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好文推薦 "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 -- 吴思　 由 obama 于 2010-10-16 18:12

    改革开放
                          1、压力下的让步
    毛泽东身后的中国，与历代帝国和前朝党国一样，孕育着决定命运的三大趋势。在与国外列强的关系方面，党国的实力越来越弱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口过剩的压力越来越大；在党国内部关系方面，统治集团的权力依然不受制约，于是为人民服务之类的正式规定迅速向具体的利害关系所决定的潜规则体系滑落，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边界受到严重压缩，反弹的力量越积越强。
    当毛泽东紧闭国门，为人类试验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之时，人类社会正在各种群体的生存竞争中自发地开辟自己的演进道路。资本主义将人类社会拉入了一个新型的竞争环境，农业文明时代的帝国和封建诸侯以战争为基本手段，以土地人口等财政基础为争夺对象，而资本主义却在市场上争胜负，战争的目的也是争取市场上的利益。
    市场竞争所争的是如何以更低的成本更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是对人的理解和尊重的竞争，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竞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竞争。竞争使得分工越来越细，专业知识越来越多，生产力水平越来越高，政府越来越便宜高效。于是，人的各种权利也越来越有保障，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越来越好，国家的军事实力也越来越强大。竞争中的优胜者，在世界上拥有远大于其人口规模和领土面积的影响力，而竞争的失败者，则日益沦为无足轻重的边缘国家，甚至成为全人类的包袱。
    中国在近三十年的时间内处于国际竞争和文明演进的主流之外，距世界水平越来越远，人口却越来越多，解决温饱和就业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是一个长期性的根本危机。危机一旦爆发，中国不仅自身陷入王朝崩溃的苦难，还将以亿万难民把人类文明卷入灾难 。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梦想将以完全相反的方式实现。不过，中国人民仍然被形势一片大好的宣传所蒙骗，只有统治集团中的少数人了解这种真实的情况，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统领的权力体系遭到文革的严重破坏，他的控制能力不如毛泽东，意识形态信念也弱于毛泽东。于是，邓小平顺应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泄洪闸。
    相对人民公社制度，帝国传统的自耕农制度中蕴藏了巨大的利益。统治集团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名义向农民追求这种利益的压力作出了让步，在扣留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仍然大幅度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成本不增反降，困扰统治集团多年的农产品短缺问题迅速解决 ，同时农村劳动力由表面短缺变为严重过剩，农民的劳动时间也大大缩短了。人民公社时期推广的农业技术在找到了使用受益者之后终于发挥了重要作用。八亿农民对这块巨大利益的模糊预期和不懈追求、部分党国官员对这种潜在利益的认识、以及对“普及大寨县运动”的高昂管理成本的畏惧和支付困难，共同促成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崩溃。
    相对计划经济和官营工商业制度，帝国传统的民间市场和私营工商业制度也蕴藏了巨大的利益。最高统治集团无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内安排城市剩余劳动力就业，无力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力解决渠道不畅和供应短缺问题，因而积累了越来越大的社会不满。党国不得不容忍民间商贩和城乡贸易市场，不得不容忍个体户、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结果，在政府获得巨额税收的好处的同时，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在官营工商业体系之外获得了就业机会，一个在规模、产值和利润方面全面超越官营的民营工商业体系与市场一起迅速壮大，各类商品由普遍短缺转为全面过剩。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官营工商业体系，则以自身的技术和人才积累为非官营体系提供了帮助，以自身创造的需求为非官营体系提供了支持，以自身的迟钝和无能为非官营体系让出了发展空间，以自身的疏漏和腐败向非官营体系转移了大量的机会和财富。
