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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交者: 屠小七[布衣] 于 2012-08-28 8:32 已读 2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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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8-21 11:50

二二 厉王变奏曲
  
  王朝由盛而衰
  
  西周王朝从武王灭商到平王东迁,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发表的《夏商周年表》,具体年代为公元前1046—771年,共275年。共有十三个天子,就是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平王。
  《史记。周本纪》说: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年不用。”
  错,同措,设置的意思。这是说:因为天下太平,百姓不犯法,官吏也不随便给人网罗罪名,不搞什么“钓鱼执法”,设置的刑罚四十年没有用上。
  昭王以后,国力逐渐下降。昭王亲自带兵南行伐楚,这一去就没有回来。据青铜器铭文和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昭王渡过汉水时,当地的船工给他提供的船只是用胶粘成的,行到中流,船解了体,昭王就淹死在汉水,喂了鱼虾。
  穆王时,命甫侯(就是吕侯)作刑(刑法典),称为“吕刑”,刑罚达到三千条之多。表明这时社会矛盾已经非常激化,需要用严刑苛法来弹压了。
  到了懿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诗人作诗来讽刺朝政)。以后经过孝王、夷王。《史记。楚世家》说: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夷王死,他的儿子姬胡继承了王位,就是厉王。
  
  厉王“革典”
  
  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上,周厉王是与夏桀王、商纣王、周
  
  
  幽王相提并论的暴君,合称“桀纣幽厉”,这几个字简直是臭不可闻。谥法:“杀戮无辜曰厉”,这是一个很坏的谥号,厉王已被中国古代史家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平心而论,从有关的文献记载来看,和桀、纣、幽相比,厉王暴虐的具体事例并不多,而且还隐隐约约地透露出一些类似改革朝政的信息。春秋时期,周灵王的 太子晋有“厉始革典”的说法(见《国语。周语下》,因而当代史学界有些人对厉王颇有好评,认为他是中国古代的一位改革家,甚至是“中 国历史文献记载最早的改革家”。
  但他究竟改革一些什么呢?我们需要认真地考察一下。
  据《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信任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进谏说:
   “王室不是将要衰落了吗?荣夷公喜好专制,而不知随之而来的灾害。利,从万物中产生,是天地所形成。荣夷公却主张把它垄断起来,它的害处太大了。天地万 物,民众都可以取用,怎么可以垄断呢?这样就会激怒许多人,不能不防备要发生大的灾害。荣夷公用这个来教导君王,君王能够长久地平安无事吗?做君王的,应 该让神和人共同享受这些利益,把神、人和万物处理得当,这样还惟恐做得不公平,害怕产生怨恨呢。所以《周颂》说:‘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丞民,莫匪尔 极。’(先祖后稷的文德,能够配享于上帝。教导人民种植谷物,没有不以你为榜样的。)《大雅》说:‘陈锡载舟(周)。’(文王不断地为周朝创造福利。)这 不是后稷和文王既能创造福利又惧怕灾难吗?所以能够使周朝兴盛,以至于今天。如今君王要采纳荣夷公垄断资源的建议,怎么可以呢?普通百姓搞垄断,还被称为 盗贼,而君王却要这样搞,那么归附于周朝的百姓就会愈来愈少了。如果要任用荣夷公,周朝必然要衰败。”
  从芮良夫的这段话所透露的消息来看,所谓“厉王革典”,主要是任用荣夷公和实行专制制度。
   从周初以来,周、召二公及其后裔是国家的重臣,他们都是遵循先王的治国路线的正统人物。而新起用的荣夷公却是一个另类人物。他重视的不是德和礼而是利, 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增加财政收入,以满足天子的穷奢极欲,自己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怎么办呢?他首先瞄准了山林川泽、盐、铁等属于全民所有的这一部分资 源。当时周朝在农业方面实行井田制,把土地分割成小块,如井字形,称为井田。每小块一般是100亩,分给百姓耕种,百姓向各级领主贡献劳役地租;而山林川 泽、盐、铁等资源,百姓则可以随便利用和开采。荣夷公建议将其国有化,百姓开采和利用要向国家缴税,也有一部分由国家直接经营。这就叫专利,用今天的话来 说,就是垄断。
  这是不合乎祖宗传下来的典章制度的,所以称为“革典”。这就是所谓厉王“改革”的全部内容。有的学者在主观上认为:既然是改 革,就应该有一整套改革的规划。于是翻遍古书,钩沉索隐,最后却没有更多的发现。有人似乎找到了一部“厉王改革”的宏伟纲领,那就是《周礼》。认为《周 礼》就是厉王“革典”的具体内容。《周礼》中的官制和社会结构,就是厉王理想中的乌托邦,可惜他失败了。
  这实在是奇谈怪论,想像力够丰富了,可惜缺乏根据。毕竟历史学家不是诗人,在历史研究中,是不能有太多的浪漫主义的。
  说起《周礼》,是一个很复杂的学术问题,我们在这里不便展开讨论。我们只能说:它的成书年代不能早于战国时期,绝不是西周时期的典籍。其中反映了一部分西周或其以前的事物,但与厉王“革典”是没有关系的。 www.6park.com

