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胡发云：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　 由 卧虎 于 2010-10-14 0:37

胡发云：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从另一个角度看文革(2) www.6park.com
紧接着一来，可以上街了，可以去破四旧了。破四旧也很痛快啊，到街上去一看，哪一个牌匾是封资修的，把它卸下来一砸。而且那个时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给予了学生前所未有的权力，几个社论一下来，那学生就是像--打个比方，就像希特勒的冲锋队，到哪儿都得听他的，所有的人在他面前，包括干部，包括警察，包括那些工人老大哥，都是唯唯诺诺服服帖帖，你要说到一个工厂去，说你这个地方得放毛主席像！厂长都得出来给你赔不是，说马上放，马上放。所以当时学生的那种感觉，从十多年来被管教的一种角色，突然变成"天下者我们的天下"，这样的一种感觉确实非常痛快。 www.6park.com
然后，可以串联了。那个时代，市民的孩子，甚至包括一些高级干部的孩子，是没有出去旅游的条件的，当时收入都不高，承担不起交通费用，没有几个人可以说，我暑假要到北京去一下，我寒假要到上海去一下，很少。我估计我们班呢，四十几个同学，没事出过省的，不会超过百分之十，一般的人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花上十几块钱到北京玩一趟。现在，突然让他放飞，可以去任何地方，特别是去见他们最神圣的领袖毛泽东。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来人是无法想象的。我想在今后怕是永远不会再发生了。这样的一种苦难一种激越，让数千万的学生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最高峰的体验，第一个体验就是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拥挤的火车。我记得我去北京是稍晚一点，1966年10月31日晚出发，而当时因为出发的列车站点比较多，我们从武昌走到汉阳火车站，上车以后我发现，我的一只脚没有地方放。（大笑）当你往下踩，都是人家的脚背或脚后跟儿。那么我所站住的地方，就是我一只脚的地方，就那么一二十公分，当你这只脚站累的时候，你趴在人家肩膀上，把这只脚拔出来，然后另一只脚再放进去。（大笑）哦，基本上，全列车都是这样。卫生间里，有一次我数了一下，挤了上十个人。（大笑）行李架上都是人，那么窄小的一点地方，人头尾相接一溜排满，那可是最好的卧铺。原来的行李架就是几个钢筋上面拉了几根绳子。然后呢，硬座的底下是可以躺两三个人的，但必须蜷着腿。最绝的是在硬座的背上可以躺一个人，我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说一个人在扁担上面睡觉，它比扁担还要困难，因为扁担还有长度，它的长度不够扁担那么长。但是大伙一点也不怕苦。我去北京时站了二天三夜，这其中有的女生一路上没有上厕所，有的女生下了火车以后鞋脱不下来，裤子脱不下来，下边都肿了。但就是这样，依然前仆后继，一批一批地往北京跑。 www.6park.com
到了北京以后，见了毛主席，逛了颐和园，看了北大清华，也都满足了。然后有的人就继续往延安，往井冈山，往青岛，往内蒙，往很多革命的根据地或者不革命的风景区去逛去了。这个时候，青春的这种能量的散发到了一种极致，再苦再累再饿，大伙都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而且当时还有最大的好处，就是出了门就可以一分钱不花，你到哪儿去都是免费的。到了北京，马上有人接待，毛主席的客人来了，非常热情，然后每人发个乘车证，每人发饭卡，对于有些原来家境比较困难的人，在北京的时候可能是他吃得比较好的十几天，早上有两个大馒头，一个咸菜疙瘩，一个煮鸡蛋。中午，你如果回来，有一碗面，晚上也是一碗面，还带一点儿荤的。那么这样的生活确实是一种乌托邦的生活。有的人在全国转了一圈以后，身上带的5块钱一分钱没花，反倒还多出来10块钱，有的接待站可以借钱的。拿个学生证登记一下就行。回去以后再还。于是有些人就带了10块钱回来。有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学生，就靠这10块钱过了好几个月。 www.6park.com
这样的一种状况下，这一代年轻人，他开始体验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男女之情。我知道很多在禁欲主义教育下一辈子没有跟女生正眼看过的男生，他的初恋就发生在串连的路上。她就是自己隔壁的，同座的，或一个车厢的女孩。因为那时候没谁管得了他们，他们是革命小将。这让我想起来老革命们在打下了一个城池之后，特别让部下给自己招妓，或者是看中了哪一个女下属，就把她调过来做自己的老婆。那么我想，在革命初期的革命小将身上，也看到了革命前辈的这种风采。（笑声）当时，我记得好几个同学回来以后都说，这次令自己最难忘的，第一个是见到了毛主席，第二个是接近了某某女生，然后还留了她的地址，还在通信。当然那些信现在看来都很可笑，前面是毛主席语录，"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一句谈恋爱的话。在那个时候对于年轻人来说，能够跟一个异性写信已经是石破天惊了。所以说，这样的革命谁不喜欢呢？ www.6park.com
这样的革命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你可以夺权了。按照党中央社论的说法，一批本原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革命的闯将，他们在大风大浪中接受了锻炼，成了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然后给了他们极大的权力--你们是可以揪斗人的。我从北京串连回来碰到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在路上匆匆忙忙地撞上，我说干吗？他说，我们到广州去揪陶铸。陶铸是谁？是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说这话就像去抓一个小偷一样："我到广州去揪陶铸去了。"确实还揪到了，因为陶铸在武汉工作过。 www.6park.com
