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5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9-04 10:00

　“郑伯克段于鄢”
　　
　 　清人吴楚材和吴调侯叔侄二人于康熙三十三年（1768）编选的古代散文选本《古文观止》，是清代以来最盛行的、具有教材性质的一部书。其中选自《左传》 的文章共34篇，《郑伯克段于鄢》，是《古文观止》开头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左传》中第一个历史故事，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读过。这是一个很出名的震 撼人心的故事，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太酷了。
　　这件事，《史记。郑世家》的记载比较简略，欲知其详，必须读《左传》。
　 　郑武公（前770-744）的夫人是申国的女人，姜姓，称为武姜。她生下了庄公和共叔段（就是太叔段，段是名，叔是排行）。根据《史 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武公十四年（公元前757）生庄公，十七年（公元前754）生叔段，庄公比叔段大3岁。庄公和叔段虽然都是 武姜亲生，她却非常偏爱叔段，而不喜欢庄公。原因是：生叔段是正常分娩，庄公却是“寤（音物）生”，庄公也因此起名叫“寤生”。
　　什么叫“寤生”？有多种解释。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是：
　　1、寤寐而生。就是睡眠中生下孩子，醒来才知道。（晋。杜预说）
　　2、生下来就能睁眼看东西。（东汉。应劭说）
　　3、就是逆生，难产，脚先出来，脑袋后出来。（明。焦竑：《笔乘》，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第三种解释是正确的。就是说：武姜生庄公时难产了，受了惊，吃了苦，所以很不喜欢这个大儿子，而偏爱叔段。按照宗法礼制，应该由庄公当太子，作继承人，而武姜却几次要求武公立叔段为太子。武公没有答应，立了庄公为太子。
　 　郑武公在位27年，死于周平王27年（前744）。寤生继位，就是郑庄公。武姜没有达到让叔段继位的目的，很不甘心，又想为叔段争一块最大的封邑，以便 与庄公分庭抗礼。于是要求庄公把叔段封在制（就是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庄公因为这个地方险要，而没有答应，说：如果换一个城邑，将要惟命是 从。武姜又要求把叔段封在京（今荥阳东南20余里）。大夫祭（音宅）仲（祭足）对庄公说：
　　“封地的都邑，城垣的周围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的都邑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不合法度，君主怎能受得了？”
　　庄公说：
　　“老娘姜氏想要这地方，我怎么能避免祸害呢？”
　　祭仲说：
　　“姜氏怎么会满足？不如及早想对策，不要让它蔓延下去，那就不好对付了。蔓生的野草尚且难以锄掉，何况是你的受宠的弟弟呢？”
　　庄公说：
　　“多行不义必自斃，你等着瞧吧！”
　　于是庄公便把制邑封给叔段。过了不久，叔段命王畿西部、北部的两个边邑也听命于自己。大夫公子吕说：
　　“国家不能容许出现两面听命的局面，君主打算怎么办？若是想把君位让给大叔，臣请求去事奉他；若是不让，臣请求除掉他，不要紊乱了民心。”
　　庄公说：
　　“用不着这样，他将自取其祸。”
　　叔段又把两面听命的城邑完全归属于自己，并且把封地扩充到廪延（今河南延津北）。公子吕说：
　　“可以打了。他的势力日益雄厚，将要得到民心。”
　　郑庄公说：
　　“他没有正义，就不能团结民众，势力雄厚也将要分崩离析。”
　 　叔段缮治城郭，积聚粮草，修理武器，充实甲兵，将要袭击国都，武姜将要作为内应，打开城门。庄公听到这些消息，并知道了叔段起兵的日期，说：“可以打 了。”就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兵车、士兵两千人，去攻打京城。京城人叛离了叔段，叔段退到鄢（今河南鄢陵县北）。郑庄公攻打鄢，叔段逃奔到共（今河南卫辉 市）。