    相对封闭而言，向世界开放同样蕴藏了巨大的利益。中国短缺的资金、技术、设备、知识和市场，都可以在开放中获得至关重要的补充。在这些直接利益的吸引下，最高统治集团实行了开放政策。这项政策一方面将国外产品和企业引进了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企业推向了世界市场。中国经济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中，踏上了分工和进化的良性轨道。
    相对毛泽东在文革中建立的高度中央极权和群众监督制度而言，传统的官僚等级制度和地方分权制度，以及建国初期稍受尊重的党政分工制度和人大政协制度，也包含了吸引各级各类官僚集团的巨大利益。官僚集团从民间夺回了毛泽东有条件赋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宪法权利，推动了党政分开，恢复了人大和政协的活动，地方政府则从中央政府手中争到了财政包干制度。
    不仅如此。各级官僚在恢复旧有权利的同时，怀着补偿文革损失的热情，加速攫取自身的利益。他们和帝国时代的官吏集团一样，开始建立一套架空正式规定的潜规则体系。这套体系建立在处置国有资产和使用公共权力的宽阔选择空间之中，建立在给被管制者设置障碍造成伤害的合法权力之上。各级官吏利用权力从各个方面挤榨油水，并在油水的吸引和滋养下扩张自身的规模，迅速踏上了历代官僚集团膨胀腐败的老路。
    无论邓小平让步的领域多么广泛，这些让步都出现在帝国的次级特征方面。尽管邓小平不那么在乎“主义”之类的标签，只要能把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搞上去，实行什么主义都可以，但是在决策权力由谁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由谁控制这个涉及帝国制度核心特征的问题上，邓小平寸步不让。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其中的核心，可以决定坚持或放弃什么的关键，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实际上也就是坚持一个人说了算的极权体制。他不仅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了算，还要为中国指派一个能自己说了算的接班人。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仍然是有“主义”的——他守住了“党国主义”的底线。因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可以理解为帝国制度通过自己的变体与世界接轨、调整自我以适应内外环境的又一次努力。这是继光绪皇帝、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失败努力之后的新努力，是以延续党国寿命为目的的重大策略调整。 www.6park.com
                          2、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四项基本原则约束下的改革开放，在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新格局，一个帝国从未见过的、与欧洲的宪政诞生即资本控制暴力初期近似的政治经济格局。
    这个格局的基本特征，就是作为历代帝国财政基础的小农经济退居三线，作为党国财政基础的官营工商业正在退居二线，而民营工商业和非国有资本控制之下的市场经济企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和税收财政的主要支柱 。如果考虑到金融、能源、铁路、航空、通信等垄断性行业对官营工商业的利润贡献，官营工商业在市场竞争领域的实际地位已经退居二线。
    官营企业及其党国老板对这种趋势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是屡战屡败。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官营工商业仍与历代前辈一样，在本质上还是一个衙门，其官僚代理人对来自上级官员的行政奖惩作出敏锐反应，对市场和企业盈利状况的反应则取决于上级官员的重视程度。而上级官员作为代理人的一级，在投资和经营方面同样缺乏承担失误和享受成功的切身利害关系，相反，在所有者缺位，上级官僚代理人监督不力的条件下，官僚代理人出卖委托人利益通常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导致官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全线溃败。官营企业在竞争中溃败的另外一重原因，是它承担了过多行政和社会福利职能，它要承担官营工商业体系创立时期以低工资形式欠下的职工福利和养老的债务。没有这种包袱的官营新企业尚且竞争不力，债务累累的老企业更感雪上加霜。
    在溃败面前，与官营企业利益相关的官僚集团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垄断壁垒，保护自己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另一方面则利用财政和金融手段向全民转嫁自身的破产危机。官营企业吃完了财政吃银行，吃完了银行吃股民，已经将数以万亿计的银行存款变成了呆帐坏账 ，正在将数以百亿计的股民资金变成垃圾股。党国垄断的银行和证券部门为官营企业大开绿灯，为吞噬中国人民的血汗积累提供了方便条件，并且以这种方式限制和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剥夺了工人和农民在更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就业的机会 。用尽种种手段仍然无法解救官营企业之后，党国统治集团被迫收缩防线，抓大放小，将管不过来的小企业卖给民间。
