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公安部  时间：2007-07- 02
　　
　　中国共产党人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和耐心细致的教育改造，把侵略中国并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全部改造为新人，这在中外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历史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进行这样一次伟大的历史实践。我于1950年6月调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初期任管教科日语翻译，后任副科长、科长、副所长、所长等职。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人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情况深有了解。
　　一、接受任务
　　1950年6月，我正在东北公安干部学校参加在职干部学习时，爆发了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的战争。我是朝鲜人，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祖国岂能熟视无睹。因此，我满腔怒火，一心想去朝鲜参战，抗美援朝，保卫祖国。谁曾想，组织上却偏偏分派我去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并且让我去给日本战犯当翻译，参加教育改造日伪战犯的工作。领导同我谈话之后，我思想斗争很激烈，特别是想到又要拣起受奴化教育时学的日语，心里很不是滋味。
　　1926年4月8，我出生于朝鲜庆尚北道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当时，朝鲜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我们家因生活无着落，于1931年11月离开故乡，全家人冒着严寒来到中国东北，先后在沈阳苏家屯、吉林磐石县、内蒙等地落户。自我7岁到东北后，受了14年奴化教育，也学了些日语。1941年，我考入龙江省立齐齐哈尔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在此期间，常常被日伪当局强令停课，强制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学生进行超负荷的所谓“勤劳奉仕”的重体力劳动。
　　我的亲身经历和家庭遭遇，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皇臣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1946年参加革命后，我受到党的教育，对他们的阶级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因而，我对组织的安排更加想不通。当东北公安部一处执行科董玉峰科长找我谈话时，我便明确地表示，我愿意去朝鲜参战。董科长说：“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去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做好那里的工作是党的需要。”这位饱经风霜的老领导，讲话既严肃又和蔼可亲，作风稳重老练，人们称他老八路，他有很高的工作水平和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后来他代表东北公安部领导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每到关键时刻，他都来所研究对策，找战犯谈话教育，做形势报告等，对教育改造战犯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董科长找我谈话的第二天上午，我到东北公安部报到。11时左右，一处解衡副处长与我谈话。他说：“苏联政府将移交一批日本战犯和伪满皇帝、大臣等战犯给中国政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成立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你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要参与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我回答说：“我还很年轻，政治上不成熟，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什么经验，恐怕承担不了这项重要任务。”仍是不愿接受，还想去朝鲜参战。
　　解衡副处长耐心地对我进行教育，他风趣地说：“政治上，你比他们强，你刚从马列主义大学结业，提高了理论水平，怎么就不能教育改造他们呢？”经过多位领导耐心的教育，我终于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日便乘火车到了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坐落在抚顺西北，占地约40余亩。这里原是一座屠杀中国爱国志士的监狱，1936年由日本侵略者建造。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这座监狱一度被我接收，作为抚顺县政府的办公场所。1948年3月当这座旧监狱落到国民党军队手中时，它便成为国民党骑兵的兵营和马厩，后又改为“抚顺模范监狱”，用来关押反内战、争取和平的进步人士。1948年12月，抚顺解放，它被人民政府接管。开始，属于辽东省第三监狱，后又改为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直属监狱。当我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前期主管单位东北司法部，已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接收苏联将要移交的日伪战犯，将这座监狱进行了改建，增建了锅炉房和礼堂、澡堂、理发室、医务室，并增设了暖气等设备。
