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美国总统大选终于来到了最后结果揭晓的时刻。
是特朗普重回白宫，还是美国迎来首位女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会不会像2020年那般重燃冲突？如此紧张对立之下，新总统如何解决“合法性”危机？而对于新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又该如何期待？
对此，观察者网邀请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历史学博士贾敏老师，谈谈他对选情的见解与研判。有意思的是，在这次见面聊天时，贾老师“打破惯例”，即兴拿起手边正在看的一本书作为引子，从当下美国人的“精神状态”、美国社会的氛围聊起，总结出了五个结构性的问题——泛政治化、教育、贸易全球化、社交媒体、黩武主义。
作为长期观察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的研究者，贾敏老师直言，2024年的美国大选令人颇感疲惫，胶着的选情，跌宕的“剧情”，高度对立的群体，过度饱满的愤怒情绪……都让人们的热情早早耗尽，选举早已进入“苟延残喘”的状态：快点给个结果吧。
但有了结果又如何？存在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无论什么结果都只能反映一个事实，即美国民主的劣化和失灵；现成的机制并不能帮助美国选出一个让大部分人接受、能形成共识的领导人。这是深层次的民主机制问题，不是靠一场选举能解决的。
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此关心美国政治、关心总统大选，但一场大选是否能真的让我们“看见”美国？美国媒体所呈现的美国大选，我们看到的美国大选，还有美国人眼中的大选，其实都不一样。同样的，我们得出的结论，能不能被我们的研究对象客观接受，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对话全文，供读者参考。
美国社会为何充满失败主义情绪？
观察者网：贾老师您好，2024年美国大选的投票日即将到来，首先想请您宏观性地聊聊对于这场大选从“开打”至今的观察体会？
贾敏：谈及2024年美国大选，我想从最近阅读的一本书谈起：这本书名为《How to Know a Person：The Art of Seeing Others Deeply and Being Deeply Seen》（直译为：怎样才能认识一个人：一种看见与被看见的艺术）。作者是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作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意见领袖大卫·布鲁克斯的最新作品。
大家脑海中本能地会跳出一行字：这会不会是一部心灵鸡汤式作品？的确，该书用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当代人士应如何去发现、洞察、理解自己和他者，以及如何进行自我疗愈。而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想把该书的主题，引申到美国大选。
在今天的美国，有很多的人并没有被同处一个社会的另一群人看见，甚至从未有机会被看见；同时另一群人也无意、甚至厌恶看见他们。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同处一个空间，同处一个国家，却彼此不愿看见，相互憎恶。
布鲁克斯认为，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当今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泛政治化的漩涡：公共事务，从教育、文化、生活、到经济、外交等，都在泛政治化。
政治原本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聚焦公共决策，关注重大国计民生，公共属性强。但今天的美国政治已成为利益集团或某些特定议题的附属品，本该有的公共属性正在褪去。
他还发现现在的美国人非常易怒，这里面既有经济问题，也有心理问题，这些易怒的人又非常热衷参加政治。这个人可能在生活中是个“loser”（失败者），对现实极其不满；越是不满，往往越喜欢参与政治，因为政治活动提供了表现与宣泄的渠道。社会中的戾气、不满，能在政治中找到很好的发泄口。他们积极参与选举政治，有些人被特朗普的MAGA所吸引，也有被身份政治的氛围所感染。换句话说，政治把美国社会中的负面情绪吸收进去了。政治本身的公共属性越来越淡，而个人属性越来越强，这就导致政治决策越来越缺乏公共意义。
因此今日的美国社会，表面上看起来是右翼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左翼运动不亦乐乎，但内核是美国社会在心理层面出了大问题。
