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　 由 孤星浪人 于 2011-11-19 11:07

第四节 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一场争论
“秦柳方上书”和“马丁事件”这两件事还是公开的。内部的
斗争是围绕“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问题”的起草展开的。胡耀邦
想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文件，用一个开明的方针来对待意识形态。作
为中宣部长的朱厚泽，在这方面当然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但是朱厚泽
对形势不很乐观。他不想搞一个大文件，而是想零打碎敲地推行政革。
他对本书作者回忆说：
这段时间内，胡耀邦问我：“你来了半年了，有什么反应?”我
说：“反应就是没有什么动静。”胡耀邦还让胡启立、王兆国给我带
话：“大胆一点，准备个报告提供书记处讨论，我们大家支持你。放
手工作嘛!”他认为我不敢大胆工作。他希望用新的指导思想写个报
告，意识形态方面就会打开新的局面。当时的情况是，最上一层有老
同志；老同志下面是胡、赵；日常工作是书记处，开始是习仲勋，后
来是胡启立；在政治局委员中胡乔木分管意识形态；在书记处中，邓
力群分管意识形态，再下面才是我中宣部长，我是第六层，“六层夹
塞”。胡耀邦让我把想法摆出来，他在上面支持我放手工作。他太天
真了，我不可能把我的想法摆出来，一摆就要吵架，他也没办法支持
我。如果我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中央会上有分歧，我就不能在下面
讲我的看法了。
我对启立说： “写报告今年不能搞。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也不能开。”以前每年都要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不开宣传工作会议怎么办?我就东一个地方讲一点，西一个地方
讲一点。在上海，在天津，3 月8 日在音乐家座谈会上，3 月9 日在
出版工作协会上，4 月4 日在光明日报社，4 月21 日在翻译家座谈会上，4 月22 日，在主要报刊和经济学家座谈会上，5 月2 日在全国图书发行会上，在文化厅局长会上，我都讲我的看法，就是不开全国会议，不写报告。我在下面讲什么也不给中央报告。用渗透的办法向下面讲我的观点。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只能这么干。
朱厚泽用这种渗透的办法提出了著名的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三宽”方针：宽松、宽容、宽厚。李先念在报纸上看到朱厚泽的“三宽”，
发火了。乔石得知李先念的态度，急忙对朱厚泽说：“厚泽，你那个
‘宽’的文章不要再做了。”
胡耀邦执意要搞一个好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文件，“关于精神文明
建设的方针问题”就是他所希望的这样的文件。对于精神文明建设，
当时社会上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大致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看法认为，
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精神境界的开拓，价值观念的更新，文化素质的提
高，要吸收全世界一切现代文明的先进成果，总之，是民族精神的现
代化。另一种意见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将全国人民的思想统一在
一个共同的理想之下，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下，用共产主义
思想去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显然，这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水
火不容。
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之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
针的决议》，夏天就准备就绪。文件中没有提“清除精神污染”、“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代之“以经济建为中
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指出“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
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
“必须下大决心，用大力气，努力把当代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
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行政管理经验和其它有益文
化学到手，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不这样做就是愚昧，就不能
实现现代化。”“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
这个文件送到北戴河之前，先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最早
提出反对意见的是胡乔木和邓力群。他们提出了一个“修正稿”送给
邓小平和陈云。“修正稿”完全否定了胡耀邦的稿子，提出“清除精
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陈云赞成“修正稿”，邓小平赞
成胡耀邦的那个稿子。还是邓小平说了算。这是第一回合，胡耀邦领
先。到了北戴河。胡乔木、邓力群、王震、彭真、薄一波、余秋里等
一致批评胡耀邦的那个稿子，坚持必须加进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
容。胡耀邦退让了，在第五部分加进了一段话：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
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的，是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在北戴河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多数人同意这一妥协。陆定一坚
决反对。他要求去掉这句话。他说反自由化是苏联教条主义针对我国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的，后在文革中又被“四人
帮”使用。他说：“笼统地提出反对自由化，不但在原则上和宪法规