堵嘴工程
  
  厉王的专制政策,遭到了“国人”(包括贵族与平民)的普遍反对。因为这个政策侵害了各级贵族和平民百姓的利益。不用说各级贵族减少了收入,就是老百姓上山砍柴,下河打鱼也受到了限制,这年头还怎么活呀!下面舆论沸腾,上面大力弹压,于是便逼出了大乱子。
   《国语。周语上》记载说:厉王暴虐无道,百姓颇有怨言。召穆公对厉王说:“老百姓对于暴虐的政令已经不堪忍受了。”厉王大怒,找到 了卫国的巫师,让他暗中监视有怨言的人。只要巫师报告什么人说了坏话,厉王就把他杀掉。于是老百姓都不敢说话了,在路上相遇,也只能以目光传神。厉王很高 兴,告诉召穆公说:“我能够制止怨言,老百姓已经不敢说话了。”召穆公觉得很不对头,便发表了下面那番有名的言论:
  “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 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 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 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 何!”
  (这只是堵住了人们的嘴。防范老百姓的嘴,比防范河水还难;河水因为堵塞而决口,伤害的人必然很多;堵住老百姓的嘴,和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治理河川的,只能挖决而加以疏导;治理百姓的,要善于开导,使他们说话。所以天子上朝听政,要让公卿以及官吏们献诗讽谏朝廷、音乐师进献乐曲反映民 情、史官进献史书以资戒鉴、少师献箴言、没有眼珠的盲人吟咏公卿百官所献的诗篇、有眼珠的盲人朗诵箴谏之词、工匠师傅们进谏言、平民则通过官员把意见转达 给君王、近臣尽规劝之责、近亲外戚要补察过失、盲人史官进行教诲、年老的师傅再汇总整理这些意见,然后由君王斟酌施行。所以国家的政事得以正确运行而不出 差错。老百姓有嘴,就好像大地上有山河一样,财富全靠它生产出来;又像高原低地有平坦肥沃的土地一样,人们的衣食全靠它产生。人们用嘴发表意见,政事的好 坏由此表达出来。好的实行,坏的防范,就可以使财货衣食充足。老百姓心中所想的,通过嘴表达出来,又付诸行动,怎么可以堵塞呢。如果非要堵他们的嘴,能够 堵多久呢?)
  《国语》的这段文字,被司马迁采入《史记。周本纪》中。它实在很经典,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经常加以引用。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有两点:
   第一,把当政者正确对待社会舆论和治理河川相比附。堵塞河川并不是治水的好办法,最好的办法是加以疏导。同样的道理,老百姓的嘴也是不能硬堵的,只有加 以疏导,允许他们把话说出来,并对合理的意见加以采纳,付诸实施,才是治国安邦,缔造和谐社会的真谛。《国语》的一些语录,实在是字字珠玑,值得为政者熟 记于心并反复琢磨的: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第二,古代君主虽然是专制的,但也有一个箴戒系统。其具体内容,各朝代有所不同,而总的精神是一致的:总要有一部分人随时随地给君主提个醒,防止他在治理国家方面出偏差。根据召穆公所言,在这个体系中,一共有十二种人,就是:
  1、公卿列士(公卿百官);
  2、瞽师(盲乐师);
  3、史官;
  4、少师;
  5、瞍(没有眼珠的盲歌手);
  6、矇(有眼珠的盲歌手);
  7、百工(工匠)
  8、庶人;
  9、近臣;
  10、亲戚;
  11、瞽史(盲人史官);
  12、耆艾(师傅)。
   这十二种人,包括了朝廷中和社会上除了奴隶之外的所有臣民。当然,他们顶多是起到一个咨询和提示作用,和现代的民主权利有本质的不同。这些讽谏办法能否 起作用,决定于国王接受的意愿,如果他不愿意接受,谁也没有辙;甚至在龙颜大怒时,讽谏者还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好心变成了驴肝肺。但毕竟总有一些小风在吹 着,有一些提示经常悬在自己的眼前,对于国王犯错误,一般会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现在的监察和社会监督体系要发达多了,为什么官员贪腐的现象仍然没有从根 本遏制住?这一方面是因为官员本身的自律性差,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监察、监督机制发挥作用不够;这是我们要认真加以思考的。
人民很疲劳了
  