    与上述趋势相反，民营资本正在中国社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吸纳过剩人口、交纳各种税费、增强国力等方面越来越举足轻重，推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而且，资产阶级与帝国依存了两千多年的小农大不相同，他们交易频繁，竞争激烈，交易费用的任何微小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敏锐反应，影响他们的竞争能力。小农经济可以忍受的苛捐杂税、行政低效和司法腐败，对资产阶级而言就是抑制发展甚至导致破产的昂贵成本和巨大风险。
    资产阶级对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要求更加苛刻，同时又见多识广，善于比较。他们知道合乎自己利益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系统是什么样子，他们甚至能够计算出西方式的宪政制度的货币价值。他们有愿望也有能力进行权钱交易，像他们的西方前辈那样为自己购买一个将暴政永远控制住的可以信任的宪政制度，购买一种优质高效的政治制度，购买一种宽容安全的意识形态。早在“六四”前后，人们便看到他们出钱出力的慷慨赞助，经过十余年的高速发展，他们的财产总额大幅度增加了，他们对生存发展的政治保障的需求也更强烈更有力了。
    如果不能在公开交易中合法地买到上述优质产品，如果党国统治集团不肯正视上述事实，不肯建立合法交易的规范，资本家个人就会在私下交易中购买隐蔽的特殊利益。事实上，他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局部性的私下交易，营造出贪官污吏与资本家联手对外的局部气候，甚至在政府腐败无能的空间中培育出黑社会组织——地下活动的暴力赋敛小集团，并且依靠这种黑色力量建立有利于自己的秩序。这种官商勾结、黑白道同行的潜规则体系，既破坏了公共秩序，又扼杀了给社会带来好处的市场竞争，把政府变成了收费更高、效率更低的分赃集团。
    这种制度的前途，正如历代帝国官府与各地土豪联手建立的潜规则秩序表明的那样，官吏有了帮凶，土豪有了靠山，暴力赋敛集团与福利生产集团的基本均衡将遭到更加迅速而深入的破坏，最终颠覆整个社会。如果结合市场经济进一步分析，正如马克思在分析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时指出的那样，由于无产阶级的购买力不足，生产过剩的危机将周期性出现。显然，官府垄断和官商勾结可以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行政权力的介入可以造成垄断性的高价，从供给方面抑制需求，使得更多的老百姓买不起；行政权力又可以用各种名目的税费抽走消费者的收入，或者帮助资产阶级从政治上抑制无产阶级的工资要求，从而降低他们的购买能力，让更多的消费者没钱买。长此以往，在一个危机四伏容量狭小的市场面前，资本也堵住了自身的发展道路。
假如公开和私下的交易都不成功，资产阶级可以退出交易，这意味着资本抽逃，其结果便是税收减少，失业增加，社会动荡。即使存量资本抽逃困难，增量资本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望而却步也是致命的威胁。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要求每年维持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 ，不然就难以保持社会稳定。在这个意义上，劳动市场上的所有新来者，急需就业机会的工人，渴望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同盟军 。资产阶级与党国交易的失败，也意味着工人和农民利益受损，意味着人口压力缓解无望，意味着流民遍地。
统治集团对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最好让步，就是建立一个便宜的政府，一个民主的、受到福利生产集团控制的政府，一个在权力制衡机制下被迫实施正式规则而不是由巧取豪夺的潜规则支配的政府，从而在体制上降低与政府有关的交易成本和投资风险，提高民族工业的竞争力。这也是介入国际市场竞争之后必然出现的政治要求。
    事实上，当代中国与资本主义诞生时期的欧洲一样，面临着一个无法有效阻止资本流动而自己不受伤害的竞争性环境。改革开放破坏了帝国和党国关起门来称王称霸的传统局面。国外资本的流动阻止不住，港台资本的流动也阻止不住，国内买通了政府官员的资本依然阻止不住。资本已经获得了退出的空间。任何一个有自身财政利益和稳定要求的地区，都被迫与国外、港台和国内其他地区进行投资环境的竞争。不肯或不能创造一个交易成本较低的政治法律环境，就要创造一个劳动力或其他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环境。这就意味着降低土地价格，禁止组建工会，降低对工人利益的保护，降低对环境的保护。总之，以工人农民和全社会甚至子孙后代的利益补偿恶劣的政治环境，以此维持本地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维持经济增长和政权稳定。可是，这样的增长和稳定注定是短命的。 www.6park.com
                        3、民主的利益与专制的风险
