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日本改变中国 王海涛 　 由 JollyRoger 于 2011-01-09 15:32

　二、日俄战争硝烟下的"清末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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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俄战争，这场发生在中国领土上的"国际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还大。中国的精英们不愿意再给政府时间。一切改革，都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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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本来是为了解决问题，但伴随改革又常常会产生新的问题。任何一场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和宣告失败，必然会引发反思。清末曾经有过两次看似自上而下，实则为形势所逼的被动式政治改革，被历史定义为"清末新政"。 
　　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就难以再走回头路。清末新政，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旧体制勇敢的否定。尽管自上而下，但这不是一场能够游刃有余的改革。姗姗来迟的政治改革，因为缺乏稳定的外部环境，注定艰难。当一场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国际战争"爆发，让中国的精英们彻底发现中国无能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再给政府时间。一切改革，都为时已晚。 
　　这场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比对日本和俄国的影响还大。 
　　清末的两次新政，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后，光绪皇帝主导的、昙花一现般的百日维新；第二次是慈禧太后主导的"清末新政"。刺激"保守派头子"慈禧太后大搞清末新政的一个动力，就是"立宪的日本打败帝制的俄国"。这本是一个积极的促进，怎奈，对于已经在财政上几近崩溃的大清，已经难以支付政治改革的成本。 
　　慈禧太后是"昏庸"还是"聪明"先搁至一边，单就她开始搞政治改革，已经错过了10年前甲午战争后的改革机遇。 
　　甲午战争之后，反思主导了舆论。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维新派的"崛起"，并试图通过变法，实现富国强兵，以雪对日战争失败之耻。戊戌变法虽然因为清政府的内部矛盾而夭折，持续了百日便宣告失败，但它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成为当权者的必然选择，并由此发生了旨在政治改良的"清末新政"。 
　　要解析清末新政，还要从甲午战争之前说起，从一个年轻的"学生"康有为说起。 
　　康有为，说起这个传奇人物，我们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他所"发起"的"公车上书"，在历史上是否真的曾经发生，至今仍遭到一些人的怀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历史地位。 
　　这个看着洋务运动长大，看着甲午战争失败成长起来的旧式文人，因为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了启蒙者的角色，按照历史课本上的说法，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言人。 
　　洋务运动虽然失败，但它的一个重要"遗产"--民族资本主义却在动荡的大时代中获得初步发展，并酝酿产生了自己的"代言人"。所谓的戊戌变法，推动力量首先来自"体制外"--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代言者"。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21岁时康有为曾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政治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遂大倡西学，走上了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
　最先影响康有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是发生在1883年12月-1885年4月的中法战争。20多岁的康有为，目睹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起寻求救国道路的想法。 
　　1888年，30岁的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乡试。公开的说法是，康有为趁机第一次上书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认为光绪帝应该"屈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 
　　人微言轻。以中国的政治体制，一个考生无论如何无法影响朝政。"日理万机"的皇帝，恐怕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举子的言论。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根本不可能上达最高层。 
　　拥有"异端"思想的康有为，显然难以在科举考试中有好的成绩。京城居不易，他不得不离开帝都，重回南方。 
　　外患频仍的政府，并不介意这个年轻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1891年春，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传播其政治思想，延揽了梁启超等弟子。 
　　1890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这个时候，中国经历近30年的洋务运动，军事力量大大提升，日本经历明治维新跃跃欲试。中国民间的知识精英们，为国家的前途而思考而苦闷彷徨。 
