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日本改变中国 王海涛 　 由 JollyRoger 于 2011-01-09 15:32

　一、日本军舰撞沉"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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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昏聩懦弱的晚清政府也曾通过"洋务运动"来实行"改革开放"，但是甲午战争葬送了这场本来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振作自救行动，也由此敲响了大清国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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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历史课本上看到，晚清的中国被一个昏聩、懦弱、愚蠢的政府所把持。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被灌输一种"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因为落后，中国才有了被侵略被侮辱的近代历史。事实上，晚清也有奋发向上的自救行动。那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就是当时清政府实施的改革开放，其"西学为用"的口号，就是引入国外的技术，开展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开放。不幸的是，大清国的这一自救行动因为外部危机而发起，也最终被外部危机所打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葬送了这场本来已经获得巨大成就的改革开放，甚至也由此敲响了大清国的丧钟。甲午战争，一场由日本挑起的海上战争，以一个让全体中国人蒙羞的《马关条约》作为终结，让洋务运动的所有成果遭到否定。不变革没有出路，变革成果又被日本所毁灭。古老的中国，由此错过了一个富国强兵的大好时机。来自日本的威胁，从此像噩梦一般，给此后的中国屡屡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大清朝的末期是一段最为"有意思"的历史，前所未有的变局，空前复杂的内政外交，让这片古老的土地几乎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关于清朝走向近代的转折点，最早的说法是1793年。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80岁了，他已经驾驭清朝这艘大船行驶了58年。 
　　这年秋天，作为外交官的马戛尔尼（1737-1806）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来到中国，以向乾隆皇帝祝贺80寿辰为由，要求清政府增开通商口岸，减低税率，给予租界，允许英国派遣公使长驻北京，允许英国人传教。 
　　接下来的故事广为流传。 
　　乾隆皇帝以其不识天朝体制，妄行乞请，而严加拒斥。在赐马戛尔尼筵宴，优加赏赉后，让其回国。 
　　马戛尔尼具体提出了什么要求呢？大致如下： 
　　第一，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 
　　第二，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第三，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 
　　第四，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第五，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第六，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第七，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以当时大清朝的实力和整个统治阶层的盲目自大、闭目塞听，乾隆皇帝当然对英国的"无理要求"不屑一顾。 
　　大国的盲目自大与小国的褊狭自负具有同样的逻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同一个大城市的市民与一个偏僻山村的村民一样。在农村人面前，城市人就常常会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而农村人一旦偏狭，就会觉得"离开我们农民生产的粮食，你们什么也不是"，甚至对城里人产生仇恨。隔膜与仇恨的根源在于社会不够开放和信息的不对称。 
　　一种文化一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常常因为自大而走向封闭，中国就以实际行动论证并上演了这样一个悲剧。驭御大清朝数十年，足以让乾隆皇帝沉淀下足够的自信心。所以，面对英吉利小邦，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不屑。 
　　中英此次"外交"，就这样如一段小插曲一样，埋藏在历史之中，如果不是后来的一系列大变局，或者不会为后来者对这一插曲再三玩味。 
