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张春桥在狱中 序言 师东兵　 由 总统他爹 于 2010-10-30 10:28

张春桥在狱中 九 www.6park.com
第二十五章  张春桥被判死刑时……
张春桥已经预料到了他的判决结果。他对监管员说：“我没有什么可牵挂的，无非是判我死缓，我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死去的。邓小平不会那么简单地处理我。他们的这套把戏不过如此而已。人，最大的解脱不过一死罢了。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既然死都不怕，奈何以死惧之吗？”
话是这么说的，真正到了开庭之前，张春桥的情绪还是显得紧张了。那几天的报纸显然透露出了对他十分不利的预兆，已经暗示出他的罪行是属于“情节特别恶劣，性质特别严重”的范畴，这就是要判死刑的信号。虽然华国锋在接见外国人的时候，说过对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人不会判处死刑的承诺，但是根据报纸上的宣传动向来看，华国锋显然已经失势，他的话已经被后来的许多行动打得粉碎，连他自己也在不断地否定着他自己的说法，就像天天在自抽自己的耳光一样。
也许，就义时刻到了。他暗暗地准备好了上刑场时的那一刻的最后表演。他决定到临终前的枪响之前，他要高呼两句口号，一句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另 一句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他悄悄地把这两句口号演习一遍，以防在那紧张的最后一刻而忘记了。想到这里，他忍不住掉泪了，当然是背过身子，面朝墙壁而流泪的。他实在不愿意自己是这样的下场，但是历史偏偏要给自己选择这样的下场。
他只有用毛泽东的话来安慰自己了，那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份和他、江青、华国锋谈话时讲的话：“人的一生是一个短暂的过程，有的平平庸庸，有的慷慨激烈；有的悲壮，有的宏伟；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我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去了，你们也总有这样一天的。死，有什么可怕呢？人总是要死的。只是死得应该有意义罢了。我们这些人，死的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都不要忘记了我们的人民。”
这话，说得何等好啊！自己作为一个毛泽东的忠实信徒，死得这样悲凄。没有花圈，没有悼词，没有任何的赞扬更不会有什么溢美之说。有的只是叫骂，唾弃，批判和攻击……
张春桥想到这里时，连自己都感到了脸上流下来热辣辣的液体。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四日的深夜，监房外面的哨兵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监管员也不停地在那个小窗口上往里窥望。与其说是担心自己自杀，不如说是观察自己在临终前的动态。哼，想让我自杀门也没有！我张春桥堂堂的血肉之躯，浑身上下都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细胞，我只能倒在形形色色的敌人的枪口之下，就是死也知道是你们把我害死的。我不能白白地自己死掉，落一个死了都无人替我报仇的结局。张春桥想到这里时，再也睡不着了。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上午，张春桥刚刚放下饭碗，三、四名法警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他已经习惯了这种突然袭击，所以并不着慌了。他慢慢地站了起来，整了整自己那并不清洁的衣服。说老实话，离开了公务员和警卫员，他自己对生活的调理极差，甚至连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所以，他被捕之后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对生活的适应。好在他也善于运用精神安慰法，不知道自己默背了多少回他曾经不遗余力地批判过的孟子的那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才咬着牙齿挺遨过来。好在他对生活的好坏并不太讲究，所以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环境和生活。
走出监狱的大门时，张春桥才感觉到，这天是一个寒冷的日子。北京的气温为零下十五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零点的新闻里已经播送出今天开庭的消息。所以，他临上汽车时，还是抬起头来，观察了一遍天空。他在企盼什么呢？
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历史博物馆和公安部的附近，挤满了早早赶来的人群，连上下班的工人和干部也都停留下来，想目睹一下这个历史性的场面。法警和武装哨兵封锁了特别法庭的四周，筑成了一道森严的人墙。张春桥从汽车的窗口看到这些时，竟然想象出这是人民群众在为他和江青送行……
九时整，特别法庭的警铃第三次响起。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的声音响彻大厅：“现在开庭！”于是，一个又一个的被告人被押了上来。
张春桥到了法庭上，他和江青等人齐刷刷地排成一行。如果从右数起的话，他是第一名，依次是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他看到江青依然满不在乎，左顾右盼地用眼睛看什么人，他知道是在寻找他。因为他已经得知，在这场决定生死命运的考验中，真正经得起风浪的，只有她江青和自己了。昔日那个口号喊得漫天价响的王洪文已经在法庭上吓得面色如土，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了。他认的是什么罪呢？难道毛泽东多年来的一直称赞你的功勋统统都是罪吗？这个没有头脑的东西！至于姚文元，虽然认错不认罪，但也表示要和自己，还有江青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在狂风暴雨来临的时候，他要各自为战，来个笨鸟先飞了……
法庭的气氛紧张得叫张春桥透不过气来。室内的温度，就象盛夏似的，使他的额头不住地冒汗，他擦了一遍又一遍，别人以为他是在恐惧。其实，他才不害怕呢！
张春桥注意到审判台上，三十五名法官和二十四名检察官分坐两边，使他大开眼界。他甚至在幻想：有朝一日轮到我们审判他们的时候，一定要比今天有更大的场面！
江华开始宣读那份修改了不下四十多遍的特法字第一号判决书了。
张春桥关注着有关他的部分：
“被告人张春桥，男，现年六十三岁，山东省巨野县人。原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押……”
