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　 由 孤星浪人 于 2011-11-19 11:07

第八章明天—重新争论中国向何处去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中国状况
经过20 多年的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和毛泽东逝
世时大不相同。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的状况有以下特点：
第一，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崩溃，但其影响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
框架已经建立，但还很不完善。自1978 年开始，中国经历了20 多年
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1992 年又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的目标，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基本消失，政府不再下达
指标，管理生产，制定价格，分配物资，资金和人员。中国已经进入
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
到世纪之交期间，市场机制已经在多数经济领域起着主导作用或
者重要作用。但是市场化进程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各个地区还很不
平衡。
就行业来说，在制造业、建筑业、公路交通业、国内贸易、房地
产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市场竞争机制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在农
业中还有部分农产品(主要是粮食)在价格和市场进入方面没有完全
放开。铁路、电信、电力、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的某些方面仍旧处
于国有企业垄断、半垄断状态。
要素市场的发育落后于产品市场的发育，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
改革滞后。银行利率固定，不能随行就市。几家大型国有银行吸收了
全部存款的70%以上，接近80%的银行贷款投向国有企业，其中有较
大的部分形成呆、坏帐，私营企业几乎得不到贷款。
对各产业、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的数量表达，陈宗胜、樊纲、王
小鲁、李晓西等经济学家，各自用不同的方法算出了不同的数据。下
面引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的数据供参考：
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估计可达到45%，“十五”预计达
到65% (“九五”即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即1996 年—2000 年；“十
五”是2001 年—2005 年)。
资金的市场化程度“九五”为45%，“十五”预计为60%；
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达60%，“十五”末达75%；
价格的市场化程度“九五”末可达65%，“十五”末可达75%。
综合以上对劳动力、资金、生产、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分析(其中
在综合中赋予劳动力较大权值，因为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再
考虑到我国庞大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如主管部门管理、现
金管理、专卖管理、人事及劳动管理、各种社会团体介入、国际收支
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管理、卫生防疫管理、计划生育管理、
街道办事处介入、市容管理、交通管理、市政管理、计划管理等等行
政管理过于庞大。我国经济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会超过50%，大致在
45%—50%之间。由此可以估计，“九五”末达到55%，“十五”末可
达到65%—70%。
需要指出的是，处于行政垄断地位的铁路、电信、电力、金融、
保险等行业，出于本身利益，通过种种形式让国家出台有利于他们的
政策。如限制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进入，以保持它们的垄断地位；
这些行政垄断行业，在金融、财政、税收上获得最大的支持，民营企
业和中小企业处于劣势地位。一些高干子弟和其它有权力背景的人，
在这些垄断行业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
由于市场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计划经济的思想还大量存在，上
世纪80 年代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不同选择的斗争还在继续，
但不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部分。
第二，无产阶级专政还在坚持，但已经松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对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的
言行还是像过去一样给予打击。但打击的手段、方法，不像毛泽东时
