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　 由 孤星浪人 于 2011-11-19 11:07

第四章涨落—波起云涌的 1986 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斗争也逐步深化。1986 年的反
自由化斗争，比清除精神污染的规模、声势和影响要大得多。当时出
现的形势有如耗散结构论中的“涨落”。在耗散结构论中，“涨落”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这里不便用科学的语言来描述，只能给出
一个大体的意思：所谓“涨落”，是一种能量运动的过程和方式，它
使系统达到了一种远离平衡的状态，系统内可能由渐变发展为剧变。
1986 年，政治能量已经到了很活跃的程度，其运动已经十分激烈，
出现了剧变的可能性。
第一节 1984—1986：政治波澜起伏
1984 年，是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一年。其标志之一是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过去视为异端的“商品经济”
写进了决议；二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有突破
性进展。
1985 年，改革中两个失误使两员改革大将落马,一是海南汽车走
私事件，使改革大将雷宇失去了海南特别行政区最高长官的职务；二
是福建省的晋江假药案，使改革大将项南失去了省委书记的职务。
1985 年9 月是多事之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大
会和十二届四中全会；另一方面，出现了一次规模不大不小的学潮。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9 月18 日到23 日召开的。这次大会
的名称前面既没有届，也没有次，在党史上也没有突出的记载。在这
次大会之前的两天，召开了十二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后的第一天又
召开了十二届五中全会。
究竟这是一次什么样的会呢?这次党代会一是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计划的建议》；邓小平讲话强
调改革，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陈云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还是
有计划，按比例”。二是讨论了领导干部新老交替的问题，邓小平提
出到“十三大”他全退；会议中间正发生学潮，所以又增加了一项内
容，即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1985 年9 月，是抗日战争胜利40 周年。这一年，中国和日本的
进出口贸易额比上一年增长40 多亿美元，达164.4 亿美元，其中进
口额108.3 亿美元，出口额56.1 亿美元。逆差52.2 亿美元。由于中
国经济技术长期落后，信息不灵，再加上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作风，
一些日本商人乘机向中国倾销了一批过时淘汰的设备和劣质商品。这
些情况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流传最广的是上海宝钢项目上吃了日本人
的大亏，因此，群众中不满情绪在蔓延，一些人认为日本对中国进行
经济侵略。当时还有一件事大伤中国人的感情，8 月15 日，以日本
首相中曾根为首的内阁成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靖国神社里
有东条英机等14 名甲级战犯和大批侵华阵亡者的灵牌。青年大学生
们对此无不义愤填膺。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要求到天安门广
场游行。有的大字报措辞很激烈。中共北京市委要求学生在校内组织
一些适当的纪念“九。一八”的活动，坚决制止继续写大字报和到天
安门。校长丁石孙几次出面劝阻，使校方和学生意见严重对立，因而
出现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大字报。学校关闭了大门，一些学生冲击南门，
要求出去游行。由于学校多方劝阻，加上门外有海淀公安分局的警察
阻拦，大部分学生没有走出校门。数百名分散离校的北大学生和其它
高校零散出来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结，高喊“爱国无罪”、“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口号，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了花圈。
“九。一八”以后，事件还没有平息。北京一些高校里继续有
大字报出现，或声援北大，或抗议日本对华贸易政策，或批评政府。
10 月1 日，西安有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烧了几家商店门前的“日
本照相器材展销”的横幅。10 月17 日，成都人民南路的游行队伍达
万人以上。
这次学潮是怎样平息的呢?当时刚上任的中宣部长朱厚泽亲身经
历了这段历史。2004 年5 月，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
从此戴河假期办公会议回到北京后，正赶上“九。一八”北京学
潮。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年正是中国纪念抗战胜利40 周
年。中日贸易逆差大，日本进口的机器有的质量不好，还传说宝钢引
进日本的设备吃了亏等等。说是日本人“第二次侵华”。学生上街游
行。9 月18 日到23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党代会
上决定处理学生问题的方针：党委领导人要深入到学校和学生直接对
话。这是第一次用“对话”这个词，是胡耀邦提出来的。按这个要求
布置下去了，孙平化、符浩等外交官员给学生讲中日关系，澄清一些
被误解和被歪曲的问题。由于党委不回避尖锐问题，实事求是，直接
和群众对话，思想工作做通了，学潮平息了。
这次平息学潮，没有动用军队，没有政治恐吓，领导干部和学生
平等对话，疏导，是这次平息学潮的主要方法。这是胡耀邦处理学潮
的指导思想。
在这次学潮中，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大字
报。这样的大字报虽然不多，但使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看到，社会
上的确有一股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的力量。这一情况更加强了
他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决心，也增强了他们对改革的担忧和疑
虑。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出现了学潮，对会议无疑会产生
影响。邓小平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中，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他说：
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
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
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
