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　 由 孤星浪人 于 2011-11-19 11:07

第五节 政治路线大转变
“两个凡是”业已突破，“凡是派”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王牌。
要开辟新的航道，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讨论。1978 年11 月10 日，
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这个会开得很长，历时36 天，到12 月
15 日才结束。
所有的记载中国改革的书，都用浓墨重彩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而对于三中全会以前的准备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花费的笔墨却
很少。实际上，一切问题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的，而三中全会只
是将工作会议的成果加以确认而已。
出席这次工作会议的共有212 人，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及各
大军区负责人都参加了。按原来的计划，这次会议本来要讨论经济问
题。11 月10 日，华国锋在开幕式的讲话中提出三项议程：一、讨论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诀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
（试行草案）》；二、商定1979 年、1980 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
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稿。但是，会上还是坚持毛主
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
线。华国锋还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
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从明年1 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上来。工作重点转移是邓小平9 月视察东北时提出的，当
时就得到了多数政治局常委的支持，华国锋也接受了这个看法。
会议外面有西单墙，会议内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会上天天有
西单墙的最新消息，成了会内会外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
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再也不能统一思想了。大家是同意工作重点转移的，但是，一些重大
的政治问题不解决，怎能实现要工作重点转移?大家提出了各种突破
当时禁区的问题。华国锋和汪东兴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权，会议很自
然地转变了方向。
以擅长经济工作而闻名的老资格领导人陈云，在讨论经济工作的
会上却不谈经济工作。11 月12 日，他在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了六个
问题，要求中央考虑和决定：
一、薄一波同志等61 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
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二、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一大批被打成叛徒的人，要根据1937 年
7 月7 日中央组织部的决定重新复查，这个决定的第三条是：“凡在
狱中表现坚定坐满刑期，送到反省院的同志，照例要办自首手续，或
填一般反共自愿书，才能出狱。如他们是经组织允许填写这类文件后
出狱的，得恢复其组织。如具上述情形，但未经组织允许者经过工作
中考察后，亦得恢复其组织。”
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
直到“七七抗战”以后由我们党向国民党要出来的一批党员……现
在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一个“尾巴”……应当由
中央组织部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四、彭德怀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五、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
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
动。
六、……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康生同志的错
误给予应有的批评。(《陈云文选》（1956—1985 年）人民出版社，
北京，1986 年，第208 页)
陈云这里指的康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名卑鄙的政客，在延安
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都是整人的阴谋家。胡耀邦曾说他比“四人帮”
还坏，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寿终正寝。死前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名
毛、周之下，为第三号人物。追悼会上给予极高的评价。粉碎“四人
帮”以后，他的秘书李鑫极力为他掩盖罪行。在李鑫主持编写的《四
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写进了康生临死前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
问题。人们看了这个材料以后纷纷提出疑问：既然康生知道江青、张
春桥有历史问题，为什么不早提出来？为什么不直接向毛主席提出来?
