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二十五年的民族对抗：北宋和辽国的战争　 由 天山雪莲 于 2012-03-17 22:59

 八月初二，赵光义行从征失律之罚，贬西京留守石守信为崇信军节度使，彰信军节度使刘遇为宿州观察使。同时因为北征不利，连平太原之赏也免了。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样不行，皇子（赵匡胤之子，当时亦称“皇子”而不称“皇侄”）武功郡王德昭就上谏道：“当先行太原之赏，再行幽州失律之罚。”宋太宗当时大怒，想起诸将在找不到自己时曾有意立他为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说：“待汝自为天子，赏未晚也！”德昭被逼无以自明，退回私舍之后拔剑自刎。
    
    辽军既胜，亦行赏罚。以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权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知三司事刘弘，能安人心卫城池，并赐诏褒奖。以前白马岭之败责耶律沙，又以此次击败宋军之功相抵。耶律奚底遇敌而退，以剑背击之。乙室王撒合虽临阵退却，但部伍不乱，得到宽宥。冀王敌烈（或译“迪里”、“塔尔”）战死白马岭，其麾下先逃遁者皆斩，都监以下杖背。然后聚宴诸将士，分别给予赏赐。
    
    宋太宗想要凭借宋军在历年南征战役中，所向无敌，军士士气昂扬的契机，并携此次灭北汉的余威一举收复燕云故地，重建中国北方的国防线，并进一步恢复中国领导四夷的地位，这种进取心无可非议是好的。然而好的动机并不一定带来好的结果，宋军在高梁河以惨败收场可不是时运不济那么简单，笔者观宋有三败：
    
    1、仓促出兵，准备不足
    
    笔者在上一篇说过，当时伐北汉并没有做好深入辽境的准备，而当时契丹作为中原第一强敌，没有充分的准备显然是不宜轻开战端的。无论是心理上还是实际行动上，都没有充分重视敌人，事先没有计划而临时改变决定，如同赌博一样，赢了些小利马上就压大本，显然是冒险的。宋军统帅赵光义尤其疏忽了一点，如许大战，而没有设置战略预备队，万一不利，则一发不可收拾，宋军惨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宋军事先部署了战略预备队，即使败退，因有所接应，也不会败得如此狼狈，损失如此巨大。
    
    2、行军攻城，士卒疲怠
    
    宋太宗五月初平太原，六月中旬即转兵北上，休整仅仅一个月。而进军时却是全速前进，十三日出发，十九日抵达金台屯，二十日至东易州，二十一日围涿州，二十三日即至幽州城南。计算其行军路程，每日约行百余里。用这种速度推进，赵光义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实行战略奇袭，出其不意，一举袭取幽州，然后占据幽州以北的各个隘口，拒辽人于塞外。但是幽州与太原一样，不但城坚，且是敌军不会轻易放弃的要地，妄图一战而下根本不切实际。于是本来是所向皆克的宋军到了幽州城下就熄了火，连攻猛攻十余日不下。此时的宋军将士，从六月十三日以每日百余里的速度推进了十天到达幽州城下，又连续攻城十余天，在近一个月时间一直处于这种“高负荷运动”状态下，并且在连续攻城而城池巍然不动，这样如何能保持高昂的士气和充沛的精力？在耶律沙的援军到来时尚能将其击败已是相当不易，然而得胜后追击敌人一下午只追了十余里，追敌速度还赶不上正常的行军速度，可见当时宋军的疲惫程度。而在辽军继之而来的精锐骑兵的强大冲击面前也就根本不可能进行有效抵抗，可怜的宋军战士这时也许连逃命都跑不动了。
    
    3、未据要塞，地势不利
    
    高梁河之战中，赵光义在战术上的最大失策就在于此。如果他在围幽州的同时，派兵夺取得胜口、古北口等要塞，一来使幽州守军成了瓮中之鳖，二来据险阻击辽军救兵，可达围城打援之效。而宋太宗在得胜口试探了一下，知道耶律斜轸兵少不能形成威胁时竟然不乘机夺取此要塞，而是留下一部与之对峙便不再理睬了！他即使想不到唐太宗当年围攻洛阳先抢占虎牢关阻击窦建德的援兵之故事，也应该想到宋军几日前围太原城而据石岭关阻击辽援的事吧？以步制骑，占据地利非常重要，而赵光义却只知道早些拿下幽州城而不顾其它。结果，耶律休哥援兵一到，舒舒服服地通过燕北要塞，而将与宋军决战的地点选在了四马平川的高梁河，辽军骑兵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只可怜宋军的步卒战无可战，逃无所逃，正可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
    
    综此三点，可以看出，宋军战败，作为统帅的赵光义要负主要责任，但他的战后赏罚却只贬了几员大将了事，太原之赏拖了好久才执行，可见其赏罚全凭个人情绪，这样的君主，根本不能胜任军队的统帅。
    
    与宋军三败相对，辽有三胜：
    
    1、固守燕京，占据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