代那样血腥。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对不同政见的人是用“杀、关、
管、批”的手段；现在，如果出版了和中共中央看法不一致的书籍，
不批作者，不批文章，而是以技术上(如“没有送审”、“超越该出版社的出版范围”等)的借口处罚出版社。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虽然经常批评这本书、批评那篇文章，但是他们心里明白，这些被批的书(黄
色的、腐朽的除外)说的是实话，讲的是真理，如果自己出面批这些
书，会留下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录。所以，他们发禁令常常不发正式
公文，而以口头形式，以免留下文字凭据。他们的这些批评，多是职
业行为，是做给上级看的。有些书被中宣部查封了以后，它的盗版书
在书摊上大量出售，中宣部不再过问。
第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指导思想，但加上了“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邓小平理论重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
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面加上了“初级阶段”和“中
国特色”的定语。这样，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可以不受马克思主义传统
理论的束缚，可以放手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和先进思想。邓小平的“发
展是硬道理”，把发展经济提到了首位，阶级斗争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邓小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能逮耗子就是好猫”的思想，淡化了意
识形态的影响，让人们放手发展经济，实现他提出的经济上“三步走”
的现代化目标。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则淡化了中国共产党
的阶级性，私有企业主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共产主义运动
已经处于全面衰退的今天，把“人民利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这些任何政党都可以提出的普世性目标，代替了“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使得中国共产党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第四，中国共产党还掌握着领导权，但这个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
化。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共产党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不相信传
统的教条，而是探索中国进入现代化之路；他们不再唱共产主义的高
调，而是脚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地；他们不追求出身纯之又
纯，而是吸收一切愿意一起奋斗的人们……党的宗旨、党的作风、党
的成份，都和毛泽东时代有着明显的不同。1995 年广为传播的文章
《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文章(俗称“左派万言书”)中，
用忧虑的心态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几大变化：
一、党组织的弱化。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再不像过去那样是“战斗
堡垒”，是“铁拳”，是“核心”，而是“陷入了软弱涣散和瘫痪状
态”，“像一种骨质酥松症，使党的战斗力大大降低，无法对人民群
众实施有力的领导”。
二、一部分党员思想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他们看来，社
会主义已经失败，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共产主义是空想，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有些彻底换了脑筋的共产党员可能
像苏共已经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拉出队伍，反戈一击，成为反共急先
锋。”
三、党与工农群众关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的一部分工人和贫苦农
民中，感到这个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代表有知识、有能力、
有财富的人的利益，产生离心倾向。
四、部分党政干部腐败。
五、党政领导班子政治素质的变化。“进入地方综合性领导班子
的知识分子，学理工医农的多，学文科的少，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专业的更少。”
“左派万言书”对中国共产党存在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
实际情况的。当然，他们是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提出问题。
第五，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从1978 年到
