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英] 王斯福 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　 由 JollyRoger 于 2010-11-13 10:23

　通过把典范人物并置在一起的方式进行控制，即“格”，这是一种通过行春秋礼，而对意义加以矫正。这些仪式塑造了道德上的典范，并由帝国统治主张的惩罚性权力来支撑。通过仪式的运作，道德典范得以确立。在仪式中，善行不仅仅受到赞颂并获得荣耀，而且，在赈济灾荒、修建学校、搭桥筑路、照看孤儿和贫苦的老人以及残疾人等活动上，都要从每一在册登记的家户单位中收缴费用。对不登记的惩罚就是把未注册的家户除名，这是帝国用以压制私下密谋所采取的一种残酷行动(Dutton 1988：209)，由此而造成地方上无望获得拯救的孤魂野鬼数量的增加。 www.6park.com
　　“保甲”是一种对家户造册登记的制度。通过这种制度，注册户有权享受国家粮仓的紧急赈济。通过把地方上年长者任命为在册户籍小组保甲长，这种制度的运作得以实现。在册登记制度成为县衙衙役们收税以及用工的工具。这也是一种相互监视的制度，并且是一种对过往的没有注册或不准许注册的人实施上报的制度。 www.6park.com
　　杜登(Dutton)令人信服地指出，在史学家时常对这一制度的失败之处做出评价之外，中华帝国的每一朝代对这一制度的存在好像又都经常会给予赞许，并将其说成是一种道德控制与监视的策略。对这种制度的失败怀有怨恨的帝国史学家们，转而建议复兴以及强化这种制度。现代的历史学家，从其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些记载，并一致错误地认为，保甲制度是一种失败。他们指出，注册的单位是人为制造的，因而从来就没有在居民组织的连续性建设中成为最根本的东西。但是，杜登观察到，保甲制度巧妙地废弃了自然聚落，因为这种制度的运作，实际上是道德控制的运作，而且有时甚至还会有可怕的矫正。在任何情况下，保甲的单位确实在地点上是与地方性的居住和政治组织相互重叠的(Duara 1988：101页注释)。也许这种重叠恰是衡量它们失败的一条途径。 www.6park.com
　　正如杜登所指出的，日常的社会生活从来就不是以数百户人家为根基的。相反，其构成的单位是不使帝国的统治受到威胁的单位，而自然形成的家庭与地方聚落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县官们所要做的就是阻止以祖先世系或者地方性为单位而引发的暴乱，因为这会让保护皇上安宁的县官们大为丢脸。 www.6park.com
　　作为保甲制一部分的矫正仪式中有一种是诵读乡约。这里“乡”这个单位尽管翻译成“村”，但通常要比单个的自然聚落大。这是帝国“县”级区划的一部分，可能都要比一个标准集镇覆盖的区域大。 www.6park.com
　　依照杜登(Dutton 1988：213)所复制出的明代宫廷图来看，这种仪式的场景是在一个狭窄的平台前，各个位置之间紧密而有规则地排列，而在平台上面，摆放着一块写有关于正当行为规范的简短布告牌。其顺序依次是：孝敬父母的责任、尊敬老人和长辈、邻里和睦、对子孙要有强制性的惩罚、一辈子不做错事和恶事等。在此布告牌旁边东向的长辈位置上立有另一块木牌，上面写有“天地神明基于法度”。依照几个世纪以后佛山方志作者的看法，那里或许是放置社稷神的地方。在这些木牌前面的桌子上，摆放着善恶簿；而在其后，跪着让人感到骄傲也有让人感到羞耻的人物，其两侧是乡约范围内的平常百姓。