这个材料中的一个标题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妄图打倒周恩来、
康生和其它领导同志”。在起草十一大报告中，李鑫把康生的名字列
入“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行列中，讨论时大家
有意见，才改了过来。李鑫的种种努力也掩盖不住康生的累累罪行，
1981 年1 月2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
把康生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极权政治是阴谋家的沃
土，康生是这块沃土长出的毒菌之一。
陈云的发言得到了会议的广泛赞同，从而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推
向高潮。
井冈山时代就有相当高地位的老革命家谭震林，指名道姓地批评
“凡是派”：“汪东兴说，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
的思想的事；谁要是批毛主席历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
进行这种批评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稣、基督、释
迦牟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
侵犯吗?”他接着提出为“二月逆流”(1967 年2 月，陈毅、李先念、
谭震林、叶剑英等在怀仁堂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因而被称
为“二月逆流”)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平反的问题。
万里、王首道、康克清积极支持陈云的发言，要求迅速解决这六
个问题；胡耀邦发言要求把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大是大非问题搞清
楚；萧克发言要求为“二月逆流”平反。杨得志提出要求要为武汉
“7。20 事件”（注：1967 年7 月20 日，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
及武汉某部官兵扣留并殴打了到武汉支持造反派的王力，后定为“反
革命兵变”）彻底平反；陈丕显提出上海“一月风暴”（注：1967
年1 月上海造反派全面夺取了上海市委的权力）的问题要搞清楚；胡
乔木就少宣传个人、不搞新的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建议。大家不仅要
把“文革”中颠倒了的大是大非问题颠倒过来，还对华国锋、汪东兴
等人“十一大”以来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清算。与会者又对很多重大决
策提出了新的建议。
这些在党内有很高声望的老革命家，接二连三地发出一发发重
炮，把“凡是派”轰得晕头转向，节节败退。
这次会议的特点是一边讨论，一边行动。11 月14 日，经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批准，由北京市委出面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二天
《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使广大群众育
一种“解冻”的气氛。紧跟着南京事件”(注：1976 年4 月，南京群
众纪念周恩来而引发的类似北京“四。五”的事件)也宣布平反。吴
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平反。这些鼓舞了一些思想激进的青
年人，使得西单的“民主墙”更加热闹。恰好在这个会议期间，中美
建交谈判取得突破，12 月16 日，华国锋总理和卡特总统分别在北京
和华盛顿发表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这给全国又带来了轻
松的气氛。
12 月13 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讲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
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
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第二个问题是“民主是解放思
想的重要条件”，在这里他谈到，“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特别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个讲话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是关于经济问题部分。他认
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
放”“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这就是中
国80 年代初期改革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年，第140—1533 页)。
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讲话说：
关于“两个凡是”问题，去年3 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考虑
刚刚粉碎“四人帮”，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必须拥护，凡是
有损毛主席形象的就必须制止”，现在看来，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
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
是主席，责任在我。
5 月16 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我刚访问朝
鲜归来，没有看。后来中央常委对我说起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来
看，认为观点是对的，常委议一下。叶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务虚会
议，大家同意。在三中全会后召开这样的会议。
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了，不要写“华主席，党中
央”。不要写“英明领袖”，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了。
叶剑英在闭幕式上说：“民主作风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华主席对‘两个凡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华主席提出今后
写报告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直接写‘党中央’就行了，这是
谦虚美德。这种谦虚是非有不可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三天，