　　来到管理所后，我便在孙明斋所长和曲初副所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孙明斋所长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经验丰富，原则性强。曲初副所长也是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因同日军作战而右腿致残。在两位所长领导下，全所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齐心协力，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昔日曾是马棚、粪圈的旧监狱整理的焕然一新
　　二、教育改造
　　我国对日本战犯的整个教育改造工作，经历了从1950年7月到1964年3月近14年的时间。其中，大多数被免予起诉的日本战犯只关押、教育改造了6年。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我国期间，公然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实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对我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身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对昔日的魔鬼、刽子手怀有刻骨的仇恨。然而，今日的战犯、阶下囚，仍然骄横跋扈，困兽犹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改造人、改造罪犯的一系列指示和论述，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指示精神，改造工作的总方针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改造。在改造中坚持了如下原则：
　　（一）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原则，给战犯们重新思考人生的机会。在被关押的这批战犯中，有许多日军的高级军官，如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总务厅次宫古海忠之，他们操纵伪满傀儡政权与日本关东军结为一体疯狂推行侵华政策，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旷古未有的深重灾难；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指挥部下到处建立“无人区”，多次制造大惨案，杀死3万多人，烧房2万多间；宪兵少将斋藤美夫，积极策划推行“反共防谍”政策，残酷破坏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曾策划、指挥捕杀48000多名共产党员和抗日军民；伪奉天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在执行“治安隶正”，“粮谷出荷”和“劳务”政策法令中，捕杀4000多人，并指挥剿杀了杨靖宇将军。少将旅团长上坂胜，纵容部下活埋了大批我军被俘人员，向和平居民施放毒气，毒死、杀死800多人。这些战犯，犯罪事实真是罄竹难书。
　　针对这些凶残、野蛮的刽子手和魔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没有对他们施以民族报复的手段，而是对他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一个不杀，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给他们以重新思考人生的机会，让他们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为了执行这一原则，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遵照周总理和东北公安部领导指示精神，再三教育干部，克服自己的仇恨情绪，共同执行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革命原则。在实际工作中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和规定，其中包括：尊重战犯人格，严禁打骂体罚等污辱行为：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保证必要的生活条件；设立澡堂和理发室，定时让他们洗澡、理发；经常组织开展文娱、体育活动；设立医务室和专职医生、护士，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有病及时治疗，还帮助他们镶牙、配眼镜、安装假肢；允许与日本的亲属通信、会见，并积极提供方便。管理所认真执行了党和政府制定的政策，以伙食标准为例，最初定为三级，即：小灶——少将或相当少将以上；中灶——佐级或相当佐级；大灶——佐级以下。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为：大灶：菜金0．42元，豆油2钱，细粮1斤，粗粮0．5斤；中灶：菜金1元，豆油5钱，细粮1．5斤；小灶：菜金1．5元，豆油7．5钱，细粮1．5斤。到1950年9月21日，又将三级标准改为两级，即：小灶和大灶，把中灶和大灶合二为一，病号改吃小灶。由此可见，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的情况下，给予这些战犯的待遇是十分优厚的。我们的管教人员坚决执行了这些规定，他们把自己的一言一行同党和政府的政策联系在一起，尽职尽责，为教育改造战犯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二）以党的政策为武器，以法律为依据，为改造战犯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被我关押的日本战犯，大多数缺乏国际法知识，只有少数高级战犯曾受过高、中等教育或专门训练，知道一些国际法。