　　就在康有为远在江湖，冀望为国分忧的时候，庙堂之上，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忧愁。这个时候，在诸如李鸿章这样的有识之士看来，中日必将有一战，但他也不知道这场战争将会很快到来，更不会想到其毁灭性的后果。 
　　将光绪帝玩弄于掌股间的慈禧太后，这个时候正醉心于动用海军军费修建的颐和园。老而不死是为贼，这句话用来形容这个最高统治者似乎很不厚道。但她将个人爱好凌驾于国家安危之上，确实堪称国贼。 
　　在后人，甚至在当时旁观者看来，这个国家的财政几近破产、内忧外患连绵不断已经危及政权存在的时候，她却动用巨额的军费供自己"颐养"享乐。 
　　当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若悬河讲述自己的政治理念的时候，李鸿章正在为向朝廷要钱发愁。李鸿章正在修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路--关东铁路。但在向海军衙门催要关东铁路拨款的信中，他先是详尽地报告托人在德国为颐和园购买电灯的情况，详细地介绍这批电灯为西洋最新产品，在中国前所未有。他在信中提到，专门从德国请来安装电灯的人……在讲完这些替老佛爷办的"私事"之后，李鸿章才"捎带着"提到关东铁路的修路费问题。 
　　尽管如此，李鸿章还是碰了一鼻子灰。慈禧太后私事就是国家的头等大事，连海军费用都挪来修建园林，朝廷哪里有钱用于修路。不仅如此，关东铁路的经费还被"商借"走200万两白银。这条已经修到山海关的重要铁路，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被迫停建。 
　　颐和园的修建持续了8年，从1886年到1894年源源不断的白银流向这个皇家园林。据考证，这一工程用银在2000万两以上。在此期间，已经在实力上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的北洋海军，从1888到甲午战争开始的6年中，由于没钱，没有再购买一艘战舰、没有更新一门火炮。同样在这6年中，东洋的明仁天皇节衣缩食，调拨内帑，作为造船费用。1890年以后，日本将财政收入的60%用于军备扩张。首相伊藤博文以天皇捐款为榜样，号召民众为海军捐款，一年之间募捐20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
　日本为何如此大规模的扩军？还是缘于其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敏锐的忧患意识，中国洋务运动导致军力上升，日本对此一直不敢懈怠。而发生在1885年春的中法战争，法国远东舰队把中国舰队打得溃不成军的一幕，更是刺激了日本的危机感。 
　　这些，远在广东的康有为并不知道。1891年春，当他开始自己的讲学生涯的时候，并不知道北洋海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户部在这年的4月不仅要求不准再为海军购买大炮，而且为了节省军费要求裁减海军人员，而军舰的正常维修费用也不能保证。 
　　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像康有为一样不知道活跃在庙堂上的那些人们都在忙些什么。但至少康有为知道，这个国家处在危机之中。而这场即将到来的巨大危机，为他登上历史舞台，铺就了一条特殊的道路。 
　　1895年春，康有为携弟子梁启超一同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应试举子群情激愤，奔走相告。 
　　热心政治的康有为似乎并不关心个人的科举之路。史载，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我们从历史教材中读到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公车上书"，公车，就是应试举子的代称。但事实上，公车上书到底是否真的发生了，是值得存疑的。有论者认为，这是康有为后来的虚构。据考证，无论是当时的权臣还是朝廷的文字记录中，均无公车上书的记载。也就是说，即使发生了，也没有进入核心权力层的视野。 
　　事实上，不管上书事件是否发生了，有一点可以断定，上书内容根本没有机会递交到当权者手中，上书的目的并没有实现。但"举子议政"的事情肯定是发生了，并在事实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标志着在体制之外，一个叫"维新派"的力量，正在形成，并开始要求进入政治舞台。这开创了200多年大清政治的先例，没有功名的学生，开始对朝廷指手画脚。 
　　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创办刊物，营造舆论，这一行为更是历史上所未有，为中国政治文明中前所未有之事。 
　　难怪，李鸿章说，这个时代是3000年未有之变局。 
　　尽管维新派仍然难以接近权力中心，但维新变法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已经传播开来。 
　　1896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 
　　1897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响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引发列强效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
　历史上的康有为更适合被叫做维新派，因为甲午战争后的康有为不可能知道什么叫做"资本主义"，这个术语还是在若干年后才为中国人所知道。 
　　但康有为当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确实在客观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他的主张就是通过变法，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改革，以挽救民族，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确实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通过制造舆论，最后得到光绪帝的欣赏。于是上演了激动人心的一幕--直接被光绪皇帝引为改革的设计师。 
　　二人相见恨晚，内外联手，推行改革的事迹，在历史课本上已经记载，不必赘述。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所提出的变法主张获得光绪的认同，并发起了史称"戊戌变法"的维新运动。 
　　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 
　　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 