200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由3624.1 亿元增长到88189.6
亿元，增长了23.33 倍，远远高于人口增长的幅度(31.5%)。按汇率
换算，2000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84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
法计算，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000 美元。经过20 多年的改革，
中国经济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这块蛋糕的分配不是很合理的。跨世纪前后，中国居民收
入差距急剧扩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
分别于1988 年，1995 年和2002 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
并于2004 年初完成的调查报告中显示：2002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达到
0.454，比1995 年的0.437 高出1.7 个百分点。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
的上升幅度最大，由1995 年的0.280 提高到2002 年的0.319，提高
了近4 个百分点。与此不同的是，农村的基尼系数反而有所下降，从
1995 年的0.381 下降为2002 年的0.366，下降1.5 个百分点。中国
社会科学院这份报告认为，就全国而言，2002 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
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 年提高了0.5 个百分点；最
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19.8%，比1995 年提高了1.1 个百分
点；最高的10%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31.9%，比1995 年提高了
1.2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意味着富人变得更富了。对全国样本来说，
虽然收入最低的5%人群组和10%人群组的相对收入份额处于很低的
水平，但是没有出现下降的迹象。也就是说，全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并
不表示低收入人群收入状况的恶化，而是表现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
速增长(季实、岳希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调查》，载《财经》2004
年3／4 期合刊)。这个数据考虑了住房的差别，但没有考虑收入最高
层的收入，因为最高收入层是很难进入调查样本的。
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它在0 到1 之间，
如果基尼系数为0，则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为
1，则表示全社会的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
于0.3 属于相对平均，在0.3—0.4 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
则不平等程度偏大。从上面数据看，中国不平等程度已经相当严重了。
然而，令人关注的不仅是基尼系数的水平之高，而是基尼系数上升的
速度之快。进入新世纪，基尼系数还在继续扩大。
第六，社会阶层与毛泽东逝世时全然不同，社会分化为强势群体
和弱势群体。经过20 多年的改革，中国的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在《中国社会阶层分析》(杨继绳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
版，2000 年)一书中，对改革年代的阶层变化作了系统、全面的分析。
最近我又用新的数据对该书作了修订(未出版)。我吸收国外学者五等
级(上，中上、中、中下、下)简明的优点，考虑各个阶层的职业内容，
以财富(收入)为基础，再参照权力、声望因素，直观地将当前中国社
会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⒈上等阶层：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大事业单位负
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他们
的总人数在1000 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4%，这些人构
成了中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们数量很小，对社会影响很大。他们
掌握着国家重大事情的决策权和大企业的决策权。他们制定一个政策
可能影响众多人社会地位的升降。他们的一项投资决策可能影响成千
上万人的就业机会，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可以影响社会舆论。
在这个金字塔顶端的人们，他们的财富和社会行为常常被高处的
“云雾”所笼罩，社会上对他们只能有一个朦胧的印象，很难得知其
真面目，像峨眉山的金顶一样，越到顶端越是朦胧。
⒉中上阶层：高级知识分子(约30 万)、中高层干部(约30 万)、
中型企业经理(约700 万人)、中型私有企业主(约90 万)、外资企业
的白领雇员(约80 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金融保险、电信、电力
