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8-21 11:50

法家对禅让说的贬低与否定
　　
　 　法家对于禅让说更不看好。在法家集大成之作《韩非子》的五十五篇中，有多处谈到尧舜禅让。但各篇的说法互有出入，这是因为《韩非子》一书，既不是韩非一 人的手笔，也不是一时成书的。但这些说法尽管不同，却与儒墨的观念迥然不同，大体上反映了先秦法家对禅让说的贬低与否定。
　　1、尧舜传说本身就不可靠
　 　“孔子墨子都谈尧舜而取舍不同，都自称是真尧舜。尧舜不能复生，谁能断定儒墨所说的是不是对的呢？……现在想要研究三千年之前的尧舜之道，仅仅凭主观能 够判定吗？没有证据去断定它，那是愚蠢的；不能断定却相信它，那是荒谬的；所以在考察先王时，对尧舜之事下断语，那就不是愚蠢，便是荒谬了。”（《显学 篇》）
　　由此可见，法家认为尧舜只是儒墨两家用来说事的偶像，而尧舜传说的真实性尚不可知，更不必说禅让的故事是否可靠了。
　　2、避劳说。
　 　“尧统治天下时，他房顶上的茅草都没有剪齐，椽子都没有刨光，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着鹿皮，夏天穿着麻布衣，看门人的吃穿也不会比这更差 了。禹统治天下时，亲自拿着锄头铲子带领人民干活，大腿上没有肌肉，小腿上不长毛，即或是奴隶也不会比这更劳苦的了。由此看来，古代把天子的位置让给别人 的，是抛弃看门人的生活，摆脱奴隶的劳苦，所以禅让天下是不值得称赞的。”（《五蠹篇》）
　　法家讲究功利，认为远古时期当天子无利可图，所以才主动地让给他人。用今天的话说，天子的位置好比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巴不得赶紧抛出去才好呢！
　　3、暴力说。
　 　《说疑篇》认为：所谓禅让，并不是天子主动地相让，而是权臣的威逼所致。“舜囚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 之。”（舜逼尧让位，禹逼舜让位，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这舜、禹、汤、武四个王，都是杀死君主的臣子，而天下人却在赞誉他们。）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有人盗掘了战国时期的魏襄王墓，出土了一大批竹简，其中的《竹书纪年》和《琐语》两种书，关于尧舜接位之事，与通行的说法正好相反：
　　“舜放尧于平阳”（《史通。疑古篇》引《琐语》）。
　　“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把尧和他儿子丹朱隔离起来），使父子不得想见也。（《史记正义》引《竹书纪年》）
　　另据《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说：舜囚尧的地方，称为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今河南濮阳市东）。隔离丹朱的地方，后来称为偃朱城，在县西北十五里。
　　这和《韩非子》所说的“舜逼尧”相符合，应该是在法家思想影响下的尧舜传说的另一种版本。 www.6park.com

　大同狂想曲
　　
　　墨家所提倡的“尚贤”、“禅让”之说，开始时虽然受到了孟、荀等儒家学派人物的抵制，但那毕竟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的 境界，儒家还不能完全否定它，只能把它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进行消化和融合。大约在战国中期写成的《尚书。尧典》以及在西汉编辑成 书的《礼记》的《礼运篇》，便是在尧舜传说方面儒墨两家融合的产物。
　　司马迁写《史记。五帝本纪》，有关尧舜的部分，主要是根据《尚书。尧典》写成的，我们在上面已经谈了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下面主要谈一谈《礼记。礼运篇》。
　 　《礼记》的内容，基本上是秦汉以前儒家学派学习《礼经》所作的解释和补充的资料，由西汉武、昭、宣时人戴德和戴圣叔侄二人搜集整理成书。载德之书称为 《大戴礼记》或《大戴记》，戴圣之书称为《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后来称为《礼记》，共四十九篇。这两部书对于研究秦汉以前的礼制乃至政治、经济、哲学 思想、风俗习惯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礼记。礼运篇》说：孔子参加蜡祭⑥。祭典结束之后，喟然而叹。弟子言偃（子游）问道：“君 子为什么要叹息？”孔子说：“在大道实行的年代和夏、商、周三代英主，我没有赶上啊，但文献上却有记载。”接下来，孔子就说了下面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在大道实行的年代⑦，体现了天下为公的精神。把贤能的人推举上来管事，人与人之间讲究信用，和邻居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是孝敬自己的父母，不只是疼 爱自己的子女。使老人都能安渡晚年，使壮年的人都能对社会做贡献，使年幼的人都能得到抚育，鳏（老而无妻）、寡（老而无夫）、孤（幼而失父）、独（老而无 子）、残废、病人，都能得到供养。男人有自己的职责，女人以夫家为归宿。反对把财物丢弃于地，却不必归自己所有。反对干活偷懒，干活却不是为了自己。所以 阴谋诡计就不会发生，盗窃抢劫的现象便不会出现，也就不必关大门。这就叫做大同。
　　如今大道已经废弃不行，成为私家的天下。人们只敬爱自己的父 母，只疼爱自己的子女，取得财富和出力量干活都是为了自己。天子诸侯把父子、兄弟相传作为礼制，把城墙和护城河作为防守设施。把礼义作为准则，以端正君臣 的名分，使父子关系惇厚，兄弟关系和睦，夫妻关系和谐，建立各种制度，划分田地和住宅，看重有勇有谋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阴谋诡计由此而生，战争也由此 而起。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因而被历史选择为这时代的代表人物。……这就叫做小康。）
　　按照东汉经学大师郑玄（127-200）的注 解，“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指的就是五帝时的禅让制度，也就是“公天下”；而“天下为家”，“大人世及以为礼”，指的是禹，汤以后的“家天下”，在一家 一姓中传承帝王之位。前者称为“大同”之世，后者称为“小康”之世。（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奔小康”，不是一个概念）。这可以表明：战国中期以后的儒家，已 经接受和融合了墨家的禅让之说，他们假借孔子的名义说事，把五帝时的大同境界，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理想，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最高纲领”。但这也只是唱高调 而已，禅让观念与儒家的“家天下”的政治理念毕竟是格格不入的。历代封建王朝所提倡的“选贤”，不过是选择能为王朝服务的优秀臣子罢了，怎能把一家一姓的 江山社稷让给他人呢？汉高祖刘邦连“非刘氏而王”都不接受，更何况非刘氏而帝？儒家只是把“大同”之世作为虚无缥渺的最高纲领挂在那里，而他们的现实的政 治理念，还是最低纲领的“小康”之世，实质上是用“小康”取代了“大同”。