　　形势和世道的变化，总是在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到来的时候，才会让人觉得历史早已经埋下了伏笔。 
　　时光飞逝。乾隆皇帝带着康乾盛世酿造的辉煌和积弊谢幕。祖宗的霸业连同历史的包袱，一同甩给了爱新觉罗氏的后人。 
　　29年后，大清朝的好日子似乎还没有过完的时候，英国再次叩响门环。 
　　此时驾驭大清朝这艘巨轮的是乾隆皇帝的孙子，道光皇帝。 
　　这是1834年7月25日。英国新派的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乘船抵达广州，并于次日向两广总督府递交要求通商的信函。 
　　按照大清朝的规矩，律劳卑的这一举动是不敬的、过分的！作为一个商人，他是不能与大清朝官方直接递交公文的，有什么事情应该通过当地的行商代为转交信函。 
　　律劳卑如此大胆，自有原因。他的背后是一艘已经游弋在虎门外的军舰。 
　　这个时候清政府的官员还不像后来那样"没有骨气"，对于蛮夷洋人还有优越感。大家认为应该停止中英贸易，对英国人的这种示威行动进行惩罚。 
　　两广总督卢坤向道光皇帝所奏的"为律劳卑来粤不遵法度予封仓示惩片"中说：夷人所恃者，唯有船坚炮利。内洋水浅，礁石林立，夷人施放火炮，亦不能得力。我方只要调兵遣将，水陆分投布置，夷人便会折服。 
　　皇帝的御案上常年堆积着雪片一样飞来的奏折，要让主子有耐心看下去自己的奏疏，文字必须干净简练。卢坤奏折言简意赅，显然是合格的。 
　　快马加鞭，这份奏折越过千山万水到达北京的时候，差不多已经两个月后了。 
　　9月30日，正在圆明园里辛勤工作的道光皇帝看到卢坤的这份奏折时，批了8个字：所办甚妥，所见亦是。 
　　值得感慨的是，直到这时候，大清朝的统治者依然保持着足够的自信。但是在这个年代，这种自信已经成为愚蠢的象征。愚蠢不是因为智商不够，而是因为眼光太低。此时的大清朝，在已经经历过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对比下，已经成为一座很大也很深的井。道光皇帝自然就是地位最高的井底之蛙。
　当道光皇帝提起御笔批下那8个字时，英国军舰已经"宣战"了。 
　　但这位坐在京城的皇帝在数天后终于收到广东的奏折：英舰强行驶入虎门，直逼黄埔，轰击炮台，水师竟不能挡…… 
　　从此，这一败势在后来的中外近百年的战争中，一直延续，包括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北京烧杀抢掠。 
　　这些战争中，让清政府感到空前触动的是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最为沉痛的是甲午战争，让中国人最为无地自容的是八国联军的占领北京。 
　　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暴露了统治中华大地的这个政权已经百病缠身，并引发民间和政界的自救行动。 
　　鸦片战争之际，在清政府看来，比外患更严重的是内忧，那就是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发起了自救行动，也就是发起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改革开放"。 
　　中国历史走到此处，我们不妨暂时打住，看一下中国的东邻--清政府发起洋务运动的时候，日本在干什么？ 
　　日本与中国同是西方商船和军舰的目的地，但日本的危机要比中国晚大约15年。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理将军舰开进浦贺港口。次年，日美签署《日美亲善条约》。数年后，日本相继与俄国、荷兰、英国法国缔结条约。日本的民族危机到来，已经是1860年代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清政府在遭受一番打击后开始自救的时候，日本的民族危机才刚刚开始。在面临沦为列强殖民地危险的情况下，日本也开始了自救行动，刚开始是"尊王攘夷运动"，接下来则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在时间上处于同一时期，但结局迥然不同。前者是以政治改革谋求富国强兵，后者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下，"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输入技术，发展军事和经济。 
　　有人将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与洋务运动进行过对比。发现二者之间有相似之处，并把洋务运动称为晚清的"改革开放"。二者在技术操作层面确实有相似之处，都是利用"后发优势"引进先进的技术，以填补中外之间在"物质文明"层面的落差。 
　　不过，在洋务运动正式开始之前，曾经有一段"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思想产生的过程。 
　　大致看一下洋务运动（1861-1895）--这项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是如何进行的。 
　　当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政权危机和鸦片战争所导致的领土危机交织在一起后，朝廷认识到，内乱的危害更大。解决内乱的方式之一，就是引入洋人的坚船利炮。所以，办理洋务的能臣，多是有"剿匪"经验的地方官员。 