等行业，约2000 万人)总共大约2930 万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1%
左右。这些人处于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位置。对普通人来说，上等阶层
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但他们认为，经过努力，中上阶层是可以达到
的。中上阶层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成功象征。
⒊中等阶层：据国家统计局2000 年数字，工程技术人员(工业、
农业、卫生三个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为959.3 万人，科研人员274506
人，教师1178 万人，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律师共约
600 万人，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 万人，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有1000
万人，小型私有企业主150 万人，个体工商业者2571 万人，其它有
中等收入的约有1000 万人，以上总计8585.75 万人，占全国从业者
总数71150 万人的12.04%。户均年收入10 万元左右。他们的收入、
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
层之上，社会地位处于中等。他们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只要努力，
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可以进入中上阶层。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他们也
有向下流动的可能，但比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要小。所以，他们有比较
安定的心理状态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⒋中下阶层：农民阶层(稳定劳动阶层，2000 年3.3355 亿从业
人员中，扣除农业大户和管理者，还有3.2 亿左右)、城乡两栖阶层(不
稳定劳动阶层，全国最多l 亿人，但其中多数统计在农民之列，估计
在工农之间有2000 万左右)、工人阶层(稳定劳动阶层，约1.89 亿人)，这是一个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他们的收入地位、声望地位处于中下水平，权力地位更是低下。这个阶层总共约有5.29 亿人，占全国从业人数的73.5%。
这里的农民阶层是农村以种植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劳动者(统计
中包括渔、牧、林，这三者占的比重不大)。城乡两栖阶层是指农民
流动工。工人阶层是指蓝领工人，约1.89 亿人。在中下阶层中如果
再分层次的话，工人较高，其次是两栖劳动者，农民最低。作为两栖
劳动者的流动民工的收入在工人和农民两者之间。这是就总体而言，
部分流动民工的收入可能高于部分国有企业工人。
这个阶层的人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但他们寄希望于子女，为了
下一代的地位能此他们高，其中有些家庭忍受着种种困难也要让子女
上学，但是多数家庭无能为力，能让孩子上个初中就算不错了，能够
上大学的农家子弟是百里挑一的。工人子女多数上职业中专，上大学
的也是少数。
⒌下等阶层：城乡贫困人口，如农村无地，无业者和城市下岗、
失业人员。这部分人约7000 万人。其中，城镇贫困人口近2000 万人，
进城民工贫困人口1000 多万人，农村贫困人口约4000 多万人。占总
从业人数的9.5%左右。
这个阶层的人没有固定收入，他们只能找点临时工作取得微薄的
收入，有的连这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的失业工人和下岗工人还可
以得到一点最低生活补贴，农村的无业者则成为没有生存基础的游
民。他们的子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也很难
向上流动。
为了构造中国社会阶层模型，我将财富、权力、声望都分成10
个等级(最高为10，最低为1)，利用现有的各种社会调查数据(包括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和我能得到的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将不同的职
业的财富、权力、声望纳入不同的等级，并利用我所能得到的学者调
查数据和实际判断，确定财富、权力、声望三种因素在决定阶层地位
中的权数：财富为O.36，权力为0.38，声望为0.26。例如，高级官
员的财富等级为7，权力等级为10，声望等级为9，加权综合后为
8.66 。高级知识分子的财富等级为7，权力等级为6，声望等级为
10，加权综合后为7.40。最后按加权综合数据排序，数据大的在上，
小的在下。加权综合数据7.5 以上的为上等阶层，6 至7.5 的为上中
阶层，4.5 至6 的为中等阶层，2 至4 之间的为中下阶层，2 以下为
下等阶层。(见下表)
20 世纪末中国社会阶层模型表
社会群体
财富
等级
(权数
0.36)
权力
等级
(权数
0.38)
声望
等级
(权数
0.26)
加权
综合
等级
占从业
总人口
的比重
(%)
所属阶层
高级官员 7 10 9 8.66
国家银行及国有
大型事业单位负
责人
8 9 8 8.38
大公司经理 9 8 7 8.10
大型私有企业主 70 7 6 7.82
1.4% 上等阶层
高级知识分子
(科学家和知识界、
文艺界名人)
7 6 10 7.40
中高层干部
6 8 7 7.02