观察者网：为什么人们变得易怒、社会上充斥着失败主义情绪？美国人的生活、心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贾敏：布鲁克斯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教育。过去五六十年，美国教育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精英教育，或者说优绩主义的全面铺开。大学里面除了教你完成一篇漂亮的、充满注释的得体文章外，其他什么都不教，既不会告诉你人生道理、生活经验，也不会教你如何跟别人交往，人们不知如何安抚他人。教育成了一个博取功名、实现阶级/社会地位跃升的有用工具。当教育培养出来的是一群没有灵魂、没有思想的精英，而这批人恰恰占据了社会的中上层，时间一久就会成为大问题。
前面提到的是“P”（Politics）——政治问题，这个是“E”（Education）——教育问题，另一个就是“T”（Trade）——贸易全球化问题，全球化与产业链外移导致经济结构变迁。这三个问题大抵构成美国困境的现状。在布鲁克斯看来，前两者的影响更深。
作者的立场也很简洁，即美国需要再次道德化，增强人与人的沟通，加强社群的力量，重视对个人的抚慰，美国需要疗伤等等……这些建议其实是非常文化保守主义路径的风格。
作者最打动我的，是他拿自己的亲身经历讲故事：他的发小因为严重的抑郁症，最终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作为畅销书作者的布鲁克斯，自诩对社会、科技、社科等话题信手拈来，侃侃而谈的建制派精英，却根本无法阻止友人走向终点。这种情况让他产生深深的挫败感，知识分子似乎可以指点江山，却无法为最亲近的人指点迷津。他开始扪心自问，你究竟能看到别人多少，你所看到的，是否就是真实的他者，或仅仅流于表面。
那么回到美国政治，我们今天如此关心美国政治，关心总统大选。但我们真的关心美国吗？我们真的能看见美国吗？我们得出的结论能不能被我们的研究对象客观接受？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观察者网：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东西，无论是你想让别人看到的或是很多表象的、肤浅的、甚至错误的，通过互联网这道工具的发酵，更加加深或固化人们的刻板印象，让人以为这就是真相，这就是我想看到的。
贾敏：互联网、社交媒体的高速发展有利有弊，关键在于个体有没有一种正向的驱动力，如果只是被动地全盘接受，形成一种类似于“被投喂”的方式，生活在一个信息茧房中，我们的情绪就被控制了。像是自我思考能力、辨别能力等等，久而久之会慢慢丧失。社交媒体将人群部落化，并不断将其固化。
最近跟一位在美国工作的华裔记者聊天，他的观察是现在记者能力在大幅下滑，一线采编能力下降，有些直接对其他媒体网站的内容稍加改造编辑就发出去了，但假如你引用的第一手原材料都是假的，你自己都信了，再传播到二线、三线会变成什么样？这种虚假信息、谣言的内循环会造成一种很糟糕的现象。当然，有经验的老媒体人的流失也是造成新闻业质量低下的病因。贝索斯最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其实也再次自证了这个困境。
观察者网：可是在美西方社会，新闻媒体被视为“第四权”，如今它是否还担得起这个名号，尤其是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冲击下？您前面提到政府对信息的操控，这一点在美国如何体现？
贾敏：美国媒体与第三方机构在过去几年中对新闻事实的核查次数与力度，前所未有得高。反过来说，虚假新闻的泛滥，也成为一个普遍现象，难以根除。再往上说，在后全球化时代每个国家政府都在严控虚假消息的传播。但悖论是，你控制得越多，大众的分辨能力似乎变得愈弱，社群比以往更容易受到假新闻的传染与蛊惑。接着前面的话题，这正是美国社会的第四个问题，社交媒体的部落化。
第五个问题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黩武主义”，在伊拉克、阿富汗、中东等问题上，美国始终摆脱不了军事干涉，背后是军工复合体的利益驱动。
观察者网：您提到美国精英和美国外交，最近在中文互联网传播度非常高的米尔斯海默和杰弗里·萨克斯的对谈中，萨克斯讲了一段很有趣的话：“印度将与美国结盟对抗中国的想法，只会出现在华盛顿某些人的梦里。因为这是华盛顿的另一种幻想，他们应该拿本护照去看看世界，了解一些东西。这些人是我在华盛顿的挂科学生，因为他们不听他们教授的话。”萨克斯的这段话，是不是也指出了美国政策层的另一个问题，即华盛顿的精英官僚、分析决策者能力滑坡？这跟您前面提到的美国外交政策的问题，是不是并列存在的？当然，这种现象可能不仅出现在美国，欧洲也是如此。
贾敏：你提到的这一点，还可以联系到前面提到的美国教育问题。试想美国的外交官，通过写几篇论文，参加几个讨论，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走上外交岗位，那一定会出大问题。因为他们习惯了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践，让这样的人去做政策制定，一定是纸上谈兵。
美国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大学里面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多只会高谈阔论各类理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现实主义、集权主义，你让这样的人去写政策文件，当现实跟想象不相符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削足适履，通过扭曲现实以符合理论的权威。
