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8-21 11:50

八、春秋初年的齐、卫、宋
　　齐国缘起
　　
　　在春秋初期，晋国还没有统一，秦、楚还没有崛起，在中原大地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政治 舞台上，最活跃的是郑、齐、卫、鲁、宋五国，周天子也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存在。他有双重身分：一种身分仍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在某些时候和场合， 对诸侯还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另一种身分是：和普通诸侯一样，也在参与着政治和军事的角逐。这种双重身分具有过渡的性质，就是从王权时代向霸权时代的过渡， 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①的过渡。这种过渡也是王权日益衰落的过程。
　　先说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从西周直到 战国时期齐国的兴起和灭亡的过程。齐国是姜太公的后代。姜太公（姜子牙）是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开国重臣，随从武王伐纣有功，被封在齐（今山东省北部）， 首都在营丘（今山东昌乐东南）。周成王时，纣子武庚和管、蔡、淮夷作乱，周公使召公命令姜太公说：
　　“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今湖北麻城北），北到无棣（今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一带），五侯九伯（五等诸侯，九州的地方长官），你都可以征伐。”
　　这样，就赋予了齐国专征之权。这表明：在西周初年，齐国就是一个东方大国，而且取得了东方诸侯之长的地位。齐国近海，有鱼、盐之利，“膏壤二千里”，农业、渔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
　　太公卒，子丁公立，丁公下传乙公、癸公、哀公、胡公四世，胡公从营丘迁都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北）。胡公的弟弟山攻杀胡公自立，就是献公。献公又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献公下传武公、厉公、文公、成公、庄公五世，到庄公时进入春秋时期。
　　齐庄公六十四年卒，其子僖公继位。僖公九年相当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49年，公元前722），《春秋》、《左传》开始纪事。齐僖公在位33年（公元前730-698），与周平王、周桓王、鲁隐公、鲁桓公、郑庄公差不多同时。
　　
　　“齐大非偶”
　　
　　从西周到春秋，齐国始终以东方大国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当时齐国和郑国结盟，关系密切。齐僖公想把女儿文姜嫁给郑国的太子忽，而太子忽却谢绝了这门亲事。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太子忽便讲了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番话：
　　“人各有耦（偶）。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
　　（人都有适合自己的配偶。齐是个大国，不是我适合的配偶啊。《诗》说：‘求于自己，就会得到更多的福祉。’不过是应该依靠自己而已，巴结大国干什么？）
　　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太子忽娶了陈国的女人为妻。
　　鲁桓公六年（前706），北戎进攻齐国，齐国派出使者向郑国求救。太子忽率郑军救齐，大败北戎。齐僖公又想把另外的女儿嫁给太子忽做侧室。当时祭足与太子忽共同出征，对他说：
　　“庶子多受君主宠爱，太子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恐怕难以站得住脚。你的那三个弟弟：子突、子亹（音门），子仪，都是未来的君主啊！”
　　但太子忽还是谢绝了这门婚事。别人问为什么？太子忽说：
　　“我对齐国没做什么事的时候，尚且不敢娶齐国的女人。如今奉君主之命奔赴齐国来解救他的危急，反而娶了他的女人回国，这是利用战争的机会而成婚，百姓会怎么议论我呢？”
　　看来这位太子忽是很有个性、很正直的人。
　　“齐大非偶”，已经成为成语典故，现在人们仍然用它比喻不是门当户对、双方的条件相差悬殊、难以建立平等关系的婚姻。
　 　在开放性的现代社会，古代婚姻的门当户对的原则已经受到了摒弃和批判。婚姻是自由的，应该以爱情为基础，不管是富对富，官对官，富对贫，官对民，总之不 管家庭背景如何，只要是从爱情和理性出发的婚姻，都是正当的。但我们虽然不主张门当户对，也不赞成那种不以爱情为基础，单纯追求权势、金钱、贪图享乐的婚 姻观。不是有不少女大学生认为“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吗？不是有一些女孩子不管自己是否喜欢对方，不管对方与自己是否有相同的情趣与理想，甚至不管对方 已经妻妾成群，狡兔三窟，只要对方有权势、有钱，都可以嫁或被包养吗？而由于双方的出发点不正确，以及身分、地位、财力的不平等，最终被人玩弄够了就抛弃 的悲剧时有发生，甚至会酿成命案，这些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比起古人的“齐大非偶”的理性思维方式，现代那种“民二代非偶”，“贫二代非偶”，“无房非 偶”，“无车非偶”，“他爸不是李刚非偶”……等婚姻观念，不是显得更为庸俗、低贱吗？
　　返回主题。郑公子忽“齐大非偶”的说法，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了齐国早在春秋初期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连当时强盛的郑国也认为：娶齐国的女人是高攀。
卫国何来
　　
　　卫国是康叔的后人，《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了卫国的来龙去脉。
　　康叔，姬姓，名封，是周武王的同母少弟。因为他初封于康，所以称为康叔。康，在西周王畿之内，今地不详。
　 　武王克殷后，把原来殷商都城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让他管理殷商的遗民，接续祭祀殷商祖先的烟火。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周公旦摄 政，武庚和管叔、蔡叔联合，发动了叛乱。周公旦率兵平叛，杀了武庚，收回了封地，流放了蔡叔，管叔自经（上吊）而死。成王又把殷都旧地一带改封给康叔，建 立了卫国。卫国以朝歌为中心，据有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的广大地区。