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混乱的社会，
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 (《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46 页)
学潮平息以后，1986 年，政治上又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气氛，改
革舆论又开始升温。
4 月13 日到16 日，胡启立在上海同文艺界、理论界、教育界、
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座谈时传达了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思想
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组织手段来解决。我们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要说服、引导，要鼓励大家真正讲心里话，不要一听到议
论，特别是尖锐的话，动不动就查，就要立案、追究、打击、压制。
这种恶劣作风不能再搞了。”胡启立传达的话可能在书记处经过讨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他是1985 年8 月从贵州省委书记调任中宣部长的)4 月12 日在中国音乐协会四届二次常务理事会上讲话，提出宽松、宽容、宽厚，创造出一种融洽和谐的气氛。4 月22 日，朱厚泽在报刊理论工作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要鼓励、提倡理论工作者开展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朱厚泽的讲话得到知识界的普遍欢迎。
5 月8 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
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又使气氛进一步宽松。
第二节 1986：重提政治体制改革
1986 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学潮的平息，邓小平感到
局势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
6 月10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说：
“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
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1980 年就提
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邓
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60 页)
6 月28 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政治体制改革
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
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
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
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
革。”(同上，第164 页)
7 月12 日，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中央党
校结束，这次研讨会上提出了很多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其中有的文
章思想相当解放。研讨会结束时朱厚泽讲话，他说，目前经济体制改
革、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使全
面改革的浪潮一步一步向外扩展，向下深入。
7 月1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在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上
强调政治体制改革，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善、富有效率的社会主义
政治体制。
7 月31 日，万里在全国软科学座谈会上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
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经邓小平和陈云同意，
8 月15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产生了震聋发聩的影响。
9 月3 日，邓小平对日本朋友竹入义胜说：“我们提出改革时，
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
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
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
四个现代化的实现。”（《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76 页)
9 月13 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说：“不搞
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同上，第177 页）
9 月29 日，邓小平在会见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又一次
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上，第178 页)。
11 月9 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说：“我们越
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同上，第179 页)
9 月5 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学习讨论了邓小
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一文，要求中央国家机关、中直机
关的干部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讨论这篇文章。
如此集中、如此高调地大谈政治体制改革，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
个印象：政治体制改革很快就要展开。
中宣部召开全国报刊总编辑座谈会。新任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会
上语出惊人：“报纸登什么、不登什么，这个权应归编委会或总编辑，
报社领导应该有取舍新闻的权力。什么新闻可登头版头条，什么东西
可以不登，这些事情完全可以靠报社自己来定。”这等于放开坚持了
几十年的舆论控制，即“放开报禁”。
8 月7 日，万里在家里接见了刘宾雁，万里夫人和孩子也在座，
接见充满了和谐的气氛．万里称赞刘宾雁提出的“第二种忠诚”。
“第二种忠诚”是指怀着赤诚的心对党提出批评。万里说：“我赞成
你的观点，我们党不仅需要雷锋精神，需要第一种忠诚，也需要第二