美国是一个具有深层价值观的国家，如果跟现实不符，那就按照我的价值认知去写，正如我们当下能在现实中看到一些美国政客、官僚或智库所说的话“中国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不管它的市场有多大，它无法改变自己”……类似这些理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当他遇到问题时，不是去解决问题，而只会说这有问题，根本问题就是出在美国培养了一大批外交精英，但他们缺乏研究现实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最大的现状。至于怎么会培养出这样的精英，那就要回到前面说的优绩主义。
政治劣化，华盛顿的空气已经变了
观察者网：如果从您的观点延伸开来，就是现在很多人会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政治和政客在逐步劣化，或者说让人有种“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
贾敏：“劣化”这个形容很好。过去我们看到的老一代政客，像尼克松、约翰逊、老布什等等，要么是谦谦君子，要么极富政治手腕，鲜明个性是他们身上共有的标识符号。
但今天的很多美国政客都是在媒体这摊浑水里成长的，塑料感很强，表演欲很旺，但手段大多不高明，立法与治理的能力大不如往。当然，特朗普算是一个例外，有个人识别度。
观察者网：这就像之前我们在讨论哈里斯和万斯身上的标签一样，身份政治标签看似很好用，某种标签代表了某一个群体，但问题是这些人是否认可，他们会因为你长着一样肤色而投票给你吗？并不一定。
贾敏：政客也需要成长，他们也在适应华盛顿的政治氛围。要知道政治是个绞肉机，你一旦投身其中，就不得不这么做。
比如说万斯，你去看他的出身和上升渠道，从一个所谓的“乡下人”到海军陆战队服役，再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后到耶鲁法学院求学，摆脱原有阶层，接连成为畅销书作家和硅谷风险投资人。随后开始试水进入政坛，年纪轻轻就选上参议员。而到了今年，曾经的乡下小伙已经一跃成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在巨大的身份变化下，他必须去适应，就好比他过去公开呛声特朗普，那现在他投靠、成为特朗普的副手，他就得为特朗普背书，为特朗普承担一切。
面对质疑，他的回应也很直白，当初是我认知不足、学习不够，现在得重新改正，就这么回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能屈能伸”、身段柔软（脸皮厚）到这种程度，方可为政客。
相比较，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反而似乎成了“旧时代”的政客路径，有基层或者说“草根”经历，当过议员，做过州长。有经历，但没有话题度。
总的来看，笼罩在华盛顿上空的政治氛围，精英政治家的培养模式，显然已经发生转移。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政治氛围在转变，而在这种政治氛围和培养模式下出来的行政官僚或政客，在处理现实事务时，会将这些氛围和底色也带入其中，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此前，有欧美学者曾批评现在的欧美外交人员，与冷战时代相比，素质大大降低，相互达成的默契轻易泄露给媒体，互信程度直线下降。当然，一个可能的客观因素是，在互联网时代，很多政治活动的转圜空间在缩小，曾经的秘密谈判或二轨外交，可能被贴上所谓的“卖国”标签，政治事务必须更加小心翼翼，您怎么看这些因素叠加之下的转变？
贾敏：以外交事务为例，外交曾经是特权阶级的专属，例如在18、19世纪的欧洲，贵族处理外交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代表王权处理这些事务，是一个非专业化群体。到了19世纪末以后，外交官群体逐渐职业化。
到了今天，西方国家的外交系统转向多元化，比如美国的外交官也强调身份政治。美国的外交政策，本质上就是其国内政治紊乱多元的反映，如政治极化、立法僵局、“黑命贵”等都会投射到外交事务。
这场大选在7月就已经“死”了
观察者网：回到本次美国大选的话题。2024年总统大选投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不知道“最后的惊奇”是否会发生，但3个月前已经上演“七月惊奇”，两党候选人的民调始终不相上下，到目前恐怕主流媒体或政论分析人士也难言谁的赢面更大。作为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学者，您怎么看这个胶着的局势？想试着做些预测吗？
贾敏：说实话，今年的美国大选真的是一个令人感到疲惫的话题。其实从2022年中期选举过后，美国已经进入大选状态了。初始是讨论特朗普有没有资格参选，接着是特朗普会不会赢得党内初选，现在的问题是他有没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我们从来没有摆脱过特朗普的“阴影”，所以我一直称之为“后特朗普时代”。