　　由于康叔年少，而殷都旧地一带是殷遗民集中居住的地区，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周公旦写作了《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文告，以告诫康叔，向他指示治理国家、统治殷遗民的原则。这三篇文告，见于《尚书?周书》，流传到现在。
　 　康叔下传康伯、考伯、嗣伯、寁（音捷）伯、靖伯、贞伯、顷侯、僖侯，到了周厉王时期，发生了国人暴动。僖侯的儿子就是共伯和，也就是卫武公。所谓“共和 行政”（公元前841-828），就是以卫武公为首，包括周公、召公（周公旦、召公奭的后代）在内的贵族联合执政②。共和十四年以后，周宣王即位，“共和 行政”结束，卫武公回到了卫国。
　　卫武公四十二年，犬戎进攻镐京，杀了周幽王，卫武公率兵平叛，为王室建立了功勋。
　　卫武公五十五年（周平王13年，公元前758），他以95岁的高龄去世，这时已是春秋初期。
　　
　　卫庄公宠州吁
　　
　 　卫武公死后，他的儿子庄公即位。庄公娶了齐国的女人作夫人，称为庄姜。这位生得如花似玉的美人，却没有生儿子。庄公又娶了陈国的女人，称为厉妫（音 规），生了儿子却夭折了。厉妫的妹妹戴妫，和厉妫共同嫁给了庄公（当时有姐妹共嫁的习俗），生了儿子名叫完，正夫人庄姜把他过继为自己的儿子。庄公有一个 宠姬，生了个儿子名叫州吁（音虚），受到了庄公的宠爱。州吁爱好军事，常常训练私兵，庄公不加禁止，而庄姜却非常讨厌她。大夫石碏（音鹊）向庄公进谏说：
　 　“臣听说爱儿子的人，应该教育他走上正道，不能让他走邪路。骄（骄傲），奢（奢侈），淫（荒淫），逸（放荡、‘骄奢淫逸’的成语由此而来），必然要走上 邪路。宠幸太过，骄奢淫逸的毛病便都要来了。如果想要立州吁为太子，可以早日定下；如果不定下来，便会成为祸乱的阶梯。受宠幸而不骄傲，骄傲而能安于地位 下降，地位下降而没有怨恨，怨恨而能有所克制，那是很少有的。而且贱妨贵（低贱的妨害高贵的），少陵长（年少的侵陵年长的），远间亲（疏远的离间亲密 的），新间旧（新人离间旧人），小加大（弱小的欺侮强大的），淫破义（淫欲破坏道义），这就是六逆；君义，臣行（君主正义，臣下奉行），父慈，子孝，兄 爱，弟敬，这就是六顺。去掉顺而效法逆，就会迅速地招致灾祸。做人君的，务必要去掉灾祸，如今却要加速灾祸的发生，恐怕不行吧！”
　　但卫庄公并没有听从石碏的话。
　　《左传?隐公三年》上的这篇洋洋洒洒的议论文字，也收入了《古方观止》，题目是《石碏谏宠州吁》。编选者二吴的按语说：
　 　“宠字，乃此篇始终关键。自古宠子未有不骄，骄子未有不败。石碏有见于此，故以教之义方（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儿子）为爱子之法，是拔本塞源（拔掉树根，堵 塞水源），而预绝其祸根也。庄公愎而弗图（刚愎自用不想办法），辨之不早（不能早日辨别是非），贻祸后嗣，呜呼惨哉！”
　　石碏的进谏之言，是针 对怎样摆正公子完（就是后来的卫桓公）和州吁的地位、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而言的。前面谈到：公子完是戴妫所生，给正夫人庄姜过了继，算是嫡子；而州吁则是 宠姬所生，是庶子；君位的继承权是属于公子完的。因而不能过分地宠爱州吁，特别是不能让他热衷于军事；不能让他养成骄奢淫逸的恶习，免得他日后篡位。当 然，石碏所说的六逆：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其中大部分是从宗法制的等级观念出发的，今天应该批判地对待。不过，尽管我们今天 要扬弃那种宗法制的等级观念，石碏的谏言起码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对子女不能娇惯，而要用正确的方法进行教育。《古文观止》的按语强调了一个宠字，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
　 　第二，教育子女要从小让他们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切不可从小就出现奢侈腐化的苗头。不管你的权势多么高，家资多么富有，也不能把子女培养成骄奢淫逸的第 二代。这不仅关涉到你们家庭的未来，也关涉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做父母的，特别是“官二代”、“富二代”的父母，认真地读一 读《石碏谏宠州吁》这篇文章，是会大有裨益的。
　　石碏大义灭亲
　　
　　卫庄公在位23年，在周平王三十六年（前735），逝世，太子完即位，就是卫桓公。这时石碏已经年老，便告老辞官了。
　 　州吁恶行不改，骄奢淫逸更甚，桓公罢黜了他的官职和爵位，州吁逃亡到国外。卫桓公十三年（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郑国的叔段被郑庄公打败，逃亡在 外，州吁和他处境相同，二人成了好朋友。卫桓公十六年（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州吁在外面聚集卫国逃亡的人打回卫国，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这是 《春秋》上记载的第一个臣弑君的事件。“弑君三十六”，这是个开端。
　　州吁刚刚窃取了国家政权，便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外战争。《左传》说：他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就是要在诸侯中建立威信，取得结盟诸侯的好感；用战争转移百姓的视线，以巩固自己的统治。
　　这年的夏天，州吁联合了宋、陈、蔡三国之师伐郑，围攻郑的东门，五天没有攻进城去，只好退兵回来。鲁隐公问大夫众仲说：
　　“卫州吁能够成功吗？”
　　众仲回答说：
　 　“我听说应该用德行安定百姓，没有听说用祸乱安定百姓的。这就好像想理出乱丝的头绪，却愈理愈乱。州吁依恃武力，行为残忍。依恃武力则失去民心，行为残 忍则没有亲信，众叛亲离，是难以成功的。搞军事就像玩火一样，如果不收敛，必将焚烧自己。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又用暴虐的手段使用百姓，不实行德政，却凭借 祸乱而成功，是必然不能免祸的。”
　　石碏的儿子石厚是州吁的死党，石碏常常劝告他不要和州吁来往，但石厚根本就不听，石碏也无可奈何。如今石厚又帮助州吁杀死了君主，石碏就更恨这个儿子了。石厚看到州吁篡位之后百姓不服，便向自己的老爸请教：
　　“怎样才能使州吁的君位巩固？”
　　石碏回答说：
　　“要想得到百姓的拥戴和诸侯的接受，只有去朝见周天子，取得天子的承认。”
　　石厚又问：
　　“通过什么门路可以朝见天子呢？”
　　石碏回答说：
　　“陈国的君主（陈桓公）正在受到天子的宠信。现在陈、卫的关系很和睦，如果让州吁去朝见陈君，让他代为向天子请求，必定会成功。”