　　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 
　　这些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短暂的改革过程中，中国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保守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回头来看，这项政治改革的本质其实是要求放权，尤其是"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直接触及最高统治者的权力。 
　　也正由此，这项改革遭到实际当权者慈禧太后的反对，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不足百日宣告破产。 
　　当1898年，光绪皇帝做出改革的努力时，日本已经凭借甲午战争的胜利，成为列强的一员。由于为中国的近邻，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地缘优势，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日本因为兵力最多而成为急先锋。 
　　列强横行中国并掀起的瓜分狂潮，必然地直接与中国下层人民产生冲突，并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
　其实，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战乱与王权更迭，更多是阶级矛盾或利益集团冲突所致。即使在清军入关，铁蹄蹂躏中原的时候，矛盾还是更多表现为朱明政权与清廷力量的对立。此后，反抗清政府的口号，也是"反清复明"，还没有上升到民族矛盾的层面。民族主义是近代的产物。所以，我们所说的19世纪末的所谓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历史层面的总结。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与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幕府统治末期的日本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颇为类似。这种类似，表现为盲目排外，以驱逐外国人为目标。双方的口号也类似，在日本是"尊王攘夷"，在中国是"扶清灭洋"。这两种民族主义情绪在中日两国得到了同样的"待遇"，开始被统治者利用，最后被抛弃。 
　　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为当权者所利用，也为侵略者--日本所利用。 
　　1889年，发起于山东的义和拳首举排外旗帜，与基督教传教士、教民展开斗争。所谓斗争，主要表现为屠杀。 
　　这种盲目的屠杀行为被日本看作其在中国扩大权利的绝好机会。日本政府认为，义和团运动必然激起列强的报复，并需要军事力量，这就不得不依靠调兵最为便利的日本。这时已经接替伊藤博文担任首相的山县有朋抓住这一机会大量增兵中国，并等待列强采取行动。 
　　不出所料，英、俄、美、法等国纷纷增兵中国。1900年，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西摩纠集各国组成联合部队，进犯北京。八国联军在廊坊遭到义和团的阻击。 
　　6月21日，清政府向列强宣战。 
　　此时，英国在华既得利益最多，但一时之间，无法调集兵力抵达远东，遂向日本要求提出增派兵力。 
　　坐等列强求援的日本在7月6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向中国派遣一个混成师团。7月，侵华日军达到2.2万人。 
　　8月4日，八国联军二次进犯北京。在1.6万人的侵略军中，日军占8000人。通过这一数字，可以看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有阴谋的成分，是列强中的急先锋和主力军。 
　　接下来的北京上演了惨烈的一幕。八国联军在肆意抢掠，而清政府的首脑--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逃亡西安。 
　　从历史的细节看，八国联军在北京的野蛮行径，是与清政府的无能、昏庸、措施不当分不开的。这悲惨一幕，已经被侵略者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但无能的清政府所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并不能因为侵略者的野蛮可以忽略。 
　　责任的拷问，暂且放下。且看日本在这一行动中是如何对中国进行致命伤害的。 
　　被安排留守北京"便宜行事"的李鸿章，以老迈之身，为大清朝站了最后一班岗。经过与列强的反复磋商，12月22日，李鸿章与列强外交团谈成了《和议大纲》。其中，日方以出兵最多为借口，要求3470万两白银，折合约4895万日元。次年9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 
　　与其他列强报复义和团不同，日本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更具预谋性。 
　　在北京陷落的第六天，也就是1900年8月20日，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提出推进大陆政策的新设想，正式提出日军在华"北守南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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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县有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18年前，他是参议院的议事长，1894年，他带兵从朝鲜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如今，他是首相。对中国有着强烈"占领"欲望和军事经验的人当权，这是后来日本政坛的长期状况。 
　　此前，日本政府对于其大陆政策有两种主张。一是北进论，即把朝鲜、满洲作为经营重点；一是南进论，即以台湾为据点向福建扩张。 
　　此次山县有朋的"北守南进"政策指出，由于俄国在中国东北边境集结了10万军队，日本尚不能通过与俄国协商，达到经营北方的目的。在此情况下，不如先行经营南方，伺机与俄国交涉，以达到经营北方的目的。山县有朋引用谚语说，追两兔者，一兔不得。 