今年六七月间发生的一连串“惊险”事件，对于很多长期观察美国政治的人来说，可谓是提前耗尽了一整年的热情。从拜登奉献了一场灾难般的辩论后，民主党内掀起“倒拜”风潮，到特朗普神奇般地躲过子弹，将气氛烘到高点；随后拜登突然宣布退选，副总统哈里斯匆忙接棒参选……这些政治剧情的跌宕起伏，令人感慨。我想一个真正长期观察美国的专业人士，如果不感到疲惫、不愿谈及自己的观察焦虑，恐怕是不够坦承的。
今天你让我谈谁能当选，我想说其实谁上台都一样。我进入大学后观察的第一场美国大选是小布什和戈尔对决，到现在二十多年，这期间观察每一届大选，从来没有一场美国总统大选像今年这样僵持。不论是党内竞选、电视辩论还是各种竞选广告，根本没法撼动双方选民的基本态度。双方的支持者基本是固定的，甚至是僵化的。
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这些基本问题中去。美国社会的极化、固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通过大选根本无法改变。现在双方能拼的就是基本盘能不能超水平发挥，在摇摆州能不能出更多的票。
预测谁能当选，说实话真的很难。从年初到现在，我的判断也在不断摇摆；年初认为拜登能赢，到六七月间的事件和气氛，觉得民主党要溃败；哈里斯上来后又拉抬一波选情，但恐怕只是反映了基本盘归位；此后双方都有得分点和失分点，民调支持率一直是相互拉扯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今年大选结果无论怎样，都只能反映一个事实，即美国民主的劣化和失灵。这是关键所在。民主机制并不能帮助美国选出一个让大部分人能接受的总统，或者说美国现成的机制是不可能产生一个让多数人接受，能形成共识的领导人。这是个深层次的民主机制问题，不是仅凭一场选举就能够解决的。
观察者网：这个角度来讲，特朗普和哈里斯不管谁上台，似乎都缺乏充分的执政合法性？
贾敏：假如从民主的角度来说，多数者赢，但今天看你怎么去定义“多数”？是注册选民，还是非注册选民？是合法选民，还是非法移民？因为现在美国国内就投票选民这个事，都存在巨大争议。所以怎么定义“民主胜利”？即使哈里斯赢得多数人的选票，特朗普的支持者恐怕还会说我们的总统是特朗普，选票一定是被民主党偷掉了；反之亦然，如果特朗普上台，民主党方面也会通过各种方式质疑他“德不配位”。这就是现在对立、固化的美国社会。我们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很难去解释这种状况。这也是我前面说的，一场令人感到特别疲惫的选举。
观察者网：双方在内政问题上如此对立，那在外交政策上呢？我们暂且不说其对华政策、印太战略这些宏观框架，仅就眼下这两场战争，美国政府层面是怎么评估的？两党的立场和假如上台后的决策会如何？
贾敏：美国自始至终没有向俄乌战场派出军队，摆出一副我没有实际参战的态度，但又一直在火上浇油，让战争延续。中东冲突，从去年10月7日至今，美国有很多次机会对以哈双方施压，但没有结果。布林肯穿梭外交十余次，停火协议谈得拖泥带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战争非但没有停止，反而不断扩大。
那大家就要问了：你的政治领导力体现在哪里？你到底是纵容还是鼓励？美国的回答永远是模棱两可。这种从希望到失望的不断循环往复，加剧了疲惫感。相信这也困扰着你们媒体行业。其实现在全世界的内心活动是：快点选出来吧，无论是谁，给个结果。
观察者网：大家的疲惫感应该是面对反复无常的政治、底线越来越低的政客，对政治算计、未知战争的无奈、失望，可能有时候对普通人来说，为什么你们明明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没人愿意做这个抉择？
贾敏： 一方面，一场马拉松式的白热化竞争造成心理上的疲惫感，另一方面双方阵营都在对大众进行恐吓式洗脑——“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马斯克在特朗普的选举集会上向选民喊话，你不投票的话，以后美国可能就没有大选了；民主党也说，如果特朗普上台，你想再经历恐怖的4年吗？双方都在用恫吓的方式动员、催票。这就是马基雅维利曾经说过的，君主要统治民众，靠的从来不是激励，而是不停地恐吓。
普通美国人其实并没有那么关心政治，他们关心的是经济民生，生活能不能改善，明天是不是更开心一点，社会能不能少一点愤怒；因为最终人们发现越关心政治，自己越不开心、越愤怒、越有失去感，所以有一些人可能会厌恶政治，选择远离，既然选举结果不能反映我的真实想法，那我就干脆不参与了。当然，很多时候你不去参与，可能情况更糟糕，相当于把自己的主动权交给了别人，这种两难令人痛苦。
新总统上台，会有所改变吗？
观察者网：等到11月初大选结果出来后，无论谁上台，在极化更加剧的情况下，还会复制2020年大选结束后的情况吗？另外，如果特朗普上台，他会如此前所言，迅速结束战争吗？
贾敏： 先说一个积极因素，就是如果特朗普宣布他不会参加2028年大选。也许他本人也会对选举的事情有点厌倦，当然这只是揣测。