　　于是州吁就带领石厚去朝见陈君。
　 　陈国，相传是帝舜的后代，妫姓。据《史记?陈杞世家》记载：周武王克殷，封建诸侯，寻求帝舜的后代，找到一个叫做妫满的人，把女儿太姬嫁给他，封在陈， 国都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县）。今河南开封市以东，安徽亳州市以北，都是它的地盘。妫满称为胡公。胡公九传至平公（前777-755），进入春秋时期。又下 传至文公（前754-745）、桓公（前744-707）。这次州吁朝见的国君，就是陈桓公。
　　原来让州吁和石厚到陈国去，是老谋深算的石碏 的一个计策，他想借此机会杀死州吁，并乘机把自己的不肖之子石厚也同时杀掉。上面谈过：被州吁杀死的卫桓公的生母戴妫是陈国女人，陈国是桓公的姥姥家，州 吁到陈国去，怎么能有好果子吃呢？州吁和石厚上路后，石碏派人告诉陈国国君说：
　　“卫国狭小，老夫也上了年纪，没有能力了。这两个人确实是弑杀寡君的凶手，敢请乘机解决他们。”
　　陈国听到这番话,便拘扑了州吁和石厚，要求卫国派人前来把他二人杀掉。于是卫国朝廷派右宰丑（右宰，官名，名丑）在夷濮（今安徽亳州东南）杀了州吁。石碏派自己的家宰（大管家）在陈都宛丘杀了石厚。
　 　州吁和石厚二人同行，为什么没有在一个地方被杀？《左传》没有记载细节，《史记》说右宰丑向州吁进食，毒死了州吁。估计陈桓公和州吁会见的地方在陈国南 部边境的夷濮，陈国听了石碏的话，拘扑了二人。右宰丑没有同时毒死石厚，可能因为石厚是石碏的儿子，石家在卫国权势炙手，他不便下手。石厚被押回陈都宛丘 后，石碏才派来家宰把石厚杀死了。
　　州吁被杀后，卫国公室贵族把卫桓公的弟弟公子晋从邢国（今河北邢台市一带）迎回即位，就是卫宣公。
　　对于石碏杀死亲生儿子这件事，《左传》评论说：
　　“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
　　（石碏，是个纯正的臣子啊。憎恶州吁，而又把自己的儿子石厚搭进去，“大义灭亲”，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公理与亲情——“大义灭情”的思考
　　
　　“大义灭亲”，是古代的一个著名的典故，出处就在这里。义，宜也，指人们的正义的，合理的行 为，也就是公理。公理，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公理。一定时代的公理，包括道德、法制、习俗 等等多数人所认可的价值观念。对“大义灭亲”的行为应该怎么看？应该说：从公理的角度来说，“大义灭亲”是应该受到肯定的，《左传》赞赏石碏是个“纯 臣”，就是从那个时代的公理的角度出发的。但从另一个角度，从人性和亲情的角度来看，这种行为又不应该过分地提倡。孔子就反对“大义灭亲”。《论语?子 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楚国令尹叶公对孔子说：‘我的邻里有个名叫躬的正直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就去告发。’孔子说：‘我的邻里的正直人与此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件事，《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也有记载。《韩非子?五蠹》：
　　“楚之有直躬，其父攘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执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楚国有个名叫躬的正直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就见官告发。令尹说：‘杀了他。’认为他虽然对国君正直，对父亲却是忤逆，所以抓起来判他死罪。由此看来，国君的直臣，却是父亲的逆子。）
　　《吕氏春秋?当务》：
　 　“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攘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 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
　　（楚国有名叫躬的正 直人，他的父亲偷羊他见官告发，官员抓扑了他父亲，将要杀死。这个正直人要求代替父亲去死。将要行刑的时候，正直人对官员说：‘父亲偷羊自己见官告发，不 是诚信吗？父亲要被杀死自己去代替，不是孝顺吗？诚信和孝顺却要被杀，国内还有不被杀的人吗？官员上报给楚王，楚王便下令不杀了。孔子听到这件事说：‘正 直人的所谓诚信太奇怪呀，一个父亲却有两面之词。’所以直躬所说的诚信，还不如没有诚信。）
　　这两个故事，大约都是从《论语》中孔子与叶公的对话演绎而来的，情节虽然不同，中心思想却是相同的：公理和亲情有矛盾时，不能只讲公理，不讲亲情。
　　汉朝的法律，对于“大义灭亲”，并不提倡。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地节四年（公元前66），颁发诏书说：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父子的恩爱，夫妻的亲爱关系，出于天性。尽管有祸患，还能够冒死相救。真诚的爱结于内心，这是仁厚的最高境界，怎么能够违背呢！从今以后，凡是包庇罪 犯的，儿子为首谋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都不要问罪。至于父母包庇儿子，丈夫包庇妻子，祖父母包庇孙子，不构成斩刑的，也不要问罪；构 成斩刑的，要报请廷尉（司法部）处理。）
　　汉朝以后，一直到清朝，我国的法律都执行着“亲亲相隐”的制度，这已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但不仅中国如此，“亲亲相隐”是国际上普遍适用的司法原则，也就是司法公正让位于伦理亲情。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说：
　　“妻子怎么能告发他的丈夫呢？儿子怎能告发他的父亲呢？为了要对一种罪恶行为进行报复，法律竟规定出更为罪恶的法律。”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的政治和法律的原则是倾向于“大义灭亲”的，把“革命利益”置于亲情之上，“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文化大革命”时期，妻子出 卖丈夫，儿子揪斗老子，提倡亲人之间“划清界线”，“窝里斗”，不知造成多少家庭悲剧，至今我们记忆犹新。在至今为止的司法实践中，要求犯罪嫌疑人家属揭 发检举，向家属逼供，诱供的情况几乎成为常规。虽然在查办案件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却破坏了传统的亲属关系，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和谐。2010年，网上有 关“大义灭亲”的民意调查显示，55.4%的人表示反对。近年来，法律界人士在热烈地讨论这个问题，许多人认为：应赋与亲人有沉默权、拒证权。法律不能伤 害人伦和亲情，否则对社会的危害将大于刑事犯罪。也有的学者主张：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共同犯罪的近亲属的拒证权应该受到限制。