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满脑子装着法西斯思想和武士道精神，对被关押改造极端不满，他们抱成一团，有组织地对抗改造。有的高级将领和顽固分子站在军国主义立场上，将国际法断章取义，以所谓“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为题进行煽动，妄图作“合法”斗争。领头的是中将师团长藤田茂和佐佐真之助，闹得最凶的是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长鹿毛繁太。藤田茂刚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时，骄横狂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中将军衔，脚登马靴，极度藐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公开叫嚷：“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进行政治教育，强迫思想改造，是违反国际法的”。鹿毛繁太经常在工作人员面前狂喊：“我是奉天皇的命令来帮助中国维持社会治安的，你们为什么关押我，不让回国？”他们甚至提出要去联合国“请愿”、“控诉”。在押战犯当中，属于藤田茂的原部下最多，他的言行在战犯中很有影响力，再加上鹿毛繁太这么大闹，其他的战犯遂跟着起哄，公开叫喊“天皇陛下万岁！”他们还把管理所在物质生活和医疗卫生方面给予的人道主义待遇看成是“向中国政府作斗争的结果”。有的战犯故意多领饭菜倒进厕所，给管教工作制造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开改造工作的局面，我们根据上级指示，一方面教育管教干部提高认识，把教育改造日本战犯当作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一项历史使命。同时，认真研究了教育改造日本战犯的有利条件，即：敌人已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有好的政策和方法，有巩固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因此，我们更应树立改造战犯的信心，加强责任感。面对这些凶残的战犯，既要严密看管，加强警戒，防止意外，又不能感情用事，要严格贯彻中央制定的改造战犯的政策。做到周恩来总理所指示的：对日本战犯的管理要“一个不跑，一个不死”。严禁打骂体罚，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严格执行生活供给标准和通信接见等项规定。另一方面，针对战犯的反动思想和观点，重点进行国际法知识的教育。具体分析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关于战争法规和惯例的变化，结合剖析日本战犯的罪行，讲清战犯应负的个人刑事责任。并引述国际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犯罪所在地国家有权审判战犯的法律规定，阐明战犯和战俘的本质区别。向他们严正指出：你们不是战俘，而是名副其实的战犯！都犯有破坏和平罪，或战争罪，或违反人道罪、或二者、三者兼而有之，只是罪行轻重不同，责任大小有别，都应毫无例外地接受我国政府的处理和改造。
　　在进行教育中，首先以鹿毛繁太为典型作具体剖析，针对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依法据理驳斥子，打掉了他的嚣张“锐气”，他在真理面前第一次感到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并作了公开检讨。鹿毛繁太第一个背叛天皇，承认自己是战犯，他的这一变化极大地震动了其他战犯。接着，又让认识较好的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发言。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法有了新发展。一个战胜国有权单独处理任何侵略国的战争罪犯。对我们的处理权，当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古海忠之的发言，进一步打动了中下级战犯，也动摇了上层分子。这是改造日本战犯的关键一步，是运用政策和法律武器改造他们的第一个胜利，为以后的改造工作打下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三）使战犯认罪，是战犯接受改造的起点。开始，大多数日本战犯都不认罪。1952年2月，东北公安部向我们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关押的日本战犯要进行悔罪教育。管理所组织全体干部结合周总理的指示精神，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战犯虽然是一种特殊的罪犯，但按照毛主席的论述，人是可以改造的。《实践论》中指出：“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需要通过强迫阶段。”《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根据毛主席这些科学论述，为使日本战犯自己认罪，根据他们的特点，我们注重了在教育方法上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曾经深刻地揭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的精良，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对其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傲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毛主席同时提出，破除这种特点的方法，主要是采取政治上的争取。在日本战犯身上，也正体现出了这样一些特点。他们的精神支柱是“大和魂”思想、“武士道”精神和“迷信命令”，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本特征。他们以这些思想为寄托，认为“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的战争，如果说我们有罪的话，日本人民都有罪”、“我是执行上级命令的，我自己没有责任”、“日本政府已向全世界人民谢了罪，我们没有义务再谢罪”等。要破除他们的这种特点，同样也应当是政治争取的方法。因此，我们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具体分析，按罪行程度分为下层、中层、上层和顽固分子四个层次，分别做工作。在步骤上划分了三个阶段，开展初步的悔罪教育。
