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结束之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毛泽东指挥的不满，已经上升到了相当的高度。为了直接表示不满态度和达到纠正他所认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他连续实行了三个步骤。 
 
首先，4月23日，他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对目前的军事行动作了一般性建议后，着重指出：“须尽可能避免走弓背路，而宁可对不大的敌人（守碉的）采取以一部监视，掩护主力取捷径通过的办法”，向云南进军。（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这是林彪、聂荣臻首次对部队走“弓背路”的不满之词。发电之后，林彪意犹未尽，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人，竟然放言高声严词批评：毛泽东指挥走“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1页） 
 
接着，林彪以个人名义，又给中央三人军事小组写信，直接提出要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 
 
第三，据聂荣臻回忆，在会理休整期间，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6页） 
 
十分明显，林彪此时已经公开地表示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失望。 
 
此外，作为军事指挥员之外的高层领导人，也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批评。刘少奇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曾任驻红三军团中央代表。《黄克诚自述》中说，刘少奇“曾向中央提过建议，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黄克诚的话虽然很简单，而且是因后来会理会议上刘少奇遭毛泽东批后作为一种替其辩解的目的和语气谈起的，但是，它还是记述了刘少奇的态度，“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同时，黄克诚表示，他与刘少奇“彼此意见颇相吻合”。 
 
《杨尚昆回忆录》里也叙述了他和刘少奇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其中说道：“那是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同志到三军团、陈云同志到五军团了解情况，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讲怪话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将从部队中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彭总和我签发。”（《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页）据杨尚昆说，这份电稿彭德怀没有签字，最后由杨尚昆和刘少奇两人签发。 
 
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批评者，还有总书记张闻天。除了上面提到的主持召开军委会否定毛泽东的意见的事例之外，他还直接批评毛泽东发起鲁班场战斗“是未加考虑的”。同时，他对部队整天走来走去“打圈子”，“不打仗又死那么多人”（杨尚昆语）很不满。在会理会议上，据与会者回忆，毛泽东当面奚落张闻天，“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参见《杨尚昆回忆录》，第136页）正是因为张闻天在四渡赤水期间及其后来对毛泽东军事指挥问题表示了严重不满，毛泽东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央总书记如此出言不逊。 
 
十分清楚，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的军事指挥，的确遭到了众多高层当事人的不满和反对。这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一个被誉为“一生中的‘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一位“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面前，怎么会出现这么多的不和谐声音？为什么出现的不是如潮的赞颂，而是恰恰相反呢？难道真的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 
 
恐怕不那么简单。相反，它事出有因。一个根本的原因，除了四渡赤水期间，连续“乱碰乱撞”，打了一连串的败仗、窝囊仗，再就是带来了部队的极大消耗和战斗力的损失。 
 
这个期间，中央红军兵力的损失，人们很难了解到真实的具体数字，但是，从对已知有关材料的分析上，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中央红军第一次进入遵义地区后，在此休整，并进行整编，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候中央红军的人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和《红军长征史》记述为3.7万余人。应该说，这是接近实际的。这个3.7万余人，除了少数为在遵义地区的扩红补充外，绝大部分为中央苏区来的老兵，战斗骨干。湘江战役中损失的，绝大部分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刚刚扩充的新战士，其中的减员主要为离队或逃亡。应该说，经过在遵义期间的休整，部队更加精干了。可是，接着的土城作战带来了重大伤亡和减员，从而也直接导致了一渡赤水后不久于2月初期在扎西地区的再一次整编。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在回忆中这样说到扎西整编：“渡过赤水后”，“红军在行进中落伍的人数比较多”，“一个月前，在遵义附近的懒板凳进行整编时，三军团已取消了第六师的番号，缩编为两个师又一个独立团。这次扎西改编，为了编足各个战斗单位，取消了师一级的组织，再次缩编为四个团，直属军团部指挥，可见在转战中损失之大”。（《杨尚昆回忆录》，第124页） 
 
扎西整编时，红三军团将两个师七个团缩编为四个团，取消了师的编制，军团直辖团。五军团和九军团也整编为军团直辖团，各辖三个团。只有红一军团保留两个师六个团。接着二渡赤水，于2月下旬在娄山关、遵义地区进行遵义战役，这次战役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付出的代价却是极其高昂的。 
 