“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王洪文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和扩大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张春桥审批的《上海革命委员会关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打算》的报告里，就提出所谓‘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积极建立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王洪文从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多次对江青反 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和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上海的民兵是我和春桥同志搞起来的’；‘你们可给我抓好’；‘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要准备打游击’；要他们加紧发展‘民兵武装’。江青反革命集团计划利用他们自认为属于己有的这支武装力量，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
听到这里时，张春桥暗暗感到好笑。这和自己究竟有多大的关系呢？你们发动了反革命右派政变，难道不许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你们进行斗争吗？简直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岂有此理到了极点！到现在，把自己关在囚笼里的事实，也扣到自己头上了，难道不是可笑的吗？
这时，判决书还在念道：“一九七六年八月，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林彪余党、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驻上海附近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最不放心’‘这个部队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准备’。马天水随即决定由他们所控制的武器弹药仓库中发给民兵枪支七千四百二十支，炮三百门，各种弹药一千多万发。九月廿一日，张春桥在北京听取徐景贤汇报丁盛谈话和发给民兵的枪支情况后，对徐景贤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九月廿三日，王洪文在电话中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得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他们所组织的武装叛乱班子进入了指挥点，架设了十五部电台，沟通了联络。他们还调集和部署了民兵三万三千五百名。十月九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命令民兵集中，携带各种枪支二万七千余件。十月十二日，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另一负责人钟定栋制定了取名为‘捍一’、‘方二’的两个作战方案。当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等人开会，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市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
张春桥听到这里，心里连连呼喊：“遗憾！遗憾！太遗憾了！如果他们的革命成功，中国的历史就不是这样来写了。上海的革命，必定会在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即使坚持几个月，也是对他们的迎头痛击呀！”想到这里，他感到这次失败实在太窝囊了……
“本庭经过四十二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四十九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八百七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被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张春桥看到这里，江华把他手中的判决书递给了伍修权，让他来接着念。
伍修权开始宣布江青的具体罪行。轮到自己了，张春桥反而有点听不清楚了。但是，他隐约地听出那些东西，都是两次审讯中讲过的老生滥调。他所关心的绝对不是这些。
张春桥感到他的身后出现了两名法警，那是随时准备采取动作的预兆。他的神经立刻绷紧了。他看到江青拢了拢她自己的头发，也像临别这个世界似的在作准备。
“本庭根据江青等十名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判决如下……”
不知是什么原因，张春桥觉得有某种惯力牵引似的，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他实在不愿意这样做，但是好像已经由不得他了，所以，他竟稀里糊涂地站了起来。
“判处被告江青死刑……”
江青立刻高呼和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倒反革命右派政变集团！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人民万岁……”
不等他醒悟过来，江青已经被戴上了手铐……
“判处被告人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春桥这回听清楚了。既然不是就义，所以他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口号咽到肚子里去了。只觉得自己的胳膊被人扭住了，他也被法警强行戴上了手铐。他亲眼看到了 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拖了出去。那个令他一生最敬佩的女人一直在喊口号。完全是一副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张春桥这样念叨着。他认为他选择了一条符合他自己实际情况的斗争策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张春桥早已预料到了这些。他始终站稳了身子，直到法警押他下去交付执行的时候，他听到自己的身后响起了早有准备的掌声……
他认为，在人生的考试面前，他是合格的。
第二十六章  彭真连问他三次  他还是……
当张春桥被带进了他所熟悉的人民大会堂的那间宽大的办公室后，他第一眼就看见了坐在桌子中央的那个人，在审判过程中始终没有露面的那个人。啊，彭真！他没有过分的吃惊。当把他往这个方向带的时候，他就知道有那么几个人要见他了，他们是以得胜者的姿态来为见他的。不，与其说是见他，不如说是最后地在戏弄戏弄他更准确一点。