　　在清政府中，推动洋务运动的一批贵族和官僚被称为洋务派，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 www.6park.com
　　洋务运动开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 
　　前面说过，1850年代的大清朝已经彻底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所以洋务运动目的就是缓解这种窘境，以拯救危局。 
　　攘外必先安内，是当权者必然的逻辑。因此，洋务运动的开端便以向洋人购买和自己模仿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形式开始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是在内政已经坏到接近政权崩溃的时候，才有自上而下变革的冲动。这种变革，都是修修补补式的，都是为了应付当下危机的被动之举。 
　　洋务运动的开始，就是制造"现代化"的武器。希望制造出来的枪支弹药，像手术刀一样，能够切除帝国身上的肿瘤。 
　　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大炮等军火。这是清末最早官办的近代军事工厂。而购买西方近代军事武器较早而又较多、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规模较大而又较早者，是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 
　　洋务运动早期，洋务派创办规模较大的军用企业4家： 
　　1．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建成，主要制造军火和轮船。 
　　2．金陵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南京建成，主要为"剿捻"制造枪支弹药。 
　　3．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专造兵、商务轮船。 
　　4．天津机器制造局。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主要制造华北地区用来"剿捻"的军事装备。 
　　这些官办"国有企业"建立的同时，在总理衙门的主导之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列强暂时达成了"和好"的局面。 
　　但这种局面注定是短暂的。到了19世纪70年代，列强的侵略有了加剧的趋势。新的形势促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 
　　与此同时，洋务运动也开始波及民用工业。洋务派在继续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主要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 
　　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由于洋务运动的任务和内容有了某些改变，洋务派在原有官僚集团之外，又增加了一些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 
　　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同时也为军用工业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创办的这些工业得到供给，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涉及四类产业：轮船航运；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电报；纺织业。这些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的官办者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 
　　洋务运动的内容还包括"培养人才"。为适应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等事业的需要，洋务运动期间还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设立了上海方言馆和广州方言馆。以后，洋务派又在实践中认识到，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
　为培养这样的新式人才，一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二是开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此事由容闳倡议，丁日昌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促成。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认为，出国留学人员应以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为宜。当时具备这个条件的主要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所以自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以福州船政局者居多，均赴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此外，还有派赴德国学习陆军和张之洞派赴欧美学习冶炼钢铁的一些留学人员。 