这样的一种气概，这样的一种权力，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都从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和延安、和其他的大大小小的根据地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可以找到一些对应。在这一点上，我想所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所有做过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错事坏事甚至恶事的人，每个人都不能够用一种大而化之的道理原谅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往深处追究，这样的一批人，它是国家机器造就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国家的机器在八九之后造就了另外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是维护稳定的力量，在很长时间以后呢，很可能是掘墓人。我想谈到了这样的一些往事以后呢，我把文革经历的几个阶段跟大家做一个粗略的这么一个介绍，希望大家有一个印象，如果以后还有兴趣，可以自己找资料看，尽管现在找资料不是特别方便，但网络上还是非常多。 www.6park.com
没有人能够逃得开一个发生过的历史，除非这个历史被我们已经整理得非常干净，被我们认识得非常深刻，已经被我们解决了它所有的问题，要不然，这个历史会永远跟着我们一直到多少代以后，还会跟着我们。 www.6park.com
文革是1966年5月16号，就是刚才片子里的5•16通知。这个通知透露了一个信息，只是这个信息在当时没有被很多人很快地理解--这句话实际上是毛泽东主席说的，当时在报上没有点明，但是会读报的人从那样的语言、气势，很快就读出它背后的人物。（朗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是5•16通知的核心部分。 www.6park.com
5•16通知发出以后，我们省，最先抛出来的几个人，其中重量级的就是武大的老校长李达。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名字，听说过的举手给我看看，好吧？不错，不错。最近的时代周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于李达的经历，对于李达最后的死，我不知道大伙知道多少，对于造成李达这样悲剧的具体的人和事，大家又知道多少？因为文革以后，因为许多难于启齿的原因，因为某些人依然在台上，他们把当初自己做过的坏事打一个包，都扔到四人帮那去了，这些人就永远躲在四人帮那个大包袱的背后。当时可以说，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到武大所有的党政工人员和教职员工包括李达的秘书，都参与了对李达的迫害。李达是6月初被揪出来的，6月初就是我们学校开始闹腾起来的时候。当时听说李达被揪出来了，就我的观察和记忆，没有一个人为李达说话。因为当时认为，凡是被我们党揪出来的没有好人，因为我们党数十年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我们建国以来的历次重大的反党集团事件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解放初期的高饶反党集团到彭德怀反党集团，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四清下台干部，我们所有的整过的干部被揪出来，都是英明的，正确的。所以李达和副校长朱劭天，党委书记何定华三个人被揪出来，凑成一个武大的三家村的时候，李达他们三个人的这种最悲惨的命运就开始了。 www.6park.com
当时到武大来看李达大字报比现在每年看樱花要热闹得多，而且是成群结队地敲锣打鼓地声援武大的革命师生揪出武大的三家村。武大的很多革命的师生，现场做讲解，有的时候还动员工人农民来。我看过上个星期的《时代周报》上一篇采访关于李达最后的日子报道上说，有个农民来了以后，拿个锄头就要砍死李达，就说李达这个家伙反对毛主席（笑），这是当时的一种阶级感情。还有的人就坐在他家不走，训他，骂他，学校把高音喇叭安在他的房顶上，一天24小时，一个多月之后，李达就被折腾死了。 www.6park.com
这个是文革初期，由各级政府精心策划抛出来的一批，他们定的所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包括我们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淳，因为他的女儿也在我们学校。还包括一些我们熟悉的当时的一些文艺界的领导。这段时间，是一次有组织的政府行为，或是一次权力内部的一次行为。刚才的那个片子我想纠正二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卞仲芸的丈夫，王老先生，他说"当时造反派进来"，我想说这个概念错了，一个概念用错了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冤枉一大批人，也会开脱一大批人。当时揪出李达的，不是造反派--那个时候，武汉还没有诞生造反派--而恰恰是执掌大权的当权派，数月之后，因对待是否要造省委市委的反，才产生了文革中著名的两大派--保守派和造反派。跟随执政当局的各级干部和群众，大多数都成了都成为保守派。你们看，光是这两三个月之间的事情，就是如此复杂，漫长的十多年，几乎是千丝万缕一团乱麻，不面对，不清理，就会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这也许正是有些人乐于见到的。但是，历史常常是此一时，彼一时，会不会在某个时候，又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呢？文革中几次翻烧饼，昨天还在台上，今天就进牛棚，上台的人也强加之罪不让申辩，这样的苦果，许多人其实是尝过的。 www.6park.com