　　
宋国登场
　　
　　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国的开国之君是微子启③。《史记》写成了微子开，是汉朝为避汉景帝之讳而改。古代帝王的名字，别人不许用，即或是史书上的古人名也要改（实在是霸道！）汉景帝名叫启，所以把微子启改为微子开。开、启二字，音不同而义同。
　　微子是纣王的庶兄。在殷朝末年纣王统治时期，向纣王直言相谏的有三个人，箕子、微子和比干，孔子称之为“三仁”，他们都受到拒谏饰非的纣王的迫害，箕子被贬为奴隶，后来去了朝鲜；比干被剖心而死；微子离开纣王出走，武王伐纣时投降了周朝。
　 　武王克殷后，把原来的殷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及其附近地区封给了纣王的儿子武庚，以接续商朝祭祀祖先的烟火，命管叔、蔡叔就近监视。武王死，成王即位， 武庚联合了管叔，蔡叔发动了叛乱。周公平叛后，把殷都朝歌一带改封给康叔，建立了卫国，把微子封在宋（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今河南商丘以东，江苏铜山 以西，都是古代宋国的领土。
　　微子启卒，他的弟弟衍即位。衍，字仲思，所以称为微仲。这位宋国的君主微仲，是孔子的远祖，孔氏家族就是从微仲这里繁衍而来的。
　　微仲下传宋公、丁公、湣公、炀公、厉公、僖公、惠公、哀公、戴公、武公。宋武公（公元前765-748）进入春秋时期。
　　
　　华督之乱
　　
　　武公以后是宣公。宣公在周平王42年（公元前729）逝世。宣公本来有太子与夷，大约是因为与夷年纪太小，宣公在临死前把君位让给弟弟和。对和说：
　　“父死子继，兄死弟及，是天下通常的做法，我要立你为国君。”
　　和辞让了三次，才接受了。宣公死后，和即位，就是宋穆公。
　　穆公九年（鲁隐公三年，公元前720）的秋天，穆公病重，召见大司马孔父嘉说：
　　“先君（指宣公）舍弃了太子与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记。如果我托大夫的福能够善终，到了地下见先君，先君问起与夷来，我将何辞以对？我死之后，请你拥戴与夷为君，主持社稷。寡人虽然死了，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了。”
　　孔父嘉回答说：
　　“群臣都愿意拥戴公子冯啊。”
　　公子冯是宋穆公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宋庄公。
　　穆公说：
　　“不行。先君认为寡人是个贤德之人，才让寡人主持社稷。如果丢掉道德而不让位，辜负了先君的提拔，怎么能说是贤能？我岂能不赶紧把先君的美德发扬光大？你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
　　为了避嫌，穆公让自己的儿子公子冯离开宋国，到郑国去居住。
　　不久，宋穆公死去，与夷即位，就是宋殇公。
　　宋殇公十年（鲁桓公二年，前710），宋国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动乱——华督之乱。
　 　华父督，简称华督，督是名，华父是字。春秋时期称呼人，先称字，后称名。如果按照那种习惯称呼孙中山，就是逸仙文，毛主席就是润之泽东了。华督是公族， 是宋戴公的孙子，在宋国任太宰，握有军政大权。有一次，他在路上看见了大司马孔父嘉的妻子，被她的美貌所倾倒，连称“美而艳！”杨伯峻先生解释说：“美， 言其面目姣好；艳，言其光彩动人。”（《春秋左传注?桓公二年》）
　　这时宋殇公即位已经10年，10年之中发生了11次战争，百姓苦不堪言。华 督就大造舆论，说发动战争都是大司马孔父嘉造成的。造完舆论之后，便带兵进攻孔父嘉，杀了孔父嘉，夺走了他的漂亮的妻子。殇公大怒，华督怕被治罪，干脆先 下手为强，又杀了殇公。然后从郑国把穆公的儿子公子冯召回来，立为宋君，就是宋庄公。
　　这场政变，从表面看起来，似乎是由一个女人引起的，其实 并不那么简单，而是有着很大的政治背景，其背后是殇公和公子冯两个集团争权的斗争。孔父嘉立了殇公，是殇公的一党；华督召回了公子冯立为宋君，是公子冯的 一党。换句话说，他是亡命天涯的公子冯在宋国朝廷的代理人，不过以女人问题为导火索而爆发了。实质上还是一场残酷的政治斗争。 www.6park.com
圣门家系溯源
　　
　　这场悲剧的主人公——大司马孔父嘉，是孔子的第六代祖先。参照《左传》、《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孔子家语》各书所记，孔子的家系是这样的。
　 　14代的远祖是宋国的国君微仲，下传宋公稽、丁公申、湣公共，都是宋国国君。湣公共的长子弗父何，把君位让给次子鲋祀，就是厉公。弗父何是孔子的第10 代祖先，从此以后孔子的祖先在宋国失去了君位，一直做大夫。弗父何下传宋父周，世子胜、正考父、孔父嘉。孔父嘉被杀后，他的儿子木金父，也就是孔子的第五 代祖先，为了避难，逃到鲁国，下传孔子的高祖 夷、曾祖防叔、祖父伯夏，一直到父亲叔梁纥。
　　孔子的祖先与商朝的国王同姓，姓子。孔父嘉，就 是子（姓）嘉，字孔父。从孔父嘉以后才以孔为氏。原来姓，氏有别，氏是姓的分支，后来氏姓合一，氏就成为姓了。比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姓孔（也可称为孔 氏）、名纥，字叔梁。但却没有听说孔子称为仲尼丘的。表明在春秋末期以后，这种先字后名的称呼法已经不盛行了。
　　为了醒目起见，现将孔子的家系列之于下：
　　微仲（14）—宋公稽（13）—丁公申（12）— 缗公共（11）(以上皆为宋国国君)
　　弗公何（10）—宋父周（9）—世子胜（8）—正考父（7）—孔父嘉（6）（以上皆为宋国大夫）
　　木金父（5）— 夷（4）—防叔（3）—叔梁纥（2）—孔丘。（以上从宋逃鲁、皆为没落贵族）
　　
　　让位是非
　　
　　宋国的这场动乱，源于宋宣公的让位。他舍弃了自己的儿子公子冯而立与夷（殇公），成为华督之乱的一个背景。对于宋宣公让位的是非，古人有着不同的评论。《左传?隐公三年》：
　　“君子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享）之。命以义夫！’”
　　（君子说：“宋宣公可算是有知人之明了。立穆公为君，他的儿子却仍然享受了君位。这是因为他的遗命合乎道义的原则啊！”）
　　而清代学者高士奇却说：
　　“宋宣公舍其子与夷而立穆，穆复舍其子冯而立宣之子殇。殇忌冯，冯卒篡殇。先儒谓宋之祸宣公为之，非虚语也。夫与子者，主乎立嫡，所以杜争夺之原而正其乱也。……《春秋》中弑君三十六，其祸皆萌于此。”（《左传纪事本末》卷三十四）
　 　（宋宣公舍弃了他的儿子与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弃他的儿子而立宣公的儿子殇公。殇公畏忌公子冯，公子冯终于篡夺了殇公的君位。先儒说宋国的祸患是宣公造 成的，不是虚语啊。把君位传给儿子，主要应该立嫡子，这是为了杜绝争夺的根源而防止发生动乱啊。……《春秋》一书中记载了三十六起弑君的事件，它的祸患都 是从这里萌发的。）