　　在国内的人才培养方面，清政府创办了许多专门性的学堂，比如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 
　　这些举措，几乎全是服务军事目的，类似"先军政治"。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样的改革，与普通民众是没有关系的，其对于生产力的提高，也与老百姓没有关系。所以，这样的改革，民众必然是会产生隔膜的，它只是精英们出于挽救政权而发起的一场上层运动而已。 
　　在洋务派做出上述一系列举措的时候，岛国日本也是一团乱麻和热闹异常。在遭受1850年代开始的列强侵犯之后，日本经历了尊王攘夷运动、倒幕运动和明治维新。 
　　三大运动的主旨就是打倒把持统治权的幕府机构，树立天皇的权威，并富国强兵抵御列强的侵犯。幸运的是，日本的这些目标都实现了。 
　　日本当时的问题是，天皇在民间享有至高无上尊重，但在权力上却是被架空的，只是幕府的傀儡。在面对外部危机的时候，幕府成为革命的对象，于是打倒幕府的统治，成为改革的跳板。 
　　就在日本重新树立起天皇权威的时候，清政府大张旗鼓以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为重点的"改革开放"引起了东洋的震动。正在进行政治改革--明治维新的日本人警觉地提出了"清国威胁论"。刚刚经历了列强威胁的日本，不愿意看到近邻中国成为列强的一员。所以，日本的舆论兴趣了"威胁论"。 
　　事实上，一个国家一旦在国内舆论，将另外一个国家作为假想敌，往往不是遭遇了巨大的外部威胁，而是其内部出现了问题，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转移视线和转嫁矛盾的出口。换句话说，这是在利用民族矛盾转移阶级矛盾。 
　　日本的三大运动，必然地导致内部利益的调整和矛盾的加剧。这一时期，来自中国的"威胁"和与中国的"摩擦"，促使日本迈上扩军备战之路。最终的结果是，双方通过进行一场军事对决，来明确一下力量对比。这场战争，就是导致大清朝这艘破船走向沉没的甲午战争。 
　　沿着历史的脉络向前看，后来那场决定中日历史走向的甲午战争，其实从1873年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这一年，日本由于明治维新而引发的国内矛盾日益尖锐。为转移国内视线，明治政府利用琉球船民在台湾被杀事件，发动了对台湾的侵略战争。 
　　琉球国从明朝起就开始向中国朝贡，并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1871年，两艘琉球贡船遇风暴漂流至台湾，其中一艘船上的54人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
　1873年，4名日本人在海上遭遇风暴漂流至台湾被救。当地官员安排将获救者护送回日本，并得到日本官方的致谢。不料，不久日本指责这些被救者在台湾遭到打劫，并重提琉球居民在台湾被杀事件。 
　　当年6月，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以换约为名抵达北京，并派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探询清政府对琉球船民在台湾被杀之事。得到的回答是，这些杀人者为当地土著居民，属于"生番"，还没有甚加治理。 
　　这件已经过去两年的事情遂成为日本侵台的借口。 
　　1874年4月4日，日本成立"台湾都督府"作为侵略台湾的机构。5月7日，日军在台湾南部登陆。 
　　5月14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负责处理台湾等处海防。一时之间，多艘军舰调往台湾。但是，作为一个老练的官员，沈并没有急于出战。李鸿章也致信给他，让其"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主张谈判解决。 
　　此后，在清军力量占优的情况下，中日进行了8次谈判。最终在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条》。日方发动此次侵略战争耗费共计771万日元，而清政府最后付出50万两白银约合不到80万日元，平息了此事。 
　　此战是中日甲午战前的首次交锋，对两国均产生极大震动，引发两国开始在海军力量装备上的竞赛。 
　　日本方面获得两个重要的认识，一是中国的海军力量较为强大，一是中国虽然庞大，但驾驭这个国家的清政府却懦弱无能。根据这一情况，日本在1875提出的海军再次扩军计划获得通过，从英国进口了3艘军舰。 
　　在中国方面，此战之后，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已经是中国的头号敌人，应该重视海防、发展海军。1875年5月30日，恭亲王等上奏，提出创建北洋水师。当天，清政府发布上谕：……南北洋地面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事宜…… 
　　这一计划为此后的海军发展确定了方向。 
　　李鸿章也因为办水师，开始修补大清朝这艘日渐破败的大船。 
　　要了解后来的那场甲午战争以及由此导致的《马关条约》，必须要充分了解李鸿章。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看，中日在1894年的这场对决，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对决，也是晚清第一重臣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对决。 