这种明朝的法令在1892年重新出版，用以表现相互监视的矫正仪式的正确做法。这是给地方官的一份指南，这些地方官被纳入到拿俸禄的帝国行政中来，并直接或间接地将他们安排在跨越民间地方性崇拜的地域边界的位置上。 www.6park.com
　　把由五户一组重叠构成的乡村地域上的家户联结起来的乡约，是把五户中的核心户当做周围四户监视的对象。正如杜登对此所作的描述那样：从这种监视当中，邻里们的汇报会被记录下来。并要在每月［农历］的十五日召集一次会，会的一项任务就是讨论这些汇报。这些会议由选举出来的“督约长”主持，还会有两个“副约”、一位了解乡约历史的人以及一位官方称作“制约”的人来帮助他做这些工作。……［组织的细节和所使用的称号会依据在这种制度生活中的地点和朝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每月一次的会上，“制约”的任务就是大声地朗读乡约。督约长和他的副手们都会跟着朗读。接下来就要对邻居所汇报上来的某一家的好事和坏事做一评说。在经过证实以后，报告上来的消息便会传播开来。(Dutton 1988：212)在确证一月一次朗读乡约之后，村里的记事簿显然就成了地方志以及地方上以行政首府的文庙为中心纪念杰出人物的一种扩充以及材料的来源。 www.6park.com
　　对此一模式有多种解释。它可能只是在政治鼎盛的时期才会这样去做。不过这也是能够实施的一种道德监视的持久性结构框架。 www.6park.com
　　乡约并非仅仅是一种仪式与道德教育的制度。在晚期帝国时期，它还变成了一种村落咨询会，起着一种警察式法庭(a police court)的作用，并在县太爷的庇护下行使职能。咨询会成了解决村内纠纷和组建地方性团练组织的一种手段。碰到疑案都要上报到这一法庭上来，上报的人并非县里衙役，而是在地方上雇用的警察和由地方上捐助人支持所组建的民团。这些捐助人就是地方上的绅士和富人，他们承担着一般平民与住在县城里的官员之间的纽带作用。 www.6park.com
　　正如彭文洁(Michael Palmer)在新安县所做的研究那样，举行乡约会议的地点，要么可能组织严格，在明朝风格的建筑物“堂”中举行，要么可能更为随便一点，在缙绅捐修的 “祠”或“庙”里举行。这里的庙都是为广东两位替老百姓办事的官员修建的。在17世纪，帝国的驻军强迫迁移走靠海边居住的陆地上的村民，目的是要靖边，并使海盗、土匪以及反抗新朝廷的人没有生计来源。而这两位官员，后来成功地说服了皇帝允许村里的人返回到海边的村子里去住。为了感激这次回迁以及为了感念帝国的仁慈而出现的这次成功调解，经过帝国官员的鼓励而非命令，由地方上的士绅出资赞助，这个庙就这样建起来了。此庙不仅仅是乡约开会的地方，也是为令人敬佩的这两位官员举办庆典仪式的地方，而且还是容纳普通百姓的崇拜形式的地方。因此，它既包含了适合于官场的排他性的庆典、宴席和文字游戏，也包含了与举行平民节庆游行相伴而行的民团组织，并以对这两位官员的崇拜为中心。在珠江流域的另一个地方，有一座类似的庙宇，里面有官方的碑文。这座庙宇也有一座殿堂，那是用来供奉上面所提那两位官员中的一位，而且，同样也是由地方上的商人和士绅倡议修建的，这座庙宇成为了年度游行节庆的中心(Siu 1989：79页以下)。
　　石湖集的双关庙是一座典型的由地方精英倡议修建的属于非官方范围的庙宇。这座庙宇是精英们举行排他性的仪式、宴席以及聚会的地方。同时，当平民加入到他们的仪式中来的时候，又是教育人们对这类美德怀有崇敬的场所。 www.6park.com
