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8-21 11:50

上了三个台阶
　　
　 　相传商人早期居住在孟诸泽（今河南商丘东北）一带，后来不断地迁徒。《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可能是在汤以前，这个 部落还过着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草原退化了，便迁往别处了。八迁的范围，在今河南、河北、山东直到海滨。到了汤的时候，才逐渐稳定下来，由部落联盟向 国家机构转化。汤原来居住在祖先的发祥地毫（南毫，也就是商，今河南商丘一带），不久又迁到西毫（今河南偃师西）。
　　在儒家经典里，汤是一个仁义之君，勤政爱民，重用人才，把部落治理得井井有条，也取得了各地诸侯的拥护。这时以夏桀为首的夏朝统治集团非常腐化，夏朝风雨飘摇，正在走上衰亡的道路，给商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汤的对外征伐，从伐葛开始。葛部落在今河南宁陵北，邻近汤都毫（南毫商丘）。灭葛后，又征服了其它许多部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 子。滕文公下》。然后击败了夏的三个同盟部落：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接下来便去征讨 夏桀；这就是《诗经。商颂。长发》所说的“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在这次战争中，汤在军中发表了著名的誓师之辞《汤誓》，揭露了夏桀的罪恶，声称代表上天执行对夏桀的惩罚。夏桀战败，逃到鸣条（今山西夏县境），后来又逃到南巢（今安徽巢湖东北），死在那里。
　　汤，又称成汤，武汤，这是由于他成功地建立了商朝，才取得这样的尊号。在商朝以前，神州大地是部落林立的局面，夏朝所能控制的范围，也不是很大的。由于商朝的兴起，这块土地上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国家，经济、文化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成汤是商朝的创业之主，开国之君，是他开创了商朝五百年左右的基业。所以我们说，在商朝的历史上，这是上了第一个台阶。
　　第二个台阶：盘庚迁殷。
　　成汤下传十世，第十九个王是盘庚。《史记。殷本纪》说：从成汤到盘庚，曾五次迁都。我们在上面提到：商人从契到汤已经八迁，再加上这五迁，一共十三迁了。史学家称之为“前八后五”。这五迁的具体地址，说法不一，《史记正义》的说法是：
　　汤从南毫（河南商丘）迁到西毫（河南偃师）；
　　中丁迁于嚣（河南孟津）；
　　河亶甲迁于相（河南内黄）；
　　祖乙迁于耿（山西河津）；
　　盘庚从耿迁于西毫。
　　按照这种说法，所说的盘庚迁殷，是从今山西河津迁至今河南偃师，是从黄河北迁到黄河南。这和《史记》是一致的。《史记。殷本纪》说：
　　“商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黄河之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
　　又说：到了武乙时，又从黄河南迁到黄河北。
　　除了《史记》和《史记正义》的说法之外，《竹书纪年》说盘庚是自奄（今山东曲阜）迁于殷的。奄地不在上述的五迁之内，这又自成一说。
　 　自从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史学界大都认为盘庚所迁的殷，就是安阳小屯村，这里古代称为“殷墟”。但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在小屯村发现的大 量文物和甲骨文，都是武丁以后的遗物，并没有盘庚时的遗物，所以这地方应该是武丁时的都城；而盘庚所迁往的都城，应该在今安阳洹河之北岸，小屯之东北，也 就是现在安阳北郊的方北营，屈王度、北招贤一带。
　　总之，因为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异说纷纭，再加上出土文物与古书记载常常对不上口径，有关商朝历次迁都，特别是盘庚迁殷的地望，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清楚，还有待于专家学者和考古工作者的继续努力。
　　盘庚为什么要迁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古今学者对此议论颇多，主要的意见有三种：
　　1、当时商朝的贵族非常腐化，迁都是为了抑制一下奢侈腐化之风。
　　2、据《史记。殷本纪》说：自仲丁以来，商朝的王族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了九世之乱，商朝衰落，诸侯不来朝拜。有人据此认为：迁都是为了解决政治危机。
　　3、迁都是为了躲避水患。
　　究竟哪种意见是对的？我们还是研究一下比较原始的资料吧！
　 　《尚书》中有《盘庚》上、中、下三篇，是盘庚为了迁都之事对贵戚大臣和百姓们的训话。学者们认为这三篇文字可能是商朝原始的档案，只是篇章、段落有错 简、文字有抄写、刊印方面的错误，但大体上还可以读得懂。虽然其中没有明言迁都的原因，但字里行间还是能透露出一些信息来的。下面就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断， 并译成白话文。
　　“我王来，既受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盘庚上》）
　　（先王既然迁到这里来居住，就是重视我们的百姓，不要受到大的伤害。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互相救助以生存……）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盘庚中》）