　　尽管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已经对李鸿章花费了不少笔墨，我们还是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晚清干臣。 
　　李鸿章，一介书生。1853年2月，当太平天国攻陷安徽省城的时候，正在京城翰林院当闲差的李鸿章"投笔从戎"，回乡办团练。 
　　结果，秀才练兵，一事无成。经举荐，入曾国藩门下做幕僚，凭借其才华和胆识，赢得曾的赏识。 
　　正可谓时势造英雄。当太平天国运动给这个国家造成巨大动荡，导致半个中国纲常败坏、无数人头落地的时候，李鸿章迎来了其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和广阔的舞台。 
　　1861年，太平军在浙江连连大捷，直接威胁清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形成十里洋场富甲天下的局面，一旦上海失陷，清政府的财政将受到严重威胁。此时全力围困太平军老巢南京的曾国藩"无兵可分"。而合肥人李鸿章，成为办理淮军以援救上海的最佳人选。
　李鸿章被曾国藩推荐为安徽巡抚，从此自立门户，创办淮军。李鸿章通过与十里洋场的接触，练就了与洋人打交道的本领，而饱读诗书和久历官场，更让他练就了一套为官之道。从创办淮军到1901年去世，40年中，李鸿章堪称官场上的不倒翁。 
　　能在40年宦海中不倒，并应对中国3000年未有之变局，这只能说明，李鸿章既能做事，又能做官。在中国的官场中，能做官的不敢做事不能做事，能做事的往往疏于自保，所以官场难有常青树。但李鸿章做到了。 
　　随着南京在1864年被曾国藩的湘军攻破，李鸿章很快认识到，因剿匪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终生所面临的对手，是日本，与他自己对弈的，是这个岛国的首相伊藤博文。 
　　在内战中崛起的李鸿章，在面对外患的时候，也非无能之辈。他很快认识到，日本乃大清之大敌，于是大办海防，苦心经营北洋水师。 
　　李鸿章是清政府里较早了解日本的大臣。这个时候，在李鸿章眼里，日本是值得佩服的，更是需要提防的。早在1870年他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时候，就已经了解到日本以全民运动的方式筹集巨款兴建海军。李鸿章意识到，中国与日本应该友好相处，应该派官员常驻日本，以便阻止日本站到西方列强的一边。 
　　然而，此后琉球事件，让李鸿章认识到，日本已经是中国的威胁。1874年12月，他在一份奏折中这样评价日本：其势日张，其志不小。 
　　到1885年的时候，李鸿章预言说，大约10年左右，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所忧。在发出这一预言的第10个年头，预言不幸成真。 
　　认识到日本威胁的并非李鸿章一人。在清政府内部，不仅有李鸿章这样具有长远眼光的务实派，也有急功近利的"鹰派"（其实是对洋务运动持有怀疑态度的清流派），他们认为应该先发制人--有人提出，应该率先向日本开战，希望通过一战解除危险。 
　　1882年，当时清廷的清流派（洋务派的对立面）--左副都御史、34岁的张佩纶上奏"请密定东征折"（次年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建议："南北洋大臣简练水师，广造战船；山东、台湾治精兵，蓄斗舰，与南北洋称犄角；分军巡海，闭关绝市，召使回国，责问琉球之案，驳正朝鲜之约，使日本增防耗帑，再大举乘之，一战定之。" 
　　这一大胆的计划颇有纸上谈兵的味道，遭到李鸿章的反对。李鸿章认为，日本学习西洋，其海军装备绝不比中方的差，况且跨海作战，并无把握。 
　　"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李鸿章的这一论断，有韬光养晦的味道。 
　　事实上，张佩纶还曾经主张对俄国作战。把持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评价他说，此人锋芒毕露，不畏权势，很有骨气，是骄矜、无知和中国式的爱国主义者！
张佩纶到底是无知无畏还是远见卓识，实在不好评价。 
　　查阅史料，他为官期间，因多次上疏批评朝政，弹劾大臣，被评价为"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仅1875-1884年间，上奏折、奏片127件，其中弹劾大臣和直谏的达1/3。以这样的性格和为官之道，终难在官场上"发展下去"。 
　　当1882年张佩纶提出东征方案的时候，日本正在宣扬"清国威胁论"。这一年的7月，朝鲜汉城发生壬午兵变，起事者围攻日本公使馆，公使乘英国船只逃回日本。日本决定对朝鲜开战，但又忌惮清军，自觉备战不足。 
　　8月1日，清政府得到朝鲜兵变的消息之后，"派海陆两军，迅赴事机"。8月15日，参事院议长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称，欧洲各国距我国较远，痛痒之感并不急迫，我之欲以力角强弱者，正在紧邻之处。他建议，应该加紧扩大海军。 
　　8月25日，清军抵达汉城。而日本也通过与朝鲜谈判签订条约获得了在朝鲜的驻兵权。 
　　11月，海军卿川村纯义提出8年内造48艘军舰的计划，并得到天皇的批准。 
　　1885年，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提出"我们要在心中谢绝亚洲东方的恶友"。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到中国进行军备调查，并于次年2月草拟出了《清国征讨策案》。 