　　官方的仪式以及在地方精英的庙宇中所做的仪式是有序列的，这导致了与那些在一座庙宇中所举行的民间地域性的庆典有所不同。民间节庆是由道士所做的大型净化庆典中的一个小的部分，并被称之为“醮”。官方的与精英的仪式是指那些在地方志中所描述的仪式，还有在帝国法典中所记述的用以张扬美德的仪式。这些就是“释奠”的仪式，其可以翻译成“教化崇敬”。 www.6park.com
　　在这两种仪式中，都有行家对其他的参与者加以指导。并且，在这两种仪式中，在参加者的中间都有某些人充当管事的角色，而其他的人一般则是被动地参与。“释奠”中的仪式专家就是当地的督学以及学校里的教师。他们的作用就是站在主持庆典人的旁边，引导他们从规定的地方，转到要求他们去的某个地方，到了那里，再指导他们摆上恰当的供品，然后还要向他们提醒跪拜和磕头的次数。而在“醮”的仪式中，仪式的专家就成了道教的宗教实践家。他们自己来完成所有的仪式，礼官授权给他们，甚至授权给他们上供的权利，这些参与者仅仅是站在他们的后面，举着香，在道士做出鞠躬和跪拜的动作时，他们也会跟着这样去做。 www.6park.com
　　官方宗教中的专家知识与其他参与者的知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他们与其他参与者所不同的，仅仅是像政府中的一个部门的专家与另一个部门的专家之间的差异。庆典本身并未使礼官与其他参与者分离开来。礼官实际上靠的是他们的身份等级，而这种等级是在庆典仪式之外树立起来的。相反，道士的知识，只有在一次过渡仪式之后才会获得，这种仪式促成他们拥有一种比其他人更为神圣的地位。他们的知识是深奥的，在庆典上他们向保护神祈求，由此而使他们的知识得以展露，其他的参与者并不享有这种对神的崇拜。而且，较之对其他参与者所给予的而言，庆典本身赋予礼官以更多受到保护以及得到认可的地位。 www.6park.com
　　另一方面，对于“醮”的仪式而言，每一位属于这一庙宇范围内的人都要保持仪式上的洁净，而对于“释奠”的仪式而言，只有礼官需要保持这种洁净。在“醮”的仪式上，每个人都是在庙宇的外面和个人的家中上供，而在庙宇当中，是礼官看着上供。 www.6park.com
　　正式仪式举行的前三天，庆典上的礼官和做指导的人要细心而又迅速地读出“释典”：当他们［礼官］聚在斋戒的房子里，思考神［这里指孔夫子］的问题时，就会有一次共同的斋戒。他们会思考神的饮食、神的起居、神的言谈、神的意志、任何神所喜欢的东西、神的财富和品味。每个人都会因此而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而且会变得更加的虔诚、细心和谨慎。在庆典的正日子那天，当庙宇的大门打开以后，人们以庄严的仪式和慷慨的供品来欢迎神的到来，此时冥想达到顶点。 www.6park.com
　　有一种展现崇敬之情的核心庆典，这对于“释典”和“醮”都是一样，恰如磕头以及其他表达尊敬的姿态一样，对于所有的中国文化而言，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种庆典的核心就是“三爵礼”。在这种仪式的细节上、安排这种仪式的背景上、受到崇敬的事物上、用来赞颂的词汇和朗诵的文本上以及所演奏的音乐上，“释典”与“醮”都有所区别。 www.6park.com
　　官方宗教中，“三爵礼”在细节上会依据所祈求的内容而有所不同。在供品的数量上、所要求的音乐和鞠躬上以及由谁来担当合适的祭拜人上，都存在有细微的特殊差异。从仪式的重要性而言，官方的众神可粗略地分成三个层次。在这些层次之中，众神还要通过细小的仪式规则来保持他们各自的不同，比如他们祭坛的大小、在祭坛上他们牌位的位置以及走上祭坛的人数等等。在单一一座庙宇或一次庆典上，当存在不止一个神的时候，通过将他们置于殿堂之后还是之前、或者通过让他们接受动物性供品的“少牢”(这里不包括牛)还是接受“太牢”(包括牛)，众神就会从仪式上被分出等级。“祀典”确定了由谁、在什么时间和地点来对某个神加以崇拜。