　　（从前我们的先王，没有不照顾和保护百姓的。人民和君主能和谐相处，能够顺应天时而生活。如今上天降下大的灾害，先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不怀恋所建设的都邑，而是考虑到百姓的利益而迁移。）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迁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盘庚下》）
　　（从前我们先王想要发扬前人的功绩，带领民众迁往山地，因而减少了灾祸，我们国家也取得了好的政绩。如今我的百姓因灾祸而抛家舍业，没有安定的住处。你们质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万民而迁徙，这是因为上帝要复兴高祖的功德，治理好我们的国家。）
　　从上面所征引的《盘庚》三篇的片断内容来看，迁都是因为遇到了天灾。什么天灾呢？盘庚谈到先王为了躲避灾祸而迁往山地，显然指的水灾，这是大体上可以断定的。
　 　《史记。殷本纪》又说：盘庚迁都之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这是说：盘庚迁都，不 仅使人民的生活趋于安定，国家也稳定下来了；他还以此为契机，刷新了朝政，使商朝复兴。所以盘庚是商朝名王，商朝的历史以盘庚为分水岭而分为前后两期，盘 庚以后的商朝，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
　　第一，治理国家，正确的决策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既要有高超的智慧，在关键时期善于作出正确的决策，又要有贯彻执行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下属官员和广大群众对决策不理解，有怨言，应该作出充分的，耐心的解释。盘庚作为一个古代的专制君主，能够注意作疏导工作，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其中也有恐吓之词，但那是时代的特点。
　　第三，决策是否正确，实践的成败是最好的验证。历史证明了盘庚的正确，商朝从此走上了稳定的复兴之路。
　　第三个台阶：武丁全盛。
　　盘庚三传至武丁，商朝进入鼎盛期。在商朝历史上，武丁被称为高宗。
　　武丁在位的时间很长。《尚书。无逸》说他享国五十九年，而其它古书还有说他享国一百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的《夏商周年表》把武丁在位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250-1192，符合五十九年之数。
　 　《史记。殷本纪》说：在武丁统治时期，“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但《史记》对武丁的武功，却没有一字提及。而我们从甲骨 文中得知：武丁的武功非常显赫，他出兵征服了西北的土方、鬼方、羌方等游牧部落以及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还经常与东方的夷方作战。这时商朝的 疆域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大国。《诗经。商颂。玄鸟》是殷商后裔祭 祀武丁的颂歌。诗中说：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王孙子。
　　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
　　龙旗十乘，大糦（音西）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商的先君，承受天命而不懈怠，天命永远落在成汤的子孙身上。
　　成汤的子孙，武丁战无不胜。
　　他率领十辆插着龙旗的车，用酒食来祭祀祖先。
　　商的国土幅员千里，百姓安居乐业，
　　还要开拓疆土远至四海。
　　四海的诸侯前来朝贡，络绎不绝，好不风光。）
　 　总之，商朝五百年，盛衰交替，发展呈曲线形，主要是上了三个台阶。成汤灭夏，是创业时期，商王朝从此诞生，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逐渐发展起来。盘庚迁殷是 稳定时期，从此国力有了飞速的发展。武丁是鼎盛时期，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但盛极而衰，也是一切旧王朝的共同规律。在武丁的强盛中，同时也孕育着衰败 的因素。在武丁以后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中，经过了六代八王，商朝便由衰败而终于灭亡了。
　　文明曙光
　　
　　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对于夏朝的真实历史所知甚少，严格说来，夏朝还是一个传说时代；只有从商朝开始，中国才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什么是远古历史分期上的文明时代？各派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把原始社会后期父家长制的时代称为野蛮时代，随着父家长制的解体才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
　　1、以冶炼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
　　2、阶级分化，贫富悬殊；
　　3、国家机构的出现，与其相配套的政治、军事、法律制度的形成；
　　4、文字的发明和编年体史书的出现；
　　5、脱离生产的管理官员和知识阶层的出现。