    资产阶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包括官僚集团自身，都能感觉到民主制度潜藏着巨大的利益。就好像大包干制度可以每年增产上千万吨粮食、增收上百亿元人民币一样 ，这种利益在实现之后也是可以计算的——资产阶级可以算出交易费用的节省，工人可以算出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可以算出乱收费的减少和城镇吸纳能力的增加，知识分子可以算出意识形态领域解禁带来的大量机会、财富和难以估价的自由创造空间，官僚集团也可以算出自身的安全稳定——当然还要扣除专制权力受到监督的损失。
    作为一个整体，中国还可以通过建立民主宪政制度降低国际舆论的担心和敌意，降低国际交往的成本，提高自身的地位，获得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
    上述各种利益，在不同的集团和不同的人眼中是不一样的。利益的大小不同，清晰程度不同，争取的代价不同。控制新闻和言论可以影响人们对利益和代价的评估，甚至可以掩盖利益或风险的存在。禁止成立政治组织则可以降低追求民主的力量，提高追求者的个人风险。因此，党禁和报禁都是阻止民主宪政制度诞生的重要手段。
    不过，阻拦民主宪政的总体风险正在增大。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自身权力不受制约，可以凭借合法暴力敲诈勒索、索贿受贿，可以出卖法律和公正，又可以向全社会和子孙后代转嫁风险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吸引力巨大的社会集团。这个集团吸纳寄生人口的膨胀趋势是历代帝国都无力禁止的 。
    这个持续膨胀的暴力-赋敛集团榨取了国有资产，低价掠夺了农民的大量耕地，随时凭借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勒索民间的贡奉。与漂亮的自我标榜相反，这个集团与民间的真实关系，也像历代帝国那样体现为一套潜规则体系，一套凭借合法伤害权分配资源的体系。
    潜规则体系的扩张和官僚集团的恶性膨胀，是帝国制度内部关系失衡的标准程序。这种失衡曾经以牧人数量过多、屠宰量超过羊群的繁殖生长能力，导致了许多王朝的衰落。内部衰落再加上境外势力乘虚而入，构成了帝国崩溃的标准模式。对当代中国社会来说，这个过程同样意味着福利生产集团过度失血，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能力的削弱。
全世界都知道，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也明白，民主和宪政可以制约官僚集团的权力。这意味着民主和宪政制度可以制约社会共同认可的正式规则向凭借合法伤害权分配资源的潜规则体系的滑落，意味着降低官僚集团的吸引力和膨胀能力，意味着阻断帝国崩溃的历史性循环，意味着排除一颗多次将中国炸毁的定时炸弹。
中国各个社会集团，包括官僚集团内部的真诚高明之士，对民主和宪政的追求已经在“六四”运动中表现出来。受西方思想影响比较深、组织成本比较低、具有追求“道统”的悠久传统的学生集团首先开始请愿，他们的民主理想与大众对遏制腐败的政治诉求一拍即合，中国社会顿时风起云涌。
    在这场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中国民间的各种社会集团处于严重的无组织状态。共产党的党禁和报禁政策造就了民间的一盘散沙，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更难以统一成理性的可以协商妥协的政治主张。于是，共产党统治集团面对的就是一片情绪化的人海，这片人海中翻卷着学生领袖、各类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的学生、个体户、工人、失业青年、进城农民、基层官吏等阶级阶层的理想、热情和利益计算。在这种缺乏组织的状态中，每个人都可以不承担义务，也无法有效地承担义务，但每个人都可以也必然提出自己的最高诉求，表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失衡的危险状态。
    统治集团内部对民间的民主要求缺乏准备。共产党一直不能正视自身的性质，不能正视其作为历代统治集团继承人的独特利益和传统弱点。他们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自己对事物真实面目的探讨和认识。他们一直坚称自己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肯正视还政于民的问题，根本禁止讨论这种涉及垄断性权力的敏感问题，更谈不上准备好实质性的应对方案，建立一个各种利益的表达、协商、妥协的有效体制。突然之间，面对喷薄而出的民主要求，在政治局、国务院、人大、政协、北京市委市政府之间，在这些机构内部，同样翻卷起不同的利益和风险计算。在同样缺乏意见表达和利益协商妥协机制的统治集团内部，在信息通道被官僚机构扭曲的体制内部，这些复杂计算同样难以在短期内取得共识，这就孕育了统治集团内部分裂的更大危险。政治局内部的分裂，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分裂，这些巨大权力之间的分裂甚至有可能发展为暴力对抗，枪杆子解决问题毕竟是中国政治的归宿。
    更进一步说，统治集团据以评估利害的意识形态体系本身就决定了这种混乱。党国统治集团仍以历史规律的唯一代表者和承担者自命，这种与帝国的天命-天道体系一脉相承的意识形态在根本上排斥异己，勇于镇压和专政，难于协商和妥协，理直气壮地坚持对权力的绝对垄断。但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又承认历史规律体现了人民的利益，统治的合法性最终来自人民的授权。这种道统与法统的矛盾隐藏着中共中央与比较靠近民间的人大和政协的分裂，隐藏着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最后，邓小平决定以快刀斩乱麻。他动用枪杆子将自己视野中的挑战和难以承受的风险镇压下去，再动用笔杆子将这种挑战妖魔化，然后下令禁止一切争论。