　　——学习反省阶段。按照先尉级后佐级，先小批后大批的步骤，由点到面，分期分批地组织战犯学习《帝国主义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人民的前途》等有关书报资料。然后，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对照反省。主要目的是促使他们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忏悔自己的罪恶，丢掉幻想，下定决心，渡过认罪关。通过学习，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战犯们初步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根源，有一些人开始骂起天皇和他们的上司来了。
　　——坦白检举阶段。在学习反省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向他们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致使中国人民死伤了3000多万，使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了600多亿美元。在押的这千余名战犯，也曾采用过各种灭绝人性的手段，在其涉足之处建立“无人区”，施放毒气，为准备细菌战使用活人做试验，把中国人当活靶子“练兵”、取乐、烧杀、奸淫，无恶不作。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暴行，策划和指挥战争的人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是执行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应当受到清算。同时又向他们指出：只有老老实实认罪悔过，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并启发他们讨论三个问题：一是谁把你们推上了战争犯罪的道路？二是应当如何看待战时的天皇，怎样充当了天皇的牺牲品？三是如何结束监禁生活，走上新生之路？经过讨论，他们开始坐不住了，逐渐清醒了。大尉黑赖市夫流着眼泪说：“为了真理而学习，说是杀头也要坦白自己的罪行！如果不坦白，真对不起良心。”在政策感召下，大多数战犯都受到了教育，表示了认罪态度，交代和检举了大量犯罪事实，给审讯和审判工作打下了基础。
　　——侦讯阶段。这是短兵相接，斗争激烈，认罪教育最深入的阶段。1954年2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在向全体侦讯和管教干部的讲话中，讲明了审理战犯的意义、目的、方针、对策和部署。根据这个讲话，为了配合侦讯，我们一面系统整理战犯材料，提出了271名重点侦讯对象，一面继续对尉、佐级战犯进行教育，使认罪检举向纵深发展。
　　当侦讯开始时，尉级战犯产生了惧怕心理，见将佐级战犯“纹丝不动”，猜疑自己会被充当“替罪羊”，顾虑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贯彻“惩办少数，宽释多数”；“上层从严，下层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抗拒从严，认罪从宽”的政策，我们一方面把尉级与将佐级分开，讲明政策，指出两种态度与两条道路的关系；一方面对警察、宪兵、特务及其他高级军官组成专门审讯组，内查外调，重点突破，促使其交代。结果，尉级以下战犯纷纷交代罪行，高级战犯也表示抵头认罪。铁警少将佐古龙祜悔恨过去不认罪，在管理所工作人员面前泣不成声地说：“救救我吧！救救我吧！”表示要彻底悔罪。
　　经过此阶段，多数战犯较彻底地交待了罪行，供述了所犯下的骇人罪恶事实。仅据900多名战犯初步供认的数字统计，在侵略我国期间，他们及其下属共杀死94万多人，烧毁房屋19000多处（栋、座）达4万多间，抢走粮食3691万多吨。在此基础上，让战犯进行互相评比，制定自己进行改造的计划。从而使战犯由被迫改造走向了自觉接受改造。
　　（四）进行理论教育，是使战犯得到改造的根本途径。日本战犯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思想基础，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迷信鬼神的大杂烩，对人对事的看法，完全是倒置的、反动的。要把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必须进行比较系统的科学理论教育，彻底瓦解其反动思想基础，使他们树立对社会发展和人生道路的新观点。这是使战犯得以改造的根本途径。为此，从1954年8月开始，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进行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教育：