已经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讲了。这个特别法庭对谋杀毛泽东的林彪集团的主犯们，判得那么轻，而对真正同林彪集团进行了生死斗争的我们，却恨得咬牙切齿，判得如此严重，已经表明他们从政治上是和林彪集团完全相一致的。林彪在“五七一工程”纪要里所讲的话，就是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所以，他们怜悯林彪一伙是毫不奇怪的。
十多年不见，彭真显得苍老多了。他还是原来的那副神态，只不过比以前更加沉稳、老练。他和这位文革新秀本来就认识，这回可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材。四只眼睛足足地看了有好几分钟。最后还是彭真打断了张春桥的冷对。
“张春桥，今天的这种局面你过去没有想到过吧？”彭真低沉地说，“我们党的规矩你也是了解的。你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了你的机会，终于把你自己推到了这样的地步。尽管你对我们这些人依然是采取一种敌视的态度，我们还是要按照法律来办事，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和看法，在这里可以坦开地来讲一讲。”
张春桥打量了彭真几眼。突然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的通知里的话在他的耳旁响起：
“中央决定撤销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习讨论的汇报提纲》。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同志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同志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路线的问题。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
张春桥记得很清楚：当初通过这个通知的时候，包括彭真在内的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举手赞成的。可是事后他们又都要变卦。这究竟算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当需要整别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赞成，甚至还要站出来痛骂别人一通。但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这些人就又都不愿意了。于是就要千方百计地翻案。不惜推翻他们当年所举手赞成的东西。这样的所谓老革命，究竟怎样能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真正的威信呢？这还不是令人十分可笑的事情吗？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张春桥能说什么呢？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很清楚，究竟哪些是毛泽东讲的话，哪些是中共中央过去所通过的东西，他一概心中有数。现在他们把一切罪名都扣到了自己身上，完全是明知不是而故意为之。
张春桥冷笑道：“我要说什么，其实你完全清楚。还需要我再开口吗？我看还是省下时间吧！我可不是某些政客，会在群众面前演戏。提起当年的事情，我看最不光彩的绝对不是我们这些人。”
彭真说：“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从这次审判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人民群众对你们倒行逆施已经是恨之入骨了。这次审判就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管你过去做了多少坏事，我们的政府始终体现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希望你能够改恶从善，回到人民的道路上来。张春桥，你可要三思呀！”
张春桥站在那里，思绪在急剧地转化着。他本想狠狠地把他们骂上一顿，但是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何况彭真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后来他和这个人几乎再没有见面。想到这里，他把自己的心里话暂时压了下来。
这时，彭真再次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张春桥的眼睛盯着他，毫无惧色地摇摇头，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是的，他知道，尽管这个人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但是，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心理，使他必然地要和一切自己的对立面们站到了一起，而不管他们原来是什么派别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提出任何的条件，都只能是与虎谋皮，而不会有任何的满意的答覆。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的解决彭真等人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曾经用很严厉的语言批判过彭真，他说：“彭真这个人是最不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一九六五年初中央制定了社教的《二十三条》，他就到处做关于四清的报告，借贯彻《二十三条》之名，大搞翻案，有组织有计划地反攻倒算，打击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保护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保护地富反坏右。那年的一月底，在彭真的指挥下，北京市委召开了一次市委扩大会，会上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依靠北大陆平和彭佩云，对北大的社教进行污蔑，为有问题的人翻案。这两人的发言传到北大后，左派纷纷起来批判，彭真于当年的二月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下令北大 社教工作队五人小组‘立即停止辩论’，‘消两肚子气’，‘要求工作队和党委都坐下来，各自总结自己的经验。’这样就混淆了是非。这个问题对彭真同志来说，完全是对抗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人自以为聪明，多年来一直是在反对我的。同志们在批判他的时候，也要联系实际，对他的这些问题和罪行进行彻底的批判。”
事实上，那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批判，都是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等人并没有多大的权力。