　　1893年4月，日军参谋长川上操六亲自赴朝鲜、中国实地考察3个月。 
　　1893年11月，势力庞大的伊藤博文内阁因为扩充军备遭到反对党提出不信任案，并引发反政府热潮。 
　　1894年1月福泽谕吉在报纸上撰文，建议政府大力推进对亚洲邻国的扩张，使国内矛盾转移。这一建议得到外相陆奥宗光的赞同。 
　　同年5月，因爆发农民起义，朝鲜向清政府求援。正处于国内政治危机中的日本抓住了良机，内阁会议决定解散众议院，明治天皇作出出兵朝鲜的决定。 
　　7月12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与中国断交。陆奥宗光说，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17日，日本决定对中国开战。 
　　甲午战争在日本蓄谋已久和转移国内矛盾的情形下，以日本联合舰队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的形式爆发了。 
　　7月25日，清晨，日本吉野号对中国军舰发射了第一发炮弹。中国军舰济远、广乙号自卫还击。运兵船高升号被日舰击沉，1116名官名遇难。 
　　海战的同时，驻扎在汉城的日本陆军偷袭驻扎在牙山的清军。甲午战争从海陆两方面全面拉开。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到8月下旬，日本集结于朝鲜的陆军已达5万人。9月16日，山县有朋率领的陆军第一军攻打平壤，而清军将领叶志超则连夜逃出平壤。21日，清军继续撤退至九连成、凤凰城一带，战火迅速烧到中国境内。 
　　日军占领平壤之际，黄海海面正在发生惨痛的一幕。9月17日这一天，日本联合舰队以"聚歼清舰于黄海"的计划向北洋舰队发动进攻。 
　　看一下当时的力量对比：日军方面，军舰12艘，大炮272门，总排水量4万多吨；清军方面，军舰10艘，炮213门，总排水量为3.5万吨。 
　　激战进行了5个小时，北洋舰队两舰被击沉，两舰触礁受创。 
　　受此重创后，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不得出大洋浪战"。日军取得黄海控制权。
10月25日，经过一个多月整顿的日军从两路进入中国： 
　　以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从平壤北进，渡江后进攻辽东。三天后，清军在鸭绿江北岸的防线全部失手。日本军队由此进入中国大陆，从此便持续了50年。 
　　另一路由大山岩率领的第二军经海上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11月7日，日军进攻大林，守将赵怀业放弃抵抗逃往旅顺。日军随后赶至旅顺，用3天的时间攻占了旅顺市区。 
　　11月22日，李鸿章耗资千万两白银苦心经营16年的旅顺海防要塞陷入日军之手。 
　　北洋水师最惨痛的一幕出现在1895年的2月。2月4日和5日，躲在威海卫的4艘军舰被击沉，9日靖远舰被击沉，定远舰自行炸沉。10日，日军炮轰刘公岛，12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甲午战争彻底扭转了中日关系，并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日本通过战争宣告崛起，成为列强的一员。 
　　甲午战争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收场。 
　　《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废除朝鲜对中国的朝贡体制； 
　　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让与日本"； 
　　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中国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派领事驻扎； 
　　日本臣民可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生产，并且免除一切税收； 
　　允许日军暂行占守威海卫。 
　　不久，在俄、德、法三国的干涉下，日本被迫放弃割占辽东半岛，但仍索赔5000万两白银。 
　　关于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历史课本上已经有较为充分的总结。仅从历史事实来讲，当时两军的对比几乎相当，无论海军还是陆军，日军并不占明显优势。但是战争暴露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当两军对峙的时候，力量并不弱的清军表现得不堪一击。清军的首领出现大量的不战而逃，甚至投降的情况。 
　　这表明，清军之败败在"管理"方面，这种管理，应该表现为军事体制，而军事体制又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恰恰在这方面，大清朝在洋务运动中并未涉及。 
　　当然，体制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人的原因。在相同的民族危机之下，中国人--大清朝的那些精英们选择技术上的转变而没有进行思想上的转变。大清朝的贵族和官僚甚至知识分子中，在甲午战争之前没有出现像伊藤博文、福泽谕吉那样的人。 
