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英] 王斯福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由 JollyRoger 于 2010-11-13 10:23

　极为简略地提一下宇宙观研究中帝国史意义的观念。宋朝受佛教影响的学术，即所谓的11和12世纪新儒家的宇宙观，及15—17世纪明朝对此宇宙观的继承，直到现在一直还有影响。但其已经受到批评而有所转变，而且，其本身也是这种批评和转变的产物。其思想直接源自汉朝(200BC-200AD)典籍，属于注疏正义之列。 www.6park.com
　　汉代的典籍是在对早期的经典，如《易经》以及其他思想体系的评注之外，借助一种复杂的数学方法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统一的宇宙观。宋明理学及其对正统的接纳传递的是葬礼以及宇宙秩序的礼仪，这是从帝国以及贵族谱系排他性领域中传递而来的，表演仪礼是为了一种文明化的正统之外的社会世界，是为了给等级低的秩序施以家庭的和社会秩序的教化而出现的。在一种维持某种统治秩序的抗拒明朝兴起的教派融合的企图中，每一教派都强调自身的起源以及神的世系，新儒家的正统受到清初以及清中叶的儒家的修订，这是统治中国(1644—1911)的最后一个帝制王朝。 www.6park.com
　　与宋朝和明朝的学者一样，清朝的学者倾向于将他们的科学研究，当做是一种对古代思想体系的修复，而不是当成与传统相分离的东西。他们坚持，儒学与科学，特别是数学的天文学，自然是相互补充的，并有着传统的紧密的关联，而宋明的新儒家［过去的七个世纪］扮演的是在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他们坚持认为，仅仅把天文现象看成是新儒家原则的体现，这并不能够增进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因为存在有与天相适应的模式，在提出某种宇宙观模式有任何问题之前，这些模式都曾经受过经验性的观察与数学上的计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些模式都被发现与……宇宙观的基本原理相左，依据坚实的经验材料为背景，宇宙观才能受到挑战。进而言之，由于天文学的模式是已有的宇宙观原则的重要说明，因而，这两者之间不和谐的展现就特别显得有害。先前是新儒家宇宙观陪衬的天文学，变成了一门受到严厉批评的学科之一……而宋代的理学家们，则将经典看成是终极原则(理)的少数几个来源中的唯一一个。而明代的心性学家们，甚至将经典降至给道德心理做注释的地位。清代的考据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要在经典材料之外，寻求“理”的异端以及孳生出来的混乱。因而，他们更倾向于坚持一种相对客观的、权威性的真理标准，这种状况可以通过信赖经典而能得到最佳的满足。因为，由于儒家经典包含了历代不朽的、最有智慧的人，即古代的圣人的思想，这就有可能将他们说成具有一种永恒的效力。因此，依据对经典的注释，清初期的学者所希望的是保有一种权威性，凭借此权威性，而对自晚明以来兴起的对“理”的解释上的派别之争有一个永久性终结。(Henderson 1984：153—158)所以，这种传统主义作为一种政府的行为，恰如其对传统的腐蚀一样，又如帝国年历本身的印刷品一样，保存和增强了官方对权威的主张。 www.6park.com
　　这是借助对儒家经典的一种严格解释而对派别之间差异做出的一种纠正，这里删除了调和论的要素，这其中就包括对《易经》的各种评注以及依据它们而有的各种各样的占卜形式。对于清代学者所指的明代的宗派主义，其中他们是把占卜加进来，使用鸾书的《易经》崇拜的图解和说教，并把圣书转述给日益增多的城市受众，他们大多没有多少文化和研究。这种崇拜是一种不同信仰的杂糅，其主张有一套甚至比儒、道、佛这类标准原则出现前后更为古老的、原创性的原则(参阅：Naquin 1985)。
简言之，清代的大学是通过把严格的经典主义与一种排他性的天文学结合在一起，甚至还采用对异常和变化来加以精确观察的方法，以寻求解决任何权威性真理的问题。因此，小学的综合研究及其发现就被看成是异端与混乱，其参照的不仅有儒家教条，而且还参照了通过经验手段建立起来的天文学知识。这中间的大多数东西，此时都为帝国宫廷所独占。 www.6park.com
　　逐渐地，“科学”成了从西方而来的东西，一种由中国人来使用，可能的话，还会由中国人来制造的一种知识。这是由19世纪西方的商业、宗教和政治帝国主义引入到城市其他地方而非帝国宫廷当中来的。当然，随着这些东西的侵入，一种新的中国一统的政治，在面对西方侵入时得以确立。但是现在，中国的一统是人民的一统，而非某位皇帝的一统，即是民国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统。在那时，小学这一“非科学的”学术，并非被划分为“邪”或“迷”，而是借用了西文翻译过来的词汇“迷信”(superstition)来称谓之。 www.6park.com
　　这也是一种历史意义上的从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变，从一个单一固定的中心(皇帝及其历法)朝一种多元中心(一种战争或和平的国际秩序下的民族；格列高利历加上国际的时区)的转变。这种变迁是指，从世俗的变迁与宇宙观意义上的包容性道德秩序的永恒之间焦虑不安的紧张中脱离出来进入到另外一种紧张中去。新的紧张是处在选择与必要性之间的，这是对于未来的一种大众选择的政治目标，这亦是一种在历史规律的秩序中以及在科学知识的演进中的发展和现代化之一。通过民众识字以及通过中央的国家学校教育体系来传授那些有选择性的法则，而将其他的对未来的选择以及其他的概念看做是落后的“迷信”而加以摒弃。位居中央的国家对民间宗教活动的选择，并非采取漠视的态度，这就使得普通百姓的宗教实践得到进一步政治化。80年代，在中国大部分乡村地区，家庭与社区的宗教活动都获得了许可，它们是属于某一得到认可并有注册登记的宗教组织，甚至不属于某一大型组织的此类活动也得到了认可。但与此同时，这些活动也受到控制，以防止由宗教活动所引发的欺骗以及在治病过程中出现的伤害。当这些人变成反对国家的代表并结合成了某种组织之后，他们就会受到监视。在台湾，这种政治监视虽然并非让人提心吊胆，但确实也是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