　　我们上面所讲的鲁隐公的悲剧，也源于让位，和宋国的事大同小异，属于一个类型的问题。而两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前后只相差二 年。在春秋时代，甚至在整个的封建社会中，因为嫡庶争位而酿成的动乱和血案，史不绝书。其根本原因何在？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个问题？可谓说来话长，一言难 尽。作为对历史的沉思，我们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任何事件都是通过偶然性爆发的，如鲁隐公拒绝了公子翬杀害桓公的建议，宋华督 见孔父嘉妻子的美色而动心……等等，都是偶然性，具体的历史事件都是若干偶然性的组合。但隐藏在偶然性后面的，都有其必然的，本质的东西。我们研究这个问 题，也不应该停留在对偶然性事件的叙述上，也应该深入地揭示出本质的、必然性的东西。
　　第二，历史人物有好人、有坏人，有善良的人，也有邪恶的 人，如鲁隐公是好人，善良的人，公子翬，华督，就是坏人，邪恶的人。但古代因为争夺君位而发生国家动乱、骨肉相残的事太多了，主要不能从道德、亲情、人性 的层面来理解，而应该看作是政治斗争，并且往往是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双方的后面都站着一大群人。
　　第三，这种政治斗争的根源，其本质的、必然 性的原因，是宗法性的专制政体和继承制度造成的。因其宗法性，所以多在最高统治集团家族内部发生；因其专制性，所以只能用暴力、残杀的手段来解决，而不能 通过法制的手段。只要宗法性的专制政体不崩溃，这种现象就不可能消失。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癌症。
　　第四，中国古代的统治集团在长期的政治实践 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嫡长子继承制。这只是一种硬性规定，而不讲什么道理。不管嫡长子是英才也好，蠢才也好，白痴也好，无赖也好，只要是嫡长子，就有天然 的、确定不移的继承权。尽管在很多情况下，它不合理，但因为是硬性规定，就不能通融，就是颠扑不破的。这种硬性规定可以促使不是嫡长子的其他子弟绝了念 头，不再争夺，而且往往是争夺也没有用。这就在统治集团中起到了一个稳定局势，消弭动乱的作用。但作用只是相对的，并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动乱。就好像有些不 治之症的“顶药”一样，只能暂时缓解病情，并不能从根本上把病治好。
　　第五，在古代的君主继承制度中，“兄终弟及”和庶长子代立作为“父死子 继”和“嫡长子继承制”的辅助手段，偶而也在运用④，但这容易造成“嫡”和“庶”、“子”与“弟”两个系统之间的矛盾和角逐。相对来说，“父死子继”的嫡 长子继承制争议较少，比较稳妥一些。上面所讲的鲁隐公和宋殇公的悲剧，都是“长庶子代立”和“兄终弟及”所产生的恶果。
　　第六，归根结底，彻底解决的办法只有改变体制，靠民主和法制解决问题。但我国古代缺乏这种传统，所以只能让这种悲剧不断地重演。
　 　俱往矣！眼下我国是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古代那种不合理的继承制度早已消失，每个人都应该有不靠出身而靠才能加奋斗的发展空间。但事情也并非尽如人意。 如今“明规则”已经消失，“潜规则|”却悄然兴起，来势还很凶猛。“官二代”和“富二代”凭借着权势和金钱，继承了父辈的优越地位，挤占了平民子弟的发展 空间。因而怎样驱散历史的阴影，卸下传统的包袱，治理新的腐败，仍然是我们现代人，特别是现代政治家、思想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齐太公世家》
　　2、《史记?卫康叔世家》
　　3、《史记?宋微子世家》　
　　4、《史记?陈杞世家》　
　　5、《史记?孔子世家》　
　　6、《孔子家语?本姓解》
　　7、《左传》
　　8、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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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语出《论语?季氏》，是孔子的话。
　　②关于共和行政，本书的《史记?五帝三代卷》有详细考证，读者可参看，这里不再重复叙述。
　　③微子原是长子之误，见《史记?五帝三代卷》的考证。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仍然按照习惯称为微子。
　　④商朝“兄终弟及”的情况很多，曾在其前期成为主要继承制度，而到了西周以后，基本上实行“父死子继”制度，“兄终弟及”就成为特例了。
　　
九、春秋争霸战争的序幕——郑庄小霸
　　
　　所谓“齐庄僖小霸”
　　
　　春秋时期200多年，政治军事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大国争霸。春秋初期，东方诸侯之间战争频繁，拉开了争霸战争的序幕。当时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最活跃的是齐国和郑国，有成为霸主的初步迹象。《国语?郑语》说：
　　“齐庄僖于是乎小霸。”
　　韦昭注：“小霸，小主诸侯盟会。”
　　就是能号召一部分诸侯，主持小规模的盟会。当然，这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不然的话，诸侯也不承认你的领导权。
　 　齐国在西周时期就比较强大，而且有征伐不服王命的“五侯九伯”的权利。齐国的第12任君主齐庄公在位的时间是周宣王三十四年（公元前794）——周平王 四十年（公元前731），在位64年，跨越了西周和春秋。他的儿子齐僖公（公元前730-698）继位九年之后，才是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是《春 秋》、《左传》记事的开始。齐庄公的事迹，由于《史记》没有什么记载，又不在《春秋》、《左传》记事范围之内，我们对他的事迹所知甚少。大约在他统治时 期，凭借着大国的余威，仍然有号召一部分诸侯、主持盟会的能力，所以称为“小霸”。至于齐僖公，《春秋》、《左传》上已经有了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 取材于《左传》，也有简略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知其事迹的梗概了。
　　齐僖公和郑庄公是同时期的人，史书上也称郑庄公为“小霸”，那么，这一时期的“小霸”，究竟是齐僖公呢？还是郑庄公呢？童书业先生说：
　　“齐僖为当时名义上之霸主（所谓‘齐僖小伯’），然实无能，郑庄又挟之以令诸侯，故郑庄既挟天子，又挟霸主，复结交当时国力甚强之鲁国，凭其本国之富强，故能纵横一时，成为真正之‘小霸’也。”（《春秋左传研究》