而现在，他们都不讲详细的过程和问题的来龙去脉了，对他们的历史问题都采取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对我们这些人则是把一切罪名都统统扣在身上。这能说成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吗？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怎会有公正的结论呢？
彭真当然不知道此刻张春桥的内心活动，第三次问他道：“张春桥，你现在虽然成为罪犯，但是我们还是要对你实行教育改造的方针。你也知道，我们党在建国后，把末代皇帝都教育过来了，对像你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是有信心的。希望你放弃你过去的立场，对政府采取配合的方针。”
张春桥感到彭真这个人太婆婆妈妈了。明明知道他所说的那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他还要继续做无谓的努力，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时，张春桥倒想起几起类似的一些事情来：
一九七六年初，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对中央机关和部队五七干校的高级干部们作过一个也是劝降的报告。当时，他记得要求中央办公厅，特意把他的报告给彭真发去一份，再次对他提出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
当时，他说：“我们的每一个老同志，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存在着一个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的问题。历史上也有不少过关的故事，什么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过昭关，战国的孟尝君过函谷关，明末农民起义军闯过居庸关，等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就说过：‘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现在，许多同志过了民主革命的关，又要过社会主义一关了。究竟怎么过？会不会像邓小平那样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就要看每个人的表现了。”
这时，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绝大多数已经从个人迷信的笼罩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对伟大领袖的热爱，已经发展到并不盲从的地步，于是，在学习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时，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关？究竟要怎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是这样回答问题的：“有些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为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甚至不愧为战场上英雄的人为什么也会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那就是因为他们本来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要求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找出路的。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程度不同的民主革命的积极性，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派。民主革命不破坏个体所有制。这样的革命与他们的瓜葛不多，他们举双手赞成，并且能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可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都同民主革命时期有着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则要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的全面专政，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铲除滋生资本主义保护资产阶级的土壤，为最终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要搞这样的革命，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
对于这样的说法，邓小平公开提出：“这种说法太左、太左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如果没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没有在充分的经济条件下，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我们来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发展生产力，建设四化！没有这些，什么都是空的！”
彭真也公开地表示：“我们这些人搞了多年的革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反而倒陌生起来了。孙悟空有真假之分，马克思主义也就有真假之别。到底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这个人确实糊涂了。”
其他的许多老革命家，也都陆续地提出了类似的看法。针对着这些认识，张春桥说：“有些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人，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思想却仍然停留在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没有精神准备，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缺乏认识，对于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就会一步步地抵触甚至反对。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要限制他们所喜欢的那个资产阶级法权，同他们留恋的那些孔孟之道、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博爱之类的旧传统观念决裂，使他们很反感。