　　另外，在战争过程中，中方没有"涌现"出一位堪与日军抗衡的将领。而在日军方面，一批向来具有扩张思想和"大陆政策"的执行者可谓"脱颖而出"。其中，日军侵华鼓吹者和直接指挥者陆奥宗光（1843-1897）不得不提。 
　　陆奥宗光少年时赴江户求学，结识当时各幕的倒幕勤王志士，1862年离开江户前往京都从事勤王活动，次年入海军操练所学习，不久与伊藤博文等结识。此后曾赴欧洲考察，并在1892年出任伊藤博文内阁外务大臣。 
　　甲午战争爆发前，陆奥宗光配合军事上的挑衅行动，积极在外交上进行活动。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极力争取英、美等国对日本的支持。
　　1894年6月25日，俄国政府为阻止日本势力进入朝鲜，劝告日本政府与中国共同从朝鲜撤兵。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军事上接连失利，被迫于1895年1月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兵部右侍郎兼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求和。在中国议和代表到达日本前，1月27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陆奥宗光亲自起草和约草案，并提出以朝鲜独立、中国割让领土、赔款等苛刻条件作为谈判基础。并与伊藤博文同被任命为议和全权大臣。3月，在日本外交、军事压力下，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本乞和。之后，双方代表两国政府签订《马关条约》。 
　　由于陆奥宗光在侵华战争中积极奔走，在甲午战争刚刚结束后，其被授予一等子爵。 
　　从陆奥宗光的履历上可以看出，这位甲午战争的罪魁之一，是一位游历西方多年、具有世界眼光的军人。而这正是清政府的官僚们最为欠缺的。两军较量首先是军事将领的较量，与陆奥宗光的眼光和水平相比，清军中的官僚显然不在一个档次。 
　　日军中既然有这样的人物，加上中国战败，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割地赔款，已成为不可挽回的局势。 
　　事实上，陆奥宗光背后的伊藤博文才是李鸿章的真正对手。前面说过，甲午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李和伊藤的对决。 
　　在对李鸿章弄墨描绘之后，还有必要说一下伊藤博文，这个直接打碎洋务运动成果的明治时期的能臣。伊藤博文（1841-1909），比李鸿章年轻，却又处在同样的时代。明治天皇时期，他长期担任内阁总理大臣，堪称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操盘手。伊藤博文如何一步步成为对华战略的操盘者，后面我们将给予更多的篇幅介绍，此时，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马关条约》的谈判中，他是李鸿章无法逾越的障碍。 
　　而《马关条约》签订，则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并成为中国人进行反思的转折点。 
　　当战败消息传来，体制内的官员和体制边缘的知识分子们，接连向朝廷上奏陈情。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在此后走上历史的前台。 
　　一时之间，反思成为舆论的主流。一般来说，反思表现为对过去的否定，甲午战败后，洋务运动成为躲不过去的反思对象。 
　　洋务运动热热闹闹地搞了30年，从物质成就上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它所引进的坚船利炮，在明治维新中诞生的战舰面前黯然失色。最终换来的竟然是整个民族向日本的屈膝投降和割地赔款。 
　　在这样的现实与舆论之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就此成为历史名词。洋务运动--作为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举措，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改革本身是顺应历史要求的，并极可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幸的是，这项改革生不逢时，处于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也因为没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被证明"不切实际"。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已经长期将中国视为敌人的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加上这场洋务运动本身的局限性，中国在与日本的赛跑过程中，出现体制改革的先天性缺陷。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终究随着北洋舰队在黄海海面上的沉沦而折戟沉沙。 
　　镜头再闪回1894年的深秋，日军由南向北跨过鸭绿江，从此对中国大陆开始了长达50年的侵略。50年中，中国历史风云变化，大清倒掉，洪宪复辟，军阀纷争，政党政治，共和萌芽，同时纠结着内忧外患。当然，这些纠结中，更是无法摆脱日本这样一个恶邻带来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