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1 由 屠小七 于 2012-08-21 11:50

先哲看汤武
　　
　　其实，就是在古代，对于这些“圣王”的看法，也并非完全是一个口径，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争议最大的是成汤和武王，因为“汤放桀、武弑纣”（纣王自杀，也等于死在武王之手），和古人的道德观念毕竟是有抵触的。
　　据《史记。伯夷列传》记载：伯夷和叔齐，是孤竹君的二子。（孤竹古国在今河北卢龙南。）孤竹君死，二人互让君位，谁也不肯继承，都逃亡在外。武王伐纣，载着文王的木主（木制灵牌）东进，伯夷，叔齐在路上拉着武王的马头进谏说：
　　“父亲死了不葬，就发动战争，算是孝吗？以臣弑君，算是仁吗？”
　　武王的随从想杀死他。姜太公说：
　　“这是深明大义的人啊！”
　　便搀扶着他们，放他们离去。
　 　在《庄子。让王》和《吕氏春秋。诚廉》中，也有伯夷、叔齐评论武王的记载，二者内容相同。这个故事说：伯夷、 叔齐二人听说文王是个有道之君，便西行入周，要去见文王。走到歧阳（今陕西扶风），周文王已经死了，周武王派人与殷臣胶鬲、微子订立盟约，用官职、财富等 笼络他们。伯夷、叔齐听说了这件事，相视而笑说：
　　“啊，奇怪呀！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义啊！……如今周国看到商国的混乱，就急忙要去夺取政权， 在上面谋划，在下面贿赂，炫耀武力逞威风……为了取利而征伐，想用这些办法接续殷朝的统治，是用叛乱来代替暴政啊！我听说古代的士人，遭逢盛世不逃避责 任，遭逢乱世也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昏暗，周国的道德也衰败了。与其入周而玷污自己，不如躲避起来保持自己的清白。”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也就是孔子出生的七年以前，春秋时代有名的智者，文艺评论家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访问，观看鲁国所保留的古典诗歌和乐舞，看过之后一一加以评论。看到歌颂文王的乐舞《象箫》、《南籥》说：
　　“美哉！犹有憾。”
　　（真美呀，但还有遗憾。）
　　晋。杜预注：“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
　　就是说：文王没有在自己在位时期看到太平盛事，所以还有遗憾。
　　看到武王的乐舞《大武》说：
　　“美哉！周之盛世，其若此乎！”
　　（真美呀，周朝的兴盛，不是像这样吗？）
　　看到成汤的乐舞《韶濩》说：
　　“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
　　（表现了圣人宏大的胸怀，但在德行上还是有愧的，圣人有难处啊。）
　　杜注：“季札或以商汤伐桀为以下犯上，故云‘犹有惭德’，而表不满。”
　　杜预的说法是对的。但武王伐纣和成汤伐桀是性质相同的事，季札为什么只对成汤有微词而不及武王？也许因为鲁国是周室之后而不便明说吧？但季札不好说的话，后来倒由孔子说出来了。《论语。八佾》：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韶》，舜乐舞名。《武》，就是上述季札所看到的《大武》，武王乐舞名。为什么武王的乐舞“尽美”而不“尽善”？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的话说：
　　“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禹、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
　　（成汤放逐夏桀，在德行方面有愧；武王也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没能尽善。度量尧、舜、禹、汤、武的德行，他们是相同的。征伐不是汤、武愿意的事，只是他们所遇到的时势，促使他们这么干而已。）
　　程颐一方面承认武王伐纣在德行上有愧，一方面又为他开脱，说时势使然，不得不干，这和孔子的尽美未尽善的两分法，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孔子明确指出武王的瑕疵，比他的老前辈，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季札，又前进了一步。