即12 月18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只用了五天时
间，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所以如此顺利，是因为一切问题都在中
央工作会议上解决了，三中全会只是正式确认这些成果而已。12 月
22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向全
国发表。
这次会议从根本上扭转了30 年来占主导地位的左倾路线，它标
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时代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邓小平时代的开始。
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巨幕。它宣称要“多方面地
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
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
“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地改革”。
这次会议推翻了毛泽东时代造成的一大批冤假错案，批评了思想
僵化，使人们感到冰雪开始消融，春天即将到来。
这次会议还给全国人民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
活”的承诺，使在贫困线上挣扎几十年的十亿人民有了盼头。这次会
议增选陈云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
员。华国锋虽然仍然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
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
平已经成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这次会议借助社会上的民主浪潮得以
成功，但是，它的成功还有更深刻的历史背景。
自1956 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在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在探索过
程中有失误，也有经验。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在1956
年的“八大”就提出来了，21 年以后，才在这次会上真正实现。为
什么这个指导思想21 年不能实现呢?关键在于对客观形势的估计。
1956 年国外出现了匈牙利事件，国内又有大批知知分子激烈地批评
共产党，于是认为主要危险是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威胁，而不是经济落
后，所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当一个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
它不可能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给群众以民主。“以阶级
斗争为纲”实质就是以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为纲。20 多年以后，中国
共产党人环视世界，才发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已经被远远抛在世界
很多国家的后面。这时，有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看到，危及中国共
产党领导地位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落后。停止“人整人，人斗
人”的阶级斗争，把经济建设摆在中心地位，是顺理成章的事。
还应该承认，过去的极左路线从反面为中国的改革开辟了道路。
没有“文革”对价值规律的践踏，就没有后来的商品经济；没有“文
革”对个人利益的全面否定，就没有后来的物质利益原则；没有“文
革”对知识的轻视，就没有后来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十亿
人的过度贫困，就没有后来对富裕的强烈追求……这里可以借用恩格
斯所说的一段话：“在这种过分的革命活动之后，必然接着到来一个
不可避免的反动，这个反动又超出了它继续下去的那个限度。经过多
次动荡以后，新的重心终于确立了，并且成为新的出发点。”（《马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 年，第392 页）（在这里，“反动”一词，是指方向相反的运动。)
第六节 “西单墙”和理论务虚会
林彪说过：“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
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这
几句话当然是阿谀奉承，但是，这几句话的确是残酷现实的写照。几
十年来，在中国，谁敢不把毛泽东的话当最高指示？谁敢说毛泽东的
话不是真理?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既有权力的强制，又有个人崇拜。
1966 年7 月30 日，周恩来总理找几名清华大学学生开了一个小
型座谈会，听取学生对清华“文革”怎么搞的意见。本书作者是参加
者之一。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提到他在7 月29 日的讲话
中把一个词用反了。周恩来谦虚地说：“我讲的话不一定是对的，要
一分为二。”不懂世事的我当即问他：“对毛主席的话要不要一分为
二？”他很明确地强调：“对主席的话不能一分为二，因为他的话已
经经过一分为二提炼过的。”我们参加座谈会的人对这句话印象十分
深刻。周恩来这句话和“句句是真理”不是如出一辙吗?
20 多年来，中国用一个脑袋的思考代替了十亿个脑袋的思考，
用“最高指示”的约束代替了法律、道德、宗教的约束。
中国的思想禁锢了20 多年，现在终于砸碎了精神枷锁!
枷锁一旦砸碎，就出现了势不可挡的汹涌浪潮。这浪潮有冲跨几
十年建立起来的思想堤防之势。
这股浪潮当时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在内部，是理论务虚会议，
在外部，是西单墙．
理论务虚会是由叶剑英提议召开的，也可以说是“凡是派”的挑
战引发的。在真理标准讨论期间，即1978 年9 月，《红旗》编辑部写
了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
础》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回击。
文章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文章不
反教条主义，而大批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毛
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说这种言论是“海外奇谈”。
《红旗》编辑部将它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征求意见。哲
学所提出了六点不同的看法。《红旗》编辑部将它和哲学所的意见一
起上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叶剑英看到后，提