随着美国社会的代际更替，这一代所谓的“红脖子”或民粹主义者，他们的年龄在增加，群体内部会发生改变，整个美国社会阶层会发生变化。现在被称为“Z时代”的社会活动参与度在上升，他们对社会竞争、政治参与形式的观感会发生变化，美国政治中的代际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觉得美国政治的极化暂时不会解决，想要根本解决，需要另一个新的契机。但至于这个契机会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出现，老实说我现在也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至于第二个问题，前提是特朗普要当选，同时得到竞争者的认可。如果他真的当选，那么把俄乌冲突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大概率事件；他曾豪言当选之后，一天内至少要停火，按照过往经验来看，他是真的会这么做的，而且极有可能做到，就像当年他处理阿富汗问题一样。但这种解决只是表面化的，深层矛盾、结构性问题没法迅速解决，如果在他任内四年解决不了，那未来还会爆发新的冲突。
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一点，在民粹化时代，特朗普具备这种号召力。所以，领导人改变世界，这从唯物的观点来讲有点夸张，特朗普上台也许会让俄乌战争得到暂时性解决，但结构性的问题，在大国地缘竞争的背景下，他是无力更改的。
就像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在关心，美国大选结果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不同的人上台会有不同的策略，这些具体策略会在短期内对局面造成影响，但更重要的一点是要去关注决策的底层逻辑。
观察者网：既然根本性的问题没法解决，现在也没有看到解决的契机，那么在技术层面，能否做出改进？
贾敏：本来民主机制的目的是希望选出好的政府管理层，让公共治理变得更好，但为什么最终没有出现？因为机制本身有问题，既然如此怎么能寄望于这个机制去选出一个好的治国团队呢？
就技术层面来说，比如竞选耗时过长，可以说每四年一个大选周期，其实是三年执政一年选举，双方将大量精力、人力、财力投入选举中，而选举期间的国内政策、外交政策都非常不稳定。
再比如投票方式，今后有没有可能采用在线电子投票等方式，而不是必须前往投票所投票。美国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不能做些探索和改变？这方面美国人其实是比较顽固保守的，一方面很现代，另一方面又保持一些传统在里面，但有时候付出的代价会不会过大？
总之，一场令人疲惫的美国大选究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哪些问题？今日的大选本来就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我的问题是这场大选真的被所有人都看到了吗？就像我所说的，你是不是真的被别人看到，还是不愿意被看到？你让别人看到的只是一个光鲜的外表，你的内核是不愿意被别人看到的？什么时候才愿意被别人看到？美国大选也是如此，政治泛化、精英教育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美国社会真实存在的。
我在开头提到的这本书的作者布鲁克斯，他的方案是重新唤起社会的道德感，但我觉得这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方法。当然，我也没法给出一个非常好的解决方案。这个问题需要美国社会的自我调节，可能是代际调节，可能是社会阶层调节，可能需要年轻一代处理好个体与国家的关系，等等。
观察者网：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是，以近几次大选来说，早前媒体会花费较大精力去关注双方的内政外交政策，尤其是内政；到2020年选举本质上是“反对特朗普”，再到今年就是互扔泥巴，哈里斯一度想打经济政策牌，但草草了之；媒体找不到政策焦点，而且这些政策也切不中民众的关注点。
贾敏： 我一直有个看法，2024年美国大选早在7月份就已经死掉了，7月的几次转折性事件耗尽了大家的热情，枪击案、拜登退选，现在只不过是苟延残喘的状态。大家都在等一个结果而已。
我长期观察美国政治，但鲜有这样的感触：快点结束吧。因为选完了不会有任何变化，极化问题、立场问题还是摆在那儿。
美国有暴力传统，但缺乏革命传统
观察者网：关于美国社会的对立、撕裂现象，不久前看到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张泰苏提出一个看法，即美国社会的真正撕裂在于精英阶层和中下层民众之间的撕裂……美国的大量冲突不在华盛顿的政治中，而是分散在企业和工会之间、学校与知识分子内部、移民与本地人之间、以及形形色色的身份政治等等，但这些冲突又没有一个足以致命。……同时也在消耗着民众的注意力，导致阶层的撕裂反而无法成为统合全国的核心政治冲突点。再加上美国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民众并没有感受到真正的痛苦，因此难以掀起一股根本性的反革命力量。用这种观点来解释当下美国焦躁不安但又引而不发的社会氛围，您怎么看？
贾敏：这是个蛮有意思的话题。最近国内引进出版了一本书叫《美国暴力史》，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者霍夫施塔特，他还写过《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症》等作品。这本书是他晚年的作品。作者以为，暴力可以被视为美国社会的底色。