争议两千年
　　
　　把尧、舜、禹、汤、文、武相提并论，把禹、汤、文、武尊称为“三代圣王”，大约是始于墨子。而到了孟子时，他把这几位“圣王”捧上了天，毫无理性思维，只有溢美之词。对于有争议的汤、武，更是不遗余力地为之辩解。
　　对于成汤伐葛以及他的“十一征”，孟子的美化和吹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你看：
　 　成汤的征伐从伐葛开始，为什么要征伐人家，是因为葛伯不祭祀。人家不祭祀与成汤有什么关系？有啊，成汤是圣人，不能眼看着葛伯犯错误而不帮助。为了帮助 人家解决“牺牲”（以牛羊等为祭品）问题，送去了牛羊，而葛伯却把牛羊吃掉了。又为了帮助人家解决上供的粮食，派国人帮人家种地，还自备伙食，往地头送 饭。而这个不通人性，不讲礼仪的芳邻竟然抢夺饭菜，还杀死了送饭的孩子。照孟子的这些说法，成汤的伐葛是做到仁至义尽以后不得已而为之，实在是理直气壮。 但这个故事听起来实在太玄乎，其真实性是大成问题的。就算是真的，你成汤一开始不是干涉人家的内政吗？不是要把你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而要建立什么“新秩 序”吗？这和现代的霸权国家动不动就以“人权”为借口，对别国说三道四，甚至出兵侵略又有什么区别？而且据孟子说：从这开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如 果说，征葛是因为他的头头犯了罪，其它的十征，人家又有什么罪过？难道这么多小国都惹了你不成？这不是狼要吃羊，怎么也有理吗？而对于汤的征伐，各国人民 竟热烈欢迎，认为是大救星，解放者到了，东征西怨，南征北怨，都像大旱之望雨一样。（俱见《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些说法能真 实吗？
　　对于武王伐纣，孟子也采取了同样的赞颂态度。齐宣王问孟子：
　　“汤放逐桀，武王伐纣，有这事吗？”
　　孟子说：
　　“在书上有记载。”
　　齐宣王说：
　　“臣弑其君，可以吗？”
　　孟子说：
　　“损害仁爱的人叫做‘贼’，损害道义的人叫做‘残’，残贼之人叫做‘独夫’。我听说过诛杀‘独夫’纣了，没听说过弑君。”（《孟子。梁惠王下》）
　　看来孟子在这个问题上颇有造反精神。但他没有从正面回答臣是否应该弑君，而是说“独夫”可杀。在逻辑上讲，臣不能弑君，孟子不能突破这一条底线，但纣不是君而是独夫，那就该杀了。尽管孟子偷换了概念，却给专制主义的君臣关系打开了一个缺口。
　　《尚书。武成》说：武王伐纣，血流漂杵。杵，是捣米用的长木槌。这是形容杀人太多，流出的血把杵都漂起来了。孟子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说：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
　　（完全相信《尚书》，还不如没有《尚书》。我对于《武成》一篇，不过采取它的两三根竹简而已。仁人无敌于天下，最有仁德的人去讨伐最没有仁德的人，怎么会流那么多血把杵都漂起来呢？）①
　　其实，凡是战争都要杀人，还管是不是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在战场上就不杀人吗？哪有不流血的战争？明智如孟子，他不会不知道这么简单的道理，不过是为了证实自己的“圣王”的理念而强词夺理而已。
　　孟子死后，大约过了一千四、五百年，宋朝人苏轼（东坡）却对孟子的汤武观唱了反调。他语出惊人，说武王不是圣人。下面摘译的是他的文章的要点：
　 　“武王并不是圣人。孔子认为汤、武以臣伐君有罪过，但因为他原是殷人的子孙，又生在周朝，不敢直言汤、武之罪，而说《武乐》尽美而未尽善，又盛赞尧舜禹 和文王，说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还事奉殷，可以算是至德；伯夷，叔齐因为武王杀了君主而不食周粟，孔子却肯定了他；这都明明是认为汤、武有罪过。而孟子却开 始把问题搞乱，说杀了‘独夫’不算是弑君。从此人们把汤、武奉为圣人，这都是孔子的罪人啊。如果有像董狐那样的良史，汤放桀于南巢之事必然被写成叛乱，武 王败纣于牧野之事必然被写成弑君。如果文王还在，必然不会伐纣，纣不被伐而寿终，或者死于动乱，殷人再立一个新君服事周朝，同时也承续了殷的祭祀，这样君 臣之道不是两全了吗？”