文革一开始就沿用了49年以来的一贯的做法，就是去整那些死老虎，打那些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出身不好的人。这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一种镇压，一种权势的暴力，因为文革开始的几个月里，迫害或屠杀的都是毫无反抗能力的一批人。你看刚才那个卞仲耘，就是说她出身大地主家庭，还有一个就是她参加过什么北京市委的二月兵变、二月政变，这些都是一些莫须有的事情，一个中学的老师她哪儿去兵变去？但是，因为我们党的一批干部，包括刘少奇在内，他们在对待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和毛泽东是没有什么两样的，稍有不从，他们就非常习惯派一个工作组，抓学生，打右派，抓黑手、小爬虫。当时抓了很多这样的人，引起了学生的不满，而学生当中有一批人，也开始分化出来了，你文革说是对准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你刘少奇、王光美到我们北大清华来，怎么抓我们学生作为黑手和右派呢？所以这个时候学生当中积聚了很大的反抗力量，还有一点就是他们的子弟在八月分掀起了一场红色恐怖的浪潮。当时出现了一幅很有名的对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强制性地贴到了每一间教室门口，把当时所有非红五类的人都赶到了一个另类的立场上。而这场声势浩大的伤人极深的一个所谓的红色恐怖运动，除了对准老师以外，马上又对准学生，学生受到的苦难，受到的压抑，是他们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在政治上的一种歧视，还可以忍受，后来他们面临的是肉体上和人格上的污辱。当时已经有学生自杀，特别有女生自杀，因为女生更脆弱，有的时候她受到的污辱超过了她的底线以后，她就会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而这一切毛泽东都知道，他让这场闹剧再往前演进了一个多月，这一个多月当中，毛泽东一言不发，突然回到北京。回到了北京以后，提出了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十月份的《红旗》杂志13期刊登出来，第一次明明确确地提出来"我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理的当权派，是整那些现在依然大权在握的人"。他们这些人在近几个月以来把矛头引向广大的学生广大的老师广大的群众，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么，毛泽东这么一手，立即把三五个月以来积聚起来的群众的矛盾给点燃了，群众所有的压迫感都被这样的一句话释放出来，连我们都觉得，一辈子没这么热爱过毛主席，听过这么好听的话，说是要整党内的，不是整学生，不是整知识分子了，所以当时对这样的一场运动诞生了文革史上应该界定的后来叫做造反派的一批学生。这些人和前面的红卫兵有什么不一样呢？前面的红卫兵，我给你们说吧，贺龙的儿子，陈毅的儿子，邓小平的女儿，刘少奇的儿子，所有中国元老的孩子们都是他们的骨干。那么，打死卡仲耘的事件，是有十大女附中红卫兵干的，这个组织就有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还有那个著名的宋彬彬。其他一些涉及到人命的案件，也都有许多高级领导领导的孩子，他们当时成立了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就是相当于纳粹的冲锋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每个人可以随意地打死人，没有任何人能可以管他们。甚至是支持他们。当时--刚才王老先生说了，他们说是江青说的，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好人误会，反正是有一套话。当时我们听到的却是最高当局说的。这样一来，把整个年轻学生的队伍分裂成了两个部分。 www.6park.com
当时我们学校是一个知识分子子弟成堆的地方，从你们原来武大的老教务长到中文系主任，到各个系的骨干的教授，以及水院武测等院校的教职员工的孩子，非常多，他们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他们想革命而不得的这样一种痛苦，被毛泽东的一句话解放出来了。我们要让那些革命群众起来大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那么，同样是一个领袖，这个时候成为了这一批一直没有勇气去套近乎，把毛泽东叫作自己的主席、红司令的孩子们，他们成了毛泽东最忠实的信徒。我本来今天想请几个武大原来的老校友一块来，让他们在和我的对话中谈谈他们当时的经历，他们都特别忙，刚好是博导在忙答辩的事情。但是我可以说，当时几乎所有知识分子子弟都非常自觉地甚至是发自内心地去欢呼这样一场真正的革命的到来。这个革命原来是没有他们资格的，现在毛主席恩准了他们有这样的资格。这时候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是有前缀，比如说，武汉有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新华工红卫兵，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有新湖大红卫兵，有新华农红卫兵。那么，这样的一批红卫兵成为了向当时的省委、市委、军区发起挑战的一支动力，他们开始完成毛泽东关于文革党内斗争的一个布署。 www.6park.com