　　在日本避开俄国的锋芒采取守势和通过《辛丑条约》换得短暂和平的情况下，通过改革挽救统治危机，成为清政府的头等大事。此次改革史称"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的改革涉及到了政治体制，而且注重向近邻日本学习。事实上，在新政正式实施之前，清政府就开始选派大量的留学生到日本，意在培养改革人才。 
　　1896年开始，中国留学生开始涌入日本。 
　　孰料，由于1905年的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发动"日俄战争"，使留学生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推翻清廷统治的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产生并形成一种思潮。原本被清政府作为改革人才培养的留学生，成为革命的策动者，并最终成为清廷政权的掘墓人。 
　　专制政权培养的人才，往往最终让其无法驾驭。其目的本是维护自己的政权，却培养了一批认清这个政权漏洞百出的人。 
　　事实上，"学习日本"的想法，早已为有识之士所提出。19世纪后半期以来，在大清朝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眼中，日本是一个值得佩服的对象。尤其是甲午战败后，更多中国人在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战败并不全怪日本，更多的责任在清廷没有像日本那样找对出路。 
　　1877年，黄遵宪作为参赞随同中国第一任驻日公使到达日本。黄注重研究日本，用10年时间写成了《日本国志》。这本书引起了光绪皇帝的注意。 
　　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研究日本。但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在1000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中国在历史上，对日本的记载不过是倭寇、倭人。这与直到现在，中国人还习惯把日本称为"小日本"一样，充满不屑。其背后，不过是虚骄和无知。 
　　即使从1877年这个时候开始研究日本，直到现在，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也大多只是皮毛。相对而言，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则要深邃得多。 
　　1898年，当光绪皇帝接受了维新思想后，从康有为那里更多地了解了日本。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指出，中国的改革重点应该是放松专制和扩大参政范围。 
　　百日维新期间，卸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到达北京，并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 
　　最终因为慈禧太后的阻挠，维新运动昙花一现。但在经历了一番逃亡之后，她也开始认识到，在政权风雨飘摇的情况下，漂亮的颐和园是坐不稳的。
　1902年，在度过了两年的狼狈"西狩"生活之后，慈禧太后从西安返回北京。经历了义和团之乱和八国联军的重创之后，作为保守派的慈禧太后不得不认重新拾起维新派的主张，以缓解可能失去200多年祖宗基业的危机。 
　　此时，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对新政寄予了厚望。在接近古稀之年，这个老太太突然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推行新政，总要有一批帮手，选谁来操作新政，是至关重要的。 
　　慈禧太后主要倚重张之洞和刘坤一等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僚。于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清末新政，终于在错过了一次次的机会之后，拉开幕布。 
　　早在维新运动的时候，张之洞就与维新派有所联系，并曾经写了著名的《劝学篇》，主张向日本学习。张之洞说，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凭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兴"？就是因为明治维新的一些推动者诸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曾出洋留学，学到了改革的要义。 
　　在张之洞的推动下，政府对出国留学的重视迅速加强。伴随着1905年科举制度的取消，出国学习与做官挂上了钩，海归派成为清政府重要的任用对象。在后来相当一段时期内，在中国有较大影响的人物大多属于曾到日本留学的海归派，比如黄兴、鲁迅、陈独秀。 
　　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种种弊端，但决非乏善可陈，说慈禧太后"假维新"是不客观的。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 
　　新政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政治体制改革。最初是整饬吏治、裁汰冗官和旧机构，成立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商部（1906年改为农工商部）、学部、邮传部等；1906年后宣布预备立宪，各省设立咨议局，北京设立资政院，公布"宪法大纲"，起草"地方自治章程"，由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转变。 
　　对外开放。1898年以后，主动在沿海沿江十余处重要地点自行开放商埠，以促进对外贸易和经济发展，抵制外国扩大势力范围；大量公费和自费留学生求知识于欧美、日本。 
　　法治改革。删改陈旧的大清律，按照世界通行法则制订新刑律；实行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政刑分离，司法独立。 
　　教育体制改革。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是划时代的大事，随即出现兴办新学堂的热潮，一些省还设立农、工、商、矿等专门实业学校，倡导新学与实学，风气一新。
　鼓励发展经营。奖励集股办公司、建企业和发明创造，大力扶植私营企业；相继颁布商法、公司法、破产法等，首次以法律形式保护商人的合法权利和社会地位，出现以取代官办企业的明显转变。 
　　改革军事制度。彻底废除武举，按照现代军队模式编练新军。 