　　
　　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
　　
　　近代以 来，受摩尔根和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的影响，学者们按图索骥，认为“大同”之世和禅让之风就是原始社会财产公有和民主推选首领的反映。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以后，所有的历史著作和历史教科书，都这样宣讲。但仔细推敲起来，事情也并非这样简单。战国距原始社会，至少也有两千多年，原始社会又没有文字，这段历 史是怎么传下来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史影，当然也无可厚非；但若是说真是那段历史的直接的描述，就难以说得通了。在今天看来，最为稳妥的说法， 应该是战国学者的一种天才的想像，一种崇高的理想。
　　《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发现了一个科学的秘密：当时社会的动乱、人 民生活的艰难与痛苦、道德观念的沦丧，是源于经济上的私有制，而这也就决定了政治上的专制，从而也就产生了争城掠地的战争。只有在经济公有制的前提下，各 尽所能，按需分配，才会有政治上的民主，才会选贤与能，才会产生禅让制度，才有良好的伦理道德和安定的社会秩序。而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天下为公”的“大 同”世界，就是共产主义的理念。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出现，比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早了两千多年。
　　共产主义 的前提是财产公有制；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是在财产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以及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法权观念、政治制度、伦理 道德等等；而《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对此都作了原则性的阐述；与欧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原则上是相同的。 但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相比较，主要的缺陷是：
　　第一，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并没有已经逝去的 黄金时代，只能把理想寄托在现在和未来。而《礼记。礼运篇》的作者则认为先有“大同”，后有“小康”，“天下为公”的黄金时代已经一 去不复返了。这实质上是一种“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论。
　　第二，马克思从分析劳动、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现象入手，揭示了阶级剥削的根源以及私 有制条件下的各种弊端，进而规划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与步骤。一百多年来，经过各国共产党人的实践，尽管已经证明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还有缺陷，还有待在实践 中进一步完善，但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所不能比拟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对发达的商品经济进行 全面解剖的结果；处于生产力低下、封闭的小农经济社会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不可能走得太远的。
　　但不管怎么说，“大同”与“禅让”之说，毕竟 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的思想遗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种美好的理想主义的光芒，曾照亮了许多仁人志士的心灵，促使他们为实现“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而奋 斗。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喊出了“天下为公”的口号，都是受到了这样的启发。从某种意义来说，“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也是当今真正的共产党人 （腐败分子、穿着红色外衣的以权谋私的官僚除外）政治理想。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五帝本纪》
　　2、《史记。周本纪》
　　3、《尚书。尧典》
　　4、《礼记。礼运篇》
　　5、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载《古史辨》七下，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①《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禅，传位也”。
　　②据学者研究，《尚书。尧典》大约写成于战国中期，晚于《论语》的成书。
　 　③《论语》的最后一篇《尧曰》，似乎透露出一些尧舜禅让的信息。但学者认为这不是《论语》的原文，而是后人附在书后的残篇断简，与孔子没有什么关系。 （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八〈论语。尧曰章〉辨伪》，载《古史辨》七下，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
　　④原文是：“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意思是：厨师虽然不烹制祭祀用的上供的食品，掌管祭祀的人也不能越过祭器去替他烹制吧。这就是成语“越俎代庖”的出处，指越权去管那些不该管的事。
　　⑤对于这件事，不同版本的《高士传》，说法互有出入。参见《太平御览》五百六、《史记正义》、《世说新语》注所引《高士传》。
　　⑥蜡祭，即腊祭，岁终祭祀百神。所以十二月称为腊月。
　　⑦古人所说的“道”，有理论、理念、学说、轨道、理想、规范、主义、规律、真理等义，可以会意，不可以言传。用现代的语言来对译，很难找到太恰当的词句。所以，“大道之行也”，只好勉强用“在大道实行的年代”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