种忠诚。如果一个党不能听取批评，不接受群众的监督意见，非垮台
不可。不管你是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自由党，还是基督教民主党，
都要垮台。”这段话传出以后，对知识分子颇有鼓舞。
知识界思想又活跃起来了，从1986 年7 月以后，全国各地召开
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在这些会上不少发言或明或暗地批评“四
项基本原则”。
报纸的总编们胆子也大起来了，过去不能发表、不敢发表的东西也发表了。
8 月30 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
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
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
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这个题目
和7 年以前郭罗基受批评的文章题目惊人地相似—1979 年11 月14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郭罗基写的一篇以三人辩论形式的文章：《政
治问题为什么不能自由讨论?—从“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
限”谈起》，胡乔木大为恼怒，向邓小平告状。邓小平下令把郭罗基
赶出了北京(从北京大学调到南京大学)。
9 月8 日，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新
时期文学的突破和深化》，文中强调，文学应当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作为神圣旗帜高高举起，作家要以空前的热忱，呼吁人性、人情和人
道主义，呼吁人的尊严和价值。他以更高的调门重提在清除精神污染
中批判过的人道主义，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
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到处发表讲话。他们讲话的内容，主要
是揭露社会上的阴暗面，批评共产党的腐败，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要求加速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讲话，受到青年学生们的狂热支持，他
们也成了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我曾参加过一次刘宾雁在天津大学的报
告会。可以容纳5000 多人的求实礼堂，不仅椅子上座满了，两个椅
子之间的扶手上也坐满了。在台上，在走廊，青年们都席地而坐，礼
堂外面还挤满了人，不时有门窗玻璃被挤破的声音。在场的人说，国
家元首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烈的欢迎。情况的确如此。可见大学生们
对政治改革的关注。在这些演讲中，以方励之最为尖锐。他毫无顾忌
地批评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主义制度，批评共产党的领导。
思想界活跃起来了一些坚持传统思想的人的忧虑和警觉也同时
产生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也就激烈起来。刘再复的文章发表后，老文
学评论家陈涌就发表文章，对刘的文章进行上纲上线的批评。滕藤关
于报纸的讲话广播后，朱厚泽就接到了几个批评电话。朱厚泽为滕藤
打掩护，说他是化学专家，不了解情况。在滕藤发表这个讲话后不久，
中央派他到天津办一件公务，当时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不接待。李
瑞环说：“那个讲报纸发什么、不发什么由总编辑决定的人来了，我
们不欢迎。”滕藤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然而，中国知识界对政治体制改革看得过于简单。中国现行的政
治体制既产生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又深深根植于中国几千年的政治
传统。西方国家先是以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取代封建专制制度，政党是
在议会制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在议会制的舞台上活动。马列主义是先
组织革命政党，由革命政党来夺取政权。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
党专政，政党在国家之上。政治改革，要改变一党专政的状况，这等
于让中国共产党让出权力。所以，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要共产
党搞政治体制改革，等于与虎谋皮。”有人从分析中国的政治传统得
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历来总是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集团，从力量
上战胜并驾驭其它政治集团，否则，中国就会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
国家就不能统一，社会就不能安定。既然由一个“占绝对优势的政治
集团”来控制局面，那只能是一党专政了。这种看法在中国知识界很
有市场。要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状况，既要克服苏联自十月革
命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又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更为重
要的是要克服执政者既得利益的阻力。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一提起政治改革，
就要引起激烈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
第三节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
1986 年，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持保守思想的人一直
想寻机向改革者挑战，但是，这一年改革思想占主导地位，保守派没
有翻起什么大浪。只有两个政治小浪花可以花一点笔墨：“马丁事
件”和“秦柳方上书”。这两个事件是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秦柳方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老资格研究员，早在20 世纪40 年代，他就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马克思主义学经济学家。建国以后继续从事经济研
究。进入80 年代，他总觉得改革开放玷污马克思主义的圣洁，对改
革中不断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一直抱批评态度。所以，他十
分赞成清除精神污染，积极参与反自由化。1986 年初，他给中央写
了报告，列举了他认为学术理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种表现，希望
引起中央的注意。其中之一就是马丁的文章。
马丁写了什么文章?为什么能成为轰动一时的“马丁事件”?