仅以红三军团为例。请看遵义战役两天后（3月2日）彭德怀、杨尚昆向军委的报告：“三军团在娄山关、石子铺、遵义城及28日老鸦山诸战役中减员很多，需要大量补充方能维持四个团。现十团、十一团每连只能编四个班，十三团可维持原编制，但每连亦只有50～60人，十二团每连尚编五班，各团部及军团参谋处损失惨重，望军委即刻补充，以便继续战斗。”（《彭德怀年谱》，第117页） 
 
红三军团2月初在扎西整编时四个团齐装满员，其中第十团为主力团，据黄克诚说，当时该团“有2500多人”（《黄克诚自述》，第148页），一场作战之后，现在“每连只能编四个班”。第十三团在遵义会议期间为三军团第五师，土城之战中伤亡太大，第五师一个师缩编为第十三团，可经过遵义战役之后，该团“每连亦只有50～60人”，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岂不一目了然？！伤亡之重，损失之大，减员之多，可见一斑。 
 
减员之大，武器弹药之缺乏，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仅以黄克诚回忆的一场战斗为例。四渡赤水之后，中革军委和毛泽东计划好在贵阳附近组织一个战役，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两个主力师，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三军团和五军团与国民党军“稍一接触”，“就垮了下来”，“队伍也给冲乱了”。（《黄克诚自述》，第151页）可见，战斗力已经消失得所剩无几了。并且，这还不过是刚刚开始，下面的转战和消耗仍在继续。 
 
那么，红一军团又如何呢？红一军团为主力中的主力，是毛泽东重点保护和依靠的对象，然而，难以乐观，它的损失同样巨大。请看林彪、聂荣臻5月9日致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电，其中说道：一军团“减员甚大，目前既无补充希望而战斗又日益紧张，如继续现状实不便作战，我们意见拟将两个师合编为三个团，取消师部，直接受军团指挥，多余干部编入教导营，编成一教导团，此外侦察、工兵、炮兵各编一连，将来有兵能补充时，干部均在，较易扩大。”（《聂荣臻年谱》上卷，第143页）一军团“减员甚大”，已经到了“实不便作战”的程度，过去为两个师六个团，现在只能“合编为三个团”。 
 
至于五军团和九军团的损失情况，则和一、三军团比较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军团长期担负后卫，倍加艰难，损失更大。九军团在四渡赤水之后，因乌江浮桥已拆，敌人追踪而来，同时需要独立担任牵制敌军的任务，只得在北岸转战，其处境至为艰险，损失程度更不必说。一、四方面军两军会合时，五军团只剩两千人，九军团则更少，不足千人。 
 
作战“乱碰乱撞”，行进弯来绕去“打圈子”，尽走“弓背路”，部队大量伤亡减员，所以，林彪那种“会把部队拖垮”的担心并非危言耸听。难怪高层指挥员们怨声载道，普遍滋长不满和失望情绪。 
 
中央红军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人数，一直是个谜。尽管有的说有三万多，有的说有四万多，但是，笔者有相当多的根据可以判断，人数当在1.2万～1.5万人之间，决不可能再多。不然不可以理解，何以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抽调了一个师直属队、三个整团共计3800多人全部补进了红一、三军团，可是，两个月后，在这两支部队单独北上时，加上中央机关人员共计也才不到7000人。 
 
不可否认，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阶段，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又一个损失最严重的时期，甚至可以说，它比湘江之战还要严重。这个期间，损失的人数，尽管从数字上相较湘江战役为少，但几乎都是战斗骨干。 
 
如此看来，四渡赤水是一场成功地摆脱了优势之敌围追堵截的军事行动，但同时，它又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其中，既包含了胜利和成功，又存在失败和遗憾。战争的根本原则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歼敌不多，可以理解，但自我消耗如此之大，却令人遗憾。 
 
那么，“四渡赤水，用兵真如神”，又是从何而来呢？聂荣臻回忆说：“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聂荣臻元帅回忆录》，第203页） 
 
聂荣臻说陈毅对他说，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这就有些奇怪了，聂荣臻是四渡赤水的参加者，而陈毅却是十大元帅中唯一的一位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是不知情者，正常情况下，聂荣臻还需要陈毅来说毛泽东的“得意之笔”吗？ 
 
然而，这就是重要信息。人们也正是依据这种信息来感悟。 
 
所以，在四渡赤水的当时和不太短暂的后来，尽管争议纷呈，但一直没有超越“指挥正确”与否的范围，仍然属于“人间平凡事”，直到那个疯狂的“大跃进”年代出现后，在毛泽东要求对他“搞点个人崇拜”的大背景下，平生“得意之笔”出现了，于是，四渡赤水走上了神坛，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