　　改进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建成了近一万公里铁路（其中1895年以前修建的不到500公里）；在内河航行的华资小火轮近千只（1894年前只有140只），并拥有上千吨级以上轮船数只；修建了共约6万余公里的电报线；建立了19万余公里的邮差邮路；所有这些设施都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意义。 
　　曾经的保守者如今变成了改革者，甚至比此前的改革者走得还要远。曾经下令让李鸿章铲平康梁祖坟的慈禧太后，这时候比康梁还要"开放"。康梁当初希望废除科举因怕得罪天下读书人，而最终只公开倡导废八股。此次新政，则实现了康梁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 
　　关于清末新政的后果，有人认为其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具体表现为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和导致北洋军阀的崛起。 
　　这就是政治改革的特点，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根本不知道将"动"到哪里和动到什么程度。即使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其后果也往往是不可控的。天时地利人和，哪一个因素不足，都有可能使改革偏离既定的目标。 
　　但新政的积极意义却是不能抹杀的。 
　　在经济上，新政期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明显发展。1904-1910年间，设厂数目与投资总额都大大地超过了以前。 
　　在政治上，清末政权机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新政前，清政府基本上还是封建的政权机构。在清末新政期间，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1906年前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以及设立商部、练兵处、巡警部、学部等；还表现在1906年11月重新更定官制。除内阁、军机处仍旧外，新设立或改名称的有：外务部、学部、民政部、度支部、陆军部、法部、农工商部、邮传部、海军部、军咨府、资政院、审计院。至此，清朝政权机构开始迈向近代化。 
　　尽管改革的目的是维护皇权，但这场政治体制改革之深，已经在很大程度对中国过去2000年的政治运作体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其变化之多，不亚于2000年前所出现的"秦政制"。 
　　在军事上，清末中国军队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清末新政时注意编练新军，辛亥革命爆发前全国已编成16镇。于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新军。 
　　在思想文化上，通过清末新政，结束了科举制度的历史。出现了办学热潮。随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展，西方资产阶级某些思想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在中国封建专制思想体系中透进了一线民主的霞光。 
　　在阶级关系上，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特别是这时，民族资本的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力量有了明显壮大。 
　　新政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并在客观上迎合了中国进入近代史以来"挽救民族危亡"这一主题。 
　　这场改革因为触及政治改革这一深层问题，可以看作是对洋务运动的纠正和发展。如果这一改革能够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则中国后来的走向肯定会让人产生更多的遐想。 
　　即使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才开始亡羊补牢，清末新政无疑可以看作中国历史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清末新政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纸面上，但其提出的一些政治改革理念，如今看来仍具有积极意义。令人感慨的是，这一改革的过程中，环境的制约再度葬送了这场本可以改变中国的改革。
　葬送这场改革的因素有很多，从外部来讲，还是不得不讲恶邻日本。 
　　在列强对中国进行疯狂瓜分之后，1905年的东方世界，本应该相对安静。但是这一年中国的东北却成为日本的战场。 
　　在中国的国土上，伴随着清政府政治改革的最大一场动荡，集中表现为爆发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 
　　日本的大陆政策早已是既定方针，侵略中国东北和朝鲜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不料，日本的打算被俄国出兵中国东北所扰乱。这也是当初山县有朋制订南下侵略中国策略的背景。但日本是有长远规划的，谁阻挡其进军中国的步伐，谁就是敌人。 
　　日本本来通过甲午战争割占了辽东半岛，怎奈在以俄国为首的三国干涉下，不得不放弃了这块肥肉。不过日本由此把俄国看成了潜在的对手，并制订了十年扩军计划。 
　　到1904年的时候，扩军计划已经完成，这时候的日本拥有现役兵力13个师团，20余万人，海军新造了106艘战舰，加上原有的战舰，总规模达到152艘。 
　　在做好了一切准备后，1904年2月6日，日本联合舰队起航。2月8日夜，日本联合舰队对旅顺口发动第一次攻击，重创4艘俄舰，宣告了日俄战争的爆发。 
　　有关日俄战争爆发的背景，主要是因为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利益冲突。俄国带头的干涉还辽事件，暴露了其在中国东北获取更大利益的野心。在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后，俄国将这片土地"租借"到自己手中，并从哈尔滨建设至旅顺的铁路。 
　　不仅如此，俄国还要插手朝鲜。此时的朝鲜半岛已经被日本视为自己的领土，但这显然是不被俄国所承认的。俄国要求在朝鲜拥有与日本一样的"特殊权力"。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在亚洲东北地区"登陆"的进程，遭到俄国的阻碍。双方的矛盾必然日渐上升，而更由于英国也不愿意看到俄国在远东地区势力膨胀，与日本建立了日英同盟，日本对俄战争，就更有底气了。 
