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
 
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在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书里，她说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用1932年2月16-21日上海《申报》等报纸上的一个《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威胁周恩来，这并没有什么根据。这个显然的假“启事”对周恩来并不能构成威胁，当时不是后来的“文革”，可以在中共高层领袖中利用这种东西胡来，而且也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可以印证毛泽东利用这个“启事”对付周恩来。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当时根本没有实力和胆量这样做，要知道，如果任何人——更别谈当时在中共党内并没有进入核心领导层的毛泽东——利用这种东西攻击周恩来，那就是完全在自讨苦吃，掌握中共特工系统的周恩来如果愿意，可以对任何人弄出十个这样的“启事”出来。周恩来的软肋根本不在这个“启事”上，而是在顾顺章身上。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打击之大和改变中共历史，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当时就在中共引起了一连串的地震效应，而且也被毛泽东所格外重视。还在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前，毛泽东就于1931年12月1日签发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毛泽东在这个中共历史上唯一的针对某一个人的中央级“通缉令”里宣布：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家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这与其说是“通缉令”，不如说是“格杀勿论令”。但即使这样，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和势力，也不会利用顾顺章叛变事件去对付周恩来。喜欢使用“路线斗争”大格局进行权争的毛泽东，这时候还没有到搞白区两条路线斗争的阶段，而且他还没有相应的发言权。
 
但顾顺章叛变事件确实是周恩来政治道路上的一次滑铁卢。这次事件很快导致周恩来丢掉了在中共核心层的领袖地位。王明离开中国时，商量和指定博古等人为新的中共中央班子，找的是周恩来，但王明却不把周恩来放进临时中央，当时在上海一个偏僻的小饭馆里，坐在王明、博古面前的周恩来，内心甜酸苦辣俱集的程度可想而知。顾顺章叛变事件不仅是一个顾顺章叛变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个特工天才加入了国民党的特工机构，也许也是出于对周恩来残杀他一家九口人的报复，顾顺章对中共的地下组织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连续打击，中共新起用的任何特工负责人都不是顾顺章的对手。国民党特务首脑之一徐恩曾在他的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中承认：“顾顺章转变之后，我们在全国各地与地下党战斗的战绩，突然辉煌起来。案件进行也不像从前那样棘手。尤其在破获南京、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平、汉口等大城市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案件，均是与他取得联系后的结果。”这是国民党特工系统之前、之后从来没有过的成绩，反过来也就是中共之前、之后从来没有过的噩梦。中共的这一噩梦要一直到1935年国民党特工系统内部争斗杀了顾顺章才结束。
 
顾顺章活着一天，周恩来的政治命运就被动一天。对周恩来真正可以追究责任的，不是毛泽东等人，而是莫斯科。只有莫斯科谅解了周恩来，周恩来才有可能从顾顺章的阴影中走出来。李德的特工身份和背景自然对此有足够的了解和掌握，而且也正是掌握周恩来命运的与莫斯科进行交道的一条关键路线，因此，李德要彻底控制周恩来非常容易，而周恩来也需要通过李德重新获取莫斯科信任。但是，周恩来也因此犯下了新的错误。
 
本来，周恩来实质上已经与朱德结成联盟，与朱德的联盟实际就是获得了枪杆子的支持，取代毛泽东建立了实力体系。这时，周恩来对上因为顾顺章而压抑着，但对下通过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则已经基本打好基础，李德的来到是给周恩来出了一道选择题：是向上选择李德，还是向下选择朱德？这个题目决定了周恩来从此以后的政治生命，他能不能成为中共将来的独裁者就在他这时候的一念之间了。如果周恩来向上选择李德，则他自然就必须不顾一切地排挤朱德乃至剥夺自己亲信刘伯承的权力；如果周恩来向下选择朱德，则他就必须依靠与朱德的联盟对抗李德、博古，马上就进行一场尖锐的权争。在中共受制于莫斯科的情况下，进行权争的直接结果并不会好，周恩来将会失败，红军也仍然将在战场上输掉第五次反围剿。朱德几年来不参与政治权争的态度蒙骗了几乎所有人，显然也不能给予周恩来以信心。在这样可见的结果情况下，周恩来选择了向上道路，用李德取代了朱德。
 
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他不知道，不管莫斯科怎样，功利主义的莫斯科最终将是会选择在中共真正掌握了军队的政治领导人。当周恩来选择李德，也就失去了朱德，从而就失去了军队。失去了朱德的周恩来，再也不可能成为中共最高领袖，莫斯科最终是不会选择不获得军队支持的周恩来的。
 
毛泽东则完全不同，李德不来他没有机会，李德来了反而机会也来了。毛泽东本来已经失去军事方面的发言权，但他并不管这个，毛泽东一改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沉默，利用了一切可以发言的机会，开始积极反对李德的军事策略。这样，竟然就形成了李德与毛泽东的观点对抗。在李德自己的回忆录里，大量充斥了与毛泽东的意见异同讨论及其争执的内容。本来孤独、失去权力的毛泽东成为了观点上的鲜明一派，而红军非常显然的失败命运将最终证明毛泽东的正确，这正是毛泽东东山再起并获得独裁权力的契机。谁得到朱德，谁就得到中共，朱德不可能在决定红军和中共命运的最后关头不发言。周恩来丢掉朱德，毛泽东自然就要重新恢复“朱毛”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