　相反，“醮”的场景是指一地域中心，它是可以变动但每次由道士来选择又都是一样的一个做仪式的场所。它由具有宇宙力的道教诸神以及当地庙宇中既有的诸神明和鬼所组成。换言之，其每时每刻都是一种整体性的结构，而不具有排斥性。“醮”是对这一区域的净化，在这里，神被请出来对这一区域加以保护，并且还扮演与更大的力量进行沟通的中介者的角色，鬼得到馈食以使他们远离“醮”的场景。“释奠”是以等级来区分，而“醮”则是以地点来区分。二者都引发了一种宇宙感，但是在“醮”的仪式上，道士变成了一位圣人，并且每一次“醮”都代表着宏观的宇宙。“释奠”是一种等级式的身份，只有在“释奠”进入到皇帝那里的时候，才会有一种由帝圣联结起来的天地宇宙秩序的全景出现。 www.6park.com
　　皇帝的生日，要用与孔子的庆典非常相似的大型“释奠”仪式来庆贺，地点是在文庙的“明伦堂”，并要在“长生堂”进行表演，其在每一个方面都像是一座庙宇。在农历新年以及冬至那一天，住在帝国都城里的皇帝，要亲自祭天，并且要祭祀自己的祖先。与此同时，在各个省，也要在当地城市的“明伦堂”为皇帝生日举办同样的仪式。在省一级接纳皇帝的秩序中，还包括走出城到东郊去欢迎他们，就像在春分的时候，去同一郊外迎接春天的到来一样。我们必须要在东郊外迎接春天，因为人们仰赖于它。在西面广场插上军旗，为的是使混乱和邪恶出现之前就能够被压制住。可以说，今天的礼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我们所追随的是古人的实践。上文是引自1721年台湾县志中所记载的有关祭祀的一段话。 www.6park.com
　　一种叫做“释菜”的小型“释奠”形式，要在每月初一和十五在文庙中举行。照一本手册上的说法，这种仪式也会在婚礼之后，拜见姻亲时以及在葬礼上看到穿好衣服的遗体时举行。正如我所观察到的，祖庙中的崇拜，也就是一种小型的“释奠”仪式。 www.6park.com
　　那么，这就出现了两套仪式。一套是亲属仪式，是指具有纪念性的、官方的并放置有牌位的那一类。另一套是神的仪式，是由巫师、道士操演的放置有塑像的仪式。要是忽略掉了这些差别，或者仅仅注意到官方与民间地域性的崇拜及其仪式之间的相似之处(比如像Duara 1988：136页所看到的情况那样)，这便疏漏掉一种场景，即在中国的宗教与政治生活中，它们实际是并置在一起的。这两者能够在同一仪式情景中出现，也可以通过在不同的情景或是在不同的庙宇中的表演而相互区分开。对于具有守护神地位的神而言，游行与“醮”的节庆，可以将具有排他性的“释奠”或“释菜”的仪式包容进来。在由地方性的家族联合所控制的华南地区，地方上具有支配地位的家族，会倡导举行城镇中庙宇的游行节庆，这种节庆包容了所有城镇中的居民，而不管他们的姓氏如何(Siu 1989：47—48，53)。而排他性的庆典，是在他们自己的宗祠中举行。不过由宗祠和地方性庙宇这两者所共同掌管的财产和经费，则要由当地商人和士绅或者由为他们管理田产的能人来控制，并且他们对由“释奠”和“祀典”的庆典所划分出的官方地位，存在更多排斥性的看法。 www.6park.com
　　1966年10月在台湾为城隍游行举行的庆典。即使帝国的崇拜崩溃以后，城隍仍旧是台北市人的一种民间崇拜。这里是台湾省一级的城隍，以台北市为其首府。这座神像身披长袍，留着胡须，神态庄严地坐在轿子上。人们用花篮来装点轿子，以此来炫耀在这座城市的中心为其所举行的年度性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