美国这个国家疆域广阔，表面上看起来很普通 ，但美国社会内部的暴力是连续不断的。暴力有很多种，霍夫施塔特所说的暴力主要指非反叛的革命；比如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革命的国家，历史上发生了很多颠覆式的革命；但美国不是一个革命性的国家，它排斥颠覆性的革命，但暴力无所不在。
霍夫施塔特指出美国政治是偏执的、美国社会充满暴力，这背后存在深刻的社会机制，包括种族主义、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等。霍夫施塔特的深刻洞见是，随着1960年代美国社会两极化趋势的加深，美国社会生活的暴力化倾向将会愈发明显。如果我们延续作者的观点，今天暴力的形式已经不再只是枪和子弹，可能还有新的网络攻击、媒体谣言，虚假新闻等。这类形式不是系统性的，而是散见于各地的。
但是，这又是我们在观察美国社会时，非常反直觉的现象；按中国的历史经验，如果社会上充斥着如此奇葩的情况、如此大的戾气，恐怕早已出现全国性叛乱。举个例子，美国枪击案刚开始出现时，中国媒体是放在头版头条来报道的，像前些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我们会做连篇累牍的报道。而今天美国爆发枪击案，还有多少中国媒体在跟进报道？非常少。但这并不代表枪击案、枪支泛滥问题就不存在了，而是大众习惯了，媒体找不到新闻热点、不值得报道，所以媒体先屈服，公众也跟着屈服了。
再比如，不久前发生美国退伍士兵在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门前自焚的悲剧，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美国主流媒体根本不予关注。他们认为这是社会性事件，但在中国人看来是个大事件，因为双方的议题设置不一样。
美国充斥着暴力，这一点没有被系统地揭示出来。而今天我们说美国政治失序、民主失序，是因为全球都在关注美国大选，因此这些弱点被暴露出来了。这就是无奈的现实，人们关注了，它就存在，不关注就不存在。
所以，这场大选是否能真的让你看见美国，这是我们要深思的。美国媒体所呈现的美国大选，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大选，还有美国人眼中的大选，其呈现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作为外部观察者，想要真正看见美国大选，既要看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也要看中国媒体的观察，甚至还要听一些在美国的亲历者所关注的东西，总之通过不同的渠道去倾听、亲历，才能真正看见美国大选。
观察者网：记得2020年美国大选前，我们在六七月份做了一次交流，当时您非常明确地提出一个观点，即美国需要一场自我颠覆性的内战；如果说彼时“内战”一词还略显新鲜，到现在这个词已到处可见，但我想这个话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的，所谓的“自我颠覆性”到底指哪些方面？如果像上文所说美国内部矛盾一直引而不发，那么靠它的内在机制进行自我改革，可能吗？
贾敏：其实在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之后，很多民主党人直接说这是一场“叛乱”（rebel），很多共和党人则称之为“内战”（civil war），这其实符合霍夫施塔特所说的美国很少发生革命战争（revolution war），但我个人认为1月6日国会山事件是一场叛乱。
内战是比较直率的说法。全世界的战争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对外战争，另一种是内战。西方历史上，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内战、俄国十月革命，最后也都走向内战的形式。内战看似是战争的形式，其实是国内政治破裂的延续。内战不是简单的暴力行为，而是政治的失败。
四年前我为什么说美国需要自我颠覆的内战，是因为没法通过政治机制解决，既然选举选不出一个所谓的合法性政府，那就只有通过暴力方式来强行推出一个结果。2020年特朗普没法接受这个结果，于是选择号召支持者“革命”的方式，但他失败了，最终遭到镇压。今天他可能还想重拾旧梦，但“反革命”阵营已经严阵以待做好准备，不可能让你得逞。
因此，今天你要说美国内战，其实双方都做好准备了，可能性不大，内在根源还在，政治分裂也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2016年之后，美国的自我颠覆性内战、政治分裂一直都没有结束过。
执政合法性问题，怎么解决？
观察者网：换言之，这是否意味着今年大选结束后，美国新总统还是会面临“合法性”问题？因为双方阵营过于对立，无论谁当选，总有那么多人不会真正承认对方是自己的总统，新总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贾敏：今年早先时候推出了一个所谓合法选民的提案，但拜登把它给否掉了，可见双方在身份认同上存在巨大差距。美国当下的这种选举机制、民主制度确实面临很大问题，到了必须自我改革的地步。但是，要想真正推动又非常困难。
举例来说，拜登在退选后声称要改革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限，取消终身制等等。其实就是试图对保守派占据多数的最高法院进行改革，但改革必须通过国会参众两院的认可，然而现在的两院是不可能在这点上达成共识的。事实上，过去两党都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但没有基础去推动，就像哈里斯的选举承诺是要减税，给富人增税，国会就不会同意。