议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搞出来，在民主讨论的
基础上统一认识。
这个会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 年1 月18 日到2 月22 日(中
间春节休息了5 天)。这一阶段强调拨乱反正的主题。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邀请中央和北京的160 多名理论宣传工
作者参加，各省市还派出了联络员。与此同时，许多省市也召开了理
论务虚会。第二阶段从3 月到4 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参加会
议的有中央和北京的理论工作者，中央军委和各省市的宣传部长也参
加了会议。参加者有400 多人。
1 月18 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代表党中央讲话，题为《理
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还指出当前突
出的问题是，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成为解放
思想的阻力。他指出，当前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有两个方面的任
务，一是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个更重的方面是研究和解
决伟大转变中的新问题，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新的实践相结
合。胡讲话后宣布这次会的领导小组名单：胡耀邦、胡乔木、黄镇、
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共
11 人。会议分五个小组。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共
出了264 期《简报》，刊登与会者的发言和综合报道。但涉及高层领
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简报》散布范围很广，传闻者更多，在
海内外影响很大。
这次理论务虚会是集中批判“两个凡是”的大会。它涉及了一系
列的重大问题。如：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
继续革命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党内路线斗争问题；
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评价问题；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问题；有人激烈地批判封建法西斯
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等。一些过去不敢想、不
敢说的问题都提了出来进行讨论。
在当时看来，有一些发言是惊世骇俗的。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
“建国快要30 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
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
是挡不住的。”这个组的组长周扬说：“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林彪、‘四
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上、理论上有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
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历史学家黎
澍批评毛泽东过早地放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不讲条件地向
社会主义过渡，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联系大
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说：“这些是不是毛主席他老人
家唯意志论发展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还有什
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毛主席就是不懂
经济。”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直接批评《九评》：“《九评》所提出的
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有的文章根本上错了，文风也
特别坏”，他分析了《九评》对国内政策路线的恶劣影响。（注：《九
评》20 世纪60 年代发表的九篇批判修正主义权威文章，是由中共中
央专门组织人撰写的每一篇都由中央讨论通过的）。发言最尖锐的还
有鲍彤、阮铭、李洪林等人。他们发言之大胆，可谓震聋发聩。
理论务虚会对中国共产党建国以来所做的工作，进行了比较全面
的清算。它已经在一定的程度上危及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危及了它
的领袖毛泽东的形象。它将中国共产党所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冲开了
一个大缺口。
但是，理论务虚会上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我
记得我们听这个会的传达时，两位年长的记者愤慨地站起来说：这不
是全面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吗?我们都错了吗?北京街头出现了《必
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乱子
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
有什么禁忌吗?”
和理论务虚会提出相类似问题，并且有更大冲击力的是“西单
墙”，两者的时间也大体相同。“西单墙”又称“民主墙”。理论务虚
会是上层知识分子和党内民主力量的冲击波，“西单墙”是体制外的
知识分子和受旧体制之害最深的底层群众的冲击波。两者构成了中国
70 年代末期的一次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
西单墙，是从电报大楼到西单路口的两三百米的一段临街墙，高
约两三米，墙内有一座灯光球场、还有电车停车站等公共设施。那时
没有民航大楼、图书大厦和文化广场等建筑，路边没有摊贩。这里是
北京的闹市中心，距天安门广场也不很远，是向公众发表意见的理想
场所。
自1978 年11 月以来，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也不知道由谁开始，
这里贴出了大字报、小字报。在我的印象中，最早的大字报是针对汪
东兴的，其内容是控诉《中国青年》杂志被禁止发行，因为这一期刊
登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文章。后来越贴越多，几百米的墙
全被贴满，而且每天都是新的覆盖旧的。到这里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