　　以上的过程，基本上是根据《左传。隐公元年》的原文翻译过来的，没有添加任何枝叶和情绪化的成分。还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左传》把这件事的始末都记在鲁隐公元年（周平王49年，公元前722），只是最后攻打叔段的那件事发生在这一年而已。郑武公逝世那年，庄公不过 13岁，叔段不过10岁；而到了隐公元年，双方以兵戎相见时，庄公已经35岁，叔段已经32岁，事情从酝酿到发生，经过了20多年，可谓“冰冻三尺，非一 日之寒”。如果把《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都当成当年发生的事，那就是误读了。 www.6park.com
叔段的结局
　　
　　叔段逃到共地以后，结局如何？《左传》没有明确交待。《公羊传》和《谷梁传》却都说叔段被庄公杀掉了。《竹书纪年》有 “郑庄公杀公子圣”的记载，有人认为“公子圣”就是叔段。但古书上并没有叔段又名圣的证据，如果传抄、传刻错误，那么“圣”与“段”无论在读音上和字形上 都没有相似之处，所以叔段与公子圣不大可能是一个人。
　　叔段没有被杀，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上是有旁证的：
　　“十三年（卫桓公十三年，相当于鲁隐公元年，郑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722），郑伯弟段攻其兄，不胜，亡，而州吁求与之友。十六年（鲁隐公四年），州吁收聚卫亡人以袭杀桓公，州吁自立为卫君。为郑伯弟段欲伐郑。”
　　卫公子州吁和叔段是同样的人物，他也有篡夺君位的野心，所以叔段失败逃亡在外以后，他访求叔段与他作了朋友。过了三年，州吁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卫君，又想伐郑，帮助叔段篡位。但不久州吁就被卫大夫石碏（音确）杀掉，立了卫宣公。
　　可见，叔段逃奔在外，与卫国的州吁做了朋友，三年后，州吁还想伐郑帮助他回国篡位。
　　此外，《左传》上也有叔段没死的旁证：
　　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也就是叔段失败逃亡10年以后，郑、齐、鲁三国攻灭了许国（今河南许昌市一带），许国被郑国兼并。郑庄公在与许大夫百里的谈话中说：
　　“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况能久有许乎？”
　　可见直到叔段逃亡十年以后，他还没有死，而是“糊其口于四方”，到处流浪，看来他是在外面终老一生了。
　　
　　“春秋三传”的解读
　　
　 　我们在开头就说过，《春秋》有个书法的问题，就是用简短的文字表达作者的历史观点，道德取向，《三字经》称之为“寓褒贬，别善恶”。对于郑庄公打败叔段 这件事，《春秋》写作“郑伯克段于鄢”。《春秋》为什么这样写？其中包含着什么“微言大义”？所谓的“春秋三传”，各有不同的解读。
　　《左传》说：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意思是：《春秋》为什么写“克段”而不写“克弟”？因为叔段的行为不配作弟弟。为什么郑庄公打败叔段称为“克”？因为好像两个君主之间的战争，势均力 敌，所以郑庄公取胜称为“克”。为什么称“郑伯”而不称“兄”？因为郑庄公对弟弟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不配作哥哥。“谓之郑志”，是说事情的结局符合郑庄 公的意志。郑庄公居心要除掉叔段，眼见叔段在罪恶的道路上愈陷愈深而不加过问，以做为最后除掉叔段的理由。另外，叔段打败后，逃奔在外，为什么不写“出 奔”？这是因为：“出奔”有贬义，若写“出奔”，就会把罪过都推到叔段的身上而开脱了庄公的罪过；所以史官在下笔时处于两难的境地，索性就不这样写了。 “不言出奔，难之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在本书的《序篇》中说过：《左传》并不是解释《春秋》的书，《春秋》和《左传》原来各为一书，并不相 干。后来有人把《左传》和《春秋》拉在了一起，阐发《春秋》书法的那些话是后人附加的，并不是《左传》的原文。这部分文字的作者是谁，我们不知道。有人认 为是西汉末年帮助王莽改制的刘歆，仅仅是一种猜想，并无实据。总之，不管作者是谁，它表现了对《春秋》书法的一种解读方式，一种历史观点，如此而已。
　　我们再来看《公羊传》的解读：
　　“克之者可？杀之也。杀之则曷（何）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何）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弟何？当国也。”
