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们在做什么？1作者：宋晓丽 由 夺标 于 2010-12-29 14:35

二、一边救灾，一边探索新体制，　　 www.6park.com
四川并没有“杨246”说得那么“左”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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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1日，讨论会　　 www.6park.com
过去高级社时采取三包一奖（注：“三包一奖”，是指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简称，是在集体所有制范围内的一种激励机制）办法就可以了，但现在管区大了，不适应了，既要以管区统一分配，又要承认各队差别，只有采取南充办法。　　 www.6park.com
承认差别采取三包一奖，在过去范围小，采取过去办法就可以；现在规模大，差别也大，只有采取这个办法——南充的（办法）（注：指在四川南充县荣溪区试验的一种“以产量定奖励”的包干制，比过去以面积定奖励的办法，是更强调差别，这也就是下面要多次提到“荣溪经验” ），既统一分配，又承认队的差别，是进一步，退一步。（注：在5、60年代，所有制向“公”的改变，叫“进”；而向“私”的改变，叫“退”。）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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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2日，讨论会　　 www.6park.com
在一个核算单位内，有悬殊，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内各个队付出同样劳力的同样报酬。以这个观点，按荣溪办法来计算，算来算去穷队吃亏。这个问题是先平（均）了，挖富队，填穷队，又平加平减拿富队照顾富队，富队也不满，穷队也不满。而按劳动价值看，劳动创造价值不同，承认这个差别，这是客观存在。按照荣溪办法就是这样。悬殊大划片，也是对穷队的照顾。按照荣溪办法，穷队不但没有吃亏，还要增加收入。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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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4月2日，县书会　　 www.6park.com
主席说，赔退只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克服平均主义才能解决另一半的问题。（注：编者不得不佩服《墓碑》的标题写得之巧妙，例如《纠偏只有八个月，庐山会议一风吹》（p804），透出毛泽东表面要纠偏，内心则要“左到底”。在具体内容上，也不断写了这样那样的“两面状态”，例如毛泽东自己“唱低调”，又“希望”（这显然是杨继绳穿凿出来的）要别人继续“唱高调”（p808）；又如所有制不得不退让，但又不能否定“一大二公”；再如，既要允许实行责任田，但仅仅当作临时措施（p820）……这种表述，到底是彰显共产党的“反复无常”，还是客观上表达出了一种探索过程，就只好去见仁见智了。其实，从这里讲到的反对平均主义的实际过程看，毛确实已在注意克服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被认为“左” 到极端的李井泉，与毛同唱“低调”，在饥荒开始不久就要创造颇“右”的“荣溪经验”。）　　 www.6park.com
穷队与富队的矛盾在高级社也存在，那时范围小，差别小，用原来办法即可以解决，现在规模大，差别大，用原来办法不能解决，先平后承认差别再照顾，这是原办法，还是先承认差别再照顾，这是荣溪的办法。扶持穷队，不能削富队。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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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扶持穷队，过去有个问题，即先进带落后，把先进带垮了。现在要（求）分的，大都是这样的情况。　　 www.6park.com
为什么这个问题钻了半天，有个焦点问题。　　 www.6park.com
一、队与队有差别，要不要承认？要承认。如果承认，要通过“三包一奖”来解决。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我们过去多年来用的，以面积定包工，一个是荣溪办法，以产定包工。开始我也是主张以面积定包工，不主张以产量定包工，为什么？知道这方面有平均主义，但适当降低富队指标，主要是先平后照顾，而荣溪办法是先承认差别，后照顾富队。这是第一步考虑的问题，一直考虑不通。（注：《墓碑》中《极其严密的思想控制》一节有这样的描述：“谁的权力最大，谁就是真理的化身，没有人敢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没有人敢独立思考。大批无知者相信毛泽东能把人们引向共产主义的天堂。”（p1073）而这段宋文彬与县委书记们的讨论，以及下面要一步一步展开的思索，却反映出许多象宋文彬这样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的实际探索与独立思考过程。这实在不象杨继绳说的那样，似乎共产党干部在“左”的体制下，就必然个个会义无反顾地一“左”到底。）　　 www.6park.com
二、由上引申出第二个问题，所谓吃亏不吃亏的问题。一个管区内有差别，我们所谓吃亏有一个概念的东西，即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内各队之间付出同等劳动应得同等的报酬，不得同等的报酬，这就是所谓的吃亏。按级差地租道理在一个核算单位内有差别，付出的劳动一样，而价值不一样。有的同志说承认差别就不能按劳付酬，按劳付酬就不能承认差别。承认差别是队与队之间的问题，按劳付酬是社员与社员之间的问题。承认了队的差别，才能按劳付酬，否则不能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　　 www.6park.com