越多，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
有的听，有的记录。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这里成了全国的舆论
中心，也是外国记者丰富的新闻来源。后来，在王府井大街、人民英
雄纪念碑等处也贴满了大字报。北京的示范效应，使得各省市也有类
似的场所。
西单墙的大字报内容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比较集中地是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对冤假错案的申诉。除了个人的申诉外，人们还广泛地倾诉
社会冤案无处申诉的怨恨。如在王府井有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
为《包青天，你在哪里?》。其悲愤、怨恨之情，其慷慨激昂的气势，
打动了不少行人，抄录的人很多。还有不少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
平反。
二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开始有人对文化大革命持批评态度，
有的大字报呼吁为刘少奇平反。
三是对民主的渴望。不少大字报控诉中国没有民主，呼吁建立民
主制度。如魏京生在“四个现代化”中又加了一个现代化—政治现代
化，即现代民主制度。他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
四是对毛泽东的评价．开始有人批评毛泽东：有一张大字报批评
毛泽东支持“四人帮”解除邓小平的职务。贵州的《启蒙社》在人民
英雄纪念碑周围贴的大字报用寓言诗的形式，暗示毛泽东是封建专
制。
五是对“凡是派”的批评。王府井大街有一张大字报说汪东兴是
“何是非”—何是非是当时轰动性的话剧《于无声处》中的一个角色，
一个出卖灵魂的老干部。该话剧是首个批评文化大革命的文艺作品之
一。
总之，西单墙的大字报都是相当尖锐的政治内容，对国家的政治
制度提出了批评，但也有维护毛泽东的大字报。在维护毛泽东的大字
报旁边，有很多批语，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总的来说反对的批示
要多一些。从发展趋势来看，要民主、反专制、否定建国以来的各项
工作的势头越来越猛。
西单墙继续发展，单纯用文字形式已经不能适应众多的人发表意
见的需要了，于是，就出现了“人民民主墙”讨论会。讨论会的声势
越来越大。12 月28 日晚7 时，本书作者到西单墙看大字报，正好又
开讨论会。有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听众约有5000 人左右。 演讲
者认为，光争民主、争自由还不够，最根本的是要改变国家的政治制
度。听的人越来越多，致使西单交通堵塞。有人提议把会议转移到人
民英雄纪念碑下面去。于是，数千人排着纵队向天安门进发，一边走
一边喊着“ 要民主，不要专制！”“中国人民不是阿斗!”“让思想
冲破牢笼!”等口号。唱《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团结就是力
量》。队列十分整齐。
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也跟着队伍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走到纪念碑
下，参加讨论的和围观的已达数万人之众。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演讲
的人一个接一个，演讲的内容和西单墙大字报差不多，措辞激烈，富
于煽动性。
邓小平开始是支持西单墙的。11 月16 日，他对前来中国访问的
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
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
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
确的，这不可怕。”（《人民日报》1978 年11 月27 日）当时各单位
都传达了邓小平这个谈话，并组织学习。叶剑英12 月13 日的一次讲
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
民主典范。”
l2 月初，邓小平出席了中法贸易协议签字仪式之后，对法国记
者也说了和上面意思相同的话。在同“凡是派”的斗争中，邓小平需
要借助群众和舆论的力量。
西单墙继续发展。由集会又发展为出版各种民间报纸和刊物，又
由地下报刊发展为各种民间政治组织。北京的民间报刊有：《四五论
坛》、《今天》、《群众参考消息》、《民主墙》、《求是报》、《沃土》、《北
京之春》、《探索》、《启蒙》、《人民论坛》等数十种；上海的民间报刊
有《民主之声》、《未名》、《青年笔记》等。广州有《人民之声》、《人
民之路》、《浪花》。天津有《新觉悟》、《渤海之声》等。在这些刊物
中，走得最远的是魏京生主持的《探索》和任畹町主持的《中国人权》。
魏京生在《探索》上著文称，无产阶级专政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
封建君主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比江湖骗子的膏药更高明
一些的膏药”。民间政治组织有“启蒙社”、“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解冻社”等等。
在这期间，全国各地来北京告状的人(文革后期到北京告状的人
很多)也组织起来，举行“反饥饿、反迫害、要人权、要民主”的示
威游行。
民主墙虽然和理论务虚会讨论的问题有相通之处，但两者是有根
本差别的。理论务虚会希望维护和改善党的领导，民主墙却有叛逆性，
它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凡是派”利用民主墙的叛逆性一面，
指摘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放出了“魔鬼”。民主墙和理论务
虚会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必然的巧合，没有自觉的、组织上的的联系。
但“凡是派”却说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党内民主力量也怕群众民主运动发展下去会搞乱局面。2 月初，胡耀邦把上海、浙江、
山西等地群众骚乱的材料印发给理论务虚会的参加者，上面批有“请
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
理论论务虚会第一阶段2 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开会前领导小组
开了一个会，胡耀邦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
平作报告。第一阶段结束后就开始起草邓小平的报告，起草小组共五
人，由胡乔木主持。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3
月30 日，邓小平作了报告，他的话音刚落，理论务虚会就草草收场，
“民主墙”也被取缔。
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这么一种现象：保守力量的禁锢越严重，冲击
禁锢的力量就会加速积累，一定条件下就会出现冲击；对禁锢冲击力
越大，就会引来保守力量更为严重的禁锢，但总的趋势是，禁锢的力
量逐步衰减。中国的改革就是在禁锢力量的逐步衰减中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