　　如果用以上的主要特征来衡量，可以说商朝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第一，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传说夏朝大禹或启制造了九鼎，那应该是一组大型的青铜器。但那只是传说，并没有实物佐证。在考古发掘中，商文化以前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只是 发现了小型的青铜工具，如刀、钻、锥、凿、鱼钩等等，并没有发现大型的鼎、簋等青铜器，只能说夏代是青铜器的萌芽时期，不能说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只有到了商朝，才能制造大型的青铜器。如1938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带耳高1.37米，长1.1米，重875公斤。仅在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就发现了青铜礼器（鼎、簋等）200余件，青铜兵器130件。因此可以说，只是到了商朝，青铜器时代才到来了。
　　第二，阶级、贫富分化明显。
　 　传说夏朝已有奴隶。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墓穴之大小、随葬器的数量和质量，常有一定的差别，这是阶级分化的表现。但夏朝的阶级分化，尚处于萌芽的状 态；只有到了商朝，阶级分化才特别明显了。商朝的家内奴隶有臣、妾、奚、仆等许多名目，还用羌人的俘虏做畜牧或养马的奴隶。至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量的 “众”、“众人”等等，很多学者沿袭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是农业奴隶，其实是农村公社的社员。但他们并不是自由民，而是被编制在“井田”上，受贵族的剥削 与奴役，也体现了阶级分化的特点。至于商朝王室和贵族，杀害大量的俘虏和奴隶作人殉（陪葬）、人牲（杀人祭神或祖先），更是阶级分化的血淋淋的事例。
　 　当然，在今人看来，这些都是极不文明的，似乎不能把这些现象和文明挂钩；但在上古时代，阶级分化是文明时代到来的一个标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 能简单地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好不好，而是应该看到：在由野蛮到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正因为有了剥削，有了阶级和贫富分化，才有生产条件的集中，才有改善生产条 件、扩大生产规模的可能，才有劳动者之间的简单协作，才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才有科学文化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膜的 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 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
　　应该指出：中国古代与希腊、罗马不同，并没有典型的奴隶制，但也有剥削和阶级分化，恩格斯的话对我们很有启示，但不能机械地理解。
　　第三，早期的国家机构。
　　国家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商朝以商王为首，建立起专制的王权。在他之下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称为“百官”或“百辟”，还有军队，法律（主要是刑罚）等统治工具相配合。
　　第四，文字的出现。
　 　1998年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到目前为止，共出土十五万片以上，单字五千多个。经过学者的长期研究，能够认识的大约有一千多字，约占全部单字的1/3 左右。其中不仅有象形、会意、指事的造字方法，还有形声字，说明它作为一种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了。西周的周公旦曾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 书。多士》），典，册就是档案材料和历史文献，是最古老的书籍。
　　第五，科学文化的发展。
　　商代已经出现了脱离生产的卜、史，贞人，就是专门从事观察、研究、记录和占卜的人，他们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是“儒”的前身。商朝的天文学比较发达，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已经产生了早期的历法，并且留下了大量的天文观测记录。此外，农艺、医药、气象等，都有一定的成就。
　　商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野蛮遗风
　　
　　商人刚刚从野蛮进入文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习俗，都带有原始性，野蛮时代的痕迹并没有完全蜕化。因而当他们跨入文明的门槛以后，还存在着许多野蛮遗风。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权与“鬼治”。
　　商人给我们的一个突出印象是神秘和迷信，连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虎形纹等纹饰，也给人以恐怖之感。《礼记。表记》说：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殷人信仰神，引导人民事奉神，把祭祀祖先的鬼魂放在前面，却把礼制放在了次要地位）。
　　甲骨文中，反映商王从事祭祀活动的内容很多，主要是祭神、祭祖先、祭山河等等，数量最多的是祭祀祖先，也就是祭祀鬼。顾颉刚先生说：