  《诗经。大雅》里的《民劳》、《荡》两篇,相传都是召穆公所作。
  《诗序》:
  “《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
  “《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
  上面所引的《周语上》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这可能是召穆公按照这一惯例所献上的诗,也可能是抒发自己的情感信手写来而流传于世的。
  民劳(第一节)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无纵诡随,以谨无良。
  式遏寇虐,僭不畏明。
  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人民已经很疲劳了,让他们稍稍喘一口气吧。
  应该在王畿之地施惠于百姓,进而安抚四方。
  不要信从那些狡诈的谗臣,对坏人要谨慎提防。
  要遏制暴虐的官吏,他们在光天化日下如此张狂。
  要亲善近畿,安定社稷,保我王疆。)
  
  荡(第一节)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天生丞民,其命匪谌。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自坏法度的上帝,却是下民的主宰。
  暴虐的上帝,他的本性是那样邪辟。
  上天生下芸芸众生,他们的本性无常。
  当初无不具有善性,却很少有人保持久长。)
  这里把厉王比喻为上帝,说他变得暴虐;又影射地说他的善性不能保持始终。以下还有七节,全是以文王的口气指责殷纣王,其实是借古讽今,指的是厉王,不过不能明说罢了。
  在这两首诗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国君暴虐,谗臣当道,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的景象,一场大的动乱即将发生,并没有什么“改革”的影子。
  
河水溃决
  
  厉王对召穆公和其他大臣的进谏置之不顾,继续执行高压的堵嘴政策以及与民争利的专利政策,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这就是召穆公所说的“川壅而溃”。河水溃决了,其势汹猛,一泻而不可收拾。这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有记载的大规模的群众暴动。
   周朝的行政区划有国、野之分。都城内称为国,城外的广大农村称为野。国内的贵族和平民称为“国人”,农村的居民则称为“野人”。“国人”有一定的参政议 政的权利,这是原始社会末期农村公社民主制度的孑遗。“野人”则没有“国人”的那些权利。这次暴动是“国人”发动的,所以在现代的历史著作中,称为“国人 暴动”。旧史则称为“彘之乱。”
  这次暴动声势浩大。据宣王时期的青铜器《臼里簋》铭文记载,参加暴动的有“邦人”、“正人”、“师氏人”。“邦人”就是国人,“正人”就是工正所属的工匠,“师氏人”就是军队的士兵。
  据《史记。周本纪》源自《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暴动的人群去袭击厉王,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霍县)以后再也没有回到都城来。
  厉王逃出镐京以后,太子静被召穆公藏匿在自己家中。国人知道了消息,包围了召穆公的住宅,要他交出太子静。召穆公对左右说:
  “过去我曾多次劝谏君王,君王不听,以至于遭受这样的灾难。如果现在王太子被杀,君王不是会认为我是仇视怨恨君王吗?事奉君王的,处境险恶也不能仇恨,被冤枉也不能发怒,何况是事奉天子呢?”
  于是便以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静交了出去,被愤怒的群众杀死,太子却逃过了一劫。 www.6park.com

周厉王是改革家吗?
  
