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是阎崇年狠抽了你，让你精神崩溃恼羞成怒了吧，李治亭咋抽他了？ 由 ligaments 于 2011-12-28 11:08

如果真是一个研究努尔哈赤的专家，那么，给努尔哈赤定位，既简单又容易。但阎崇年为其定位大误，史实大错，有错而不知改，又在《我为何重视努尔哈赤》（见《北京晚报》6月2日）一文中，连连铸成新错，其荒谬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阎崇年有意抬高努尔哈赤，其定位远远高于其他十一帝，即使如康、雍、乾三帝亦不能与之相比，唯独给努尔哈赤以“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称号；又评其贡献最多，总结出“十大功绩”，连康熙与乾隆两位“大帝”也望尖莫及！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阎崇年制定的“十大功绩”究竟是什么。 　　“统一东北地区”，为努尔哈赤“十大功绩”之一。阎崇年引述一段史料加以证明：“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正说》页3）直言不讳地说，这是原则性错误。稍知一点清入关前史的人都知道，努尔哈赤终其一生，只统一了半个东北，至皇太极去世前，才基本“统一了东北全境”（尚余四城，仍为明守）！阎崇年自称研究努尔哈赤数十年，出此大错，谁人信之？更为严重的是，上述引文，原载《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本系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告祭其父努尔哈赤说的一段话，对其执政16年，最终统一东北的业绩的总结。顺便指出：皇太极已于崇德元年任命梅勒章京（入关后改称副都统）吴巴海镇守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管辖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疆土。清在黑龙江正式设治，即始于此。但阎崇年不明历史真相，却把皇太极说的话及其业绩廉价地移植给了努尔哈赤！本来努尔哈赤并没有统一东北，又强加给努尔哈赤的这一段话，纯属张冠李戴，成了无稽之谈！说到此，并未结束，他进一步发挥：“如果没有努尔哈赤对东北的统一，后来沙俄东侵，日本南进，列强争进，东北疆域被谁人占有，实在难卜。”这话说得也不错，但关键处却说错了人：本来属于皇太极的功绩，硬是强加给努尔哈赤。试问：为何如此颠倒史实，任意篡改历史？ 　　《正说》开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促进满族形成”、“制定满族文字”三项功绩，实则就是满族形成的一件事。统一女真各部，重新凝聚，以创制新文字为标志，才使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得以成立。换言之，满族之形成，恰是女真诸部统一的必然结果；没有其统一，也就没有满族。二者互为因果，不能割裂。阎崇年硬是把一件事给分解为三，以凑足“十大功绩”。 　　诸如“建立后金政权”、“制定抚蒙政策”、“丰富军事经验”、“迁都沈阳”等，何须以“功绩”论！因为这些与历代创业之君所行相类，努尔哈赤并无特别之处。试看历史上哪个创业帝王不建政权、不建都？迁都也是常有之事，如元太祖、元世祖屡次迁都，最后定都于大都（北京）；明成祖自南京迁都至北京，辽与金的都城亦一迁再迁。他们各自制定民族政策，指引他们走向成功！这些必做之事，无须论为“功绩”。如以迁都为功，多尔衮决策迁都北京，其功绩之大，不在努尔哈赤之下吧！唯《正说》把此类事看得过重，做了不正确的表述，大书特书，无非是刻意抬高努尔哈赤吧！ 　　至于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如同其先世金代女真人所创“猛安谋克制”，都是本民族的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过巨大作用。此制为努尔哈赤原创，仅编满洲八旗与一蒙古旗而止。毕竟是草创，缺失多有。真正把八旗制完善而定型，还是皇太极完成的。他增建汉军八旗与蒙古八旗，是对八旗制的进一步创建；又把此制推广到内蒙古，皆为努尔哈赤所不及。阎崇年将八旗制的创建全部归功于努尔哈赤，亦失历史真实。 　　在阎崇年评出努尔哈赤“十大历史功绩”中，其“推进社会改革”最具社会进步意义。