　　——反对军国主义的教育。以《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为教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战犯所处的日本社会的现实，指出日本军国主义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待战时和现实的天皇，看待天皇与战争的关系，以及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让战犯从他们那个时代和犯罪的精神禁锢中解脱出来。引导他们具体算了三笔帐：一是算天皇发动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帐。证明天皇是战时日本统治集团的总代表，所谓“民为邦本”、“效忠天皇”、“尽忠报国”、“武士道精神”、“迷信鬼神”、“绝对服从”等等，都是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骗术。二是算战后日本人民的悲惨遭遇帐。揭露所谓“在红色侵略下保卫东洋和平”，是统治阶级出卖日本民族利益施放的烟幕，什么“大和魂”、“大东亚圣战”、“日本国土小，侵略中国是为了民族生存”等，都是他们为了掩盖国内阶级矛盾，搜罗战争炮灰的麻醉剂。三是算垄断集团大发战争财的帐。彻底揭示日本国内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之间贫富差异的残酷现实。从而彻底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本质。
　　通过摆事实，算细帐，揭内幕，使大多数战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本质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对战时的天皇表示不信任。不少人看了《广岛》、《混血儿》、《战火中的妇女》、《基地的孩子》、《原子弹》等日本电影以后，痛心疾首，悔恨交加。就连原来认为天皇是“现人神”并愿为之舍身尽忠的藤田茂，经过学习，对天皇的态度，对自己罪行的认识，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世界革命发展前途的教育。我们采用自编的《关于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日内瓦会议后的国际情况》作为教材，对战犯进行世界革命前途的教育，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战争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腐朽没落，已日落西山；社会主义正在兴起，力量日益强大。许多战犯进而抛弃了自己头脑中的帝国主义思想。在战争中有“铁腕人物”之称的佐佐真之助，过去满脑子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思想，经过学习之后，思想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他在一篇心得体会中写道：“无数的事实显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幸福的光明前途。共产党以大众之心为心，以大众之利为利，这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绝对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必须站在反帝这一边，坚持斗争！只要我一息尚存，誓必实践这个决意！这也是我的忠诚，是我后半生最有意义的唯一事业。”
　　——中国革命经验的教育。这个教育是战犯自己要求进行的。他们经过前两个教育，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的反动本质以后，要求学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为了顺应他们的要求，成立了“战犯学习委员会”，提出了“用理论武装头脑，提高斗争本领，为反对侵略战争而斗争”的口号。学习中国革命经验是从学习《毛泽东选集》开始的，管教干部帮助他们选择了有针对性的几篇文章，同时编发了《中国革命是怎样胜利的》辅导提纲。通过系统学习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他们看清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1955年6月，他们在平整场地时挖出一个被子弹打穿的少女头骨，就把它当作教材，进行自我教育，忏悔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行，领悟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必然性。前伪满抚顺监狱的监狱长大村忍说：“伪满时期我就在这所监狱，那时这里只有拷打声、镣铐声、惨叫声；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梁米饭，还要终日做苦役，许多人被打死、折磨死。现在这里只有读书声、唱歌声。过去的工厂变成了锅炉房和面包房，从前爱国志士受折磨的暗室变成了医务室的药房。现在，我们的人格受到了尊重，谁知我们竟是当年的杀人魔鬼！凭着人类的起码良心，我们要走正路，不再犯罪，重新做人。”
　　通过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在普遍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又引导战犯开展以自身罪行为主题的创作活动。他们表示：“一定要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写出好的作品来，这是一种彻底认罪的方法。”、“如果能把自己的罪恶毫不掩饰地写出来，而使世界人民由此吸取教训，以补偿罪恶，死也瞑目。”就这样，战犯们先后写出了罪行回忆录359篇，记实小说、话剧222篇，诗歌、散文、日记、书简等108篇，集体作品29部。主要作品有：《暗杀》、《放火》、《集中营》、《活地狱》、《捉劳工》、《瓦期弹》、《细菌试验》、《活人解剖》、《南京大屠杀》、《一个检察官的自白》、《我们所走过的路》等等。他们创作的大量文艺作品，歌颂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改造政策的伟大。