　 　意思是：为什么要写“克”？是表示杀了叔段。杀了叔段为什么称为“克”？是加重郑伯的罪过。为什么要加重郑伯的罪过？母亲想要立叔段，自己却杀了他。你 不把君位让给他就算了，还要杀了他，太过分了。段是谁？是郑伯的弟弟，为什么不写成“弟”而写成“段”？这是因为段如同敌国一样。
　　《公梁传》的解读是：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段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贼段而甚 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
　 　意思是：为什么写“克”？是有能力的意思。有什么能力？杀人的能力。为什么不说是杀？因为叔段有兵众，是交战中杀的，不是亲手杀的。叔段，是郑伯的弟 弟，但为什么不写作“弟”，是公子而不写作“公子”？是为了贬低他。叔段失去了子弟之道，所以要把他看成贼寇，而又认为郑伯太过分了。为什么说郑伯过分？ 是因为他处心积虑地达到了杀段的目的。为什么写作“于鄢”？是表示到远方去杀人。这和从母亲怀里夺过来杀死一样，都太过分了。那么，郑伯应该怎么办？对贼 寇不要穷追，要让他逃跑了，这才合乎亲亲（亲爱亲人）的原则。
　　　对比研究
　　
　　把“三传”的说法加以对比，“三传”的解读一致的地方在于：
　　第一，都认为郑伯不配作哥哥，叔段不配作弟弟，二人的作法不合乎兄弟之道，所以在《春秋》的书法中写作“郑伯”，写作“段”，没有出现“兄”、“弟”的字样。这是春秋时代，“兄不兄”、“弟不弟”现象的一个缩影。
　　第二，《左传》说“如二君”，《公羊》说“当国”，《谷梁》说“有徒众”，都表示是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集团的斗争，而不合乎兄弟之间的“亲亲”之道。
　 　第三，三传都认为：郑庄公为了达到除掉叔段的目的，对叔段的罪过始则不加过问，没有履行教导与警示的责任，使叔段愈陷愈深，直到他公开发动了叛乱，庄公 才打出重拳，一举将其击溃。《左传》的“讥失教”、“谓之郑志”；《公羊》的“大郑伯之恶”；《谷梁》的“处心积虑成于杀”；都是这个意思。
　　 总的看来，“三传”解读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最大的区别是：《左传》没有郑庄杀弟的意思，而《公羊》和《谷梁》却都强调了一个“杀”字，都把“克”解释为 “杀”。这不但不符合字义，也不符合史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叔段出奔于共以后，史书上就没有再交待他的下落。但从一些旁证来看，他并没有死，而是“糊 其口于四方”，到处流浪了。这里再补充一个证据：叔段原被封于京地，称为“京城大（太）叔”，而《左传》又称他为“共叔段”，表明叔段在共地居住甚久，如 果只是暂时在这里避过难，是不会出现“共叔段”的称呼的。
　　应该指出：“三传”的解读，只表明“三传”的作者对“郑伯克段于鄢”这件事的历史观 点，而他们对字面的一些解读多为牵强附会，不过是往自己的历史观点上硬套罢了。什么“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克之者何，杀之也”； “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等等，都是胡批乱讲，未必都是原义。其实《春秋》的书法并不像《春秋三传》和后来的今文学家所解释的那 么复杂、微妙和烦顼，是后人故意把它复杂化、微妙化和烦顼化了。就拿这条“郑伯克段于鄢”来说，原义不过是郑庄公在鄢地打败了叔段，其中哪有那么多的“微 言大义”？正如说“中国护航军舰击退索马里海盗”一样，这十几个字只是一个事件的纲目，并不包含什么“微言大义”。如果硬要像《春秋三传》那样咬文嚼字、 牵强附会，那也可以这样说：
　　“曷（何）为先言‘中国护航军舰’，后言‘索马里海盗’？中国护航军舰为正义一方也，索马里海盗为邪恶一方也，正义压倒邪恶也。‘击退’者何？正义克邪恶，邪不侵正也。正义克邪恶何言击？你不打他他就不倒也。曷言‘索马里’？远地也，表明中国扬军威于远洋也。”
　　这样的解读，岂不令人笑掉大牙？
　　总之，“三传”的咬文嚼字，我们不必太当回事，而是要重视“三传”在解读《春秋》“微言大义”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观点。
