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自从2010年春我的《朱德别传——与毛泽东的恩恩怨怨》一书在香港出版后（台湾版名称为《永远的共军总司令——朱德》），虽然大陆索求的专业、非专业人士很多，但碍于海关之封建割据，本书难以一睹。时常有出于社会公义之朋友，希望我能将部分内容提供到网络，以使较多的读者共享。犹豫至今，方决定选择部分估计可在大陆发布的章节，陆续以单列文章标题在博客登出。有本说明者，即为该书节选。
 
 
周恩来远不止杀宁都兵变的人。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后，杀人的胆量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共任何人。1931年7月毛泽东派陈毅负责，由彭德怀、林彪派部队消灭了富田事变中的红二十军后，只是将继任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关押了起来，但并没有杀掉，原军长刘铁超则经过审查后降为普通参谋使用，不久就提升为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很快又在1931年10月顶替了战死的红三十五军军长邓毅的职务，得到重新起用。也就是说，毛泽东虽然是中共内部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但头脑还是比较清醒，胆量有限，没有把屠刀落到红军高级将领头上，而且，即使杀红二十军七百多名排长以上军官时，毛泽东也不是唯一主要的人，周恩来派来的中央“三人团”也是主要的责任者。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把屠刀朝向了红军高级将领。毛泽东只敢关押而不敢杀的萧大鹏、曾炳春，在1932年5月，都被周恩来杀掉了。毛泽东最痛恨，但同样不敢杀的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李文林，也是在1932年被周恩来杀掉的。唯一被朱德痛恨地认为毛泽东是“黑手”的红军高级将领陈东日之死，实际上也不是死在毛泽东手上，而是与萧大鹏、曾炳春一批死在了周恩来的手上。
 
一些涉及中共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著作存在着严重的误导和偏差，从而就难以正确认识中共在那一段的历史及其后续影响。在高华影响颇大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叙述了毛泽东进行大屠杀的过程，但在周恩来的问题上，则只是介绍了他到中央苏区后，“随着周恩来等较深入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这样的叙述很容易形成误导，使读者以为苏区的肃反始终是由毛泽东进行的，而周恩来则是进行了纠偏。在世界上更具有重大影响的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中，张戎承认周恩来“和毛一样，利用恐怖做工具，不同的是，毛为的是个人权力，周更多的是为共产党的统治”，但具体的叙述则还是很容易给人以毛泽东控制了整个屠杀过程，而且，对毛、周的为个人权力屠杀与为共产党统治屠杀的区分也并不具有充分理由，他们实际上都是有着为个人权力和为共产党统治而进行屠杀的两面性的。
 
就中共进行社会性大屠杀来说，最早始于1927年初前后的农民运动，在这问题上毛泽东不是发明者和决定者，但是最极力的鼓吹者和推动者，但这一轮的社会性大屠杀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一方面国共两党都有纷纭的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也彼此纠缠在了一起，而且在名义上主要还是使用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之类名义。纯粹中共由自己发动并实行的第一次社会性大屠杀，是在朱德举行湘南暴动之后，责任人是中共地方党，而在这一轮大屠杀中，毛泽东是明确的反对者。在进行社会性大屠杀的惯例之下，中共第一轮内部大屠杀是1930年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发动的，毛泽东是主要的责任人。经过项英1931年1月到中央苏区进行短暂的阻止后，随着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到中央苏区，1931年4月开始了第二轮内部大屠杀，但由于正好处于第二、三次反围剿之间，这一轮屠杀的规模相比较后来并不算大，毛泽东是主要责任人之一，但“三人团”改变项英的决策则责任更大，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成为了主要责任人之一。第三轮大屠杀是在周恩来1931年7月将邓发调到红军总部任职之后，正好第三次反围剿结束，中共内部的大屠杀规模立即上了一个台阶，典型事件是李明瑞被杀，在屠杀的规格上发生了性质变化，恐怖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毛泽东，这时候周恩来虽然没有到苏区，但他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团”特别是任弼时，仍然是主要责任人，毛泽东这时候也还是主要责任人之一，但在主要责任人中则已经处于次要地位。第四轮大屠杀是在周恩来到中央苏区之后，他一方面调整了进行屠杀的政策和策略，一方面强化了进行屠杀的专门机构，把由他奠定并形成的中共特务政治形态作了巩固和完善，随后，1932年5月亲自主持了一轮集中大屠杀，突出的事件是杀了被关押着的李文林、萧大鹏、曾炳春、陈东日等，紧接着8月就导演了一出“季黄反革命案”，之后无论是社会性大屠杀还是中共内部大屠杀，彻底演变为了热情的和日常的专门工作，并在1934年8-10月的“长征”前夕形成一个集中的高峰，在这一轮持久进行的、规模和规格远超过以前的大屠杀中，毛泽东是被动卷入进去的，但他又是反对者和抵抗者，主要责任人首先是周恩来，其次是博古，洛甫曾经也是主要责任人，但后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异议，最重要的大屠杀执行者则是周恩来的嫡系干将邓发和李克农。
 