中型企业经理 7 5 7 6.24
中型私有企业主 8 5 6 6.34
夕}资企业白领雇员 9 4 6 6.32
4.1% 上中等阶层
国家垄断行业中层
企业管理人员
7 5 7 6.24
一般工程技术人员
和科研人员
5 5 7 5.52
一般律师 5 6 7 5.90
大中学教师 5 5 7 5.52
一般文艺工作者 6 5 7 5.88
一般新闻工作者 6 5 7 5.88
一般机关干部 4 6 7 5.54
一般企业中下层
管理人员
4 5 5 4.64
小型私有企业主 7 4 5 5.34
个体工商业者 6 4 5 4.98
12.04% 中等阶层
生产第一线操作工人 4 2 4 3.24
流动民工 3 1 3 2.24
农民 2 1 4 2.14
73.5% 中下等阶层
城市下岗待业人员 2 1 2 1.62
农村困难户 1 1 1 1.00
9.5% 下等阶层
从上面的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前社会分层有以下几个特
点：
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73.5%)和社会下层(9.5%)。
这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和下层是农民、工人和流动劳动者。他们以体
力劳动为生，是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工农劳动大众是社会的
基础，他们是向社会付出最大、得到社会回报最少的阶层。这个占总
人口80%以上的阶层处于最低的社会地位，这与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
是相悖的。
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城乡差别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城乡分割，人为地把人分为两种身份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正
在逐渐消失，但是，它还在社会生活中起着作用。1亿农民在城乡之
间流动，他们在城市做工，用打工的血汗钱回家交纳政府的各种费税
(如“三提五统”)，但城市还经常拖欠他们的工钱。他们在城市从事
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劳动，以保证城市生活正常运转，但得不到城
市人的平等待遇。
中间阶层比重太小，社会阶层呈金字塔结构。
发达国家中间阶层是一个占比重最大的阶层，整个社会阶层结构
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而中国的情况不同，中间阶层比重在
12.04%，比发达国家小得多。中国的中下阶层和下等阶层此重过大，
社会阶层结构呈金字塔状。
金字塔状的砖瓦建筑是稳定的，因为它重心低。而金字塔状社会
结构是不稳定的，这是因为下层比例太大，想改变自己地位的人太多。
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没有“恒心”，希望通过社会变动来改变自己的境
遇，社会就不稳定。
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上等阶层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但不一定都是全社会所敬重的，他
们中的有些人的人格甚至受到社会怀疑。众目睽睽中的上等阶层并不
全都是众望所归、实至名归，这个阶层虽然处于社会上层，但社会并
不是全然认同他们，这是因为他们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
通过以上阶层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改革进入20年，改革前的社会
不公正问题有些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具社会地位)，有些没有解
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
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社会公正问题
更形突出。
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
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
对旧体制的历史责任大、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
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对改革成本和风险
承担最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众所周知，对旧体制的历
史责任大的和对改革成本承担较小的社会阶层是各级掌权者及他们
的亲属和朋友，对旧体制历史责任较小和对改革成本付出较大的阶层
是工人和农民。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更
多的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当
然，对旧制度的历史责任是不应当追究的，但制度变革的成本的收益
应当大体对称。农民在旧体制下受损最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
补偿，而1984年以后，农民一直是弱势阶层之一，还继续通过工农产
品价格“剪刀差”和种种经济负担来承担改革成本和城市化成本。工
人，在旧体制中名义是主人，实际上没有得到足额工资(工资的另一
部分，即医疗、教育、住房的费用由国家集中，国家给职工提供保障，
实际没有很好地保障)，改革后通过下岗来承担改革成本。
强势群体中的某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