　　——接受社会的教育。从1956年2月至8月，根据中央和公安部的指示，我们组织战犯到社会上参观学习，让这些在中国作恶多端而又长期与世隔绝的日本战犯，看看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情景，亲身接受社会的教育，促进悔罪，加速改造。通过参观，他们对中国工农业生产的辉煌成就心悦诚服。过去的受害者，对他们宽容的态度，也使他们深受感动。在战犯的要求下，抚顺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方素荣向他们介绍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他们听的目瞪口呆，无比羞愧悔恨，跪在她的面前，泣不成声。尤其是参观北京后，战犯们的激动心情，更是达到高潮。他们一下火车，许多人就流下了眼泪，他们说：当年日本侵略军驻扎北京，把一个神圣古老的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鹿毛繁太说：“在辽阔的中国国土上，没有地寸土地不渗透着被杀害的中国爱国志士的鲜血，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埋藏着惨遭杀害的中国人民的白骨。这使我更加认识到自己过去罪恶的严重性，也更加使我对魔鬼般的帝国主义抱以无限的愤怒和憎恨，我要自觉地继续消除我的军国主义思想，重新做人！”
　　通过上述教育，日本战犯的反动思想有了根本性转变。1956年春，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这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审判，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尊严、清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审判，也是多年来对日本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工作的检验。在审判前，战犯普遍是认罪的。他们说：“千百万善良的中国被害者，永远不能起死复生，我们这些该死的杀人凶手，应该受到中国人民的严厉制裁！”有的说：如果刚来中国时被判死刑要喊“天皇陛下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而今天判死刑则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说：“中国人民审判我们，是为了清算我们的罪行，打击帝国主义。我们和审判官之间没有矛盾，接受审判也是为了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在同年6至8月进行公开审判时，全体日本战犯都衷心认罪服法。当听到对他们宽大处理的宣判时，他们深深为中国人民的宽阔胸怀而感动得泣不成声。这真是一个奇迹。古往今来，哪朝哪代，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法庭，出现过这种情景！审判者和被审判者之间竟然没有矛盾，被审判者即使被处死刑也心甘情愿。日本战犯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充分展示了教育改造工作的丰硕成果。
　　三、释放回国
　　1956年8月，被免予起诉宽大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分三批回国；被判刑的45名战犯，不少人因改造表现良好，也被提前释放回国。到1964年3月，除病亡的一人外，所有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回国。每批释放回国的战犯，在临行前的晚餐会上，都对我管教人员表达了极大的尊敬、感激和信任。很多人停止进餐，一排排地站在我管教人员面前等候谈话。他们把管理所当作新生的“母校”，把管理所长当作“大学校长”，把管教人员当作帮助他们认识真理的良师益友，把抚顺当作他们成为新人的“再生之地”。他们说，中国人民不但给了他们生命，还给了他们真理，中国人民的恩情胜似他们的亲生父母。在谈话中，他们都激动地表示，回国后，绝不辜负管理所对他们的耐心教诲，绝对实现他们在“学校”中的诺言，一定要为和平、为日中友好而奋斗。
　　三批被释放的日本战犯，在天津候船期间，都向当地的抗日烈士纪念馆敬献了花圈，沉痛哀悼死难烈士，有不少战犯放声痛哭。他们还向中国红十字会献了锦旗，并表示：将来有机会的时候，一定邀请管理所的先生们访问日本，他们还希望将来组织“谢罪团”到中国正式谢罪。临别时，很多战犯向我红十字会人员和管教人员挥泪告别，连接运战犯的日本“兴安丸”船长也感动地说：“这种惜别真是少见。”在船上，有位日本记者问被释战犯：“现在你们已离开了中国，还那么怕他们吗？”可是，这个企望能采访到“内心真实”的日本记者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这是在日本船上，是在公海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可是中国人民对待我们的恩德、给予我们的人道主义待遇是我们永远无法忘记的。”“我是有罪的，我感激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更感激中国共产党人使我懂得了真正的人生。”
　　他们登上日本舞鹤港后，首先发表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号召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告日本人民书》，并派代表向日本国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日本政府补发被关押期间的工资、退职金，保证就业，分配住宅。他们的要求遭到政府拒绝后，就列队到国会进行静坐，迫使国会不得不召开“特别委员会”，答应了他们的部分要求。
