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寻找崇祯吊死的那棵树[1]　 由 停车坐爱枫林晚 于 2011-09-08 20:51

明 
朝工商业是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 www.6park.com
除工商业外，还有一种殉葬品，其价值的惨痛毫不逊色。这就是明末时期日渐觉醒的人文精神。 www.6park.com
明末前期，即万历时期，李贽所写大量愤世嫉俗的文字在全国士人界造成一次“精神地震”。他的笔锋所及，直指孔孟礼教的凶恶与伪善，让士人震惊，让卫道者恐慌。他不屈不挠，他大义凛然，他视死如归，最后更以“七十老翁更何求”的气概拔剑自刎，书写了其人性的光辉与不朽，直让四百多年后的今人为之由衷喝彩。 www.6park.com
李贽的文字遭到封杀，然而其思想的吉光片羽早已在明朝后期的思想文化界播下种子，尽管这种子还十分稀少，但觉醒和叛逆的种子毕竟已生根发芽。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王夫之、黄宗羲和顾炎武“思想三大家”，中国的人文精神已经上升到一个高度。自然，很多的人文学者并没有随着明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他们的学说和行迹一直延续到明亡几十年以后，但随着清朝文字狱的兴起，这些人文主义的余脉断绝了。 www.6park.com
明朝末期，尽管国家动荡不安，但整个社会无论士人还是民间思想都比较活跃，那个时候，相继出现了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等作品，尽管这些作品中所宣扬的意识仍不时出现那些布满蜘蛛而又落满灰尘的东西，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作品中看到那个时代躁动不安的社会心态，听到了他们对渴望幸福生活的呐喊和对腐朽黑暗的鞭鞑声。 www.6park.com
那个时代及随后的一段岁月里，虽然黑暗的高压频频，但在野的少数士人依然敢于特立独行，他们抒发真情，直面黑暗，拒绝“合作”。人文精神的浩然之气，使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李二曲、朱耷之类在那个冷寂血腥的年代里大放光彩。这段人文历史，不光后来的史学家们看了要荡气回肠，就连西方学者看了，也觉得可以算的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可惜的是，这“中国的文艺复兴”也成了那个腐朽王朝的殉葬品。虽然这种殉葬要迟于那个腐朽王朝的灭亡。可以说，人文精神作为殉葬品是后来的满清统治者将其推到墓坑里去的。 www.6park.com
历史常常这样证明：那些腐朽的东西，往往在死亡时要以青春的、甚至是新生不久的美好东西来殉葬。 www.6park.com

二百年，漫长而又无谓的“轮回” www.6park.com
从1644年明朝灭亡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相距长达196年，然而在这近二百年的时间里，满清贵族统治的中国走了一个漫长而无谓的“轮回”。而这次轮回点对于二百年前的区别在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长期被动挨打受奴役的噩梦刚刚开始，在整个地球上，华夏民族开始沦落为一个长期受宰割、受压迫的巨大整体。 www.6park.com
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  www.6park.com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www.6park.com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www.6park.com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www.6park.com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www.6park.com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