　　童先生的看法很正确。因而所谓“齐僖小霸”和“郑庄小霸”本来是一回事。因为郑小而强，齐大而不及郑强，所以齐为郑所利用，达到了“小霸”的境地。
　　
　　齐、郑、鲁：三套马的战车
　　
　　当时在东方诸侯中，宋、卫、陈、蔡已经形成了军事同盟。郑国地处中原地区的中部，商业比较发达，国力比较强盛，但毕竟国土狭小，潜力有限，为了对付宋、卫等国，必须联合齐、鲁。
　　《左传?隐公三年》：
　　“冬，齐、郑盟于石门，寻庐之盟也。”
　　春秋以前，齐、郑曾经在庐（今山东长清县西南25里）结盟。现在又在石门（今山东长清县西南70里）结盟，是为了重修旧好。可见齐、郑两国的友好关系，是有历史渊源的。
　 　郑国和鲁国，本来有旧怨。上面谈过：鲁隐公为公子时，曾经率兵与郑军战于狐壤，隐公被俘，后来想办法逃回来了。隐公四年，宋、卫、陈、蔡伐郑，公子翬在 没有得到隐公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带兵去帮助四国打郑国，打败了郑国，割了人家的庄稼，使鲁、郑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但这毕竟是公子翬的个人行动。当时 鲁国和宋国结了盟，不过关系很不巩固，隐公也没有派兵参加过宋、卫集团的军事行动。
　　隐公五年（公元前718）9月，郑庄公联合周、邾之兵伐宋，宋国请鲁国救援，鲁隐公没有出兵，鲁、宋因此失和。第二年的春天，郑国派出使者来鲁国“渝平”，与鲁国丢弃前嫌，重修旧好。同年夏天，齐国也和鲁国在艾（今山东新泰市西北）结盟。
　　这件事，显示了郑庄公的外交才能。他善于化敌为友，利用敌对阵容中的矛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郑、齐、鲁结盟后，友好关系一直维持了十多年，郑庄公联合了大齐、强鲁、成就了“小霸”的事业。只是到了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郑、鲁却因为礼仪上的问题反目成仇。
　 　这一年，北戎伐齐，齐国向郑国求救。郑庄公派公子忽率兵救齐，大败戎师，俘获了北戎的两个元帅大良和少良。事后诸侯又派大夫率兵去戍守齐国的边境，以防 止北戎再次来犯。齐人向戍守的各国军队馈送食物，让懂得礼仪的鲁国人排定各国军队的先后次序，以便按次序馈送。鲁国按照周室封爵的先后次序，把郑国排在了 后面。郑国的太子忽认为自己有功，反而受到歧视，非常愤怒；而鲁国人却认为自己有理，据理力争。因为这件事，挫伤了鲁、郑两国的关系。到了鲁桓公十年（公 元前702），也就是四年以后，郑国气犹未平，竟联合了齐、卫的军队共同进攻鲁国，在郎（今山东曲阜市近郊）打了一仗。
　　这是郑庄公四十二年， 第二年他就死了。看来郑庄公到了垂暮之年，变得蛮横昏庸了，仅仅为了礼仪上的一点小事，就和盟友翻了脸，值得吗？也许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只是一个 借口而已。这也印证了我们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只征战之路
　　
　　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郑庄公打败了叔段的分裂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使国力大为增强。于是就频繁地对外进行战争，在诸侯争霸的舞台上大显身手。当时齐郑结盟，后来又把鲁国拉了进来，共同对付宋、卫、陈、蔡等国。
　　克段之后，郑庄公的对外战争从伐卫开始，而这场战争是卫国首先挑动起来的。共叔段叛乱时，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避难，卫国为了公孙滑而伐郑，夺占了廪延（今河南延津县北）。于是郑庄公率领周天子和西虢的军队伐卫，打到了卫国都城的近郊。第二年，郑庄公再次伐卫。
　　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卫国的州吁杀掉卫桓公自立为君，联合了宋、陈、蔡等国伐郑，围攻郑国的东门，五天没有攻下来，便撤兵了。这个战役称为“东门之役”。清康熙38年（1699）编写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说：
　　“此诸侯会伐之始，亦东诸侯分党之始。”
　　就是说：东方诸侯分成不同的集团、联合作战的局面开始了。
　　这年秋天，四国诸侯再次伐郑。宋国向鲁国求兵，公子翬私自带兵会同四国作战。诸侯之师打败了郑国的步兵，抢割了郑国田地里成熟的谷物拉了回来。
　　鲁隐公五年（前718）4月，郑军侵入卫国都城的郊外，卫国联合了南燕攻打郑军，被郑军打得大败。南燕、姞（音吉）姓，据称是黄帝之后，都城在今河南延津东北。
　 　这年9月，郑庄公为了报复“东门之役”，率领周、邾之师伐宋，攻入宋都的外城。宋国向鲁国求救，鲁隐公没有出兵，宋、鲁因此失和。隐公六年（公元前 717）的春天，郑庄公借机与鲁国结盟修好；不久，齐、鲁也乘势结盟，形成了与宋、卫、陈、蔡抗衡的齐、郑、鲁军事集团。这是郑庄公在“小霸”路程上最关 键的一步棋。
　　郑庄公打算和陈国讲和修好，打破宋、卫、陈、蔡集团的一个链条，但陈桓公没有同意，说什么“宋、卫实难，郑何能为？”（宋、卫实在是得罪不起，郑国有什么作为？）没有把郑国放在眼里。这年5月，郑庄公伐陈，大败陈军，抓了很多俘虏。
　　这年秋天，宋军攻占了郑国的长葛（今河南长葛市东北）。
　 　鲁隐公七年（公元前716），郑与宋媾和，并在宿（今山东东平东南）结盟。冬天，郑、陈也媾和，两国在郑国都城结盟。但卫国还没有和郑国媾和。在齐僖公 的斡旋之下，鲁隐公八年（公元前715）秋，齐、宋、卫三国在瓦屋（今河南温县西北）结盟，齐僖公代表郑庄公，把宋、卫与郑国的关系摆平了。到这时，两大 军事集团之间的军事斗争暂时得到了缓解，出现了难得的一线和平曙光。这件事是“齐僖小霸”的一个重要内容，齐僖公隐然以霸主的身分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但这种和平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鲁隐公九年（前714）夏，郑庄公以宋殇公不朝觐周天子为借口，又假借王命，出兵伐宋。隐公十年（公元前713），齐、郑、鲁三国又伐宋。郑军夺取了郜（音告，今山东成武东南），防（今山东金乡西南）二地，都给了鲁国。
　　这年秋天，宋、卫又伐郑。又联合蔡军征伐戴国（戴，又写作载，音再，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北），郑庄公包围了伐戴的三国之师，打了一个歼灭战，俘获了三国的军队。
　　9月，郑庄公攻入宋国境内。
　　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7月，齐、郑、鲁伐许，攻入许城（今河南许昌市东），许庄公逃到卫国去。齐僖公把许让给了郑国。许是姜姓国，周武王时始封。
　 　不久，息侯前来伐郑，原因是“郑、息有违言”（郑，息意见不和，有口舌之争。究竟有什么不同意见，史书上没有记载。）结果息军被打得大败，伤亡惨重，退 了回去。息是一个小国，竟因为口舌之争主动进攻小霸诸侯的郑国。所以《左传》评论说他“不度德、不量力”。“度德量力”的典故就由此而来。