十余年过去，民主仍然是一个禁止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民主和宪政制度包含的利益增加了，抵制民主宪政的风险也增加了，全社会对上述利害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清楚了。这是一个更多的人需要民主制度、并且愿意为民主制度支付费用，因而使得民主制度能够在建立之后长期存在和顺利运行的新时代。可是共产党却坚持以强权方式抑制各个社会集团对上述利益的追求和宣传，继续禁止各阶层自发集会结社追求自身的利益，禁止民主宪政所必须的各派政治组织的诞生，强制保持对帝国统治最有利的一盘散沙状态。共产党自称是先进阶级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的代表，继续以这种垄断一切代表资格的方式抵制民主和宪政，毫无还政于民之意。然而，共产党的腐败日甚一日，官僚集团的膨胀日甚一日，官商勾结的私下交易与日俱增，党纪国法越来越彻底地被帝国传统的“陋规”即潜规则体系所取代，帝国传统的人口过剩和内部失衡的危机正在积累。
人口的增长吞噬经济增长速度，统治集团的膨胀和腐败也在吞噬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口过剩危机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税基扩大速度与统治集团榨取深化速度的竞赛。在东部和沿海地区，尽管民营经济的发展潜力受到政治方面的诸多拖累，经济的高速增长仍然做大了蛋糕，中国经济也显出比历代王朝更大的潜力，似乎可以继续支撑统治集团的膨胀。但是在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统治集团正在难以做大的“老蛋糕”上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正在越来越远地偏离社会认可的公平，正在将税基压垮 。
  共产党正在培育暴乱。它不能解决党国的内部失衡问题，却以暴力禁止其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出现。它无力约束自己，却以暴力禁止其他社会集团建立约束机制的企图。它拒绝还政于民，又拿不出扣押人民民主权利的像样理由。所谓“三个代表”的理论，尽管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即变相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抹去了共产党意识形态中对资产阶级的直接威胁，但是在统治集团自身腐败到人人切齿的形势下，这套理论连自欺欺人都欺骗不了几个，徒然叫人怀疑这个党有没有正视历史和现实、引导中国走出帝国体制、平稳完成社会全面转型的能力和真诚。 
    就像遏制大包干和市场经济制度一样，中国共产党正在以遏制民主和宪政的方式制造将自身摧毁的力量。当全社会都感觉到大堤外边存在巨大利益时候，遏制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吃力而危险的。严防死守下去，无非是自身的千疮百孔和豆腐渣化，待危机积累到无法控制的程度后，一旦失守，就可能导致整个中国在人口压力和充满仇恨的暴力集团的混战中崩溃，这将是历代帝国的命运的重演。在共产党强行制造的一盘散沙之中，很难指望共产党的替代力量及时生成，更难指望替代力量生成后有时间有能力为流民提供生路。这意味着中国的帝国制度和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和宪政制度的转型的又一次失败，也意味着共产党将亲手摧毁自己在工业化和改革开放的数十年中建立的历史功绩。
    退一步说，即使共产党暂时成功地镇压了国内的民主宪政要求，国际环境仍然充斥着市场竞争。这种竞争仍然拥有强大的力量，缓慢却坚定地冲刷、淘汰着昂贵而低效的政府。淘汰的途径，就是将这个被政府拖累的缺乏竞争力的国家挤到世界的边缘，就是在竞争失败导致的贫穷失业中积累起造反的力量，就是造就一个与满清政府倒台前类似的内外交困和众叛亲离的革命情境。从较长的历史时段看来，一个腐败低效的政府和容忍这种政府的民族是无法在竞争环境中生存的，要么改变，要么衰亡。
    共产党有机会疏导社会压力，有机会引导中国和平地完成社会转型。中国也存在着和平转型的条件。无论如何，人大、宪法、最高法院、政协、这些民主和宪政的架构及相应观念，已经以各种形式在中国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并且在各个层次上造就了一些利益集团。在名义上，共产党也必须假借人民的名义才能实施合法统治，仅仅依靠“天命”式的历史发展规律已经不够了。在名义上，人民也获得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许多民主权利，尽管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都缺乏使用这种权利的勇气和传统，尽管许多南辕北辙的实施规定又偷偷摸摸地夺走了这些权利。不过，这些缺陷和不足是人们所不满的，是需要掩饰的，而不是获得广泛支持的。中国人民在增进对世界了解的同时，越来越清楚一个合理的政府应该如何产生和如何运作，越来越明白他们应该从政府那里得到什么，又被剥夺了什么。这种观念的变化反过来又增强了人们对人大和宪法的期望。面对这种期望，即使在官僚统治集团内部，也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心虚，拿不出公开反对的理由，只剩下鼠窃狗偷一路的言论封锁策略。