他们总是喜欢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按照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他们十分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他们的头上，打碎他们的那一套坛坛罐罐，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使他们失掉什么。正因为他们背着这么多沉重的包袱，因此，在革命中总是摇摇摆摆，容易接受修正主义，不相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他们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就脱离了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立面。现在有些刚刚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迫不及待地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这样的理论，邓小平和彭真这些人一开始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探讨，后来随着粉碎“四人帮”斗争的胜利，他们的见解就更加成熟了。彭真对邓小平和陈云等人说：“什么继续革命的理论，什么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统统都是一个借口！我们可以从解放十七年来的事实看，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本来就是巩固的，能够有效地镇压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能够有效地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和组织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建设。我国的民主和法制虽然还不够完善，但是我们可以不断地加强。我国各族人民是平等的，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怎么能动不动就提到什么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呢？怎么能动不动就把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说成是什么走资派呢？这个走资派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我看就是毛主席本人也没有说清楚。张春桥他们鼓吹的那一套，没有任何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按照他们的说法和做法，只会给一些捣乱分子和破坏分子提供理论根据，给一些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我们从现在必须要给予驳斥和反对。”
这种看法自然和邓小平是不谋而合的。邓小平马上说：“现在我国的大量矛盾不属于敌我之间的矛盾。也不属于阶级斗争的范畴。对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运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来解决。至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中的某些犯法乱纪，利用职权谋取私利，或官僚主义作风造成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等问题，党和人民应用批评教育和党纪国法来解决。可见，在我国根本不存在什么发动群众搞什么继续革命的必要，也不存在进行夺权、推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的政治基础。那种文化大革命煞有介事地说我党有一个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或者我们这些人是走资派，都是毫无根据的臆造，必须统统推倒。”
这样，张春桥苦心研究和帮助毛泽东总结的那套理论，就被邓小平事实上主持工作以来的实践所彻底推翻了。
现在，站在彭真面前，张春桥感到了格外的尴尬。他很想挺一挺胸脯，表现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是他扫视了一眼周围的气氛，还是没有再作什么表演。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他注重的是实际，而不是那种虚张声势的东西。他知道，面对像他这样的人物，邓小平和华国锋的政权，始终会认为是一个最大的危险。在短时间内他们绝对不会把自己轻易地放出来的。所以，再和他们说什么，也是无济于事的。王洪文的上当，就在于他还是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力量，没有看到自己毕竟是毛泽东亲手培养起来的这个事实的威力，所以选择了一条极其错误的道路。
所以，当他的目光再次和彭真相遇的时候，真正感到了这些老政治家的可怕和力量的所在。他们这些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长期斗争的准备，所以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时候能够选择一条最为对自己有利的策略。现在他们的时机成熟了，所以，一个个都跳了出来。彭真坐在那里，完全是一副胜利者的姿态。你看他是多么的得意呀！张春桥觉得自己实在咽不下这口气！但是，在这种强权面前，他不能自己低头，不，绝对不能！ 到了这个时候，他只能以视死如归的勇气来完成他的最后亮相了！
彭真连问三次，都没有得到张春桥的正面答覆。于是，彭真笑了笑，说：“张春桥呀张春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聪明人。你怎么到现在还是认为你们那一套是正确的呢？作为政治家来说，你首先应该看看世界的大势究竟是什么？人民的要求现在究竟是什么？我希望你能在监狱里重新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 想。真正理论联系实际，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
这，显然是带有很大的嘲弄的。在张春桥听来，比狠狠扇他两个耳光还要感到难堪。在场的人都不会知道彭真的这话，是对当年张春桥挑衅的一种反击。但是，张春桥记得当时的情形，他是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特殊的场合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九日上午，中共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时候了，彭真被迫在会议上作检查。他的检讨总共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就被几个人打断了几次。他说：“我承认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我表示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是，说我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