　　10月，郑庄公带领西虢的军队伐宋，大败宋师。
　 　由于宋、卫等国的军队不断地受到重创，从这以后直到鲁桓公四年（公元前708），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暂时平息了四个年头。到了鲁桓公五年（公元前 707）秋天，由于郑庄公和周桓王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周桓王带领蔡、卫、陈的军队伐郑，郑庄公在繻（音需）葛之战中大败周、蔡、卫、陈的联军。
　　在这以后，双方又有几年没有战争。而到了鲁桓公十年（公元前702），郑国与鲁国失和，齐、郑、卫三国军队伐鲁，在郎（今山东曲阜近郊）打了一仗。这场战争表明：东方诸侯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来郑国的敌国卫国成了盟友，而原来的盟友鲁国却成为敌国了。
　　鲁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春，齐、郑、宋、卫在恶曹①结盟。这标志着宋、卫军事集团已经服软，承认了齐、郑的“小霸”地位了。童书业说：
　　“此次恶曹之盟，盖亦以齐僖为主。此盟为郑庄小霸之极峰，亦为齐僖小霸之极峰也。”（《春秋左传研究》）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
对周天子的两手政策
　　
　　郑庄公与周天子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有时候尊王，有时又与周天子对抗甚至以兵戎相见，执行着又利用、又对抗的两手政策。
　 　周桓公曾对周桓王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当初平王东迁，是依靠晋国和郑国的保护的。郑武公和郑庄公都是周王朝的卿士，相当 于古代的宰相和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掌握着周王朝的大权。但到了周平王的末年，周、郑之间出现了矛盾。平王觉得郑庄公权势太重，开始信用西虢公，要把郑庄公 的一部分权力分割出去，交给西虢公。郑庄公对此很不满意，而平王却表示“没有这么一回事”。由于周、郑之间互不信任，双方就交换了人质。平王的儿子王子狐 到郑国去做人质；郑国的公子忽到周朝去做人质；史称“周郑交质”。
　　鲁隐公三年（周平王51年、公元前720），平王逝世，周人准备把国政交给 西虢公，郑庄公听到这消息非常生气。4月，派祭足（祭仲）率兵到温（王畿内受周王朝保护的小国，在今河南温县南）抢割了地里已经成熟的麦子。到了秋天，又 抢割了周王朝的谷子（小米）。“周郑交质”也没起什么作用，双方的关系更加恶化了。《左传》以君子的口气评论说：
　　“信不由中，质无益也。……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行之以礼，又焉用质？”
　　（不是发自内心的诚信，即使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处。……如果君子建立了两国互相信任的关系，按照礼制行事，怎么会用得着交换人质？）
　　尽管郑庄公和天子的关系逐渐恶化，郑庄公在职务上还是周王朝的卿士，还能调动周王朝的军队。鲁隐公五年（周桓王2年，郑庄公26年，公元前718），郑庄公带领周天子的军队伐宋，进入它的外城，以报复“东门之役”。
　 　鲁隐公六年（公元前717），郑庄公到周都洛阳去，“始朝桓王也。”从《左传》的这一条记载来看，在周桓王即位3年时，郑庄公才第一次朝见桓王。他虽然 还是周王朝的卿士，但已经住在自己的封国里，不来上班了。不过还有调动“王师”的权力。他这次朝觐周桓王，桓王还在气头上，并没有以礼相待，使郑庄公很尴 尬。
　　周王朝早就想任用西虢公作卿士，但由于郑庄公的反对，这事就一直搁浅着。到了鲁隐公八年（周桓王5年，郑庄公29年，公元前715），周 桓王终于正式任命虢公忌父为右卿士，而郑庄公在名义上为左卿士。先秦时期以右为尊，所以郑庄公的名次要排在虢公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郑庄公成了国务院的 第二把手。周桓王的这种安排，显然是在削弱郑庄公在朝廷中的权势。
　　但郑庄公还是忍了。他为了号令诸侯，还不能剥下“尊王”的面具。《左传?隐公八年》：
　　“八月丙戌，郑伯以齐人朝王，礼也。”
　　（八月丙戌日，郑庄公带领齐僖公朝觐周天子，这是合乎礼制的。）
　 　鲁隐公九年（周桓王6年，郑庄公30年，公元前714），因为宋殇公不去朝觐天子，郑庄公用天子的名义讨伐了宋国。其实，在春秋时期，不朝觐天子的诸侯 多了，郑庄公自己也是在周桓王即位的第3个年头才去觐见的，这是当时的常态，本来不足为怪，郑庄公不过是为伐宋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郑庄公既然在 名义上还是周王朝的左卿士，天子的名义还是有利用价值的。
　　这一回，郑庄公还把这个“王命”通报于各国诸侯，要求他们都出兵配合。但卫、蔡、郕三国却没有遵从“王命”，而且在隐公十年的秋天，卫、蔡两军还和宋军协同作战，攻入了郑国，被郑庄公打败。
　　隐公十年的冬天，齐、郑两国以违背“王命”为由，攻入了郕（音成）国。郕是个小国，始封之君成叔武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都城在今河南范县境内。
　 　鲁隐公十一年（周桓王8年，郑庄公32年，公元前712），周桓王收回了王畿附近原来分封给郑国的四块土地（位置分散在今河南偃师、孟津、沁阳等市 县），把周武王时封给司寇苏忿生的13块土地给了郑国，作为交换（位置分散在今河南温、济源、沁阳、武陟、修武、孟州、获嘉等市县）。这些田地属于苏忿生 的后裔，周天子已经不能控制了。《左传》评论说：
　　“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已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君子因此知道桓王会失去郑国了。按照‘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办事，是德的准则，礼的常规。自己不能保有的土地，却把它给别人。别人不肯来朝觐，不是应该的吗？）
　　周桓王的这一手，使本来就紧张的周郑关系有如雪上加霜。 www.6park.com
　君臣反目战繻葛
　　
　　周、郑多年来的积怨，终于使双方以兵戎相见，爆发了繻葛之战。
　　鲁桓公五年（周桓王13年，郑庄公 37年，公元前707），周桓王罢免了郑庄公的左卿士官职，不让他再假借天子的名义对诸侯发号施令。郑庄公很恼火，因此就不来朝见天子。周桓王更不甘示 弱，以郑庄公不朝觐为口实，率领王师和卫、蔡、陈三国的军队，前来讨伐郑庄公。在春秋200多年中，周天子亲征只有这一次。
