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 得失一念间：南明痛史之郑成功私心自用　 由 天山雪莲 于 2012-04-05 19:36

 挑起内讧，是为“不忠”；虐剖母尸，是为“不孝”；强夺厦门，是为“不义”；枉杀郑联，是为“不仁”。
    
    从此，郑成功在郑氏族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丧失了许多来自家族内部的支持。可郑成功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秉承了郑芝龙惯有的“一意孤行”的跋扈作风，终于把“水师良将”施琅逼成了自己的死敌。
    
    施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将才，拥有极为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但他个性倔强傲慢，常有恃才放旷之举。作为一军之统帅，郑成功的一大弱点，就在于不能充分地任人器使，不能容忍下级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
    
    1651年元月，郑成功再次倾巢而出，去潮州抢粮。施琅当时就指出厦门兵力薄弱，恐有危险，希望郑帅有所顾及。郑成功听来逆耳，认为施琅有意阻碍自己的战略部署。躁怒之中，他竟解除了施琅的兵权，遣回厦门担任防务，却只分给施琅极少的人马、船只。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了施琅观点的正确。福建清兵主力利用厦门防务空虚的弱点，租用了郑氏家族的其它船只（郑成功做梦都没想到连自己的家族成员都开始帮助清军），偷袭厦门，掠得了郑氏集团二代人做海外贸易，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施琅赶回厦门后，不顾个人安危，奋勇同清兵作战，可惜寡不敌众，被阻挡在厦门海域。他原以为郑成功回来后，会根据他的表现，恢复他“左先锋”之职。不料，郑成功仅仅赏银二百两了事。施琅失望之极，竟剃光了自己的头发，不愿再见郑成功。
    
    不久，“曾德事件” 爆发了，曾德是郑氏旧将，后被郑成功安排在施琅麾下效力。施琅失势后，曾德见呆在他手下已无发展的机会，就利用与郑氏的旧关系，返回郑成功军营中充当亲随。施琅恨极了郑成功的赏罚不公，又听说曾德弃己投郑，顿时暴跳如雷。他命心腹将曾德秘密捉回，从速斩首，以泄私愤。郑成功闻讯，驰令勿杀。可施琅悍然不顾，促令杀之。曾德原是郑氏将领，虽然一度隶属于施琅，但无论犯法与否，也无论施琅是否已经被解除兵权，他都无权擅杀曾德。由此看来，郑成功的勃然大怒也就可以理解了，他当即拘捕施琅及其父亲、兄弟。可就在当晚，在亲信的帮助下，施琅奇迹般地逃回了大陆。郑成功获悉，怒发冲冠，立即将施琅的父亲、兄弟处斩。施琅得知噩耗，对郑成功恨之入骨，从此死心塌地地效忠清朝。三十年后，正是他，率领清军水师彻底消灭了郑氏军阀势力。
    
    郑成功少年得志，性格刚毅，遇事容易冲动，往往凭“一时之好恶”不计后果地处理问题，缺乏作为一名统帅所必需的全局观。施琅逃逸后，株杀他的父亲与兄弟，就是不智之举。郑氏家族凭海上活动起家，清军又不习海战，因此决不能把杰出的海军将领推向清方怀抱，使清廷得以建立一支足以同郑军相匹敌的水师。一个刚毅的领导与一个要强的下级组合在一起，要发挥出最佳的工作效能，关键就在于领导要有容人之短的肚量，要驾驭得当，用其所长，制其所短。施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将领，但他将“个人的扬名立万”置于民族大义之上，“士为知己者用”是他终身信奉的准则，恃才放旷是他的个性缺陷，无论在明还是在清，他都表现出“得意时踌踷满志，失意时牢骚满腹”的特点。可他从来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从来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对于这样的人，只要用才得当，就能使己方如虎添翼。在这一方面，康熙就胜过郑成功，他精通御将之法，对施琅恩威并用，终于使之练就水师，直捣台湾。施琅叛逃之后，其实郑成功尚有挽回其人的时机，只须善待施父与施弟，密信告诫施琅：若能返回厦门则既往不咎。那么即使施琅不愿归来，因为亲人在郑成功手中，他就不敢为清廷效死力。郑氏集团照样可以称霸海上。由此可见，日本浪人的冲动倾向对郑成功成就大事为害之深。
    
    可叹的是，郑成功竟没有意识到自己这种行为是“自断一臂，以肥清敌”的不智之举，他还要一错再错。
    
    1656年3月，又一支西征潮州的船队返回厦门，带回了在潮州抢到的饷银十万两、米十万石。郑成功立即召集文武官员，议处“揭阳丧师”之罪。潮州揭阳一战，由于“左前锋”苏茂轻敌冒进，导致郑军一战损失了四、五千人的败局。郑成功一再坚持，要斩杀苏茂以及援救不及时的黄梧、杜辉。由于众将领反复求情，才改判为斩杀苏茂，重罚杜、黄。
    