康生立即站起来批判：“你这个话就是反对中央刚刚通过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些人物有的已经被识破了，有的还没有，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这话是毛主席亲自加的，是主要的内容。林总的讲话已经发挥了主席的这个思想，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讲话？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会后，张春桥奉命和彭真谈话，要求他按照扩大会议的精神写出一份像样的检查来。当时他就说：“彭真同志，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到现在犯起糊涂来了呢？一个领导人应当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应该首先看看世界的大势，中国的大势，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干什么的。你不要继续顽固地坚持你那一套了。我希望你能在你家里好好地研究一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正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不要搞那些空空洞洞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现在，彭真把他当年讲的话，稍加修改，用到他的身上来了。这岂不是一种很绝妙的讽刺和回报吗？张春桥想到这里，把身子一转，给了彭真一个屁股，大声说：“现在我的归宿是监狱。请你们送我回监狱去……”彭真对此，一脸木然……’
第二十七章  他望着毛泽东的画像  仿佛在说什么？
死刑对张春桥来说，已经没有多少特殊的意义。对他的监禁已经久了，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发生。他的生活平淡而单调，起了床后，稍加活动就吃早饭，好像所有的洗刷打扫都是他自己来干，然后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看报纸和他所需要的书籍。到了中午就是午饭。然后休息到下午三点左右。起来还是看书和读报纸。一直到晚饭后，出来放风。除了固定的时间，没有人来拜访，更没有电话的干扰。偶尔和监管员谈话，都是一些社会上的小道新闻。而且他的口封得严密，对过去的往事几乎都缄口不言。
“你说，政府会对你减刑吗？”监管员故意这样问他。
张春桥坐在那里，闭目养神。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高兴的时候就和他们说上简单的几句话。不高兴的时候就闭目不理。除了给他拿来了马列的著作和毛泽东的若干刚刚出版的著作后，他高兴地表示几句感谢的话外，一般的时候他都是用某种警惕的眼睛观望着人们，和谁也交不了心。
他对看电视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偶尔看一看，也是图个新鲜。但是，看得出来，他对中国政局始终是关心的。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至廿九日，中共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后，他把那天的电视看了整整一天。第二天的报纸刚到，他就仔细地阅读起来，而且轻轻地读出了声音，调子是那样的特别：
“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并通过无记名投票，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结果是：
一、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二、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四、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五、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副主席组成，他们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
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张春桥念完这段报纸，站起来，又开始在囚房里走来走去了。看得出来，他对这样的一个局面是从心里高兴的。他认为，这样就更加证实了他们对自己的审判，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次全面的反对和倒退。他把《毛泽东选集》里的那张毛泽东的照片，恭恭敬敬地摆放在桌子上，凝望着毛泽东的面容，好一阵地沉思和遐想……
监管员从小孔里往里窥望，隐隐约约地听见张春桥在说什么：“毛主席呀毛主席，经过了这场斗争，你看到了谁是真正高举您的旗帜的人，谁是人面兽心的反革命两面派了吗？你这时才看清楚所有人的真面目了吗？在你生前，多少人口口声声地高叫着忠于您，紧跟您，多少人在您面前甜言蜜语，竭尽了奴颜奉迎之能事，例如华国锋。但是，你的遗骨未寒，他们就原形毕露。到了今天，你看到了吧？你看到了吧？”
张春桥的声音虽然小得像蚊子一样，但是监管员还听清楚了。张春桥的声音从来没有像这样的凄惨，这样的悲哀，这样的低沉。只有这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孤狐野狼般的政治家才露出了他的本相……
大概是张春桥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他马上恢复了那副板着面孔、紧绷脸的伪装。他好像对一切都无所谓，无所求，其实他的心里仍然暗藏着很深很深的机密主意。尽管这是一些永远无法实现的计划……
一个哨兵见张春桥没完没了地反覆看刊登全会公报的报纸，就小心翼翼地问道：“你对华国锋辞职有什么看法？”
张春桥听出他是山东口音，对他自然产生了某种亲切感。这个人从来在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面前是没有多少警惕的，于是他就信口开河地说：“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允许邓小平站出来以后，我就断定他要有这样的下场。从邓小平来说，他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在这点上，我同意邓小平的态度，他搞资本主义是公开的。华国锋口头上也说他要搞什么‘两个凡是’，其实他一个凡是也不是真搞。” www.6par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