　　战争发生在这年秋 天，王师和三国之师到达郑国繻（音如）葛，又称长葛，在今河南长葛市东北。周桓王按照商周以来的传统战法，把军队分成左、中、右三军。中军由主将率领，是 主力军；左、右两军则起着配合和掩护中军的作用。作战时中军在前，左、右两军分布在两翼而靠后，三者呈三角形，和现在三架军机编队的形状相同。古代军事家 把这种军队配置方式称为“鸟阵雁行”，意思是：像鸟在空中飞行的样子，中军是鸟的头部和身躯，左右两军是两个翅膀；也像雁群在空中飞行时呈“人”字形。周 桓王率领周军的主力，为中军；右卿士虢公林父率领右军，蔡国和卫国的军队隶属于右军；左卿士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陈国的军队隶属于左军。
　　郑国的 子元（公子突的字，就是郑厉公）根据周军的部署情况，提议不用传统的中军突出在前的阵法，而把主力放在两翼，形成左右两个方阵。每个方阵都把战车摆在前 面，步卒配置在战车之后，填补空隙，组成密集的方阵。左右两个方阵突出在前，中间的中军则靠后，形成倒三角形。交战时让左右方阵在前面先攻击敌人，打垮敌 军的左右两翼之后，三军合围其中军。这种阵法像张开扑鱼的网一样，所以称为“鲁丽之阵”。“丽”，是“罹”的假借字，古代“罹”字又与“罗”字通用，是 “网”的意思。鱼罹，就是让鱼陷入网中。
　　子元认为：陈国正在闹动乱，百姓没有斗志，如果先进攻陈军，陈军必然要逃走。周王的士卒看见陈军逃走，也必然要大乱。蔡、卫之军支持不住也一定要争先恐后地逃跑。等敌方的左右两翼溃败了，再集中力量去攻击天子的中军，就一定会取胜。
　　郑庄公听从了子元的话，采用了他的战术。于是以曼伯（公子忽）为右方阵的主将；祭足为左方阵的主将；原繁，高渠弥带领中军拱卫郑庄公。郑庄公命令左右两个方阵说：
　　“当中军的大旗挥动起来的时候，就击鼓进军！”
　　战斗打响了之后，一切都按照子元的计划发展下去，周、陈、蔡、卫的两翼首先溃败，然后郑国的三军集中力量攻击对方的中军，对方的中军也被打垮了。郑大夫祝聃（音丹）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周桓王强忍着疼痛，指挥全军撤退。祝聃要求去追赶敌军，郑庄公阻止他说：
　　“算了吧，君子不愿意逼人太甚，何况敢于欺凌天子呢？现在是为了自救，不得已而抗击王师。只要我们国家能免于灭亡，我就知足了。”
　　夜里，郑庄公派遣祭足（祭仲）到周军的营中去慰问周桓王，同时又慰问了他的左右随从。
　 　繻葛之战，对于周王室来说，是一条分界线。在此以前，周王室虽然已经衰落，天子还能作为群雄角逐的一方，以自己的影响和军力，与诸侯较量一下；而在此以 后，周天子威风扫地，实力更加虚弱，再不能和诸侯较量了。他只是一块招牌，一个符号，成为争霸诸侯利用的工具；而其国力，则不知一个中等的诸侯国了。 www.6park.com

　　郑庄霸业评议 www.6park.com
　　学者多认为郑庄公是春秋初期的“小霸”；但也有人认为：他是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是“春秋五霸”之一。下面，我们试就郑庄的霸业，从几个方面进行评议。
　　（一）关于“尊王”。
　 　春秋时期的霸主与战国时期军事大国的君主，都在进行兼并战争，本质上是相同的。其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霸主是以天子手下的诸侯长的名义，承认并尊重天子 的地位（至少表面上如此），假借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而战国时期的军事大国的君主，则完全抛弃天子这块破旧的招牌，不是假借天子的权威，而是完全凭借自己 的实力进行战争，目的在于统一天下，自己做天子。郭嵩焘说：
　　“西周没而王道终，战国兴而霸道绝。”
　　一语中的，最为中肯。也就是说：按照霸（伯）的原义，霸主的背后必须有天子的因素。因而春秋霸主绕不开的一个问题，便是与周天子的关系。
　 　郑庄公的霸业，也利用了天子的因素。他常常以周王朝的卿士的身分，假借天子的名义号令诸侯，有时也出动王师去讨伐自己的敌国。但他与周天子又有很大的矛 盾，这矛盾主要是由于周天子分割与罢黜郑庄公在朝廷中的卿士的职位而引起，而周郑互换人质和周军抢割王畿之禾（小米），都是严重违背礼制的，都表明了作为 诸侯的郑庄公的跋扈和周天子的威风扫地。双方的矛盾愈演愈烈，终于爆发了繻葛之战。在此战役中，郑大夫祝聃箭射周桓王，射中了肩膀，这在当时或后世都被认 为是最大逆不道的事。但郑庄公与天子的斗争，又是有节制的，不逼人太甚，适可而止，每次矛盾升级之后，他都设法缓和一下。有人说这是阴险，但为什么不说这 也是一种忍让的胸怀呢。而且一个巴掌拍不响，事情也不完全是郑庄公的错。但尽管如此，郑庄公还是留下了恶名，受到了后人的谴责。宋代学者孙复说：
　　“夫郑同姓诸侯，密尔畿甸（郑是同姓诸侯，邻近天子直辖的王畿之地），桓王亲以三国之众伐之，拒而不服，此郑伯之罪不容诛矣。”（《春秋尊王发微》）
　　清代学者高士奇说：
　　“春秋世，诸侯放恣而用兵王室者，自郑庄始。”
　　又说：
　　“至天子总帅六师，问罪境上，不归死司寇（不到司寇那里自首承认死罪），顿首伏辜；遽兴师而与之抗，逞子元之狡谋，纵祝聃之狂矢（采取子元狡猾的战术，纵容祝聃狂妄地用箭射伤天子）。向使王不能军，此际宁有天日耶？”（《左传纪事本末》卷二）
　　高士奇的论调与孙复相同，都认为：周天子兴师问罪，郑庄公就不能出兵抵抗，而应该乖乖地束手被擒，否则就是罪不容诛。这观点实在是太迂腐了。当时的具体情况是：
　　第一，战争是周桓王发动的，不是郑庄公去攻击桓王，而是桓王去攻击郑庄公；
　　第二，天子所率领的蔡、卫、陈之师，是郑国多年来的宿敌。这个军事联盟在与郑国的长期战争中没有得到便宜，现在要借天子的旗号打垮郑国。
　　第三，王师和三国之师已经气势汹汹地攻入郑国境内。
　　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郑庄公应不应该出兵自卫？很显然，出兵自卫是没有错的。而且郑庄公不过是自卫而已，并不想把事态扩大。对方战败退兵时，他并没有穷追不舍，而且还派人慰问了周桓王及其左右。从这件事的全过程来看，郑庄公可谓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
　 　纵观周郑关系的恶化，是围绕周王朝的卿士这个职位的去留而展开的。郑庄公为了称霸，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需要保留这个职位；而周平王和周桓王不愿意 受到郑庄公的控制，不想成为傀儡，就需要分割直到罢黜郑庄公的这个职位。所以从实质上说，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春秋霸主的所谓“尊王”，实质上都是把天 子控制住，借助天子的余威，拉大旗当虎皮而已。春秋中期以后，霸主的力量更加强大，天子的权势更加衰微，天子只有在霸主的卵翼下才能生存，已经不想摆脱霸 主的控制了。所以郑庄公和周天子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只是春秋初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旧秩序（王权）向新秩序（霸权）过渡的性质。
　　总之，从“尊王”的角度来看，郑庄公的名声不够太好，这是时代的产物，郑庄公也无可奈何。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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