公元前329年,卫平侯四年。过了四年,卫平侯死,儿子嗣君继位,被一个叫做子南劲的人篡了位。此后的卫 侯,不是姬姓,而是公孙氏了。原来的卫侯嗣君,被贬号为君,只以濮阳(今河南濮阳南)为食邑。已经名存实亡。②这个跨度为300年的预言也应验了。
   《左传。昭公四年》记郑国执政子产作丘赋,大夫浑罕(子宽)认为对郑国不利,提出了“郑先卫亡”的预言。根据《史 记。郑世家》,郑亡在康公二十一年(前375),又据《卫康叔世家》:姬姓之卫君角二十一年(前209),被秦二世灭亡。“郑先卫 亡”的预言也应验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预言来看,最后应验的预言,竟在秦朝。所以有人说:难道《左传》是秦以后的书吗?
  
  《左传》与《国语》的关系
  
  《汉书。艺文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新国语》五十四篇。刘向分《国语》。”
  今文学家康有为,疑古学派顾颉刚都认为《新国语》五十四篇包括《左传》在内,刘歆分出大部分编成了《左传》,余下的二十一篇就是流传到现在的《国语》。
   如果按照上述的说法,《左传》也出于《国语》,这部《国语》应该称为《老国语》,怎么会称为《新国语》?《国语》写的是西周和春秋时候的事,那么《新国 语》写的应该是战国时的事,大约原来没有分国,刘向(刘歆之父)校书时分了国,与原来的《国语》相区别,所以称为《新国语》。可惜此书已经失传了。
   现存的《国语》二十一篇,记载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君臣议论政治得失的对话,属于古代史官记言的性质。它和《左传》 的文字风格不同,所以并不是同一部书。《左传》和《国语》都是研究春秋史的重要资料,所以东汉的班固、王充、三国的韦昭等人,把《左传》称为“春秋内 传”,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
  关于《左传》和《国语》的关系以及所谓刘歆伪造《左传》的公案,主要是司马迁惹的祸。他在《报任安书》中说: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又见《汉书。司马迁传》)。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又说:
  “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的说法有两个要点:
  第一,左丘明是个盲人。
  第二,《国语》和《左传》都与左丘明有关,或者是一书二名,或者是两部书。
  而今文经学家却据此认为:左丘明著作了《国语》,并没作《左传》,《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伪造的,《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作《左氏春秋》那段话,不是《史记》的原文,是刘歆窜入的。
   不仅此也,今文经学家还认为刘歆“遍伪群经”,许多古书都被他窜改过。刘歆有多大精力,竟能窜改群经?太离谱了!这种学术腐败现象,在今天诚然是时有所 闻,一个教授领一批研究生、本科生可以搞一个“论文生产线”,牟取暴利,但古代的技术手段很差,没有电脑、复印、扫描,搞起来谈何容易?杨宽曾写有《刘歆 冤词》,大力为刘歆辩护说:
  “歆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③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后来被称作《春秋左传》,那是认为它是《春秋经》的“传”,是解释《春秋》经的。但从汉代以来,就有学者认为《左传》和《春秋》并不完全合拍,联系并不那么密切。例如:
  第一,《左传》记事比《春秋》多了十一年。
  第二,有的有经无传,有的有传无经。
  第三,《左传》记事有在一年之中与经没有关系的,如庄公二十年,二十六年。既然是解经之书,为何离开经另记别的事?
  第四,《左传》的义例(观点),有的和经的精神不符。
  所以古代很多学者认为:《左传》自成一书。晋、王接说:
  “《左传》囊括古今,自成一家言,不主为经而发。”(《晋书。王接传》)
  宋。刘安世说:
  “读《左氏》者,当经自为经,传自为传,不当合而为一。”(《元城语录》)
  清。刘逢禄说:
  “余欲以《春秋》还之《春秋》,《左氏》还之《左氏》。”(《左氏春秋考证》)
  至于近现代,认为《左传》自为一书,不是《春秋》之传者,更大有人在。为免雷同,不多引证。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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