　　
　　掘地见母
　　
　　和“郑伯克段于鄢”有密切联系的一件事，是郑庄公掘地见母。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郑伯克段于鄢”的续集。
　　这件著名的历史故事，很富于传奇性。《史记。郑世家》的记载源出于《左传》，写得比较简略。我们还是把《左传》的记载转换成白话，记述在下面。
　　郑庄公打败叔段之后，把母亲姜氏流放到城颍（今河南临颍西北），发誓说：
　　“不到黄泉之下，就不要再相见了。”
　　过了不久，庄公自己觉得这话说得太绝情了，又感到后悔。
　　颍谷（今河南登封西南）的封人（镇守边疆的领主）颍考叔听到了这件事，想要为庄公母子二人调解，为了能见到庄公，便献给庄公一些礼物。庄公接见了他，并赏赐他吃饭。他在吃饭时，把肉放在一边不吃。庄公觉得很奇怪，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
　　“小人有母亲，全都尝过小人的食物，却没有尝过君主的肉羹，请让我把这些肉带回去给母亲吃。”
　　庄公一听这话，触动了他的心思，感叹地说：
　　“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唉，我却偏偏没有。”
　　颍考叔明知故问说：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庄公把原因告诉他，并且说自己已经后悔了。可是自己已经发誓说：“不到黄泉，不能相见”。如果誓言不算数，是会受到上天的惩罚的。颍考叔说：
　　“这有何难。在地下挖掘一个隧道，掘到黄泉（地下水），你们母子在隧道里相见，不是相见于黄泉吗？谁能说是违背了誓言？”
　　庄公听从了颍考叔的话，便命令有关官员负责组织人工挖掘隧道，直到挖出地下水。完工之后，选择一个好日子，武姜首先进入大隧之中，然后庄公进入，赋诗说：
　　“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
　　庄公与母亲见面后，少不了要有母子抱头痛哭的场面，尽管《左传》、《史记》等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这一细节。庄公搀扶着母亲从隧道之中走了出来，姜氏赋诗说：
　　“大隧之外，其乐也洩氵曵 （音页，和乐貌）。”
　　于是母子二人和好如初。
　　由于颍考叔的智慧，这出母子之间的伦理悲剧以喜剧的形式而告终，形成了大团圆的局面。但他们真像诗中所说的那么快乐吗？真像《左传》所说的“遂为母子如初”吗？只有天知道！
　　接下来，《左传》有一段“君子曰”，加以评论。这是《左传》的史论部分。这些话或者是作者自己的话，或者是引用其他贤明人士的话。《左传》的原文是：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君子说：颍孝叔，是纯粹的孝子。爱他的母亲，影响到庄公。《诗》说：‘孝子的孝心没有止境，永远惠及你的同类’，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在伦理的审判台上
　　
　　对于郑庄公伐弟绝母这件事，后人有许多评论。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春秋三传”就基本上定了调子，认为郑庄公对 弟弟叔段的过错，没有教育与及时制止，任其把过错逐步升级，最后才进行讨伐，使其一败涂地。《谷梁传》说郑庄公“处心积虑成于杀”、“处心积虑”这个成语 就由此而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郑庄公设下了口袋，让叔段往里面钻。《左传》说的比较含蓄，但“谓之郑志”四个字，简直是诛心之论，是说叔段的罪过是郑 庄公希望看到的，让他作恶，然后理直气壮地除掉他，是郑庄公一手策划的，是他的心志。“三传”定了调子，后人大多跟着这个调子唱下去，于是郑庄公便成为逆 子，恶兄，伦理的罪人，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明人冯梦龙编写、清人蔡元放改编的《东周列国志》说：
　　“郑庄公是奸诈狡猾之徒。”
　　清人二吴在《古文观止》的按语中说：
　　“郑庄公欲杀弟……是以兵机施于骨肉，真残忍之尤。”
　　现代的大学课本，在分析《郑伯克段于鄢》这篇文章时，也多采取类似的说法。如：
　　“它描写了郑庄公的阴险狡诈。”③
　　“郑庄公是个残忍而不孝不悌的人，却伪装和善。”④
　　此外，还有许多，俯拾即是，不及备述。