定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创作自由等人民的基本权利相冲突，而且
历史上造成的后果很坏，对于繁荣我国学术文化和政治生活民主化都
极为不利。”
从北戴河回北京以后，邓力群等人又拿出一个稿子，要求讨论。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向胡耀邦请示，对邓力群的稿子怎么办，胡
耀邦表示，还是用北戴河定的稿子。邓力群的稿子就被搁置一边。
9 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先在小组会
上重申他在北戴河的主张。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9 月28 日，在人民
大会堂的全会闭幕会上，胡耀邦念了一遍决议稿，问大家：“还有什
么意见没有?”准备让与会者举手表决。陆定一(他坐在中顾委席的前
面)站了起来，发言坚持去掉反自由化的那段话。他简短的发言引起
了热烈鼓掌。其中，中顾委(坐在大会堂右边，中间是中央委员，左
边是中纪委委员)这边的掌声最热烈。万里发言支持陆定一的意见。
余秋里、杨尚昆发言反对陆定一的意见。坐在主席台上的常委也在议
论纷纷。这是中国共产党全会上很少出现的情况。胡耀邦在犹豫间，
第四章涨落—波起云涌的 1986 年 - 289 -
邓小平发言了：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本
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
本身就是对我们的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
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他什么这里用过，那里
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讲，还要讲10 年20 年。(《邓小
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82 页）
胡耀邦在布置会后传达时，要求主要传达决议，不必传达争论。
因为当时邓小平是即席讲话，没有文字稿，无法传达，等整理出来后
再传达。
事后，王震在中央党校印发邓小平讲话，人手一份。他在全校大
会上说：“十二届六中全会精神就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小平
同志的重要讲话。有人故意不让传达，想隐瞒。力群、乔木同志向小
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说，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20 年，
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50 年，一共70 年，反到下世纪中叶。”
胡耀邦希望搞一个好文件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出现要相反
的效果。十二届六中全会翻了盘。邓小平的讲话被左派利用，掀起了
更严厉的反自由化斗争。
不过，《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同
十二大的政治报告相比，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即废除了十二大政治报
告中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
胡耀邦的解释是：“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精神对
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 www.6park.com
第五节 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学潮
1986 年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热，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对四项基本原则持批评态度的人士，也得到了宣传自己观
点的讲台。尽管上层两种认识的斗争没有停止，但这种斗争没有公开
化，因而也就没有减退学生们的政治热情，也没有影响方励之等人对
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
改革进入到1986 年，虽然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显
着提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党政官员中出现了腐败现象，
社会风气不好，农村改革停顿，城市改革进展缓慢，出现这些情况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改革滞后。知识界强烈要求加速政治体制改革，
这一点和前面介绍的邓小平的谈话是一致的，但对政治改革的目标、
途径、方式，认识并不一致。分歧的焦点就在四项基本原则上。自从
南京的顾尔镡因批评四项基本原则被处理以后，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
的批评隐蔽化了。1986 年，在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社会矛盾比较尖
锐的情况下，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批评又公开化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
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上海老作家王若望提出实行多党
政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认为现行的政治制
度是“现代式的封建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即“学习西方的
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道德所有全部的东西，
包括我们的政治体制、所有制”，还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一
党制还是多党制”。刘宾雁认为：“事实上，现行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社会主义，中国的出路在于私有化，在于‘全盘西化’。” 1986 年，这些看法允许在各种讲坛上表达。当时各大学的讲演会很多，听众十分踊跃。1986 年10 月到12 月，清华、北大、师大共举办了演讲、研讨会20 多场。
当时，大学生中有四个不满意，一是对改革进展缓慢不满意，认
为改革阻力大，效果小；二是对民主权利太少不满意；三是对党内腐
败不满意；四是对知识分子政策落实状况不满意。从这四个不满意中