　　“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若是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与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一种主义，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儿，唤做‘鬼治主义’”②
　　顾先生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说“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商朝除国王之外，另有一个教主式的人物，有时比国王的权力还要大，商初的伊尹、伊陟、咎单等，就是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一章还要专门说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血腥的人殉和人牲。
　　商朝的国王和贵族，有用人殉葬和杀人祭祀的习惯，前者就是人殉，后者就是人牲或人祭。古代用于祭祀的牛羊猪等称为犧牲，人牲就是用人做犧牲的意思。
　　关于商人盛行人殉、人牲的情况，连孔子和司马迁都不太清楚。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甲骨文的发现，这件事才大白于天下。
　 　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三千多座商代的墓葬，凡是大中型的墓葬，也就是商王和贵族的墓葬，多有人殉被发现。安阳洹水北岸侯家庄1001号墓共 有人殉164人；安阳武官村大墓有79人；小屯村的妇好墓是个中型墓，也有人殉15人。总的来说，商王和诸侯的大墓中的人殉一般是几十人至一、二百人，甚 至有的更多；中小墓中的人殉一般是一、二人至十几个人。这些人殉有的埋在墓穴的地基坑里，有的埋在过道上，有的埋在棺椁周围。有的是‘生殉“（活埋），有 的是”杀殉“（杀了以后埋入），有许多无头的骨架属于后一种情形。商人为什么要用人殉？估计目的有几种：埋在地基坑里的，是为了镇压邪气；埋在过道里的是 警卫人员，埋在棺椁周围的是墓主生前的嬖倖、姬妾等；按照古代的迷信观念，他们到另一个世界里，仍然需要有人陪伴侍奉和护卫。大墓旁边常有小墓，这是殉葬 坑，殉葬的是身分高一些的人，他们死后还要住一个单间。
　　关于人牲的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祭祀坑，其中的人骨架，就是被活埋或被杀死 的人牲。在甲骨文中，也有许多人牲的记录。商人大量杀人祭祀，实在令人震憾。从这些出土实证和甲骨文的记录来看，每次祭祀所用的人牲，少则几人，多则几十 人至几百人。有人从甲骨中找到刻有人牲内容的卜辞1992条，共杀害13052人。
　　当然，从考古发掘中和卜辞中发现的人殉、人牲，不过只是冰山的一角，商朝几百年，一共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就无法全面统计了。
　 　早年有些学者，如郭沫若（1892-1978），李亚农（1906-1962）等人，认为从商人大量用人殉葬和祭祀来看，说明商朝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 会，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数量惊人，否则他们是不会随意杀害那么多奴隶的。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古代希腊和罗马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却没有听说他们 杀害那么多奴隶干这种事。在他们的观念里，奴隶是可以给他们创造财富的“会说话的工具”，怎能随意糟蹋？就像现在的农民，能随便砸坏拖拉机吗？工厂主能随 便捣毁机器吗？因而可以说：商人如此大量杀人，正是奴隶制不发达的表现，是一种野蛮遗风。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战争中，对于抓来的俘虏，一般有三种处理办 法：或者收纳为本部落成员；或者把他们杀掉；或者用作家内奴隶，后者的需要量并不大。商人对于那些氐，羌等异族人或者有血亲冤仇的其他部落的成员并不信 任，总觉得留下来是个祸害，而且在奴隶制不发达的情况下，把他们留下来也没有大用，所以才大量杀害俘虏或把俘虏用作人殉和人牲。
　　但话也不能绝对地这样说。奴隶制不发达，就一定要大量地杀人害命，搞人殉、人牲吗？恐怕也不尽然。不用说外国的情况，就拿周人来说，他们的发展水平比商人还要低，而在这方面却与商人大不相同。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1893-1971）早年著文说：
　 　“殷代而后，此风（指殉葬风）稍戢（音吉，收敛）。辛村西周墓，发现御夫一人，两手背缚，俯身，殉舆旁。又一墓殉一人，屈肢，与犬同葬，在北墓道。另一 专坑葬马骨七十二架，车十二辆，无人。汲县战国墓，一墓中殉四人，分列棺之前后左右，皆保首领，殆生殉者。两周墓葬发掘，所见只此六人，较之殷代，所差远 甚。”
　　因而可以说：商人大量用人殉、人牲，既是一种野蛮的遗风，也和这个部族的习俗有关。正如胡适（1891-1962）先生说：
　　“用人祭祀，似是殷商旧俗。”（《说儒》）
　　一种习俗，是与一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人群，不一定都有相同的习俗。
　　第三，残酷的刑罚。
　　《礼记。表记》说殷人“先罚而后赏”，表明他们非常注重刑罚。
　 　商代的刑罚很多，《吕氏春秋》说有“刑三百”，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刑罚名目繁多，当是事实。《周礼》所说的“五刑”：大辟（杀头）、墨（在脸上刻纹加 墨）、劓（割鼻）、刖（断下肢，或砍足）、宫（割掉生殖器官），在甲骨文中都能得到证实。有一条卜辞说：要对一百人施行刖刑，可见用刑规模之大。据古书记 载：商代还有炮格（一作炮烙）之刑，就是在铜柱上涂油，下面加炭烧热，令“有罪者”在上面行走，使他坠入炭火中烧死。还有醢（音海）刑，把人剁成肉酱；脯 刑，把人处死后做成肉干；烹刑，把人投入鼎镬中活活煮死。这些刑罚都是非常残酷的，尽管有的后世也在用，但其中的若干项目（不一定是全部），最初是由商人 首创的。所以荀子说：“刑名从商”（刑罚的名目仿照商朝）。