革命造反这一个阶段发展到1967年的1月份，上海开始夺权，中央肯定了夺权。武汉也开始夺权，这样就进入到文革的夺权阶段。夺权的过程各地不一样，北京上海因为有中央的人直接在那个地方做后台，夺权做得非常顺利。武汉因为当时有省市委和他们原来支持下的老红卫兵，也叫老兵，保守派和公安组织，和后起的造反派发生了冲突，这个夺权就变得非常复杂，一直到后来发生了武斗。这个武斗也是空前绝后的，是1949年这个国家建立以来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人民之间用大刀、棍棒，铁矛以及其他种种的原始的冷兵器和现代的火兵器进行的一场非常酷烈的战争。武大有二个学生在武斗当中死了。一个叫古朝明，一个叫刘什么胜，1967年死于武斗。他们两个人的遗体被埋在体育馆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笑），当时还建了一个碑，这个碑和人民纪念碑一模一样，就是小几号，大概两三个人高，连那几个字都是一样的，"死难烈士万岁"。后面是他们的名字、生平、生卒年月。这个碑估计在那儿存在了两三年，后来被挖掉了。这个碑的挖掉也预示着造反派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走向了悲剧性的命运。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各级政权的秩序基本上恢复。现在中央的领导也好，省市委的领导也好，只要是上了一点岁数，五十岁往上头，你看那个履历，1969年入党，1972年当县革命委员会宣传干事，1975年干什么，就是这些人在当时是得势的，在文革中他是掌权的，他是整个文革的国家机器的一部分。那么，十年文革，这些人干了什么？这些人在当时的观念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关于历史问题，关于我那本书，涉及到文革史的某些问题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历史的当代人是可疑的。那么我说的这些人，你如果不把自己的这样一些经历，这种心路的历程，让你的人民知道，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我们是不放心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还会拿起文革那一套的东西来。你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在文革当中的表现？你们为什么不反思你们当时做了些什么事情？我想，所有的今天的这些在位的领导，多多少少都有些难言之隐，完全不能一洗了之。所以我想这个是第三个阶段，1969年建立新的秩序，各级革命委员会建立，九大召开，一直到1976年，这7年当中，主要的斗争只是党内的斗争，党内的意识形态斗争，党内的权力斗争。这个和初期的两三年当中，老百姓和各个阶层，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自发的或者说在某种旗帜的掩护下，来进行个人利益的诉求--经济的利益，政治的利益诉求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想，我们要把文革研究透，这几个阶段，我们是要分清楚的，要不然永远是一锅粥，永远会张冠李戴。第二个，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文革的发展不平衡。第三个，同样是一个口号，一个领袖，一个旗帜，这个旗帜下的人呢，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我给你说，在文革最兴旺的时期，武汉地区估计有几百个组织，还是叫得上名字的。当时有--我刚才说了--有最正宗的根正苗红的出身于高干家庭的老红卫兵为主体的组织，有那种有工人有普通知识分子没有太多问题的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还有激进的工人造反组织，同时还有什么组织呢？还有合同工的组织，他们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我们都是工人阶级，我们为什么拿的钱比正式工要少？"很简单，他们把这个挂到走资派头上，他们要求是个人的经济利益。还有一批，就是文革前的老知青，他们因为受到政治上的迫害而在1965年以前就被提前下放到农村，进行一种惩戒性的劳动。你们学校的邓晓芒教授就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人，他初中毕业以后，因为父亲是在当初的反右运动当中被打下去的这么一个干部，所以当时他没有继续读高中的权力，把他发配到湖南一个偏远的地方，叫江永。江永后来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因为去那里原都是一些出身不太好的人，或者说思想上不太好的人。那么，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成立了一个--我不是说邓晓芒，他没参加--类似的这样一批人成立了造反组织，"我们要返城"是他们一个重要的利益诉求。还有一个组织，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文革史专家都没有注意到的，但当时我注意到了，有一个"中国一九五七右派甄别平反委员会"，一批右派自己开始起来为自己甄别平反，并且接受其它右派的投诉。他们当时的提法就是，毛泽东今天反对的这些走资派就是当初打我们为右派的那些领导人，那么，他们如果今天错了，他当初打右派也是错的，因为按照我们党的很多这种思路，他们是潜伏已久的阶级敌人，他们当初打右派，是因为我们坚持了革命路线，他们是修正主义分子。这样的一种组织，比胡耀邦平反右派要提早十年（笑）。对于当时文革当中的种种色色的社会力量，都起来打着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打着革命造反的旗帜，但每一个组织都不能摆脱他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这个利益。把这样的历史和这样的人群弄清，也是我们进入理解文革的一个途径。 www.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