在阎看来，努尔哈赤“创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制”，即“贵族共和制”；经济上实行计丁授田、按丁编庄、奴隶制田庄转化为封建田庄等，都是实行“社会改革”。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在女真（满族）社会内部，建国家，定制度，应看作是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进步。但是，他把上述制度和做法带到发达的辽东汉人聚居的农耕区，实则把辽东社会拉向倒退。 　　所谓“贵族共和制”，无疑保留了原始军事民主制残余，可以看作是女真（满）族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进入一个发达而先进的辽东地区，仍行此制，不能认为是先进的制度，与明制相比，显系原始而落后。 　　所谓“计丁授田”，并非真正实行“均田”。努尔哈赤进入辽东后，将该地区因战争而荒芜的无主地，首先分别授给各驻守当地的八旗满洲贵族及其士卒，而在战争中被掳的大批汉人，一在其满洲王公贵族包括将官之家为奴，一在其庄园—拖克索，供其役使。连清人也承认：“国初时，浮掠辽沈之民，悉为满臣奴隶。”（《啸亭杂录》）他们在名义上以成丁分得一份土地，但其所有权属于他们的主人。当然，也规定给“乞食之人、僧人”分地，但改变不了“计丁授田”的农奴制本质。总之，这是在战后打破明在辽东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由满洲王公贵族及农奴主对土地的重新占有，并无社会改革的意义。 　　所谓“编庄”，规定满汉人合居一处，要同吃、同住、同耕。实行此“三同”，满人为汉人所供养，汉人备受欺淩，直接被与之“三同”的满人所剥削。还有一种形式，即把汉人编入拖克索（庄园），每13个汉人编为一庄，给牛与耕地若干，其粮食除自食用，还将另部分缴纳官赋。果真实行此制，对汉人不无好处。但关键不在此。努尔哈赤把这些庄园按品级都分给了满官，如，每一备御官则赐给一庄，级别越高，其分得的庄园就越多。编入此庄的汉人成丁就成了他们的奴隶，因不堪忍受奴役，故引发大批庄丁逃亡。这证明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后，推行民族奴役的政策在：正如《清太宗实录》所载，满洲大臣直白：“昔太祖（努尔哈赤）诛戮汉人，抚养满洲。”连清太宗也说过：“我国将士向来骚扰辽东民人。”一个先进的辽东地区，行此落后的制度，这哪里是“推进社会改革”？阎崇年称：努尔哈赤制定了“民族和解政策”。看看事实，哪里有“和解”？努尔哈赤晚年，民族矛盾尖锐，到处都有汉人的反抗，国势岌岌可危。 　　在辽东真正实行社会改革，决不是努尔哈赤，而是继承其汗位的皇太极！他一即位，就大刀阔斧改革其父的弊政与落后的体制。据《清太宗实录》载：皇太极力主“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将满汉合住改为分屯别居，汉人自立一庄，用汉官管理；恢复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编为户籍。优礼汉官，大量吸纳汉、蒙古人加入后金（清）政权，续建汉军、蒙古八旗，从而彻底改变其父所建单一的女真（满）族政权，改造成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权。又如，改官制，变体制，按明制设六部，废“贵族共和制”，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皇太极的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消除了努尔哈赤晚年的社会危机，将清政权引导到蓬勃发展的道路。 　　阎崇年对历史事实缺乏认真研究和考证，将正、误乃至错谬混淆一处，统统作为努尔哈赤的“功绩”加以赞扬。所列“十大功绩”，硬是凑数，何如实实在在，将历史真相告诉读者！这丝毫也不影响对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我绝非否定努尔哈赤。前列努尔哈赤一生所做的三件大事，将他置于开创者、创始者的地位，还嫌低吗？作者绞尽脑汁，事无巨细，不计是非，甚至将他人如皇太极的实践活动也算到努尔哈赤身上，正如前已指出，竟将皇太极说过的话也变成努尔哈赤的语言！绝非治史者所为！ 　　阎崇年给努尔哈赤的历史定位，已经远远地背离了努尔哈赤自身的历史真实，大失史学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作为一个学者，亦失应有的学风与史德。 　　阎崇年写道：“金亡之后，女真各部，纷争不已，强淩弱，众暴寡……”到努尔哈赤起兵前，女真“300年来”未获统一（《正说》页3）。