　　商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可惜这个源头所流淌的水 并不那么太清澈，其中夹杂着许多非理智、非人性、有失和谐与温馨的浊流，它作为一种初生的印记，一直对后世发生影响。中国素称“礼义之邦”，但文革时期红 卫兵对付所谓“牛鬼蛇神”的那些花样翻新的酷刑；今日有些被拘留者“躲猫猫”、“俯撑卧”、“自己撞墙”、“喝开水”、“睡觉”、“做梦”等莫明其妙的原 因而惨死于狱中或派出所的事例，不正说明商代的阴魂还没有完全散去吗？礼义何在？人性何存？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殷本记》
　　2、《尚书。汤誓》、《盘庚》、上、中、下、《无逸》
　　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
　　4、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古史辩》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②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
　　③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9日
七、从厨师到宰相
　　
　　神秘的空桑
　　
　　伊尹是上古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史记。殷本纪》记载商 代三十王，除了汤、太甲、太戊、盘庚、武丁、祖甲、武乙、辛（纣）八个王或多或少有事迹可考外，其他二十二个王都一带而过，基本上只留下了一个符号，而伊 尹却占了相当的篇幅。这是因为古籍中对伊尹的记述很多，足见他是古代的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名阿衡”。但《孙子兵法。用间》和汉代大儒孔安国都说伊尹名挚，阿衡、保衡和尹都是官号。衡，平也；尹，正也。他所当的官，就是后来的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史记》说他辅佐了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等四代五王，在沃丁时逝世。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他和汤都活了一百岁，当然不一定有什么根据。但他既然连保四代五王，寿命应该是很长的。
　 　有关伊尹出生的传说，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说他的母亲居住在伊水之滨，有了孕，梦见神对他说：“看到臼（舂米的石槽）里出了水，那就是发大水了，要一直 往东走，不要回头。”第二天，她果然看见臼里出了水，便告诉了他的邻居，共同向东走出了十里，回头一看，村落已经被水淹没。她感到自己要临盆了，忽然变成 了一棵空桑（空心桑树），生下了伊尹。有莘氏的一个女子前来采桑，在桑树的空洞里发现了这个婴儿，便抱了回去，献给部落的首领，首领便交给庖人（厨师）来 抚养。（《吕氏春秋。本味》）
　　其实，把空桑说成是空心桑树，这并不是神话的原貌，而是战国时期的人对古代神话的另一种解 释。空桑，就是穷桑，在古代传说中，除伊尹外，还有颛顼（五帝之一）生于空桑（《吕氏春秋。古乐》），孔子生于空桑（《史记正 义》），少昊生于穷桑，（晋。王嘉《拾遗记》）。另外，还传说共工振荡洪水，逼近空桑（《淮南子。本经》）。古 代注家都以为空桑或穷桑是地名，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一带。如果那样的话，伊尹和孔子还是同乡。而晋。王嘉《拾遗记》说：西海之滨，有 孤桑之树，高千寻（古代八尺为寻）。这“孤桑之树”应该就是空桑或穷桑，也就是古代神话中所说的扶桑树。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东海日出之地汤谷上有扶桑 树，是十个太阳栖息的地方，十个太阳轮流从这里升起。《十洲记》（传为汉代东方朔著）说：扶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千余围。这是一个神话世界，空桑，穷桑或扶 桑是古代人想象中的天堂的一部分。《归藏。启筮》：
　　“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出入，以为晦（夜）明（昼）。”
　　这是说：太阳的母亲羲和，在空桑也就是扶桑树上管理太阳和月亮的升降，形成了昼夜交替。由此可见，空桑就是扶桑。而所谓生于空桑或穷桑，不过说他们是神仙下界。
　　如果说：有关伊尹出生的神话，还有什么历史的内核，那就是：伊尹生于伊水流域，是一个弃婴，被有莘氏部落的一个厨师家庭收养了。
　　有莘，或者说莘地、莘部落在哪里？这是国内很多地方争执不下的一个问题。因为像伊尹这么显赫的历史名人，如果生在自己这个地方，对于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开发旅游资源，发展地方经济，是大有好处的。自称为伊尹出生地的地方很多，起码不下十个，它们是：
　　1、河南伊川县大莘店；
　　2、河南开封县陈留镇；
　　3、河南杞县葛岗乡空桑村；
　　4、河南栾川县墁子头；
　　5、河南嵩县纸坊乡龙头村；
　　6、河南陕县硖石镇；
　　7、河南卢氏县；
　　8、陕西合阳县百良镇尹庄村；
　　9、山东曲阜市东北；
　　10、山东莘县单庙乡大里王村。
　　以上这些地方并不完全是冒认乡亲，而是都有一些古书记载的根据，并且都有一些文化遗址作为见证。而目前学术界多认为河南伊川大莘店应为伊尹的出生地。不过，其它所谓伊尹的出生地，居住地，躬耕地等等，也都属于伊尹文化的一部分，也都有保存和开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