1985 年11 月2 日，《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的文章，署名马丁。马丁的真名是宋尤祥，南京大
学哲学系青年讲师。编发这篇稿子的是该报“社会之声”栏目的责任
编辑徐景春。这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深度。文章抓
住了经济理论界一些敏感的新苗头，很引入注意。
马丁文章一发表，工人日报社就接到朝日新闻、美联社、南通社
驻北京记者的电话，打听马丁的身份及文章出笼的背景。一些在北京
的理论工作者也来电话，对马文褒贬不一。
12 月9 日和10 日出版的第49 期《北京周报》上，刊登了马丁
文章的译本。有英、法、西、日、德、文版。人民出版社的《新华文
摘》1985 年12 期全文转载了马丁的文章。
马丁文章的读者范围在逐步扩大，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起“马丁”
这个生疏的名字。
1985 年12 月11 日，日本时事通讯社从北京发出长达800 字的
电讯。电讯说：“马丁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倡仪：为了适应中国的经济
改革所面临的任务，要明确指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已
失去有效性，并大胆采用凯恩斯等西方近代经济学的成果。”时事通
讯社这篇报道，不少地方是记者对马丁文章的自己理解和主观判断。
例如，马丁的文章主张经济科学研究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而日本记者却说马丁主张“实行学术研究的自由化”；马丁
的文章明确指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本质上来说仍旧是庸
俗的和非科学的。”但另一方面也指出，“过去只是注重批判它的庸
俗性、辩护性和反动性，而忽视了它还有其实用性、合理性和科学性。”
并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待传统庸俗经济学的科学态度来
对待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章在列举了一些西方经济学各派的
研究成果后，指出：“科学地批判、分析、借鉴这些成果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日本记者却断章取义地说，马丁的文章“高
度评价了”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实用性、合理性、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日本时事通讯社的电讯发出后，东京《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
等就很快采用。《朝日新闻》12 月11 日发表此消息时加上“《资本
论》失去有效性，提倡现代经济学理论成果”的标题，还同时增加了
一个近500 字的注，捕风捉影地说马丁文章是“党中央的主流派”，
想要“试探国内的反响”。
如果以上只是对马丁文章的报道的话(尽管报道有所歪曲)，那么
在纽约出版的《中报》却对马丁的文章进行批判。《中报》是一张中
文报纸，总编辑傅朝枢曾当过阎锡山的秘书（1989 年“六四”后傅
朝枢曾来北京，杨尚昆接见过他。《中报》采取支持中国政府镇压学
生的立场，当然在北美难以立足，1989 年8 月就关门大吉。这是后
话）。1985 年12 月19 日，《中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学术功利主义》的社论，对马丁文章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指摘马丁文章认为《资本论》已失去了“有效性”；二、指摘马文主张“大胆引进”
凯恩斯理论。这篇文章明确注明“根据日本《读卖新闻》12 日报道”。
《中报》为了使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在发稿前就向新
华社驻联合国记者透露了这件事。于是，马丁文章开始“出口转内
销”了。12 月18 日，新华社驻联合国的记者发回了《中报》这篇批
判文章，很快在新华社的《参考资料》上发出。《参考资料》是司局
级干部能看到的有关国际动态的内部刊物。泰柳方正是从这个内部刊
物上收集到自由化的材料的。
为了引起更高层的重视，1986 年2 月21 日，新华社的一份等级
更高的内部资料上以《纽约〈中报〉批评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
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为题，加上前言，报道
了《中报》的社论。这种内部资料是供省，部级干部和中央委员参阅
的。所以，这期内部资料一发，很快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为了使广大群众参与反自由化，1986 年3 月4 日，新华社的《经
济参考》报又以《马克思经济学说有强大生命力—纽约〈中报〉批评
我国某些经济学家“食洋不化”》为题，对《中报》的社论作了公开
报道。当时这家报纸发行80 万份，影响很大。光明日报社的《文摘
报》、上海解放日报社的《报刊文摘》、《理论信息报》等，对《经济参考》报的这篇报道也都作了摘要转载，从而影响更大。
1986 年2 月的一次企业管理会议上，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
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批评《工人日报》发表马丁的文章，说这是“高
层次的精神污染”，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马丁文章的问题越来越大，似有不断升级之势。事态没有进一步
扩大，还得感谢秦柳方，正是他向中央揭发理论界自由化的那篇报告
救了马丁。这个材料送到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薄一波批给胡耀邦、
赵紫阳。1986 年3 月3 日，赵紫阳、胡耀邦对秦柳方的这个报告作