    郑成功从严御下，这对拯救“涣散怯懦”的明军是很有必要的，但他的个性过于刚强，往往走极端。众将领认为：苏茂虽败，但其作战勇敢，而且突围而出，理应薄责示警，让他戴罪立功。而郑成功必欲杀之，是因为苏茂私自放走施琅，让郑帅怀恨在心，所以伺机报复。一个屡立战功的人，就因为这点小疵，就让他命赴黄泉，国法何在！ www.6park.com
 监斩苏茂之后，郑成功余怒未消，他兀自决定，派黄梧和苏茂的族弟苏明戴罪求功——防守海澄要塞。海澄要塞，是郑成功在大陆建立的唯一前进基地。它“阻山临海，两城对峙，夙称天险”。郑成功动用了大量物力与人力，历时多年，才建成坚固的海澄城墙。他在城中屯积了大量的军械与粮食，使之成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地，海澄，还与金门、厦门二岛遥相呼应，势成鼎足。清军曾经多次力攻该堡，都落得个兵败如崩的下场，足见海澄之易守难攻。可如今，郑成功却让刚刚受过责罚的黄梧与深怀丧兄之痛的苏明，去镇守海澄要塞，这不是典型的用人失当么？没几天，苏黄二人果然叛变，将要塞拱手献给了清方。郑成功获悉，悔之已晚。他再也没能收回海澄。
    
    郑成功为抗清做了许多细致而又踏实的工作，可为什么常常功亏一篑呢？概因其“自我中心症”在作祟。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无不以自我观念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不符合其观念的一律排斥。由此，他“一意孤行、意气用事、驭将无方”的根源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四、1651年，浙东抗清明军战败，丢失了抗清基地——舟山，迫不得已进入郑成功的势力范围。
    
    1652年正月，郑成功同意浙东明军进驻厦门。浙东军中的文官武将，如张名振、张煌言等人，都希望与郑成功保持良好的关系，共赴国难。可是他们不经意间，却发现了郑成功企图吞并浙东明军的野心。张名振决心以诚相待，就主动去拜见郑成功，以消除双方的隔阂。
    
    刚一晤面，郑成功就优越感十足地说：“你做了几年的定西候，究竟干了哪些事？” 张名振大义凛然地说：“中兴大业。” 郑成功用轻蔑的口吻言道：“表现在哪里？” 张名振正色答道：“成功就表现在实绩上，不成功就表现在方寸间。” 郑成功大惑不解，追问道：“你所说的‘方寸’指的是什么？” 张名振说：“‘方寸’就在我后背上！”说罢，立即解开衣服。郑成功发现，他的背部正中刺有“赤心报国”四字，长径寸，深入肌肤。史载，“成功见之愕然”，他一定感到了汗颜。可他是否因此而感奋——与浙东明军精诚团结呢？ 还是没有！
    
    他正忙着与清廷议和，当然不是真心议和，而是漫天要价——力图拥有浙、闽、粤三省，拥有军队自行管理权，不赴京、驻于闽，比高丽不剃头，不受部院节制，享有地方自治权，像他这种要求，清方当然不会同意。但清方还在讨价还价，因为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拖住郑成功，防止他与所向无敌的李定国集团军联合。然后抽调全国精锐，集中优越兵力攻击李定国集团，从而扭转此刻在西南战场方面的不利战局。清廷的策略是，先消灭李定国，再一举解决郑成功。
    
    郑成功并不笨，他当然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可他臣服于南明的真实目的，不过是想借此招兵买马而已，他并不想听从南明朝廷的节制。因此，他要利用和谈的有利时机，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
    
    1654年，南明朝廷提出了东、西二路明军会师长江的战略构想。张名振、张煌言闻讯，十分高兴，他们热血沸腾，建议与郑成功组成联军，挥师长江。可郑成功对此毫无热情。张名振、张煌言只得率领浙东明军主力，乘五六百艘战船驶向长江口，发起了“三入长江”的战役。而西线，南明权臣孙可望也让大将刘文秀攻入湖南，试图顺长江而下，与张名振会师，力争夺取清廷的财赋重要来源地——江南。可惜，孙可望不久就密谋篡夺南明皇位，令刘文秀领兵南顾。恰恰此时，刘文秀北面之清军战斗力很弱——八旗精兵撤回北方休整去了，只要勉力北伐，定能摧枯拉朽。大好的进攻机会，终被孙可望白白浪费。东线翘首的张名振水师孤掌难鸣，只好请求郑成功北上支援。郑成功正处于“议和”之中，他拗不过张名振的爱国热情，只好假惺惺地派了一支“水兵五千、陆兵一万”的部队北上支援，可这支舰队尚未进入长江，其统领陈辉就借故与张名振闹翻，调头南返厦门。很显然，这可能来自于郑成功的授意。郑成功极不情愿在此时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就这样，满腹私心的孙可望、郑成功，亵渎了抗清志士苦心孤诣的宏伟构想。
    
    不久，在南线战场上，南明将军李定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清军发起浪潮般的进攻，其兵锋犀利，所向披靡。挥师东进之际，李定国先后9次致信郑成功，希望他出兵协助，东西夹击。李定国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收复广东，将西南、东南两大抗清基地融为一体，从而重整河山。他节节胜利，兵围广东重镇新会。清廷知道：新会的得失，关系到整个广东的安危。当即驰令守军拚死抵抗，然后加紧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驰援广东，但是毕竟鞭长莫及。此时，只要郑军主力抓住机会进入广东，就可以一举改变胜负的天平，抗清形势将一片光明。 www.6par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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