三、紧接着又引申了一个问题，除“三七开”供给部分，基本上各队分各队，这不是动摇管区所有制吗？这要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来研究这个问题。高级社比初级社进了一步，但高级社也有它的缺点（前面补充一点，过去办法在高级社能用，为什么现在不能用呢？高级社时大百十户，几个队，各队二、三十户，有差别，但不大，因此采取以面积定包工，再适当照顾富队，问题可以解决；现在以管区为基本核算单位，几百户，范围大，规模大，差别大，队是原高级社，用原来办法不解决问题，用现在办法才行，加在“二”内）我们公社化，就是要解决高级社的缺点，但是我们企图包起来解决（吃饭不要钱），这是群众的要求（注：对于经常在农村作调查的宋，每天涉及到的都是农村的实际问题，他这里说“吃饭不要钱是群众的要求”这句话，绝非空穴来风。所以，这对于深入研究公共食堂为何会出现，是一个启示，而不要像“杨246”那样把历史简单化），但受生产水平还低的限制，出现了平均主义。怎么办？按现在办法行不行？不行。那就要退一下，退到什么地方去？是不是退回原来高级社？不是，还有一大二公，原来几十户，现在几百户，一个核算单位，有三七开，70%按劳分，30%供给。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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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杨246” 先生的描写，四川饥荒时间持续时间长的基本原因，就是极“左”的李井泉统治下的四川，是全国实行的政策最“左”的地方。然而“杨246” 难以解释的是，为何早在1960年初，四川就出了“包产到队”的雏形——“荣溪经验”？眼下一些热衷于篡改历史的人，除了立场所致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总要以现在的眼光去取舍材料，所以也就看不到李井泉也有“右”的时候。　　 www.6park.com
这里真需要给“杨246” 上一点点历史课。“文革”中，李井泉被批判以“积极主张单干倒退，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揭露材料”中提到，李曾说过：“有些红旗不太红，如人民公社吃不饱就是不太红”；“扶也扶不起来、拉也拉不起来的老落后队解散它”；“包工到户，一包三年”……，如此等等的“右派言论”，几乎比比皆是。如果把这些“杨 246”以为的“135”抽取出来，并连贯一体，是不是应该给李授一枚“改革先锋勋章”才是？　　 www.6park.com
非也，李井泉确实有“左”的一面，甚至“左”的时候还多一点，对此，在杨继绳精心挑选出来的材料也有所展示，并非都是假的。宋文彬在《交代》中关于李在大跃进时的表现，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一个人思想中有“左”的一面，不等他无时不刻都“左”，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左”，他完全可能有时又“右”起来。这种情况并不矛盾，因为这恰恰说明共产党在解决经济问题过程中，有一个曲折反复、艰难探索的过程。“杨246”史学研究方法的最大漏洞，就在于把GCD看成一生下来就坏透了的东西。——如是，又如何解释中国会在共产党、而不是别的什么党手里，变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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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是联合经济组织，下面是基础，它是一级又不是一级，就政权来讲它是基础单位，就经济组织来讲，它不是基础，大队才是基础。公社又代表着全民，又代表着集体，但这两方面都不完备，这个性质联系到一系列问题，不能平调，不能管得过死，党如何领导等等，总之一句话，不能以领导全民的办法领导集体经济。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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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一个伪命题：建国后就该搞市场经济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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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市场”敬琏等人，最近总在喋喋不休地唠叨：中国建国初期就应该实行市场经济，而不要搞计划经济。《墓碑》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无疑是持这一观点的。　　 www.6park.com
这是一个缺乏历史常识的伪命题。考察一下三年困难时期的体制探索过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www.6park.com
的确，在困难时期出现了“三自一包”等改变生产关系的措施，但最终未能走上“联产承包”之路。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这里有几个难题：　　 www.6park.com
第一，当时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只有四年时间，离推翻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三座大山”时间还很近，当时就要多数人接受“倒退”，实在不易。到改革开放开始时，计划经济的反面教训已然很多，那时提出改革本来似乎很自然，尚且有很多人想不通，要求60年代甚至50年代就去改，无异于妙想天开。　　 www.6park.com
第二，中国长期滞留在“农业周期”，农业生产力低下了数千年，都证明了土地私有化是万恶之源，这不仅从30 年代国民党十九路军成立“福建人民政府”时搞的“计口授田”（即按人头平均分地）可以看出，还从国民党到台湾后搞的土改得到了证明。土地问题，也是导致中国历史上无穷无尽的战乱的一个重要根源，所以，困难时期将包干到户进行下去——这离退回土地私有制只有一步之遥，是当时的多数共产党员所难以接受的，可能除了杨继绳这种“事后诸葛亮”外。　　 www.6park.com
第三，还要看到的是，1960年离建国只有十一年时间，阶级对立面还存在，不管后来的人怎么说那种对立怎么地不合理，对于经过了30多年阶级斗争的共产党人和反对阶级之间，无疑还保留着仇恨。所以，对于“倒退”问题会极度敏感，亦在情理之中。　　 www.6park.com
可见，“包产到户”改革，至少在60 年代，还远不像“吴市场”、“杨246”等人说得那么容易，而确实象邓小平所说，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而宋文彬在地委和县委书记讨论会上提出的各种疑问、问题、矛盾、困难……才真实地反映了这样一个“艰难的探索” 过程，要了解真实历史，倒是值得认真去读一读这种最原始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