了批示。赵紫阳的批示是：“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
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胡耀邦批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由
于胡、赵两位领导人的干预，一场在经济理论界反自由化的风暴没有
刮起来。
1986 年3 月13 日，《北京周报》给中宣部外宣局呈上报告，说
明马丁文章的原委，要求新华社澄清事实。 3 月14 日，人民出版社
给中宣部送去《关于马丁的文章和纽约〈中报〉对该事批评问题的报
告》。事情应当就此终结。
但是，由于新华社的《经济参考》报和内部资料把矛头指向“某
些经济学家”，于光远等一批经济学家得到胡、赵的批示，有了尚方
宝剑，开始对新华社作出回应。
3 月22 日，于光远、廖盖隆、王若水、苏星、冯兰瑞、萧辅礽、
曾彦修、张惠卿等30 多人，专为“马丁事件”开了一个座谈会。会
议由思想比较开放的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主持。座谈会上于光远首先
作了长篇发言，他肯定了马丁的文章。指出《中报》对该文的指责是
无的放矢，批评新华社以外电歪曲报道为依据，以讹传讹，是对中央
工作的干扰。于光远发言时态度激烈。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社
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冯兰瑞、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董辅礽、
《红旗》杂志副主编苏星、《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等都谈了和于光
远类似的看法。但态度比较缓和。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喻权域(在国
内部分管内参，此时已调任《经济参考》报总编辑)在会上成了被告，
他的发言不断被与会者的反驳所打断。这次会议提出两条要求：一、
鉴于《国内动态清样》上次的失真，应根据当天会议讨论情况，重新
写一次动态清样。二、由中宣部将这次会议讨论情况整理一简报，上
报中央。
改革派乘胜追击。1986 年4 月1 日的上海《社会报》、《世界经
济导报》报道了马丁事件引起理论界关注的消息。《社会报》的标题
是《学术要自由，探索要大胆—“马丁事件”引起我国理论界关注—
人们再也不允许破坏学术生态环境的怪现象继续存在下去》。4 月7
日，《世界经济导报》重新刊登了马丁文章的全文，并转载了《中报》
的社论以及《读卖新闻》的报道。以后，该报围绕“马丁事件”又作
了大规模的讨论。
紧接着，《文汇报》、《经济学周报》、《长江日报》，《新华日报》……
纷纷发表有关“马丁事件”的评论文章，并报道了事件的真相。至此，
“马丁公案”基本了结，引出了理论研究需要宽松环境的结论。
但是，在上层，坚持改革和坚持反自由化的斗争还很激烈。在中
央机关，传统思想比较严重的是两个部门：一个是中共中央中宣部，
一个是国务院的国家计委。胡耀邦为了解决中宣部的问题，调贵州省
委书记朱厚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2004 年3 月3 日，朱厚泽在他
的万寿路新家向我谈起了当时的情况：
1985 年8 月，中央调我任中宣部长，接替邓力群(邓调中央书记
处，分管意识形态)，调胡锦涛接替我的贵州省委书记的职务。胡锦
涛当时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中央要求我做好交接工作。胡锦涛到贵
阳，我对他说：我不在省委给你交接，我陪你往下走，一边走，一边
第四章涨落—波起云涌的 1986 年 - 284 -
看，一边听，一边议论。他说很好。陪同我们两人的还有省委副书记
和常务副省长。他们两人有事就回贵阳，办完事就到我们这里来。我
们向西、向南，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黔南。每到一处停下来，
由地、县委汇报。到了黔南的罗甸，中央打电话，让我速去北京，参
加北戴河会议。
我到北京，就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当晚，就让我到胡耀邦的专
列上，去北戴河。我上车见到了胡耀邦。他说：“已经来了，宣传部
怎么搞?”他想听我的意见。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他的提问没有准
备，只好回答：“无从谈起。”胡耀邦说：“先到北戴河听听讨论。”
我们去北戴河参加的是中央办公会。中央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假期办
公。到了北戴河，每天上午开会，下午游泳。工作会议上有两个半天
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姚依林
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事先没有让我发言，我也没有准备发言。到了11 点半，快散会了。胡耀邦说：“朱厚泽，宣传部长，你也讲一讲嘛!”胡启立马上把话筒推到我面前。我没办法，只讲了十来分钟。我说的大概意思是，我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没想到，我这个发言反应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邓力群不吭气。
从北戴河回北京，我又乘耀邦的专列。胡启立、田纪云也在其中。
耀邦让我们到他房间去。胡耀邦对田纪云说：“中央两大综合部门，
党中央这边是中宣部，国务院那边是国家计委。中宣部这边问题解决
了，你去跟紫阳同志说说，早下决心解决计委的问题。”田纪云当时
没有说话。那时主持国家计委的是姚依林和宋平。他们还是按老办法
工作，你放权他就收。姚依林还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中。胡耀
邦对计委当然不满意。两年以后，我回顾胡耀邦这次谈话时想到：你
想解决计委的问题没有实现，你自己反而被计委的人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