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被逮捕前几小时：正在拍“登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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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文，已是叶剑英的老对手了。九月九日，毛泽东去世之后，就是这个王洪文忽然离开了北京城里，搬到离市区四十公里的西山住了下来。
    　　说实在的，西山之美在深秋和严冬，向来以“香山红叶”和“西山晴雪”而著称。这时，叶子未红，天上没有一片雪花，王洪文搬来干什么?
     　　哦，王洪文把足球场上的“盯人战术”用到这儿来了!他在紧挨着西山脚下叶剑英那座宽大的十五号庭院的一座二十五号高楼里，住了下来。从早到晚，可以清清楚楚看见院子里的一举一动，就连进进出出的轿车的号牌都可以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 
    　王洪文虽然对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横竖看不顺眼，然而他心目中的头号威胁，却是手握重兵、与“四人帮”有着切齿之仇的叶剑英。何况，叶剑英也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而且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王洪文常常穿着军装在公众场合露面，以表示他也是军人，可是，他怎能与叶剑英在军内的影响相比?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前，汪精卫企图借开会之机逮捕叶挺、贺龙，正是叶剑英得讯急告叶挺、贺龙转移，使南昌起义顺利进行，从此才有了中国人民的军队。那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王洪文其人……
    　　确实，在北京西山，酝酿着扭转中国命运的大计。
    　　李先念的轿车，出现在北京西山。
    　　据叶剑英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回忆：
    　　“先念同志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完全同意先念的看法。我也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叶剑英当时告诉李先念：
    　　“王洪文从城里搬到西山来了，住在我隔壁的楼里。危险时期到了。我知道，他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聂荣臻的轿车，也出入于北京西山。
    　　据聂荣臻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回忆：
    　　“在西山，剑英多次与我议论，党和国家的命运危在旦夕，必须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否则我们几十年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成果将会逐步丧失，但由于江青的特殊身份，只能等待适当时机，采取非常措施解决。……”
    　　王震也来了，他的话，直来直去，半点拐弯都没有：“为什么不把他们搞下去呢?一搞下去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这位“王胡子”，还象当年在延安时一样爽快。陈云、邓颖超，也找叶剑英轻声商议大事……
    　　“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毛泽东曾用这样的诗句，称赞过叶剑英。叶剑英在西山不断地踱着方步，陷入缜密的思维运筹之中。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不仅仅是如何对付“四人帮”，还有一道同样牵涉全局的一步棋：怎样对待华国锋?撇开他，还是联合他?
    　　经过几次侧面试探，主动接近，华国锋的态度逐渐明朗。叶剑英决计与华国锋共同行动，因为华国锋毕竟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九月下旬，杨成武的轿车出现在西山。
    　　杨成武此行的使命，聂荣臻这么叙述过：
    　　“我通过杨成武同志，将我对‘四人帮’问题的担心和必须先下手的意见转告给剑英。……”
    　　王洪文的眼睛，不时“扫描”着叶剑英院子。
    　　抽着烟，王洪文也踱起方步来。他在猜度着：叶剑英下一步棋是什么?
    　　就在这时，王洪文得到一份“迟到”的情报：叶剑英在几天前已经搬离西山了!王洪文气急败坏，他的“盯人战术”彻底告吹!
    　　“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那天，叶剑英悄然附在杨成武耳朵边，说了这句话。不久，叶剑英就从北京西山消失了!
    　　据叶剑英自云，他坐在驶离西山的轿车里，情不自禁地哼出了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的《放鹤亭记》那末尾的一句：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十月六日：快打慢!
    　　十月五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在极端秘密的气氛中，聚集在一起，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逮捕“四人帮”，挽救党，挽救人民，挽救人民的共和国!
    　　“要快打慢!快打慢!”叶剑英中流砥柱，提出了“快打慢”战略决策。
    　　也就在这一天，从王洪文嘴里传出风声：“七、八、九这三天，会有大动作!”王洪文的“大动作”是什么呢?
    　　只要瞧一瞧十月六日下午江青在干什么，就知道他们要搞什么样的“大动作”。
    　　那天下午，向来怕风怕光的江青，居然拿掉了帽子，来到太阳底下。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这张逆光，那张侧光，她叫摄影师一口气给她拍了十七张单人半身照。
    　　“马上给我冲洗、放大，急用!”江青吩咐摄影师道。
    　　江青“急”着干什么“用”呢?哦，“女皇”的“登基”之日近在眼前了。一旦“大动作”成功，她的标准照马上要印在成干上万份报纸上……
    　　就在江青忙着拍摄“登基照”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给北京卫戍区和中央警卫团下达了紧急命令：“逮捕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夜幕降临，中南海的怀仁堂处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叶剑英和华国锋坐镇现场指挥。
    　　袋子已经布好了。华国锋已经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通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晚上八时在怀仁堂召开重要会议。
    　　九月二十九日——一个星期前，晚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过一次会。那次会上，江青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刚刚开始讨论，就陷入两个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一是毛远新要不要回到辽宁去，二是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交给江青、毛远新清理还是由中央办公厅先封存……。在会上，叶剑英、李先念与江青辩论，不欢而散。显然，在十月六日晚继续开会，是顺理成章的，何况是由华国锋通知开会的，“四人帮”都没有对这次会议产生怀疑。
    　　在夜幕中，古老的怀仁堂显得更加庄严肃穆。这座始建于一八八八年的“仪鸾殿”，经历过一九○○年八国联军的浩劫，做过一九四九年六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址，而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在那所谓的“二月逆流”中，叶剑英等老帅斥骂张春桥之流，也是在这里。今夜，怀仁堂的大名，将又一次载入中国史册……
    　　张春桥来了，王洪文来了，姚文元来了。一个一个落入人民的巨掌!江青也在中南海住处落入法网。
    　　未动一刀，未发一弹，祸害中国达十年之久的“四人帮”，被一举剿灭。
    　　一点也不错，用叶剑英的话来说：快打慢!
    　　四天前，王洪文为准备出任“人大委员长”而拍摄的“标准像”，几小时前，江青为准备出任“中共中央主席”而拍摄的“标准像”，连同张春桥的总理梦，全都淹没在滚滚滔滔的洪波大浪之中……
    　　“文革”，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场大劫大难，终于画上了休止符。然而，作为“造反司令”的王洪文在“文革”中走过的道路，却是发人深思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时候，王洪文不过是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一般干部;
    　　一九六九年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一九七三年在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王洪文居然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和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结为“四人帮”，成为“王、张、江、姚”的那个王;
    　　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去世之后，王洪文成为仅次于华国锋的“第二号人物”。如果没有十月六日夜晚的那场迅雷般的革命，他会取华国锋而代之，成为中国的“领袖”。
    　　在“文革”的所有风云人物中，王洪文是窜得最快、窜得最高的一个。
    　　一部王洪文史，就是一部“造反”史，一部“文革”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