可见，把红军时期中央苏区的中共大屠杀简单归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是不合理的。严格说来，在不考虑始作俑因素前提下，只考虑大屠杀的时间长度和规模、规格，第一责任人就是周恩来，其次是博古。认识这一事实非常重要，不然就不能理解遵义会议问题和直至建国后中共的一系列问题。
 
人类所有的大屠杀都可以分成来自系统外的大屠杀和自身系统内的大屠杀。来自系统外的大屠杀多数是战争的附属品，比如古代部落、民族战争后，胜利一方对失败一方进行屠杀，历史上最恐怖的事件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所进行的大屠杀，其目标是屠杀到被战败方彻底驯服或通过消灭人口获得足以进行放牧的旷地；另一类虽然与战争有关，但主要是种族性的殖民，比如欧洲人在美洲长达数百年的对印地安人进行的屠杀，主要是在“和平”状态下通过一系列小规模的冲突缓慢进行的，这在古代史中的民族扩张中更是常见现象。自身系统内的大屠杀与战争没有必然联系，一种情况是为了达到某种社会发展目标进行的大屠杀，比如几乎所有的暴力革命导致的大屠杀都是如此；一种情况是由权力冲突、集团冲突等原因直接导致的。任何一个大屠杀事件在类型上都可能是混合的，比如，希特勒在自己国家或统治区域屠杀犹太人，既是出于一种社会发展目标，也是将犹太人看作了一个种族性集团而进行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屠杀，一切系统内的大屠杀都必然是有迫害相配套的。屠杀与迫害之间的相衬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以迫害为主要目标，屠杀则是迫害烈度的上升，当这种上升达到一定规模就成了大屠杀，共产党所有的阶级斗争运动导致的大屠杀都属于这种类型；一种是以屠杀为主要目标，迫害则是屠杀烈度的降低，比如希特勒迫害犹太人，本是为了屠杀，但不得不采取比较低的烈度时就是迫害。毛泽东1930年的内部大屠杀是由迫害而屠杀的类型，他的主要目标是征服党内和红军各个派系，向他投降了也就仅限于迫害，不投降则由迫害上升为屠杀。周恩来的大屠杀也具有这样类型的成分，但主要是由屠杀而迫害的类型，他的主要目标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消灭异己力量，对尚不能予以消灭的或不属于必须要消灭范围的人则进行迫害。
 