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
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
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
在跨入新世纪前后，中国政治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与改革初期和中
期有所不同。社会公正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思考和争论，但是争
论的双方不完全是原来的保守派和改革派。政治斗争是不同社会群体
之间争夺利益的斗争，是弱势群体反抗强势群体以维护权益和争取权
益的斗争。这种斗争反映在知识界，是不同思想派别的争论。
第二节 令人担心的阶层冲突
中国目前的社会阶层还没有完全形成阶级意识，没有成为自为的
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有阶层之间也就不可能有自觉的阶级斗争。
但是，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阶层间还会有利益
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
激烈阶层冲突经常表现为群体性事件。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的群体在其利益受到损
害时，采取有组织的集体抗议行动。他们集会、游行，集体上访、罢
工、阻断交通、围攻冲击党政机关和重点建设工程，甚至采取打、砸、
抢、烧等激烈手段。参加人数有上百人、上千人甚至上万人或数万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到2004年上半年，全国发生群体事件20
多万起，而且数量年年增加。2002年4万起，2003年5.8万起，2004
年上半年比上年同期上升30%。
据研究者分析，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主要特点，一是参与人
员的外延扩大，但仍以工人、农民为主；二是数量递增，规模呈不断
扩大化趋势；三是来势猛烈，矛盾冲突的形式渐趋激烈；四是组织严
密，呈明显政治化倾向；五是矛盾复杂，处置工作的难度增加。
阶层冲突在城乡有不同的表现：
在城市：工人利益受到侵害引发劳资冲突 较多地发生在私营企
业和小型外商投资企业之中。不少私有企业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在缺
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环境中劳动。在这类企业里，劳资矛盾十分尖锐，
恶性案件时有发生。这些企业里的雇工大多是小群体的外来农民，面
对很不充分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加上劳动者之间的激烈竞争，他们只
能被迫接受不公正的条件。在企业里，没有保护他们利益的劳工组织。
地方政府急于引进外资发展地方经济，在劳资矛盾中常常站在企业主
一方。工人对待资方不公正的待遇采取的对策是：“跳槽”，离开这
家企业，另找新的工作；消极怠工；破坏机器(深圳曾发生过一起纵
火案，却使一些无辜者受害)。这些部是单个人或小群体行为。在个
别地方和企业，在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工人也曾自发组织过罢工，
但范围不大，影响面小，常常被资方另招来的新工人所瓦解。有的罢
工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在政府部门的干预下，投资方作些让步，但事
后资方很快将罢工组织者开除。
拖欠民工工资是群体事件的一个引发因素。广东工人群体事件七
成源自欠薪。拖欠工资的既有私有企业，也有国有企业。一些大城市
建筑工地大量拖欠民工工资，引发了一些群体事件。温家宝总理去四
川时曾为一名姓熊的女子讨回了1000多元工资，他回北京后，发现欠
农民工的工资是普遍现象，据不完全统计，总共达千亿元，其中相当
一部分是国家工程的欠款。
劳资冲突不仅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发生在国有企业。在国有
企业的资产重组过程中(企业兼并、拍卖、破产)职工的利益得不到合
理的安排或没有听取职工的意见，是近两年来劳资冲突的一个新的爆
发点。以1998年9月下旬为例，在不到1O天时间内发生了几起比较大
的集体劳动争议，都与企业资产重组有关。
1998年9月23日，成都机床厂部分工人连续三天将108国道(川陕
公路)阻断，造成成都东郊交通局部中断，数千市民围观。示威工人
标语上写着：“四个月不发工资，我们怎么活?”、“东嘉集团是骗
子集团。”1500多名职工的成都机床厂有700名退休人员，亏损严重，
被私营企业“东嘉集团”兼并。但兼并以后转机不大，职工连续四五
个月没有领到工资，医药费也没有报销，因此引起职工不满。
有1.5万名职工的长春拖拉机厂，累计亏损2.5亿元，实际资产负
债率为129.4%，累计拖欠职工工资11个月。企业信誉属于BBB级，不
可能筹措到资金。长春市政府想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没
人愿意兼并。有关部门先后找了10多家国有优势企业洽谈重组事宜，
都因拖拉机厂包袱太重而望之却步。最后才找到私营企业春威集团，
决定由春威集团兼并。但职工认为：一、私营企业兼并国有大企业不
符合国家政策，是“挖国家的墙脚”（实际上国家没有这样的政策—
作者注)；二、在没有正式移交的情况下春威集团派人进厂，安插在
公安处、财务处主要部门，并擅自把西大院出租；三、春威集团原承
诺出资2600万元，帮助厂区重建并发两个月工资，原定21日发工资，
但到25日没有动静；四、职工发现春威集团的汽车向厂外拉钢材，认
为国有资产在流失。职工怀疑原领导班子在和春威签订合同过程中有
私人交易。9月24日，长春拖拉机厂数千职工在厂区内示威，9月26
日，示威者集聚到长春市主要交通路口堵塞了交通，从早晨8时堵到