　　（《东坡志林》卷五《论古。武王非圣人》）
　　苏轼死了七、八百年以后，清代学者崔述对 于苏轼的这番议论大加驳斥。他认为：圣人是奉天而行的。文王不伐纣与武王不得不伐纣都是天意。孟子说：“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悦，则 取之，武王是也。”武王伐纣，不过为了解救百姓，因为百姓被困于水火之中而不能等待纣王死去，所以才去征伐他，并不是为了贪图他的地盘而灭了他。若殷朝能 够另立一个贤君，武王又何必强迫他事奉自己？而且力量能够使殷朝安定而使它不至于动乱，却不肯伸出援手，却希望他们自相残杀而坐享其利，而脱掉自己的恶 名，这岂是圣人正大光明的心呢？（《丰镐考信录》卷三）
　　从孟子到苏轼再到崔述，前后两千年，关于汤、武的争议可谓历史久远。其实把事情说穿了，不过是圣人与凡人之辨而已。把汤、武看成圣人，自然就要把他们无限拔高；看成凡人，自然便要摘掉他们的神圣的光环了。
　 　《史记。周本纪》有武王戮尸的描述，说是武王到了纣王自焚的地方，向尸体射了三箭。然后下车，又用轻吕宝剑刺击纣王尸首，用黄钺 （黄色的大斧）砍下了纣的头，悬挂在大白旗上。然后又到纣王的两个宠妃那里。两个女人都上吊自杀了。武王又向她们的尸体射了三箭，然后用剑刺击，用玄钺 （黑色大斧）砍下了她们的头，悬挂在小白旗上。
　　梁王绳认为：“武王对于纣王，事后必然要以礼葬之，决不会矢射剑击，斩钺悬旗，有“分尸枭首之惨”，这事是绝对不会有的。这种‘害义伤教’的事，只能使后世叛乱之臣援引武王的例子作为杀君的借口。”（《史记志疑》卷三）
　　崔述认为：“圣人伐暴是为了救民。假使纣王不死，武王必然不会杀了他。武王是圣人，怎么会在纣已死之后摧残他的尸体呢！”（《丰镐考信录》卷三）
　　但武王对纣戮尸斩首，悬挂于旗的事，尚见《逸周书。世俘》、《墨子。明鬼下》、《荀子》的《正论》、《解蔽》、《韩非子。忠孝》、《淮南子。本经》等各种古书记载，绝不是空穴来风。 www.6park.com
汤、武今议
　　
　　古人对汤、武的争议，对我们有很多的启发，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出发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应该以更加科学客观的历史主义的思辨方法审视汤、武问题，这不仅可以提高我们对历史的认知能力，也可以对现实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战争往往是改朝换代，国家统一或社会革命的一种必要的手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暴力的最高形式是战争。在古代，战争也是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婆。
　 　在古代，发动和领导这些战争的，往往是帝王将相或起义领袖，包括汤、武在内。他们既然领导一场战争，就不能不按战争的客观规律和特点办事，其中有一条尽 人皆知的常识性的道理，就是战争是血与火的洗礼，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是要杀人的。领导战争的人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而且古代的兼并战争就是弱肉强 食，并没有道理可讲，就是讲出一些道理，也多为强词夺理。所谓“春秋无义战”，并不是因为春秋时代发动战争的人缺德，而是兼并战争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改 朝换代的夺权战争，一般都是在旧王朝腐败衰落的时势下发动的，发动者往往都是新兴的力量，而且总是打着解救百姓的旗号。尽管这种新旧交替可以缓解社会的危 机，客观上对百姓有利，但夺权还是为了建立一家一姓的专制王朝，主观上是为了一家一姓的私利，主要不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不过，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看， 成汤伐桀、武王伐纣，摧毁了腐败的夏、殷王朝，建立了有生命力的商、周王朝，振兴了经济、革新了政治，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他们的历史功绩是应 该肯定的。尽管他们也杀人，甚至可以直接间接地杀掉君主；也搞阴谋，也盘剥百姓，也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却不能因此而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他们是时势造 成的英雄，反过来又造成了新的时势。但他们绝对不是婆婆妈妈式的“圣人”，“圣王”，也不是道德家，更不是观音菩萨那样的救世主。