这段话来源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原文是：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淩弱，众暴寡。”史载明确告诉人们：这段话是对努尔哈赤起兵前夕女真社会局势的真实概括。但作者把它断为“金亡以后”，历“元明300年来”，女真社会就是这种状况。这完全是误读误解。事实是，金被元灭亡后，女真族遭到极度摧残，元气大伤。其残存的女真人散居东北，既无力抗元，亦无力内争。换言之，已形成不了任何集团势力。在元朝统治下，按民族分等，女真族被列入“汉人”之中，身份低于蒙古和色目人，受其控制与压迫更甚于其他民族。入明，境况有所改善，女真诸部酋长不断受到招抚，赐以官职，生聚渐兴旺。自元迄至明中叶，女真人沉寂了200年之后，才渐次恢复了民族的活力，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到努尔哈赤出生前后，延至其起兵时，女真社会才出现了如上面所描写的互相战杀的局面。可惜，阎崇年连这个常识问题也出错，对女真社会的演变做出了不正确的解释。 　　阎崇年在解释努尔哈赤的“抚蒙政策”时，写道：“他用编旗、联姻、会盟、封赏、围猎、赈济、朝觐、重教等政策……”作者将清朝逐渐实行的对蒙古政策，统统都归为努尔哈赤所制定。但事实却否定了作者的信口开河。满蒙联姻，实始于努尔哈赤，与部分蒙古部落建立了军事与政治同盟，努尔哈赤以“保护人”的身份，与他们共同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努尔哈赤与之联盟的蒙古如科尔沁部等，尚未真正建立起如后来的那种君臣关系。到皇太极时，才开始把这种隶属关系确立起来。给内蒙古诸部按八旗制编旗，也是皇太极做的一件大事；“会盟”并非努尔哈赤所为，确是康熙帝为解决喀尔喀蒙古问题，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派理藩院尚书阿尔尼举行过一次“会盟”。更重要的一次“会盟”，是康熙三十年康熙帝亲自前往多伦并亲自主持“会盟”，决定喀尔喀蒙古实行“盟旗制度”。阎崇年归纳努尔哈赤对蒙古实行“编旗”的八大政策，很多项并无史实根据，却是将其後帝做的事又移植到努尔哈赤的名下！ 　　更为离奇的莫过于说：“迁都沈阳后”，“沈阳及辽河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得到全面开发与迅速发展”，还“带动了东北地域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这是事实吗？自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以来，辽东、辽西先后辟为战场，努尔哈赤每攻下一城，必屠城杀戮与抢掠，撤走时毁城，夷为平地，如抚顺、清河、开原、铁岭、广宁等，都变成一座座废墟！明代辽河流域的经济及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百姓或死或逃，土地荒芜，原先的繁盛之地已成无人之域！当时，朝鲜人、明辽东将吏等，都留下了战乱实况的真实记录。如，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写道：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一年内，辽东十余万人死亡，“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山骸川血，鬼哭人号。”朝鲜学者李肯诩记述：辽东大批人口逃入朝鲜，“前后数十万口”。明人陈仁锡记载：辽东百姓死十之八九，仅存者不足十之一！如，辽东“盖州、复州有可铸之矿而无人开”；辽西锦州、义州、右屯等地，“有可屯之田而无人垦……”类似记载，史不绝书。皇太极时，与明朝继续在辽西地区展开拉锯战，对峙10余年，以至人烟几绝，一片荒凉。努尔哈赤占据辽东，辽河地区处于激烈交战状态，战争乌云密布，谁来“全面开发经济”？即使个别地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仍恢复不到明统治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准。在阎崇年的笔下，辽河流域，一片光明，和平安宁。如此歪曲历史，莫此为甚！ 　　阎崇年不顾历史事实，把战争残破的经济说成是“全面开发”、“迅速发展”，甚至奉努尔哈赤为“近代辽河流域、沈海区域经济”开发的“创始者”！这是他的又一大“发现”？简直是闻所未闻之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