下午5时。示威者还举着大旗向吉林省委、省政府进军，被警察堵住。
示威持续6天，震动了东三省，长春市出动了数百名警察，暂时拘留
了几个带头人，省、市委出面做工作才平息。
1998年9月25日，原包头钢铁厂“五七”工厂150多名女工，连续
两天在包头市政府门前静坐请愿，打着“青春献给党，老了没人养，
要想靠子女，子女又下岗”横标。
自1996年以来，因资产重组而引发的这类事件在各地常有发生。
在企业兼并破产以后，国有企业的工人实际上已成为雇佣劳动者。生
活困难、心理落差和对私有企业的传统观念，使得劳动者和经营者的
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在国有企业干了几十年的工人和兼并这家企业私
人雇主最容易发生冲突。
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历史包袱也会引发劳资冲突。在计划经济体
制下，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不是足额的，他们的医疗、住房、子女教
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本应是工资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由
国家集中起来了，由国家来提供上述保障。在这方面国家对工人欠债
很多，工人居住条件恶劣，不少企业发不出工资，报销不了医药费。
国有企业因破产、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大批工人要下岗，特别是一
些资源性城市(以某种矿产资源的开发而形成的城市)资源采尽以后，
也有大批工人下岗。工人下岗的时候应当是清算过去国家欠工人的债
务的时候。但是，国家目前还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巨额债务。只给小量
的钱“买断工龄”(所谓“买断工龄”，就是企业给工人每一年工龄
经适当的补偿，让工人和企业脱离一切关系，企业再不管工人的各种
社会保障。每一年工龄给多少钱，因企业状况不同而差别很大。一般
情况是，一个20年工龄的工人，可以拿到两万多元)，让工人离开企
业。2001年，因对“买断工龄”不满，数以万计大庆石油工人进行长
达一个多月的抗议活动，使举国上下震惊。国家一方面动用大量警察
加以震慑，一方面拿出一大笔钱加以安抚。这笔钱主要是“中国石油”
出的。有了这笔钱，大庆工人“买断工龄”的价格远高于其它企业，
因此，其它企业因“买断工龄”利益受损的工人，抬出了“工业学大
庆”的老口号，要求按大庆的价格“买断工龄”。实际上，他们这种
要求不可能满足。
在旧城改造中，一些房地产商对原有住户补偿不足，强迫老住户
拆迁，这是近两年群体事件的一个新的爆发点。
在城市参与群体事件的可能还有一支新的力量，这就是找不到工
作的大学毕业生。现在，每年有近百万大学毕生找不到工作。这些找
不到工作的大多是没有上层关系的工农子弟。为供他们上学，家庭负
债累累，毕业即失业使他们和家庭陷入绝境。
在农村：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的直接对峙 如前所述，广大农民
处于社会的中下层，而和他们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农村强势群体。这个
农村强势群体是由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经营者、私有企业主、粮食收
购店、派出所、工商所、税务等单位的负责人组成的。农村强势群体
在整个社会上来看，不算上等阶层，但在农村，他们有钱有势，凌驾
在农民之上。在有些地方，农民和这个群体势如水火。
村民委员会本应是农民的自治组织，如果真正按民主程序产生，
可以加强农民的政治参与，从而可以缓和阶层间的矛盾，但是，村民
委员会实际是乡镇政权的延伸。而乡镇政权的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委，
村党支部书记是由乡镇党委委任的，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的产
生，党支部起着决定性作用。党支部书记是村里的第一把手，村委会
主任只是村里的第二把手。现在媒体热衷炒作村民选举，试问：第一
把手由乡镇党委任命，乡镇党委和村支部书记不喜欢的人怎能选上第
二把手?
乡镇一级政权有着强烈的权力扩张行为。党委、政府、乡镇企业
高度一体化，党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乡镇党委，又缺乏权力制衡，市场
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农村的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对农民进行压榨。
由于农村基层政权被强势群体所把握，或者代表这个群体的利
益，所以，农民和这个阶层的矛盾常常表现为农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
而基层政权的重要职责是“收粮派款，刮宫引产”，和农民的利益相
悖。所以，近几年来，农民和基层政权直接冲突的事件屡屡发生，其
中有些冲突规模很大。就在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地
方，近年发生了几次群体性冲突，其规模之大、行为之激烈，令人震
惊。
基层党政干部在行使职权时采取暴力行为，最容易引发农村群体
事件。湘南某镇在1999年1月根据县委和县政府的安排，准备集中力
量对农村社会治安进行一次重点整治，召开全镇农村整治动员大会。
镇党委书记，镇长和分管政法的副镇长及县驻镇农村整治工作队队长
等人商定，利用召开动员大会之机，将该镇村民自发成立的“减负
组”的部分减负代表和该镇因农民负担问题多次到省、市、县上访的
退休工人屈某等6人作为反面典型，列为“帮教”对象，用捆绑挂牌
的方式在大会亮相。在会议召开之时，被捆绑的村民亲属冲进会场营
救，引来上千名群众围观，进而发展到群众起哄，车辆被砸坏，干部
被打伤，帮教对象被村民接走。湘中某县一农民因无力上交提留款项，