他们得出四个反思：一是对中国革命根本教训的反思，认为中国革命
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洗礼，因而封建主义
在我国根深蒂固；二是对两种社会制度对比的反思，认为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教，实际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都比
资本主义落后，政治上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三是对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反思，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落后的，应当广泛吸收西方文化；
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
主政治，不仅不能起指导作用，反而禁锢人们的思想( 船夫：
《(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 年，北京，第138页)。
不满的情绪积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反思，使一颗颗年轻的心躁
动不安，而他们所尊敬的师长和社会名流，发表的批评四项基本原则
的激烈言论，像一杯杯烈性酒，更使他们如醉如痴。他们跃跃欲试，
想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一次风暴式的冲击。11 月的一次书记处碰头
会上，朱厚泽拿出五份新华社反映各地学潮的内部调查材料，希望引
起注意。但没有引起胡耀邦、胡启立、乔石的重视。他们认为不会出
大问题。朱厚泽担心，学潮一起来，一定会引起更强有力的反资产阶
级自由化运动。
但是，风暴还是来了。它的起因是中国科技大学的一次选举。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北京迁到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集中了一批
著名的科学家，群星灿烂，是安徽省最有影响的学府。11 月下旬，
区县人民代表选举中某些不民主的作法使学生强烈不满。12 月1 日，
校园内贴出了《致科大选民的一封信》的大字报，批评人民代表大会
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号召大家“为真正的民主而斗争”，从而
揭开了这次学潮的序幕。
12 月4 日晚，在科大礼堂召开了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大会。 8 名
学生登台演说，要求把科大办成“民主特区”。副校长方励之在会上
讲话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讨论已经好久了。有好多人说突破口
放在什么地方，我想群众通过这件事表明，我们会找到怎样来进行这
场改革的办法的。”他强调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
己争取到的。”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学生们要民主，要自由的决
心更大了。
12 月5 日，下午1 时，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
学、安徽医科大学等数千名学生汇合游行，一路高呼“不要恩赐的民
主”、“真正的民主靠我们奋斗”、“打倒封建独裁”、“打倒官僚
主义”、“孙中山万岁”、“要民主、民权、民生”等口号。12 月9
日，又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游行，2000 名学生冲进了市政府大楼。
2000 多名学生到《安徽日报》，要求如实报道学生的活动。这一天科大校园里出现了《一党专制是阻碍民主的主要障碍》的传单，其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主要障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对指导人类的社会实践起了不小作用。然而，它只是一门科学，不是什么‘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能与其它社会科学具有同等地位”“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社会团体，绝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其地位只能与其它政党同等。”（船夫；《（1979—1989)十年学潮纪实》，北京出版社，1990 年，北京，第144 页)
12 月7 日，上海同济大学校园贴出了介绍中国科技大学游行的
大字报，提出“科大在行动，我们怎么办?”7 日到18 日，上海各校
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学潮。
18 日，同济大学出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死亡》
的大字报。预示着暴风雨就要来临。各校都骚动不安，校际间串联频
繁，大字报、演讲会越来越多。各高校学生准备19 日举行大规模的
游行。
12 月18 下午1 点半，上海市长江泽民回到他的母校交通大学和
学生对话，希望能平息事态。事先听说他要来，大礼堂里挤满了人，
楼上楼下，台上台下，挤得水泄不通。他坐在主席台上指着台下的一
位学生说：“解放前我也闹过学潮，那时的市长吴国桢坐在我这个位
置，我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是理解你们的。”然后，他开始向学生
做工作。但是，他只要讲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台下就
发出一片嘘声。会场秩序十分混乱，学生们先后上台演讲，批评社会
主义制度。江泽民希望和学生对话，无法进行下去。江泽民讲话平淡
冗长，一位学生喊：“不要啰嗦!”江泽民很生气，问这位学生：“你
叫什么名字?你敢出来，敢上来吗?”广播里传出市长问学生的姓名，
不少人为这个学生担心，怕秋后算帐。但这位学生却从容地走上台来，
问主持人：“我可以讲两句话吗?”主持人说：“你可以讲三句话。”
这位学生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请大家尊重市长。”第二句：“请市长讲话简短些。”第三句话，讲他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他的举止引起了全体鼓掌。接着学生们一个一个地上台发表看法。到下午5点半，江泽民得到了讲话机会。他说：“我一进校园就看到同学们贴的大字报，写着‘民有，民享，民治’……”学生们打断他的讲话问：“你知道这是谁的话吗?”江泽民一下子掌握了主动权，他镇定自若地说：“这是美国第十六届总统林肯在1863 年11 月19 日在《葛底斯堡演说》中的话。你们在场的同学谁能背诵林肯这篇讲话的全文?”