　　但也有人对郑庄公不那么反感。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曾说：
　　“春秋时期有个郑庄公，此人很厉害。”
　　他所说的“厉害”，是在赞赏郑庄公的政治权谋，还没有涉及到对母亲和弟弟的伦理道德问题。
　　那么，对郑庄公伐弟绝母这件事，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虑，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呢？笔者试从以下的几个层面来分析，以就正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第一，这个伦理悲剧的源头来自姜氏。郑庄公和叔段都是她的亲生儿子，只是因为生庄公时难产，使她吃了惊，受了苦，尽管这不是郑庄公的错，她却因此就不爱 这个儿子，而偏爱分娩顺利的叔段，一直为他争地位，争权利，最后竟怂恿和帮助他发动了叛乱。这个女人是多么自私和邪恶，多么没有人性！这是做父母的对所有 的子女不能一视同仁，而偏爱个别子女、从而造成家庭不和的一个历史的典型，这个反面教员是值得古往今来的所有做父母的引为戒鉴的。在当代，由于父母偏爱而 酿成的家庭悲剧也时有所闻，读一读《左传》和《史记》的有关篇章，是会有所补益的。
　　第二，对于郑庄公来说，他面对着两难的选择。和自己分庭抗 礼、酝酿发动叛乱的是自己的弟弟，后面还有亲生母亲在策划。如果叛乱还没有发动，事情刚刚出现苗头时，就去进攻叔段，他会担当不仁不义的罪名，对母亲也无 法交待；在出现苗头时不去进攻，又等于养痈遗患。所以他一忍再忍，不肯出手，直到最后事态严重不能再忍时，才出兵打败了叔段，恢复了国家的正常秩序。从 《左传》开始，大多数论者认为郑庄公是故意让叔段积累罪恶，以达到最后除掉他的目的，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叔段和姜氏发动叛乱，是他们主动策划的，还是 郑庄公促成的？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策划和发动的吗？脚上的泡是自己走的，怨不了别人。而认为郑庄公对弟弟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更是说不通的，这样的顽弟，后 面还有恶母撑腰，是能用教育的手段解决的吗？至于郑庄公一开始就预见了他们的失败，不过表现了一种科学的预见性，并不能解释成郑庄公的阴谋。我们常常说： 战争贩子必然失败，帝国主义必然衰亡等等，难道也是什么阴谋吗？台湾学者傅隶朴说：
　　“庄公……只以母所钟爱，远嫌避议，不加抑制，《诗》所云‘畏父母，畏兄弟，畏人之多言，是也……若以为有意杀弟，恐未必然也。’”（《春秋三传比义。隐公元年》）
　　傅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第三，郑庄公对于弟弟和母亲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在鄢地打败了叔段，叔段逃奔到共地，他并没有穷追不舍，置之于死地，而是放了弟弟一马。前面提到：过了 10年之后，庄公还对许大夫百里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表明这是郑庄公的心灵之痛，在言谈之间颇有歉疚之意；也表明他不是毫无人 性的，不然还主动地提起这件事干什么？春秋时代，父诛子、子弑父、兄弟相残的事多了，有谁像郑庄公那样，表现过歉疚之意？以后到了唐朝，被称为旷世明君的 唐太宗李世民杀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也没听说他表现过歉疚之意。在这一点上，能说郑庄公比唐太宗还阴险吗？
　　对于母亲，他窥见了颍考叔的孝心，触动了自己的心灵之痛，终于在颍考叔的开导之下，上演了一出“掘地见母”的悲喜剧。人们多认为郑庄公此举是在伪装、作秀；但也应该从另外的一面来考虑，那就是：郑庄公的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
　　总之，我觉得：郑庄公对于弟弟和母亲并没有完全绝情，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在大多数心黑手辣的古代帝王中，还是很难得的。人们只是谴责郑庄公的阴险，狡猾和玩弄权术，却没有看到他的宽洪和豁达，这实在是一种相沿已久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