干部就搬走村民家的东西，从而发生争斗，村民在被打伤后自杀身亡。
上千名村民到县政府要求给个说法，使县委和县政府有数星期都无法
正常工作。1998年，湘北某县组织由民警、税务人员和乡干部组成的
30多人的行动队，深夜到某村拘留“聚众抗交屠宰税”的毛某，数百
名村民为救出这位“农民英雄”，与行动队发生了武力冲突，15名行
动队人员被打伤，另外10人被迫脱衣承认“错误”，最后有关部门只
得将毛某放出，被围困近15小时的行动队员才得以脱身。
在农村基层，强势群体和广大农民正面对峙，这里“着火点”最
低，矛盾最尖锐，最容易发生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是危及社会安全的
触发点，一旦触发，就难以熄灭；不迅速熄灭，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引发冲突的常常是预料不到的偶然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农村强势群
体过于张狂，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愤起反抗。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地“圈地”运动也随之加剧。到2003
年底，全国约有8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官方数字是4000万农民失去
土地，每年还以200万人的速度增加)。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费很低，使
他们处于“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状态。强势
群体占有城市化的收益，却让农民承担城市化的成本。各地都发生过
农民对抗土地征用、群体上访等维权活动。
群体性事件实际是老百姓的维权活动，是弱势群体对抗强势群体
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群体事件就是阶层冲突的一种表现。社会
阶层分化以后，由于制度缺陷，弱势阶层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正常渠
道，从而导致激烈对抗。
如何对待群体事件，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是，积极加强
民主法制建设，实行言论自由，让各个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有表达
意见的畅通渠道。政府利用公权保证各阶层协调发展，并使弱势阶层
的权益不受侵害。另一种态度是，把群体性事件看成是群众闹事，企
图用警察等强制手段，把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有些当政者更倾向于后
一种态度。
最近几年，中央把减少群体事件的任务层层落实到各级地方政
府，作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地方政府无力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只好动用军警对付群众，抓捕闹事带头人。近两年来，各地都在
加强军警对群体事件的控制力度。一些基层公安干部把对付群体事件
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河口分局指挥中心主任荆向
莹在一篇报告中写道：“基层公安机关处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前
沿，既要有应对突发性治安事件的心理准备，又要有足够的警力作为
保障。要加强指挥系统建设，强化信息控制、后勤保障和应急队伍建
设。要强化平素训练和预案演练，确保群体性治安事件一旦发生，能
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各地都加强了警察对付群体事件的演练。据报道，深圳700民警针对
大规模群体性突发事件进行演练。广东佛山巡警为了应对群体性事
件，进行了大规模演习，报道描述道：“全身装备的防暴队员排出整
齐的队列，利用手中的盾牌将滋事人群往后压，但人群仍手拿木棍向
防暴队员猛击。民警命令警犬对着人群狂吠，同时后面两辆防暴车连
续发射了七枚催泪弹。仅10多分钟时间，一场群体性事件被及时制止
了。”另有“南宁举行处置群体性事件演练”报道说：“8月7日，广
西南宁市举行处置群体性械斗事件演练，整个演练紧紧围绕即将开幕
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安全保卫工作实战需要，演练运用科学的指挥系
统，参演人员反应迅速，决策果断，充分检验了有关部门处置群体性
事件的协调作战能力。”有的媒体发了演练的照片：“公安干警在演
练中抓捕‘带头闹事’人员”、“村民与公安民警进行‘械斗’的演
练”。各级政府鼓励对群体事件“果断处置”，《武汉晚报》报道：
“恩施州公安机关在恩施州委州政府的领导下，对当日发生在利川市
团堡镇堵塞国道、打砸抢烧、暴力冲击党政机关的群体性暴力事件进
行了果断处置。 2月7日下午1时许，柴家湾村等地村民约300多人利
用当日赶集人多的机会，有组织地乘车涌入团堡集镇，围攻冲击镇政
府，堵塞318国道，造成150多辆车辆被堵，并烧毁和砸烂车辆，用石
块和砖头等物暴力袭击，砸伤在现场维护秩序的公安干警和群众。州
公安局、利川市公安局、恩施市公安局、州武警支队迅速调集警力，
采取果断措施将领头闹事者强行带离现场，疏散闹事群众，迅速平息
了事态。”
过分迷信警察的力量，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能使社会矛盾不
断激化。一旦激化到警察也控制不住的时候，就会引发上层的重大政
治震荡。这种政治震荡可能有两种绝然不同的结局：一种结局是使专
制更加强化，警察对社会控制更加严密；另一种结局是通过政治突变，
使民主化进程发生重大突破。到底是哪一种结局，取决于社会上民主
力量的强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