会场上没有一个人回答。这时，江泽民抑扬顿挫地背出了全文，学生
们惊诧得目瞪口呆，会场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泽民反过来教育学生：
“你们很年轻，只知道西方民主的皮毛，而不了解其实质。”
12 月19 日下午，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部分学生为主的游行队
伍来到外滩市府大厦。半小时以后又转向人民广场，与交通大学等校
的学生队伍汇合。游行队伍打着“自由万岁”、“学生万岁”、“团
结奋斗”的横幅，学生们坐在市人大办公楼铁栅栏外，连同围观者，
共有数万人之多。晚7 时15 分，游行队伍第二次来到市政府门前，
要求与市长对话。 8 时到12 时，副市长叶公琦等与学生代表谈判，
没有取得成果。市长江泽民深夜接见学生代表，劝他们返校。但是，
不断围坐的学生没有走，而且同济、交大等校800 多名学生携带大衣、
棉被、面包前来声援。江泽民返回途中发生轻微车祸，头部撞伤，在
医院里还有学生找他辩论。到凌晨5 时45 分，公安机关组织2000 多
名干警，驱散了现场人群，用车强行把学生送回了学校。
22 日到23 日，同济、交大、复旦、医大、华东化工等20 多所
高校学生连续上街游行，高呼“还我人权”、“还我自由”、“严惩
打人凶手”、“打倒法西斯”、“释放被捕学生”等口号。全市交通一度瘫痪。工人和干部虽然没有参加，但同情支持学生的人不少。
在这期间，武汉的学潮也很猛烈。12 月5 日和9 日，武汉大学、
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中南财大、华中师大等高校学生两次上街游行，
并冲进省政府大院。
继上海大规模学潮之后，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
都发生了规模空前的学潮，其中，不少人矛头指向四项基本原则。
北京在12 月1O 日就开始响应南方的学潮。清华、北大出现了介
绍中国科技大学学潮的大字报。各校开始酝酿上街游行。
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北大到清华“点火”，这次清华却走在北大前
面。北京集中进行了两次游行。第一次是23 日，清华1000 多人的游
行队伍先进入北大，然后再进入人大。到人大时队伍发展到3000 多
人。这次游行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制止游行，26 日，北京市
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了《北京市关
于游行示威的若干暂行规定》，共10 条，对游行示威作出了种种限制。
例如游行要事先到公安机关申请登记。学生对这个规定十分不满。规
定公布后，全市很快有两万人登记申请游行。12 月29 日，北师大学
生上街游行，先去人大，再去北大。同日，北大出现了《元旦大游行，
进军天安门》、《去天安门者注意》、《首都学生大联合，元旦10 时天安门前集合》等大字报和标语。12 月31 日，在北大、清华、师大等高校，出现了署名“首都高校学生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大字报：《元
旦示威去!!!》，其中提出：“……我们第一次联合示威活动在新年元旦。中午12 时开始，下午5 时结束，地点在长安街新华门，方式静坐示威。届时将由代表向当局提出如下要求：(1)由基层党员民主选举十三大代表，由代表民主选举中央委员会；(2)由人民民主选举人民代表，政府成员由人大提议、审议和任命；(3)允许私人和团体自主办报刊，彻底改变一家垄断新闻媒介的丑恶局面；(4)禁止政治迫害，释放政治犯，不得因民主运动而抓押青年学生……”
学潮南北共震，震动全国，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
12 月30 日上午10 时，邓小平约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
启立、李鹏、何东昌等人，就学生闹事问题发表了很严厉的谈话。他
指出：“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政府既然公布了
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在这个问题
上让步。前一段，我们对学生闹事，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影响了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疏导，
包括法律处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北京，第194，195 页）
邓小平的讲话，使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学潮态度坚决。党委和政府