这本质上是美国立法机制的问题，就选举来说，比如要解决选民资格等，这还是相对容易一些，但关键是立法机构不合作。立法背后是民情民意，民情民意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巨大分裂，两派人永远达不成共识。而这些人现在都还在位，“红脖子”大概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批人，他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固化，除非代际消融，否则冲突还会延续下去。
美国历史上解决核心问题的方式就是战争，要么是内战，比如南北战争，要么是对外战争，所以想通过国内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真的很难。谈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就是中美竞争，中国要避免成为美国内部冲突的牺牲品。过去我也这么说过，到今天来看，还是能站稳脚跟的。我们要尽量避免成为美国两党矛头一致对外的最大公约数，避免发生中美直接冲突。
观察者网：不过，现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冲突不可避免？
贾敏：一种是程度深一点，另一种是程度浅一点，总比完全破裂要好。
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应该关注一些积极因素。近年来，美国社会涌现出新技术创新潮流，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疫情之后，美国国内的新经济需求、消费需求，包括拜登和特朗普的刺激政策确实创造一波经济红利。
我们应该客观承认这些新的因素，但也要关注其后续走向。比如这一轮的AI浪潮中，其实并没有让美国社会进入到矛盾缓解的阶段，而是造就了新的技术寡头，或者说出现了新的垄断阶层。以马斯克为例，他曾经是美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群体中的一员，但现在你会发现美国其他汽车品牌都没那么积极了，只有马斯克一家在做，因为造不过。马斯克又造汽车又搞火箭，还买下了社交媒体平台推特，他成了新的寡头。
原本外界以为他要把自己打造成精英分子，跟民主党混在一起，但现在发现他转向了，他要走寡头路线，跟特朗普走到一起。为什么？因为他的企业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也就是新的政商合流模式。以往美国商界都是两头下注，比如华尔街，特朗普来找我，我给你面子，拜登来，我也给你面子，但今天它们非常倾向于特朗普当选。马斯克更是毫不遮掩这一想法。
换言之，现在美国的商界、企业界比以往更加顺从某一种政治趋势，与其缩手缩脚被两边拿捏，不如直接下场站边。而且从事实来看，假如用所谓的中美“新冷战”来形容过去几年，要说谁占了最多的红利，可能非马斯克莫属。所以，他今年力挺特朗普是有一定道理的，一是为他的企业要政策，二是为富人阶层代言，要减税；三是他也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中间人，虽然美国整体上是跟中国竞争，但也需要一些沟通渠道。
观察者网：可见，绕了一圈还是回到这些最基本的结构性问题上来。那么，这些问题到底有解吗？
贾敏：可能我还是会重复前面的观点，作为一个长期观察美国和美国政治的人，我有一种疲惫感。如果要总结原因的话，就是民主的劣化，令人无奈。
原本人们认为选举可以改变美国的执政治理能力，但事实上并没有问题，反而在恶化。因为它的选民是固化的，不管候选人好坏对错，新闻真假都不重要，我的立场就是如此。特朗普支持者如此，民主党阵营也是如此，比如跟拜登相比，哈里斯的政治经历实在乏善可陈，但为什么她的支持率还是这么高？看似很难解释。但其实民众选得不是这个演员，而是党派；只要你是民主党人，谁都可以。
观察者网：这种固化，本质上是不是意味着隐藏在选举背后的那一套架构或者说所谓的“深层政府”其实非常稳固，也决定了自我改革的难度极其艰巨？
贾敏： 美国的各类复合体，什么军工复合体、媒体复合体等，它们的基本框架是稳定的，并没有因为台上的某个人而发生巨大摇摆，所以它们能迅速集合到自己的代言人背后。从政治上来讲，美国的深层秩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美国社会表层的东西在激烈对撞。回到我刚才的观点，这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选举？它究竟想被你看到什么？而你能看到哪个深度？换言之，深层利益集团希望谁能上，但最终谁上台都不会对这些利益集团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观察者网：从这个角度来说，总统实质性的权力似乎在缩小，立法权在变大，此外依靠稳定的行政官僚机制就可以保持执政运转？
贾敏：美国国会跟总统之间是相互制衡的，美国总统权力的高峰是在二战时期；在水门事件之后，国会意识到要大力限制总统的授权，但在现代社会行政权有天然的倾向要去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会在立法和行政之间产生较大的张力。这其实是个老问题了，好的一面是相互监督，坏的一面则是影响效率。