顾顺章的叛变显然让周恩来失去了理智，心理发生了严重的变态，这一点。突出显示在他将顾顺章家中包括幼小的孩子在内无辜的九口人杀掉这一行为上。周恩来的这种变态心理又“冷酷”地带到了中央苏区，突出表现在对所谓的“地主”阶级进行的镇压上，中共过去只是零碎地进行“斩草除根”，即偶然地把“地主”的孩子也杀掉，但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则成为了流行的规则和口号，开始普遍地杀戮“地主”的孩子。所以，具有一定人道主义思想的龚楚见这情况，才哀叹：“所谓‘人性’这个名词，在共产党的经典中，已经找不到了。”周恩来这种“斩草除根”精神甚至改变了红军一贯的军事原则，迫使红军开始大规模屠杀俘虏。在朱德获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对红军进行训导的《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指示中，他说：“对俘虏处置错误也是游击习气。捉到大批俘虏一时不好处理，只是照例发钱放走。黄陂之役用血换来的胜利，俘虏万余人，随即放走大部，只剩三千余人。许多反动军官包括旅长团长均混在里面放走，这是何种重大的损失。我们把俘虏放回去，敌人很快又把他们组织起来，配好枪枝，两三月后又开来打工农群众。此种做法实在是帮助了敌人。东陂之役得了前项之教训，未放走一个俘虏，将反动的十一师可以说是全部消灭，除死伤外，逃脱的没有几个，这样，它想恢复建制就不容易了。我们加紧政治工作，可以争取一部分俘虏当红军，其余的应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这样更有广大的政治意义，对破坏敌人之组织更为彻底。”所谓的“分散在别的地方遣散”，实际不过就是屠杀而已。这样的反“游击习气”语言跟朱德以往的口气完全不同，而且，处置俘虏问题本就属于周恩来分管的事务。朱德这段话透露出了周恩来在东陂战役之后改变了红军发钱释放俘虏的“照例”，对俘虏进行了大规模屠杀，按照黄陂战役的死伤、俘虏、参加红军比例，东陂战役红军俘虏国军的总人数不下于万人，因此，周恩来屠杀的俘虏应该在六、七千人之多。有了周恩来这样的行为，在第五次围剿中，国军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情况，竟然没有什么人愿意做俘虏了，都采取了宁愿战死不愿投降的坚决态度。
 
周恩来的这种心态使他在迫害别人时，已经根本不顾对象身份和背景。龚楚因为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在朱德的支持下顶撞了对周恩来忠心耿耿的彭德怀，随后在博古、洛甫不在的情况下，周恩来开会决定撤了他的红七军军长职务，并开除了他的党籍，送到红军大学学习，实际就是软禁了起来。龚楚是井冈山幸存下来的最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相对于周恩来来说属于朱、毛最重要的嫡系，政治上同情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军事上是朱德最亲信的人并对朱德特别忠诚，也曾是李明瑞红七、八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周恩来竟然能这样轻易处分？龚楚以如此资历和地位也只能忍受周恩来的所有指责和处分，不敢辩白，因为，在周恩来肆意迫害、屠杀的氛围下，“顾虑到环境的恶化，如果太倔强，便有招至牺牲生命的危险”。当时周恩来对龚楚的迫害，甚至连李德都对龚楚表示了同情，特地请龚楚吃了顿饭安慰。其他如毛泽东、朱德、项英等都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龚楚的同情和声援，连博古、洛甫都觉得对龚楚的处理很不应该。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是平江暴动时红五军第一纵队纵队长，也即是彭德怀的嫡系干将，1932年因为军事上的过错，被朱德撤职。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周恩来竟然上纲上线，把他与龚楚一起，自己亲自主持斗争会，进行“无情的斗争”，要他们“坦白反省”。龚楚说：“这给予我们的伤害实在太深了，他（本书作者注：指周恩来）得到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作用。”在龚楚被处分后，朱德把他叫到自己住处，因为龚楚的妻子在白区，朱德建议他：“不要写信回家，因为政治部已经截留了由白区家里寄来的信，应在苏区另外找一个思想前进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给人以攻击的口实。”朱德本身就是这样伪装自己的，而龚楚是很亲信的人，因此朱德便这样给他建议。但由此可见当时周恩来在中央苏区所造就的恐怖程度之严重。在“长征”前，刘伯承声称脑贫血，干脆不要了红军总参谋长的傀儡职务，朱德借机提名让龚楚担任了这个职务，结果获得了所有同情龚楚的领导人的支持。由此可见，朱德对周恩来迫害自己亲信是很放心上的。
 