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做化解工作，一方面作了充分的应变准备。
1 月1 日，北京严寒，干冷干冷。广场实行戒严。为了对付学生
到天安门集会，政府已经组织了3600 名优秀少先队员在人民英雄纪
念碑前举行“为了祖国的美好的明天”的主题集会。下午1 点钟，数
百名大学生在历史博物馆西北角，按照预定的暗号，突然打出了横幅，
高喊“修改10 条”、“反对暴政”、“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等口号。仅十几分钟就被警察制止，52 名学生被警察带离现场，进
行教育审查。
白天的游行被强行平息以后，学生们抵触情绪很大，在校园内掀
起了抗议活动。当晚北大、人大等数千名学生冒着严寒向天安门步行
进发，高呼“还我同学”、“自由万岁”等口号。2 日凌晨1 点30 分，
队伍走到甘家口，北大副校长沙健孙追上队伍，向学生进行广播讲话，
告诉学生被扣同学已返回，希望他们返校。团干部，学生骨干也多方
做工作。警察也组成“劝说线”进行阻拦。但是，仍有400 多名学生
突破警戒线，于3 时30 分游行到天安门，于5 点30 分才乘学校租来
的车回校。
北京的元旦游行使全国18 个省市、28 个城市的高校出现了大字
报和集会游行，连拉萨也出现了大字报。
胡耀邦提出对学潮中的领袖人物“冷处理”，不愿意采取强硬措
施，还希望通过“沟通”、“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这时我在天津。天津历来是不怎么闹事的城市，这一次学潮的规
模也不大。但市委书记李瑞环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权是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脑袋换来的，谁要我们的领导权，也得
拿这么多脑袋来换!”李瑞环在天津市委常委会上批评胡耀邦对学潮
太软弱。他还回顾1979 年胡耀邦对西单墙态度不坚决，他说当年是
他建议取缔西单墙的。由于李瑞环态度强硬，天津的学潮很快平息下
去了。李瑞环的坚决态度受到邓小平的表扬(12 月30 日邓同胡耀邦
等人谈话时)，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虞锡圭写了一篇反映天津平息学
潮的经验的稿件，胡启立要向各省转发。李瑞环不同意，他说：“我
这把斧头只有我这个木匠使才有效，拿到别去处去就不行了。”
12 月25 日，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王震和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陈丕显同时来到天津，他们高
度评价天津对学潮的作法。他们在第一招待所同天津市老干部见面。
王震在讲话前先愤怒地猛拍了一下桌子，然后声嘶力竭地喊道：“反
革命分子造反了!一些民族败类造谣，滋事，破坏，想把共产党赶下
台。”接着说：“现在还有右派，现在还有反革命!什么方励之，是
反革命!”他每喊一句，气接不上，李瑞环就插话，让他休息一会后
再接着喊。王震喊道：“有人说什么冷处理，热处理。热处理就是一
枪一个窟窿，冷处理就是冻成冰棍。”“我们的监狱能关江青，为什
么不能关这些教授、研究生？”陈丕显在讲话中出人意料地大讲邓小
平还是我党的领袖，表示坚决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邓小平虽然是
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但名义上从来没有这么说过。陈丕显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呢?我当时想，是不是有人在否定邓小平实际上的领袖地
位?我和张宏文两人采访了这次会议。按照通例，王震在天津的活动
得发消息。但他讲的内容一句也不能写进稿子。我们只好根据当时的
形势，瞎编了一篇官样文章，送李瑞环审定后发出。稿件的开头两句
话是“窗外天寒地冻，室内热气腾腾”。我们嘴里却念着：“窗外天
寒地冻，室内杀气腾腾。”
5 天以后，即12 月31 日下午，王震在中央党校的会上也发表了
同样的讲话。他一开口，就极为愤怒，以致把话筒的电线打断了。他
说：“你有三百万大学生，我有三百万解放军。我要砍他妈的一批脑
袋!”还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关帝庙中那个拿大刀的周仓，
不信来试试看!”
胡耀邦1985 年行之有效的“对话”、“沟通”的方式，在这次
解决学潮中没有发挥作用，他对激进分子的“冷处理”更是引起了元
老们的不满。胡耀邦面对极大的政治风险。中国会发生什么呢?人们
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