　　他们回国后遇到了很多困难，。由于战争的后果，许多战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有些战犯的妻子到舞鹤港接丈夫时，被别人夺走了工作；有些战犯的妻子，仅仅因为丈夫是从中国回来的人，就被剥夺了工作；有的则因为丈夫一时找不到工作而忧愤自杀；有些战犯刚刚找到工作，经过思想调查，就被取消了录用等等，战犯们回国后，现实中的困难一一向他们袭来。但是，这些战犯经过多年的教育，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相反，他们却加深了对日本现实社会的不满，增强了斗争的决心。他们写信向管理所一再表示：“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绝不背叛中国人民所教育的真理道路。一定要作一个正直的人活下去，就是破釜沉舟也要斗争到底！”为了团结战斗，更好地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他们组织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东京设立了本部，在全国各都、道、府、县设立了54个支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战宣传，倡导日中友好，并创办了会刊《向前向前》、季刊《中归联》杂志。“中归联”全体成员集体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成为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非常重要而活跃的力量。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的中日关系还处于冰封雪冻的寒冬季节。“归还者”们通过演讲、文艺演出、著书立说等办法，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抨击侵略战争，促进中日两国的了解和友好。前日本陆军五十九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被宽释回国后，致力于“中归联”的事业，赢得了威望，当选为“中归联”会长。他回国时已是年愈花甲的老人，仍奔波于日本各地进行巡回演讲，介绍和颂扬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战犯实行的人道主义待遇。他先后六次率团访问中国，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为了教育下一代，使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他们向家人坦率地讲述自己所犯的种种罪行，有的给孩子起名叫“友好”、“真理子”，有的让子女儿子上大学专修中文。前战犯小羽根键治，开办了一家书店，专门经营中国书报杂志。“中归联”岛根县支部，还把他们在管理所学过的一百多首中国歌曲编辑成册，印刷出版。“中归联”的会员们还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和建设的成就。他们参加了日本歌咏大会，在三万名观众面前表演了中国歌舞，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他们还到日本各地巡回演出，为促进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中日友好而奔波。
　　五十年代，日本友好人士发起了一次查寻中国烈士遗骨的活动（这里的烈士是指被日军虏劫到日本做苦役而被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接着又发起募捐、组织遗骨护送团和护送幸存者等活动。“中归联”为此进行了总动员，参加了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和中国殉难者名簿共同制作委员会，组织会员搜集中国烈士的遗骨，并号召会员参加东京和各地举行的中国殉难烈士慰灵大会，开展签名和募捐活动，争取了15000人签名，同时积极奔走，多方筹措捐款达60万日元，在17个友好团体募捐总数中，“中归联”占三分之一。幸存者刘连仁被发现后，“中归联”会员们承担了保卫工作，一直到把他送归中国。“中归联”的成员们以沉痛的悔罪之心和对中国人民的深深感激之情，参加了三次遗骨护送活动，参与调查和制成了《中国殉难者名簿》。
　　“归还者”们将揭露战争罪行、保卫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又一使命。回国后，“中归联”本部从他们在中国关押期间写作的《忏悔录》中精选了15篇，配上15幅历史照片，编成《三光》一书出版，10天之内印刷6次，销售之快占战后日本书籍销售的第2位。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恼羞成怒，他们砸烂书店，威胁出版社，并在报刊上对它展开大肆漫骂、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归联”毫无惧色，继续充实书的内容，增加了前战犯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的文章《无人区》和九幅历史照片，增写了五千字的《编后语》，并请日本著名和平人士风见章撰写了《重刊序言》。一年以后，在日本友好协会等四团体的支持和几十位著名人士的声援下，这本书易名《侵略》后再度出版发行。接着，各书店争相出版了《战犯》、《虏囚记》、《壁中自由》、《中国归来的战犯》、《天皇的军队》、《菊花与军道》、《我的忏悔》等30多部著作。“中归联”的活动逐步得到了日本广大人民的理解、同情与支持。
　　1982年，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篡改侵略历史、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逆流。这股逆流使“中归联”会员们震惊了。他们感到有责任把事实真像告诉日本人民，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于是他们集合起来，到日本国会门前游行抗议；他们收集资料、图片、回忆录，在日本各大城市举办展览。有的人自己拿着南京大屠杀的照片跑到文部省，对那里的官员喊道：“你们看，照片上的人就是我，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
　　与东京和福冈比起来，百滨寺院实在是个小地方。“归还者”们在这里自费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牺牲者慰灵塔”。塔后刻着：“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对此，我经常表示忏悔，并建立此碑，以慰烈士在天之灵。合掌。”