　　本来，在战争开始前，日本对俄国是相对"宽容"的，为了保持其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日本愿意仅维持在东北的已经获得的利益。这种在日本看来相当温和的表态，也没有被俄国接受。 
　　战争打起来之后，日本发现俄国并不可怕。日本对俄国因此更加强硬了，以前关于利益分割的温和态度也放弃了。一不做二不休，日本原本把主要精力用于经营朝鲜，现在觉得应该把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作为同等重要的利益范围。 
　　这场战争尽管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似乎被一笔带过了，似乎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 
　　日俄战争打了一年多，双方共动员兵力超过百万，主要由辽阳会战、黄海海战、奉天会战等几场大战组成。战争规模之大和激烈程度为此前世界战争史所罕见。战争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收场。 
　　这场战争的陆战主战场是中国东北，战火东起鸭绿江西至辽东湾。尽管清政府宣称"中立"，但中国民众深受其害，成为最大的牺牲者。 
　　1905年9月5日，日俄在未通知清政府的情况下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由于战争主战场在中国，该条约的一些条款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中国： 
　　俄国将旅顺、大连及其附属领土、领水租借权让与日本； 
　　俄国将长春至旅顺段铁路及其支线，附属煤矿让与日本； 
　　两国在满洲各自经营的铁路只限于工商业用途，不得用于军事，但辽东半岛租借地内的铁路不受之一限制； 
　　以18个月为限，两国军队撤出满洲，但辽东半岛租借地除外； 
　　为保护各自铁路，留驻守备兵，每公里不得超过15名。
　此后，为保证获得条约中的利益，日本与清政府进行了谈判。清政府方面认为，可以听任俄国将其利益转让给日本，但不能给予日本俄国未曾得到的权利，以避免将来同新的权利占有者发生纠纷。 
　　最终中日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通过该条约，日本不仅获得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利，而且获得新的权利。从此，日本的大陆扩张计划进入了新的阶段，其"经营满洲"的政策进一步展开。 
　　日俄战争给中国人带来极大的震撼，一个小小的岛国何以在战胜中国10年之后，又战胜了俄国？早在战争初期，西方的报纸就曾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 
　　当日本最后取得胜利，君主立宪制的日本给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人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一战而胜沙俄，正体现了立宪政体的效果，于是国内要求立宪之声大起。尤其是日俄战争后，俄国宣布预备立宪，进一步激起了中国要求立宪的社会舆论，认为颁布宪法召集国会已刻不容缓。清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也相率上书请求立宪，实行立宪已为大势所趋。在这种形势下，慈禧太后宣布同意立宪。 
　　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还不只这些。 
　　成千上万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通过日本的报刊也了解到了战争的情况。战争激发了日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也激怒了中国学生。一场在中国领土上打起来的大规模战争，清政府竟然在中立的情况下任日本侵占权益，这让一部分留学生产生了革命倾向。这种反叛首先表现为"剪辫子、穿西服"。 
　　事实上，上述这些影响多是心理层面的，而在实际的利益方面其后果也是影响深远的。日俄战争之前，日本忌惮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其发展重心主要在朝鲜半岛。当时俄国已经对东北地区经营日久，甚至当时日本已经认为俄国在事实上已经"掌握"了"满洲"，已经将这片土地脱离了清朝的管理。 
　　但这场由英国和美国支持日本的战争，改写了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格局。美英原本为了遏制俄国垄断中国东北，这一目的达到了，但另一个结果则是日本此后在东北的垄断比俄国更彻底。而随着后来日本在东北的经营，这里成为日本阻碍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基地。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被日俄战争的结果弄得激动异常，这种复杂的感觉既包括对战胜国日本的敬佩，又包括对清政府无能的耻辱及愤怒。 
　　学生们的举动让中日政府都有所警觉。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公布了一套《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其中规定，学校要监督学生的行为，拒绝可疑者入学，并停止犯规学生的学籍。此举引起学生极大的不满，并以罢课的方式抗议。一部分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由此转向，将革命视为毕生的事业。此后，大量留学生归国，比如秋瑾、黄兴，他们成为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者。正在忙于新政和预备立宪的大清朝，在革命者迫不及待的一次次武装暴动中，暴露了它的脆弱，并终于倒在1911年。 
　　日俄战争，就是这么不合时宜地发生在了中国的土地上。清末的这场新政，在日俄战争硝烟刚刚散尽的时候，人们不仅看到了日本和俄国，更是看清了中国。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不愿意再给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时间和空间。 
　　大清朝发迹于东北，事实上也毁灭于东北。当其龙兴之地成为日俄争斗的阵地，成为双方对峙的势力范围后，这个政权确实是"气数已尽"。在这场战争硝烟之下进行的政治改革，已经失去两个重要基础：山河残破，没有稳定的外部环境；人心动荡，内部找不到同盟者。所以，改革成了权贵们的自说自话。 
　　改革，需要统治者时不我待的精神，但他们往往是被动地向前跨步，即使这种前行已经超越了此前改革的呼声，却为时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