世界“左右”摇摆，把握社会情绪很重要
观察者网：另一个比较宏观性的问题是，现在我们似乎很难用某一种标签，比如左翼、右翼去形容一个政党或政客，也很难说你是建制派还是非建制派，无论是通过美国选举还是欧洲选举，都发现这些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在某一个党派或某一个政客身上，不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是搅和在一起的。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观察，您怎么看这些变化？
贾敏：确实，我们现在大多只能根据具体的政策立场，来判断对方是激进的还是非激进的，左和右的色彩反而是逐渐淡化了。一般而言，“左”被认为是偏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右”则是反革命的，保持社会稳定，但现在来看，其实左右两翼都不希望社会革命，像桑德斯这样的人在以往来讲算是温和保守派，现在已经成为激进派。
整体上，西方社会这几年在往右倾斜，在此背景下，简单地用左和右来区分就有点牵强了，人们更多地会从具体政策议题来做区分。
另外，我们也不能忽视战争带来的影响。比如乌克兰危机不断加剧、俄乌战争爆发，德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安全问题，促使其社会氛围往右转。再比如，一战以后，德国右转，苏俄往左，都有外部的推动力，但今天全世界有哪个地方在向左转？没有。整体是偏右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革命、进步平等这些东西消失了，只是说在这个阶段，人们更多地追求个人财富、个体发展，很少去关注平等这些东西。如果哪天整个社会的巨大差异感彻底暴露出来，被绝大部分人看到并体会到，那么天平又会开始向另一边倾斜。
观察者网：最后，我们用霍夫施塔特来结尾吧。之前您在一个访谈中讨论了美国社会由来已久的传统或者说底色——平民主义与进步主义，而这正是霍夫施塔特在其《改革年代》一书中阐释的主题，您觉得现今像这些可以被认为美国“民族性”的东西会重新焕发作用从而纠正社会中的一些问题吗？还是说这些东西是历史的尘埃，美国需要更多新鲜的、外来的东西来改变？除了平民主义、反智主义等词汇，如果要抓住美国社会当下的特征或思潮，您觉得有哪几个关键词？
贾敏：首先，如今的美国无论是多元文化也好还是身份政治也罢，都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困境，要破局很难。但美国为什么能够长期发展下去，因为美国社会既躁动不安，又充满活力。活力来自于相对平稳的出生率、源源不断的移民和持续涌现的新技术；特别是新冠疫情后，美国经济呈现出上升势头，依然能吸引全世界高素质人才，这些基础性因素很重要。
因此，美国社会混乱、躁动，但与之相伴的有利因素也从未消亡。如果哪一天它的创新力量、探索欲望，对财富、权力的无限追求以及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等等消失了，那就不是美国了。所以某种程度上，躁动不安（Restless）是一个中性词，看似无序，但也是创造和进步的必经过程。
至于平民主义和进步主义的传统，在美国社会中呈现出周期性的特点，当面临巨大的社会不公时，这些反思思潮就会出现。另外，还不能忽略了美国发展进程中的移民因素，尽管非法移民在美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但正是有移民作为新鲜血液的涌入，美国的竞争力才得以维系。往上追溯，很多美国人都是移民，第一代移民要生存，第二代想扎根，第三代要追求梦想，第四代可能还要做其他事情……正是这种不停迸发出来的欲望或者动力，让美国社会充满活力，也充斥着躁动不安。
美国社会主流仍然是开放性的、吸纳性的，我们在批评美国社会中的阶层固化、寡头垄断时，也不要忽视了它对外来群体的接纳程度。
观察者网：大选结果马上就要揭晓，大家的疲惫也有望告一段落，最后再为这轮大选观察做个总结？
贾敏： 对于我们大部分中国人而言，美国大选是所谓的“吃瓜”首选。但我觉得美国每四年一次的折腾，也是我们得以和美国民众、特别是普通民众交流交往的一个比较好的话题。
通过大选这个话题，切入普通美国人的内心世界，去理解和感受普通人的失望与希望，读懂他们自信表面下的焦虑和某种期待，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加深相互理解的过程。
以我自己的对美交往和感受来讲，这种尝试和接触是有益的，也是会有较大收获的。
通过观察大选，我们要尽可能去把握当今美国社会的某种情绪，但记住，我们不能被这种情绪所裹挟，所反向绑架。中国人不应该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极化政治的站队者、鼓噪者，而是应该在有所理论和经验的准备下，去看清楚一个发达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困境，把这种思考与反思，移植到我们自身的社会建设之中。因为看清别人的终极目标，也能够有助于看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