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一条规定将事实上禁止所有中国汽车品牌在美国销售。拜登政府以“对国家安全构成迫在眉睫的危险”为由，在没有提供证据或考虑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宣布，只有将中国车企彻底排除出美国市场才能确保美国人的安全。
这一最新动作表明，面对中国对美国权力和繁荣所构成的挑战，陷入恐慌的美国政治精英正倾向于全面切断美国与中国先进行业的联系。这种做法不仅会让我们越来越接近形成大国阵营对抗的局面，还有可能严重损害美国公司长远的全球竞争力。
在这个议题以及许多涉及中国的议题上，美国领导人发现了国内实际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改变法律、监管甚至执政理念来加以应对。但是，美国没有选择通过采取一种谨慎、务实的回应，将来自中国的竞争转化成增强美国企业实力、振兴全球经济和加快全球气候转型的力量；美国选择的排他式回应，只会令全世界陷入各方皆输的零和竞争。
这次提到的规则名为《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与服务供应链的安全：联网汽车（15 CFR Part 791）》，由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出，该机构同样负责执行拜登政府对中国发起的先进半导体禁令。这份规则建立在特朗普2019年发布的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行政命令基础上，授权行政部门在美国禁止任何与“外国对手”有关的通信技术。在这个案例中，正如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采取的大多数措施一样，拜登政府选择维持，甚至进一步扩大已有的禁令。
工业与安全局的规定将禁止由中国设计或生产的硬件和软件出现在汽车的外联系统中。这件事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2030年之前，全球销售市场上95%的汽车将实现联网，而2020年这一比例仅有50%。每一家造车企业，无论其总部设在哪里，都在朝一种高度依赖联网汽车软件销售、发掘并运用这些汽车所提供的消费者数据的盈利模式转型。朝电动汽车的转型强化了这一趋势，因为97%的电动汽车都是联网的。
中国车企在这两方面的发展中都走在前列。今年8月，电动与混合动力汽车占中国国内汽车销量的54%，而在美国这个占比仅为19%。在数字化表现方面，中国公司也正在超过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传统车企。真正算得上中国车企竞争对手的只有特斯拉、睿维安等美国初创公司。美国商务部的这项规定击中了中国企业吸引消费者的核心卖点。
此外，这项规定也可能关上了中国企业进入美国汽车市场的最后一个窗口。2023年，中国对美国电动汽车出口仅占总量的2%。今年5月，拜登政府宣布，将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征收的关税从27.5%提高到100%，相当于对中国本土生产商关上了美国市场的大门。但这个决定也为中企通过在第三国甚至美国本土建厂来向美国市场销售产品提供了可能。墨西哥拥有完善的汽车工业、较低的工资水平以及通过《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前身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实现的与美国的自由贸易，这对中企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而工业与安全局这次的规定又排除了中企在墨西哥建厂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理由捍卫这一规定。正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所说：“如今的汽车拥有摄像头、麦克风、全球定位系统（GPS）跟踪以及其它与互联网连接的技术。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就能意识到，有能力获取这些信息的外国对手将如何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公民隐私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中国曾经强迫汽车公司通过这些技术来收集情报，或是利用汽车上的硬件来秘密植入漏洞。美国政府也没有考虑过，自身那几乎形同虚设的数据隐私保护措施是否导致获取这种信息变得更加容易；对汽车联网系统的薄弱监管措施是否意味着，无论哪个外国对手都可以轻易地非法侵入美国汽车的外联系统。
这项规定也没有考虑过，中国政府对于培养全球领先的汽车品牌的浓厚兴趣意味着，他们可能会阻止那些将对车企的全球形象造成灾难性影响的行为。拜登政府仅仅提到，中国的法律名义上没有禁止这些行为，只要稍加想象，我们就能列举出各种可怕的场景。
这反映了美国决策者近年来剧烈的思维转变。过去，他们十分愿意容忍国际联系与相互依赖过程中的风险；如今，他们看上去绝对无法容忍任何可以被想象出来的风险，尤其当这些虚构的风险可能涉及来自中国的“恶意”时。这种转变不仅导致美国领导人低估了其它类型的风险，也忽视了可能更加严重的威胁：大规模的大国冲突。
毕竟，在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安全”理由来禁止中国汽车清楚地表明，华盛顿已经将中国视作敌人。事实上，在2021年特朗普任期的最后一天，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加入美国的“外国对手”名单上，目的就是为了对中国的通讯技术发布禁令。拜登政府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撤销这一决定。
中国的观察家们清楚地领会到这一讯息。正如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评价：“把正常经济活动塞进‘国家安全’这个筐，是美政客近年来抹黑打压中国的一贯做法，也是他们在民众中制造反华共识的套路，目的是为接下来更极端的对华政策做舆论铺垫。”
每一份新发布的限制措施都会加深中方的失望，进一步分裂全球经济，并加剧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崩溃的零和竞争压力。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仅是可能诱发全球范围的冲突，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将中国公司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同样排除了任何可以恢复市场准入的途径。显然，拜登政府从未考虑过制定中国公司原则上可以满足的保障措施，以解决对黑客攻击和数据安全的现实担忧。这意味着美国车企将永远不必面对技术更先进的中国竞争对手的挑战，这可能损害美国汽车工业自身长远的竞争力。
数十年来拒绝投资电动汽车生产的美国车企现在表示，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实现转型。这些公司曾斥资数亿美元阻挠美国政府推动的电动汽车转型，同样是这些公司现在却抱怨，中国为发展这一新兴产业的努力是“不公平”的，他们自己却满意地接受了美国政府提供的类似补贴与优惠。同样是这些在数字创新领域落后的美国公司发现，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迫使他们支持将中企赶出美国市场。
显然存在更好的办法去应对来自中国竞争的挑战，包括研究中国在20世纪末面临的，比今天美国更艰难的竞争环境时所采取的回应。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面对来自富裕国家的大型企业的压力，他们往往主导了所在行业，几乎没有给中国企业留下任何机会。但当时的中国没有拒绝外资企业，而是欢迎他们进入中国市场，以获取先进技术与实用知识，并对中国企业施加竞争压力。当然，在全面放开国内市场前，中国会利用贸易管控、产业政策和国家组织的市场竞争等手段，调节外国企业压倒性的竞争力，帮助本国企业迎头赶上。
美国车企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自己的竞争力落后负责。然而，汽车制造行业对美国经济中的就业与创新至关重要，不能沦为牺牲品。可是，以绝对手段排除来自中国企业的竞争，几乎必然会导致美国公司的进一步落后，以及在全球汽车生产环节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对中国产品出现在美国社会中的恐惧不仅会把我们卷入国际冲突，同时也在破坏美国实力的核心来源。