　　古人对于汤、武的争论，最关键的问题是说他们以下犯上，以臣弑君，大逆不道。孟子是最推崇汤、武的，但他也不敢说以臣弑君是正当的，而只能偷换概念，说武王所诛的不是君，而是“独夫纣”。归根结底，还是认为不能弑君。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个层面。古人多认为夏桀与成汤、纣王与武王是君臣关系，但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夏、商之时，万国林立（万是形容其多，未必有一万个），都是由原始 社会的部落或部落联盟转化而成，夏与商不过是其中的两个大国，并不是天下的共主，与其它各国一般没有君臣关系。由于不断地进行兼并战争，有些小国被吞并而 纳入夏、商的版图，有的畏于夏、商的威势而与之结盟，成为盟国或服属国，但仍有其独立性，不仅与秦汉以后天下一统的局面迥然不同，就是和周朝天子与诸侯的 关系也有差异。成汤和周文王，周武王的时候，大约是夏、商的盟国，顶多是附属国，与夏、商有松散的联系，但仍具有独立性。夏桀与成汤、纣王与武王的关系， 绝不是后世那样的君臣关系，并没有绝对效忠于君主的义务。因而在夏、商腐败没落，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汤、武出兵征伐，夺取了他们的政权，就是从古代的礼制 和伦理观念出发，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第二个层面。退一步来说，既使夏桀与成汤、纣王与武王，是后世那样的君臣关系，在君主无道，天下共 愤，历史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臣下夺权，改朝换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中国古代是一家一姓控制下的专制政体，如果君主荒淫残暴，国事日非，并没有其它的 淘汰办法，只有用武力把他推翻，打倒你，我来坐。综观中国古代历史，朝代的更替，基本上都是通过这种暴力手段来完成的。这是一个发展变化，新陈代谢的过 程。那些反对汤武征伐的人，实在是太迂腐了。
文王不文
　　
　　在人们的印象中，武王有些穷兵黩武的样子，而文王则是文明的，是一个政治家或道德家，无论如何也和穷兵黩武挂不上钩，其 实这是一个误解。文是一种谥号，并不是文明，文弱的意思。谥法：“经纬天地曰文”。经纬天地，是治理国家卓有成效的意思，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 方面。据孔子说：周国到文王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论语。泰伯》）虽然这说法未必符合实际，但这时周国的疆域已经不小，当是 事实。孟子说：文王原来以“方百里”起家（《孟子。公孙丑上》）。那么后来那么多地盘是怎么来的？当然是通过弱肉强食的战争而取得 的。仅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就征伐过犬戎（今陕西凤翔西），密须（今甘肃灵台西），耆（即黎，今山西黎城），邘（今河南沁 阳），崇（今陕西户县东），包括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四省之地，规模是不小的。其中今河南沁阳之邘，在洛阳之北不远处，已是商朝近畿之地。《左 传。昭公十五年》说：
　　“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这是说：文王伐密须，缴获了密须人的鼓和大路（就是大辂，一种豪华型的大车），文王用来检阅军队。这是以战利品来炫耀武功。
　　《诗经。大雅。皇矣》歌颂了文王伐密须，伐崇的武功：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弟兄。
　　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