陈东日在朱毛下井冈山的过程中，因伤留在了李文林的东固，后来曾担任过由李文林部为主组建的红二十军政委，他既是朱德最亲信的嫡系，也与李文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富田事变时被刘敌等误扣押，但很快就被释放，1931年7月在主持组建红军军官学校湘赣第四分校时被作为AB团分子逮捕，1932年与萧大鹏、曾炳春一批被周恩来杀掉，也就是说，陈东日是因毛泽东的阳谋而被抓，但毛泽东并没有敢杀他，而周恩来则杀掉了他。陈东日是个能力很全面的人才，萧克晚年评价“陈东日军政素质好,老成持重,水平高,办法高”,“本是可以成为一个帅才的”，陈东日1930年后多数时间是在从事红军学校的创建、教育和管理，并参与地方党的领导，帮助训练和组建红军新队伍，从朱德为他的死而痛恨毛泽东来看，朱德自然更也会因此痛恨周恩来。1945年毛泽东登上神坛的时候，朱德是中共另一个神，毛泽东为了撇清陈东日之死与自己的干系，在中共“七大”时即主动提议为他平了反。
 
由于黄克诚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一个叫何笃才的人，因此，这个人的事情就为很多中共党史研究者所引用，被认为是毛泽东整朱德嫡系人物的典型例子，但这是很有欠缺的，黄克诚自己并没有相应的说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对朱德的亲信比较排挤，但采用的主要手段是在朱毛红军中逐步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重要职位上，用“无情的斗争”手段进行打击则并没有确实、明显的事例，客观上，当时毛泽东也没有这样的胆量与朱德进行尖锐冲突。何笃才被黄克诚认为是一位“具有相当高政治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同志，彼此“在一起无所不谈”，他在湘南暴动时就跟随了朱德，在朱、毛冲突中坚决支持朱德，同时又认为“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黄克诚回忆：“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他说，他不反对毛泽东的政治路线，而是反对毛泽东的组织路线。我说：政治路线正确，组织路线上有点偏差关系不大吧？他说：不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不应该有偏差，都是左不得、右不得的。我问他：毛泽东的组织路线究竟有什么问题？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决心大，手也狠，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被赋予很大的权力。结果，干坏了事情也不被追究。像这样的组织路线，何以能服人？”从黄克诚这一回忆可以看出，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并没有整何笃才，何笃才挨整是在毛泽东杀AB团后的事情，应该是他对杀AB团问题不满才被降职到红三军团第三师政委黄克诚手下当了个宣传科长，而且毕竟还是到了“无所不谈”的好朋友手下，毛泽东是手下留了情。何笃才被作为AB团杀掉，是1931年7月邓发来了之后的事情，因此，虽然与毛泽东有关系，但更是周恩来嫡系邓发的罪恶。朱德如果因此而痛恨，也是不会把矛头全对着毛泽东的，周恩来很难逃脱干系。
 
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用李德取代朱德，以及社会破坏、屠杀、迫害等因素集合在一起，最终的结果是周恩来失去了朱德，相应的结果，则是把朱德重新推到了毛泽东一边。在中共以“政府”名义发布行政命令时，毛泽东是只签字没多少权力的傀儡，在以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军事命令时，朱德也是只签字没多少权力的傀儡，“朱毛”成为了一个傀儡体，朱德和毛泽东从未有过地在内心精神层面化为了一个整体。当朱、毛成为了一体，博古、周恩来等的中央失势的命运也就注定了，现在只不过就是时间和机会问题了。朱德虽然始终对毛泽东不满，但两相比较，不仅军事策略上彼此更能沟通，而且，朱德不满毛泽东的专制、极左、残忍等问题，毛泽东比之周恩来已经是小巫比大巫，朱德自然将是选择毛泽东，而不是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