　　“中归联”还用出版《三光》一书的稿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正门内建立了一块高大的谢罪碑。白色的碑正面刻着“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的烫金大字，碑的后面用中文和日文刻着碑文：在长达十五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我们犯下了放火、杀人、掠夺等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战败后在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收容期间，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政府和人民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从而使我们恢复了人的良知。此后，根据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全部人员被释放归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值此抚顺战犯管理所修缮恢复原貌之际，在此立碑，向抗日殉难烈士表示真诚的谢罪，并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为和平和日中友好作出贡献。
　　为了把自己从战争罪人转变为和平战士的生活道路如实记录下来，教育青年一代从父辈的经历中永远记取这一段血的历史教训，不致让历史悲剧重演，确保日中友好之树万古长青，1983年“中归联”成立了13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集体撰写《改造回忆录》，并于1985年5月携稿来华，征求原管理所工作人员的意见。
　　四十年来，“中归联”以“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日中友好”为宗旨，曾先后十多次派出友好访华团。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仍然健在的三百多位“中归联”成员，决定把帮助中国的四化建设当作今后长期的重要任务。“中归联”前会长滕田茂老人，每次来华访问都一再恳请原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访日。
　　四、应邀访日
　　1976年我第一次应邀访日，一时成了轰动日本的新闻。在下榻的宾馆，“中归联”的成员出于对中国恩人的感谢之情，昼夜守卫在我们下榻的宾馆四周和房间门前，并携儿女来叙说别后之情，他们还排起长队，逐一表达对教会他们认识人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感激和思念之情。有一位“归还者”，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感激之情，计划举行上下午两次演讲，以筹措接待工作的费用。但在下午去演讲会的路上，不幸遭车祸去世。他的妻子捧着丈夫的灵牌赶到接见会场，无限深情地说：“我的丈夫预定今晚来拜见先生，这是他多年来盼望的一天。现在，就让他的亡灵实现他生前的愿望吧……”
　　“中归联”为了接待“老师”访日，先后四次召开了接待准备工作会议，并成立了欢迎实行委员会，还与日中友好协会、日本赤十字社、日本和平委员会、中国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等民间团体组成联合接待组。接待经费全部是由“中归联”会员筹集的，原来估计捐款可达600万日元，实际上却达到了1300万日元，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计数。
　　1984年，为了发展中日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为了看望在后半生为日中友好、反对侵略战争尽心尽力的“中归联”的朋友们，由原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组成的友好访日代表团一行8人，应邀再次对一衣带水的邻邦进行了友好访问。从10月20日至30日，代表团访问了东京、仙台、大阪、奈良、京都和广岛等地，每到一处，都洋溢着“师生”重逢的动人情谊。原战犯矢崎新二，听说原管理所工作人员即将访日，立即把多年来辛苦积攒的20万日元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归联”，作为欢迎中国“恩人”的活动经费。原伪满奉天省（现辽宁省）警务厅长三宅秀也，年已83岁。听到代表团到达的消息，早晨6点即从兵库赶到大阪，因代表团已离开大阪到了京都，他又赶到京都。见到代表团后，老人高兴地说：“我终于见到了恩师，深感激动。”
　　参加欢迎中国“恩师”活动的还有不少“中归联”成员的家属和遗属。伪满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伪满宪兵训练处少将处长斋藤美夫的夫人和子女们，也赶来欢迎中国客人，替去世的丈夫或父亲向他们的“老师”致谢。代表团到达仙台时，67岁的原战犯山口伊藏闻讯，精心选摘了自己栽种的30多斤葡萄和桔子，从北海道赶到代表团下榻的向阳饭店。他把新鲜熟透的葡萄和桔子献给中国客人，说：“先生们把我从战争犯罪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人，你们的教诲我终生难忘。请先生们尝尝我亲手栽培的劳动果实吧。”
　　改造日本战犯的这一伟大历史实践，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改造战犯政策的完全正确和英明。改造日本战犯的巨大成功，不仅为人类正义战胜邪恶的斗争提供了光辉范例，而且也为革命胜利后的政权如何对待旧社会的残余分子，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为人类改造自身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特点，在于严正惩罚了战争罪犯，警告了一切残余的法西期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满足了人类正义的要求；那末，中国处理战犯的创举则在于成功地改造了战争犯罪分子，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反动势力为进步势力，在新型的监狱里将罪犯塑造成新人，从“再生之地”造就出再生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