　　执讯连连，攸馘（音国，割左耳）安安。……”
　　（密人不恭顺，竟敢抗拒我大邦，侵入阮国、共国太张狂。
　　文王勃然大怒，整顿军队，开到战场，
　　迎击密须的兵将。
　　以维护周国的利益，使威名在天下传扬。……
　　上帝训示文王：通知你的盟国，联合你的兄弟之邦。
　　使用你的钩援，以及临车，冲车，进攻崇国都城的垣墙。
　　临车，冲车活动繁忙，高耸难登的是崇国的城墙。
　　抓来的俘虏成串成行，多多割下敌人的耳朵献功领赏。）
　　诗中所说的阮国，共国，都是周的属国，都在今甘肃泾川一带。因为密须侵入阮、共，所以文王出兵征伐，但后来阮、共也像密须一样，被周兼并了。崇国是纣王谗臣崇侯虎的封国，是周国的仇敌。读这首诗，我们可以形成下面的一些印象：
　　第一，从“密人不恭，敢拒大邦”和“王赫斯怒”几句来看，文王也有傲气，并不全是温、良、恭、俭、让。文王也不“文”了。
　 　第二，战争是激烈的，残酷的。所谓“圣人”，也没有太文明，太人道的打法。诗中谈到抓了许多俘虏，士兵们还忙于割敌方死者的耳朵以便计功。古代战争按杀 敌数赏赐士兵，以首级或耳朵为凭证。耳朵轻便，容易携带，但容易把自家死者的耳朵割下来充数，所以后来便通行割首级了。
　　第三，“以笃于周 祜”，直译应当是“为了巩固周的福址”，我意译为“维护周国的利益”，这就使问题更明确了。文王的征伐，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借口，但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 本国的利益。现在西方国家动不动就赤裸裸的、没有什么伪装的大谈“国家利益”，为了他们的“国家利益”，可以侵犯别的国家，可以用双重标准对待不同的国 家，可以蛮不讲理，这就是国际关系所谓的“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有许多人（主要是古人）认为文王是圣人，思想境界非常高尚，不图私利（包括 国家的，个人的私利），不抢地盘，恪守臣职，不想推翻纣王的统治等等，都是不合实际的。
　忍气吞声为哪般？
　　
　　在与商朝的关系方面，文王实行韬晦政策，忍气吞声，以假相麻痹纣王。据《淮南子。道 应》：纣王囚禁了文王，散宜生等大臣以美女和珍奇之物贿赂了纣王，纣王大喜，赦免了文王，“杀牛而赐之”。这里说文王获释后，纣王请他吃的不是他儿子伯邑 考的肉，而是牛肉，还比较合乎情理的。
　　文王回去之后，为了继续麻痹纣王，也装出腐败的样子：修建了玉门，灵台，起居由少女陪伴，整天撞钟击 鼓，沉溺于声色之中，“以待纣之失也”（以等待纣王恶贯满盈而失败）。纣王听到了这消息说：“周伯昌的理念和行为改变了，我不担心了。”于是设炮烙之刑、 剖比干之心，剖孕妇的肚子，杀死进谏的人。“文王乃遂其谋（文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淮南子》所讲的这个故事未必真实。文王为了麻痹纣王 也腐败了一把，有损文王的形象。但其中有两句话却说到了点子上，应该是符合实际的：一句是“以待纣王之失也。”另一句是：“文王乃遂其谋。”文王实行韬晦 政策的目的就是保存自己、拖垮敌人，等待时机。纣王一天天坏下去，殷朝的江山摇摇欲坠，文王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可见我们前面引证的孔子的话，说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服事殷朝，可谓“至德”（最高的德行），纯粹是粉丝的盲目推崇，其实文王哪里是真心服事纣王？乘人之危而准备夺权，才是真实的目的。 不过因为文王在世时，条件还没有成熟，所以没有动手，但已为灭商积累了实力，打下了基础，到他儿子武王时，才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当然，文王 作为一位政治家，这么作不能算错，灭商兴周符合时代的潮流，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用这个例子来作为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下君臣关系的楷模是不合适的。文王绝对 不是商朝的“忠臣”，对纣王绝对没有什么君臣大义，绝对不是不为周国的利益着想。古代的文王粉丝们（包括孔子在内）所艳称的“至德”、“圣人之心”，其实 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