  我们讨论了“厉王弭谤”、“国人暴动”这两个关键问题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一下,周厉王是改革家吗?
  我们从古书上所提供的一些资料来看,说厉王是个暴君,主要的根据是:
  第一、任用了“好利”的荣夷公。
  第二、垄断山林川泽、盐、铁等资源,与民争利,损害了百姓的经济利益。
  第三、实施堵嘴工程,引发了国人暴动。
  第四、从《抑》等诗篇来看,他还荒淫酗酒。当然,这是所有暴君的共同特点。
  说厉王是改革家的,主要是从“厉始革典”一句话引申出来的。他们认为:厉王能起用新人,改变了经济政策。除此以外,也没有提出太多的根据。至于说《周礼》是厉王的改革纲领,那简直是学术上的笑谈。
  那么,厉王究竟是暴君,还是改革家呢?我们有必要认真地来研讨一下。
  什么是“改革”?《新华字典》解释说:
  “改掉事物中陈旧的、不合理的部分,使它合理、完善。”
  这是对“改革”的常识性的理解。
  对于“变化”,恩格斯认为有“前进的变化”,也有“后退的变化”。(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变化,所有的改变现状的行为都是应该肯定的,要看这种改变是否合理,要看这是“前进的变化”还是“后退的变化”。
   被某些学者奉为至宝的“厉始革典”一句话,源于《国语。周语下》所载周灵王(公元前571-545)之子太子晋的一番话。事情发生 在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50),这时已是春秋后期,周王朝东迁洛邑已经200年。这年洛邑城外的洛水和谷水(今涧河)泛滥,二水合流,威胁到都城的安 全。周灵王想用堵塞的办法治理,太子晋认为不可堵塞,应该疏导。他在谈话中,回顾了周朝的历史说:
  “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
   (从始祖后稷开始播种五谷以安定民生,经过十五个王,到了文王时,局势才平定下来;以后经过武王,成王,到了康王,加上上面的十五个王,共十八个王,才 进一步稳定了;治理国家就是这样难。厉王开始改变周朝的典制,到现在是十四个王了。从施行德政开始经过十五个王才安定下来;从留下祸根再经过十五个王,能 不衰败吗!)
  看来太子晋认为厉王的“革典”是“基祸”,开始种下祸根,周朝的衰败是从他开始的。他并没有认为厉王是什么改革家,而是认为他是周朝衰败的罪魁祸首。
   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历史观点当然和太子晋有所不同;但也不能笼统地认为:凡是打破常规的事都是改革,都是进步的,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今天,打破 常规的事也不少:子女杀害父母的事偶有所闻,奢侈成风,欺诈之风盛行,改变了传统的孝、俭、诚信等美德……能说这些都是改革、革新吗?
  厉王垄断资源的事,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如果他垄断资源是为了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可以算是改革。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有一些资源是由国家垄断的,有 些企业是由国家专营的,不能笼统地反对专利、专营。但如果厉王垄断资源,只是通过国家的权力鲸吞豪夺,以满足以国王为首的少数人的骄奢淫逸的生活,那就不 是改革,而是一种弊政,暴政。
  第二个层面:即或是改革,即或是为了公共利益,也应该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处理好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兼顾公、私 双方的利益,不能以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既或牺牲百姓的眼前利益,是为了百姓的长远利益,也应该特别慎重,因为百姓是活在今天的,受罪是现实的,而享福 是渺茫的。
  从这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坏心做了坏事,根本就不是改革。第二个层面是好心做了错事,不足为训,但可以理解。
  厉王所做的,完全属于前者。不能因为有一个“革”字,就美化他。
  厉王以后,一直到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结构和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周朝常常“革典”;但那些改变现状的措施,哪些是改革,哪些是弊政,那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了。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周本纪》
  2、《史记。楚世家》
  3、《国语。周语》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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