    随着这种趋势的发展，人大和政协完全可能在护宪的名义下合法地行动起来。特别是人大常委会，清除一切违宪的法规条令正是它的法定职责。帝国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在体制内合法挑战专制权力的制度基础，而这种十七和十八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曾经依赖的条件，如今已经存在于中国社会之中。只要有一批人民代表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宪法规定的合法权利，要求清除共产党设置的一切违宪的法令法规，共产党以法统装饰道统的全部伪装就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体制内的挑战。如果共产党没有把握获得足够的支持镇压这种合法挑战，如果共产党内部有足够多的志士仁人不肯镇压他们在名义上也拥护的理想，中国的和平民主进程便有了成功的希望。这种体制内的挑战一直没有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幕后操作者的遏制。共产党精心编织了一张利害关系网，并依靠这张内部的威胁利诱之网操纵一切，用潜规则架空了宪法。然而百密难免一疏，王纲解纽的危险始终存在。毕竟中国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英雄，毕竟民间的重大利益诉求需要自己的代言人，在危机显现之际尤其如此。
    一旦人民授权的法统与自称掌握了历史规律的道统发生冲突，中国就可能出现一次类似“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的政治性的哲学争论。这场争论的实质，就是服从人大还是服从中共中央。毫无疑问，人类社会的演变是有规律可循的，问题在于，这个规律的政治载体是什么：是人大的投票箱，还是圣旨或最高指示。人大或议会是对各种社会利益汇总，历史规律就在这个模拟的社会中自我展现，而道统与法统就在这个自我展现的程序中合为一体，成为社会各界认可的正式法规。
    显然，上述政治和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了风险和利益冲突的复杂过程，无论是共产党主动发动还是被动应对，都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操作技巧。然而，只要有转型的愿望，总有许多过渡方案可供选择。譬如扩大高层差额选举，进行政治特区试验，允许民间政治和舆论组织的合法诞生，开放党禁和报禁，容忍一个与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日趋分化相应的社会生态体系的发育，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健全真正的人民代表制度等等。中国知识分子还提出过与城乡二元结构和东西部不同发展水平相对应的二元政治体制的试验方案，提出过由下至上扩大民选范围的试验方案，提出过扩大人大和政协权力的试验方案，以及允许民主党派独立发展的方案等等。
    最大的危机在于：共产党统治集团表现出了相反方向的持续努力，人们看到的是搜根寻源的扼杀，是网眼越来越密的捕捞，是全面的封堵，是日益无效同时又日益强化的欺骗性宣传。共产党在扼杀建设性力量的过程中日益削弱着自身的控制能力与民众的认同，日益积累起对自身和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扼杀异己或抑制社会组织的发育并不能为党国的独裁统治开辟前途。帝国安身立命的小农经济基础已经被党国的工业化成就破坏了，帝国生存的闭塞环境已经被西方文明带来的竞争破坏了，帝国体制解决自身问题的希望已经被数十次徒劳的王朝循环破坏了。面对无法挽回的破坏，帝国组织即使纯粹出于自身利益，合乎逻辑的最佳选择也是放弃权力垄断，这样才能为福利生产集团创造一个低成本的高效可靠的政治法律环境，清除潜规则产生的土壤，挽救自身的社会母体于危难之中。不过，这个选择恰恰意味着帝国寿命的自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党国是帝国的最高阶段。党国既是帝国的掘墓人，又是腐朽的帝国，垂死的帝国，断子绝孙的帝国。
    恐怕很难指望中国共产党认同上面描绘的历史和现实的图景，尽管这幅图景可以近似地理解为马克思描绘的资本主义诞生前的富于东方色彩的历史图象。这是一幅暴力集团与生产力集团互动的图象，各个集团在互动中寻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并且随着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变化调整策略，造成各集团关系真实边界的移动。这是一幅比欧洲资本主义时代产生的唯物史观更加尊重中国史实的图象。困难在于，认同这种图景意味着对共产党的业绩和地位的评价大大低于它的自诩，意味着共产党在未来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丧失特权垄断地位，而共产党统治的主要获利者和历代统治集团一样，在这种垄断地位给特权集团带来的利益消耗殆尽之前，很难主动放弃既得利益，接纳对自己不利的观点。能够跳出这种局限的共产党领导人，一个不受既得利益和自身意识形态束缚，放弃自己垄断了真理和正义的神话，将暴力交还国家，将国家交还人民的历史巨人，是中国翘首以待的民族英雄和人民英雄。为了完成社会转型，历史给共产党的领袖保留了成为最后一个大英雄的机会。 www.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